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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烏海戰(zhàn)規(guī)模不算太大，但是對大航海和歐洲及中東、印度及遠東格局影響極深。 1509年2月，印度第烏海面爆發(fā)戰(zhàn)爭。 這是葡萄牙艦隊與埃及馬木魯克蘇丹國、卡利卡特扎莫林和古吉拉特蘇丹的穆斯林聯合艦隊為爭奪香料貿易權而發(fā)生的一場海戰(zhàn)。 這場海戰(zhàn)，葡萄牙人憑借現代化海軍軍制以及性能優(yōu)越的戰(zhàn)艦、火炮，以僅僅18艘戰(zhàn)艦、1800多人的艦隊，在付出幾乎忽略不計的微小代價之后，以少勝多，擊敗了聲勢浩大的由2000多艘戰(zhàn)船，近5萬人的穆斯林聯合艦隊。 這場海戰(zhàn)，史稱第烏海戰(zhàn)。 就此，基督教打破伊斯蘭教勢力壓制，從地中海擴大、延伸至印度洋、太平洋。 這樣，隨著伊斯蘭教諸國政治、軍事、經濟等嚴重衰退，歐洲基督教國家迅速發(fā)展，終于將大航海時代推向了波瀾壯闊的高潮階段。 人類文明開始空前騰飛。 然而，世界變局驚天動地，卻又與遙遠東方慣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明帝國 ，確實沒有三毛錢的關系。 第烏海戰(zhàn)這年，正逢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4年。 正是明武宗朱厚照執(zhí)政年間，葡萄牙外交使臣皮雷斯第一次來到中國。 受馬六甲葡屬印度總督委派，皮雷斯與葡萄牙艦隊司令安特拉德率4艘戰(zhàn)艦來到了傳說中遍地黃金的廣州。 與后來我們熟悉的滿清帝國完全一樣，明帝國對國際貿易毫無興趣，常年海禁。 因此，當時廣州，和鴉片戰(zhàn)爭前夜的廣州，冷清、蕭條，完全一樣。 葡萄牙的安特拉德艦隊按照歐洲的遠洋艦船入港，放禮炮通報東道主的習俗，在進入廣州港之前，4艘戰(zhàn)艦鳴放禮炮…… 然而，當時明帝國方面沒有這個規(guī)矩。 當時明軍雖說也有自造土火炮，但確實沒有威力極大的葡萄牙18磅艦炮的概念。因而，紅夷大炮突響，轟鳴陣陣，震撼廣州地面，無論官民都為巨響驚嚇失態(tài)。 事后，難免人人憤怒。 于是，廣州地方官員在驗明葡萄牙艦隊并非明帝國的南洋朝貢藩屬國家船隊之后，以葡萄牙“素不列王會”為由，公事公辦地拒絕了葡萄牙人上岸。 葡萄牙人興致勃勃遠道而來，臉貼屁股，只得低聲下氣，四面托人前往北京說項、斡旋…… 最終，萄牙使臣皮雷斯終于在1520年獲得“恩準”，興沖沖前往北京。
葡萄牙人協(xié)助繪制的明朝疆域地圖。 誰料到了北京，皮雷斯下場十分悲慘。 原來，皮雷斯到北京不久，明朝邊軍與葡萄牙艦隊發(fā)生誤會而爆發(fā)屯門海戰(zhàn)，明軍以多戰(zhàn)少取得慘勝，明帝國上下為此生恨葡萄牙人，皮雷斯也就被逐出北京，剛剛回到廣州，就被地方官員逮捕，關押，一陣暴打，慘死牢獄。 皮雷斯死了，明帝國與葡萄牙的大門，卻又由此打開。 15、16世紀的葡萄牙，既在非、亞、美擁有大量殖民地，同時在航海、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等方面，遠超歐洲諸國，類似后來英美，為當時世界超級強國。 無疑，對當時日漸走向歷史死角的明帝國而言，如是能夠與葡萄牙全面對接、合作，實屬一次全新的發(fā)展契機。 真要如此，歷史勢必為此改寫。 然而，歷史總會不出預料地給后人留下一聲嘆息。 在15、16世紀，相比頭上插鳥毛，鼻孔穿羽毛，赤腳滿山跑的非洲、美洲土著國家、部落而言，明帝國為遠東大國，政體成熟，軍隊完備，幅員遼闊、體量龐大。 因此，陸續(xù)抵達明帝國的葡萄牙傳教士們既不敢沿襲非洲、美洲模式，以極為強硬手段傳教。 于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早期葡萄牙傳教士進入明帝國，首先師法傳統(tǒng)孔孟之道，在了解風土人情，學習語言和文化之后，另辟蹊徑敲開傳教、通商的大門。
“……他們不能相信會有那么一天，他們要向外國人學習他們本國書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西……”
