張文木

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張騫病逝于長安，歸葬漢中故里

公元前119年漢朝軍隊與匈奴漠北之戰(zhàn)后，匈奴向西北退卻，盤據阿爾泰山以南與漢廷抗衡，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匈奴以西受匈奴擠壓和控制的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族國，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公元前104年，又派李廣利出征并擊敗大宛，匈奴“右臂”被斷。此后，東漢和隨后的曹魏繼續(xù)漢武帝時期的反擊政策，匈奴南下不得，被迫向西進行大規(guī)模遷徙。司馬遷對漢武帝的反擊匈奴的決策頗有微詞，認為他不夠慎重，因而“建功不深”。他說：

世俗之言匈奴者?；计溽枰粫r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

這意思是說：俗人談匈奴之事，其弊在為取寵一時，因而極力諂媚奉承，進上虛言，以突出其片面意見。這些人全然不考慮敵我利害；將帥們也倚仗中原國土廣大，士氣昂揚，君主依此決策并因此“建功不深”。

現在回頭看，司馬遷的評論反映的是局部真理，這是他的知識不能超越的歷史局限性。如果把漢武帝的反擊匈奴的決策放到當時世界歷史的大格局中，就會認為與秦始皇一樣，漢武帝也是一位逆天時而強勢開辟歷史進程的偉大君主。如果沒有漢武帝的果斷反擊并迫使匈奴西遷，那此后歐洲日益破碎的版圖可能就會先在中國出現。

據《漢書》記載，匈奴被打敗后，“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于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就這樣，在西遁于烏孫的匈奴人的沖擊下，西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出現了：匈奴沖擊烏孫，烏孫沖擊大月氏，繼而大月氏人沖擊塞人和大夏。在北方，擊敗烏孫人的匈奴人，繼續(xù)西進沖入位于今哈薩克斯坦東南部的康居，公元4世紀末，又擊敗位于今南俄頓河以東的奄蔡（又名阿蘭）。就這樣從公元前2世紀初始，一支被漢武帝擊潰了的敗旅向西層層推移所產生的“蝴蝶效應”至公元5世紀時竟釋放出足以沖毀整個羅馬帝國的巨大能量：在因天寒無法北退、南下無望，而西進又日趨溫暖的歷史條件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只能由東向西洪水般地壓去，遠距離的行軍使各氏族組織日益軍事化并一路將原住民用暴力打散，形成鋪天蓋地的力量向羅馬世界壓去。

我們由竺可楨先生提供的“10 000年來挪威雪線高度與5000年來中國溫度變遷圖”可以進一步看出，公元1世紀后歐洲氣溫在上升，而中國氣候在大幅跌落。公元1世紀初至公元270年間，中國“氣候寒冷，且波動中逐漸趨冷，平均氣溫較今大致低0.5℃”。此時正值中國西漢末經東漢、三國至西晉初年間。漢武帝大規(guī)模的反擊匈奴政策將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力量反推向天氣日暖、生存壓力正在逐漸緩解的歐洲大平原，這大大緩解了后來西漢和東漢末期的社會危機?？梢约僭O，如果沒有漢武帝起始的積極、堅決和長時不懈地大規(guī)模反擊匈奴的政策，若再考慮到羅馬的力量也正在向東方迅速擴張的壓力，那后來在歐洲出現的大規(guī)模的“蠻族入侵”，可能就會發(fā)生在同期的中國，同樣被“蠻族”沖散的歐洲版圖可能也會發(fā)生在同期中國。漢武帝在天時不利的寒冷時期傾其全部資源抵住了匈奴南犯的壓力，這不僅再造了中國的歷史，也同時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并扭轉了世界歷史的方向，其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h J.Teggart）在《羅馬與中國——歷史事件的關系研究》一書中分析了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歷史事件后，認為：

在上述期間里，每一次歐洲的蠻族起義都發(fā)生在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或是中國的“西域”戰(zhàn)爭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qū)里發(fā)生的事件有著十分精確的共同之處：緊接在羅馬東部戰(zhàn)爭之后，無一例外地在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地區(qū)就有暴亂發(fā)生，而天山東部的戰(zhàn)爭也總是無一例外地引起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之間的多瑙河流域的騷亂。這段時期發(fā)生在羅馬帝國歐洲邊境上的起義和侵擾就達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發(fā)生的9次就是發(fā)生在中國天山東部的車師后王廷和吐魯番地區(qū)的戰(zhàn)爭之后，其余31次發(fā)生在羅馬尼亞境內多瑙河流域地區(qū)和萊茵河流域地區(qū)的動亂，則相繼爆發(fā)于羅馬帝國東線，尤其是敘利亞和亞美尼亞的戰(zhàn)爭之后（羅馬時代的史料少得可憐，31次中僅3次有記載，而且不曾提到關于多瑙河下游的戰(zhàn)爭情況）。即使只有一些極為簡略的縮影，我們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zhàn)爭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部族的戰(zhàn)爭為先導，而且，歐洲的40多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者至少與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局勢變化有關。

在考察羅馬帝國邊境上的一系列騷亂時，本書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論，它表明中國這個極重要的國家對于遙遠的西方所起的獨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戰(zhàn)爭和政策卻并不受制于歐洲局勢的變化。本書所涉及的諸多入侵事件，只不過是隨著中華帝國局勢發(fā)生變化之后而出現的復雜形勢的一個方面而已。因此可以這么說，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歷史，就必須將中國歷史推到幕前。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