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之變，長江以南的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從前的百越蠻族逐漸被儒術馴化，成為中原順民的同儕。其中，又以吳越社會的儒化滲透最為成功。比如《世說新語》里“除三害”的周處，原本是荊軻、專諸那樣勇健豪強又粗曠無文的蠻族武士，經過儒家仁義禮教的刻意規(guī)訓之后，就迅速演變成為北方朝廷的忠臣孝子，并且居然還能留下漢文傳世著作。足見華夏帝國雖然腐朽沒落尸居余氣，但是在粗樸無文的部落生民面前，儒家文化卻依然具備巨大的統(tǒng)戰(zhàn)滲透能力。南遷的華夏士族在成功經略百越之后，門閥政治——士大夫群體開始變得空前強大，甚至連皇權都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實行有效統(tǒng)治。此后的三百年間，強大的門閥政治逐步催化了南朝政權的歷次更迭，同時也維護了基層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華夏士族雖然在江南站穩(wěn)了腳跟，卻無法淡忘永嘉之亂的殘酷歷史記憶，更加無法面對來自北方的生存威脅，因此集體陷入了精神上的糾結與痛苦。

當此之際，佛教以其虛無超脫的特征和傾向，及時填補了士大夫們的精神空虛，更麻醉了他們無力北上恢復的現(xiàn)實痛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當北方中原故土一再因為戰(zhàn)亂、動蕩與瘟疫，而陷入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慘境地之時，江左卻經常呈現(xiàn)出一派和平富足的溫柔景象。北方蠻族在完全消納并掌控中原的土地與人民之前，暫時還無力南侵，因此江南的門閥豪族還可以維持幾代人的縱情聲色，卻也伴隨著思想上無盡的絕望、惆悵與迷惘。經過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長期涵養(yǎng)積蓄，吳越地方滋生出極度繁榮的市民商業(yè)經濟，成為后來大一統(tǒng)帝國賦稅的最重要來源。由此造成的結果極具諷刺意義：吳王夫差開拓的邗溝（古運河），原本是向北尋求領土擴張的軍事戰(zhàn)略設施，最終卻淪為北方朝廷從江南各州“取盡脂膏”的輸血利途。

后來的歷史經驗進一步表明，每當吳越社會試圖獨立建國的時候，就無法避免異族的入侵或流寇的掠奪，因此他們在面臨外來強敵的時候，開始變得越來越乖巧和識趣。唐末五代，中原板蕩豪杰蜂起，原本是群雄逐鹿的大好時機，可是吳越非但不復往日的雄心，而且還堅持受過知戒，本土豪杰都只以地方政權為甘旨，無意于北上征伐。錢镠創(chuàng)立吳越國，卻始終禮敬中原政權，甚至無論后者如何興替反復，都堅持貢奉無缺，為此甚至不惜留下遺囑，“凡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宜善事之”；徐知誥據(jù)江寧之險，卻始終無心覬覦，甚至不以改名異姓為恥，干脆偽冒唐室后裔，改國號為“唐”，自稱“李昪”。中古時期的吳越梟雄都只滿足于封建割據(jù)，并且與其說是裂土封疆，倒不如說是替暫時失位的中原天子安民守土，最后都毫不意外地歸降了北方朝廷。先天的地緣局限與后天的漢化深入，最終穩(wěn)固了中原政權的向心力。

經過一系列殘酷的現(xiàn)實歷史演變之后，從前不可一世的吳越豪杰，開始變得極端的審慎與克制，表明他們越來越懂得識時務，吳越的歷史從此急轉直下。后來的吳越社會，不但陸續(xù)完成了全面的儒化滲透，而且還逐漸成為帝國儒化路徑上的榜樣和標兵。在喪失初民的血性、夢想與武德之后，蠻族就不再成其為蠻族了，如同任何人類在泯滅了理想和追求之后，就幾乎必將淪為經濟理性動物那樣，江東士大夫越來越樂于裝扮妾婦之姿，近乎無底線地討好維護任何能夠實施有效統(tǒng)治的中原政權，只為獲取現(xiàn)實利益，而完全不論后者的來路和性質。

兩宋之后，每當中原皇權失序之際，吳越首先考慮的，一定是如何維護皇權秩序而非地方邦國前途，連割據(jù)守土都不敢僥幸嘗試，關鍵時刻甚至寧愿引狼入室為敵前驅，也不再尋求自開天下。于刻下的吳越而言，夫差、勾踐問鼎九州和劉裕北伐中原的故事，早已如同遙不可及的夢幻傳說，似乎只有服事強者才顯得理所當然。這證明大一統(tǒng)的幽靈、儒家的統(tǒng)戰(zhàn)策略，獲得了最后且徹底的成功。后來的南宋理學家謝希孟不禁感嘆：“自抗、遜、機、云以后，天地英靈之氣，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文人的牢騷道出了歷史演化脈絡和現(xiàn)實政治格局。無論從哪方面看，江左都越來越多地呈現(xiàn)出女性化的柔弱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