徐光啟和利瑪竇。 于是，葡萄牙傳教士們如同后來清朝時代的歐洲人一樣，為引起明帝國君臣好奇和興趣，間接通融明廷君臣學習歐洲科技文化，也就不遠萬里運來了自鳴鐘表、玻璃器皿、以及當時最先進火繩槍、18磅紅夷大炮等等。 他們希望借以撬開傳教、通商的大門。 然而，明帝國君臣咔嚓咔嚓一番玩弄盡興，始終沒有允許開放國門。 這是盛傳鄭和下西洋100年之后的事情。 其實，即便明帝國留下的鄭和下西洋壯舉，也并非明帝國開放象征，與人類大航海時代更是風牛馬不相及。 具體而言，鄭和下南洋的航海技術不及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航海技術，二者無法相提并論。 就是實質而言，鄭和下西洋并非商業(yè)貿易，而是明帝國為打造“萬國來朝”盛世而拋灑國家財富打造的“璀璨”過場。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都是亞、非洲貧窮、落后國家、地區(qū)，不僅無法為明帝國工商業(yè)發(fā)展提供機會，同時，頻繁“回賜”財富無償給予這些國家、地區(qū)，給明廷財政帶來極大負擔，對明帝國經濟影響極為負面、深遠。 此外，早在明帝國建國之后，明廷即頒布《大明律》，嚴令海禁。 《大明律》不僅要求全國不分官、民，一律不許“私出外境及違禁下?！?，禁止對外貿易，之外，《大明律》更是意法律形式，明確嚴禁民間制造二桅以上船只。 飄在海上，都是官船，與民無關。 明廷如此惡政，效果明顯。 華東、華南地區(qū)自南宋、蒙元時代，航海技術迅猛發(fā)展，卻又在明帝國時期備受重創(chuàng)，奄奄一息。 等到鄭和下西洋之時，看似明帝國船隊光鮮亮麗，浩浩蕩蕩，行程萬里，然而，鄭和船隊航線尷尬，都是靠近大陸的近海航線。
鄭和下西洋畫作。 船隊靠近海航海技術無法跨越大洲大洋的大航海。 明帝國無疑落在葡萄牙等歐洲和阿拉伯國家之后，已無參加人類大航海時代的可能。 偌大帝國，既然無法進行大航海，既然無法以大航海刺激工商業(yè)發(fā)展，那么，也就只好關門燒香，日出而作，自娛自樂地過上明帝國盛世的光景。 隨著明成祖去世而人亡政息，即便如鄭和下西洋這般近海航海的“文明微光”也隨之熄滅。 大明帝國門外，一片黑色。 從明太祖朱元璋嚴令海禁，到鄭和下西洋，再到明武宗朱厚照嚴令海禁，明帝國悠悠走來百年，又轉回海禁原點。 明帝國嚴厲實施海禁，對國家與民生傷害空前。 當時，明廷對沿海民眾視作仇寇，推行“其鄰舍不舉者連坐”，“凡夷人貢船到岸，未曾報官船驗，先行接買番貨者，具發(fā)邊衛(wèi)充軍”，以極為嚴厲、強硬手段，對出海貿易、招引海外國家商船進行貿易、與外國使臣交接貿易等等，都是予以不留情面，不留余地的打擊。 明帝國海禁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使得靠海而居的民眾生存極為艱苦，于不得已時，只得鋌而走險。 嘉靖年間，史冊倭寇頻繁來襲。 如今查閱史書記載即可發(fā)現，所謂倭寇，里面真正倭寇不過二三成。 其余大多數，即是被海禁斷了生路的沿海民眾、商人。
隆慶開關為1567年隆慶元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的改革。 沿海地區(qū)民怒官怨之下，1567年明廷被迫終于啟動隆慶開關改革。 然而，礙于明帝國中央王朝的帝國體制和落后的航海技術限制，明帝國這次改革對外貿易不僅規(guī)模有限，產品出海也是只得主要依靠歐洲船只和洋人承辦，海運前往歐、美、亞洲等地進行貿易。 我讀書時候的課本，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 這時，東西方文明差距日漸拉大，明帝國航海技術已經遠遠被葡萄牙等歐洲國家丟在后面。 隆慶開關對明帝國作用極為有限，曇花一現，不過時帝國回光返照。 明廷通過隆慶開關賺得大量財富，階段性緩和了帝國財政矛盾。 但是，“大明沿襲舊制”，同樣受制于人亡政息，海禁壓制始終都是明帝國的宿命與主題。 這一階段，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使臣、傳教士、冒險家們持續(xù)和絡繹不絕來到明帝國，不過，他們窮盡一生努力，也僅能夠爭取一線機會，為明廷欽天監(jiān)修撰歷法，或者為明帝國傳授數學、醫(yī)學、幾何等自然科學常識…… 他們依然無法打開明帝國通商大門。 門外，人類17世紀走出中世紀黑暗，現代科技與人文曙光照耀地球。 歐洲現代文明及社會、工業(yè)、科學、文藝、軍事等等突飛猛進。 門里，明帝國遭遇薩爾滸之戰(zhàn)慘敗，財政危機，瘟疫和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 不過在紫禁城里，廟堂肅穆，昏暗燭光，朱家皇帝高坐龍椅，乾綱獨斷，笑看天下臣民俯首下跪，高呼萬歲。 二者對比，景象各異，歷史卻又為明帝國留了一個“門縫”。 當時，遼東后金及清帝國迅速崛起及邊境威脅，讓明帝國有識之士和葡萄牙、西班牙等傳教士等，似乎看到了明帝國為緩解危局而解除海禁的一線希望。 其中，明帝國有識之士如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人對東西方文明認識清晰。 他們尤其對西方自然科學及集西學大成的紅夷大炮等先進武器極為推崇。
深受利瑪竇等傳教士影響，徐光啟等明帝國精英可謂開眼看世界的先驅。然而，在明廷傳統(tǒng)體制之下，他們雄心勃勃，四處奔走，最終依然一事無成。 在徐光啟、孫元化等人推動下，明帝國既在澳門招募葡萄牙雇傭軍助戰(zhàn)清軍，同時，明帝國圍繞紅夷大炮等武器及其生產技術的買賣，對葡萄牙等國開始了200年來最大規(guī)模的外貿。 然而，明帝國末期引進歐洲軍事技術運動和200余年后的洋務運動類似，顢頇，迂腐，冥頑不化…… 明帝國朝野堅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認定葡萄牙人前來助戰(zhàn)，是“窺我虛實，熟我情形，笑我天朝之無人也”。 不過，迫于清帝國虎視眈眈，明帝國與葡萄牙進行軍火貿易，始終都是堅持以夷制夷的套路。 明帝國朝野還是認為可用洋器，而“萬萬不可用洋制、洋人”。 明帝國末期態(tài)勢，高度類似清朝。明帝國處在生死存亡之時，無論購買紅夷大炮，或者引進制造、使用紅夷大炮技術，都是奉行“師夷長技以制夷”原則，對援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是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壓制、警惕。 于是，徐光啟、孫元化等人原擬大規(guī)模引進西方火器，全盤裝備、整編、改革明軍的計劃，最終被國產化為“作坊模式”，被壓縮山東登萊一隅。 最終，登萊這支裝備葡萄牙先進武器的精銳火器部隊，及軍中的葡西軍火技術人員，也都隨登萊兵變，投奔清帝國而去…… 轉瞬，到了甲申之變，清軍入關，即憑借數以百千計的紅夷大炮、仿制火炮，轟隆隆向南碾壓，無論闖軍、明軍，自然只能望風而逃。 這段歷史，真相或與書本明清戰(zhàn)爭不太相容。 誠如孔有德向皇太極上書求降所言： “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 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xié)力，水陸并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 有了遠東最犀利、最現代化的紅夷大炮，以及在葡萄牙軍工技術幫助發(fā)展下的登萊軍火生產技術，長期的軍工建設和準備，滿漢八旗清軍如虎添翼，已經與明軍、闖軍拉開了實質性的軍事代差。 換個角度去看，滿清入關如此順利，實賴明帝國海禁鎖國之堅決。
歷史上，明廷顢頇200余年，最終被滿清輕松滅國，實為水到渠成的事情。 事實上，明帝國自立國到滅亡，歷史充分給予了明帝國與歐洲進行文化、軍事、經濟等等交流渠道和機會，同時，予以了200余年寬松時間。 然而，等到時間用完，明帝國顢頇依舊，迂腐故我，確屬忤逆天意。 如此可見，明帝國轟然倒塌，實不足惜。 歡迎老友點擊、聯系流浪的橡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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