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諶旭彬老師腰椎骨折期間臥床書寫的歷史新作《《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將于最近出版發(fā)行，近水樓臺最大的好處是先睹為快。旭彬用他慣常的寫史風格，從百姓生存狀態(tài)入手，詳細解讀了兩宋繁華的真相。

兩宋繁華是真繁華，2000年來，一直被譽為中國古代的天花板。

我有一位朋友，每逢現(xiàn)實黯淡便在深夜的朋友圈發(fā)出夢囈：我要蟄伏在宋朝的一處茶樓，看宋朝的女子穿行在雨霖鈴的詩句里和柳永聊天。

香港著名詞作家林夕也說：“如果能穿越到一個朝代的話，那我肯定選宋朝，宋朝文人的地位比較高，而且文人的生活在宋朝也比較精致?！?/span>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則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近代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曾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xiàn)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span>

陳寅恪先生則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

后世眼里，宋朝儼然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養(yǎng)、最有思想的浪漫朝代之一。這么古典浪漫的宋朝我肯定沒有見過。宋朝真的那么好嗎？

宋都開封和杭州，皆是不夜城，坊市合一，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在學院派畫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市民忙忙碌碌，力夫競競營營，店鋪財源滾滾，車馬喧囂過市，仕女豐彩都麗，文士風流神韻，建筑鱗次櫛比，街衢熱鬧非凡，一派市井繁榮發(fā)達景象。

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大宋王朝突飛猛進，人的精神和國的財力與日劇增。汴京鼎盛時擁有100萬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為150萬，加上流動人口和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人數(shù)更多，已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最想穿越回宋朝的幾乎都是文人，兩宋文人如歐陽修、王安石這些人，進退不失據(jù)，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蘇東坡貶到嶺南這等蠻荒之地，無哀怨嗟嘆，反樂觀曠達，吃個荔枝都樂不思蜀，斂才就陶，自露本色。

唐詩在中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緊隨其后的宋詞傲然橫空，奪去了唐詩一半的光芒。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米芾、黃庭堅、畢昇、沈括、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朱熹、岳飛、文天祥…...大咖扎堆，名流云集，當真是“士大夫的樂園”。

必須承認，兩宋的繁華是真繁華，兩宋的相對寬松是真寬松，然而，這就是全部嗎？NO！

諶旭彬在《大宋繁華》一書中，回答了這繁華從何而來，誰是這繁華的締造者，誰是這繁華的受益人，誰是這繁華的代價，普通宋人與食稅階層分別過著怎樣的生活。旭彬站在他素來與普羅大眾而非與統(tǒng)治者共情的角度，盡力還原了兩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況，講述了他們在社會底層為了生存騰挪輾轉(zhuǎn)的悲涼現(xiàn)實，體現(xiàn)了他一以貫之的人文關懷。

旭彬用長達三章的篇幅捋清了秦以來中國人口史的隱形脈絡，從大歷史觀的角度俯看為什么中國人口紅利會出現(xiàn)在兩宋，而非其他朝。

賦稅制度的沿革與改革不得不擺到桌面上。公元780年，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楊炎開始推行一種新賦役制度“兩稅法”，以取代之前的租庸調(diào)制。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對后世民生的影響程度，遠比絕大多數(shù)改朝換代來得深遠。

所謂兩稅，指的是政府田畝數(shù)量為征稅依據(jù)，分夏、秋兩季向民眾征收地稅與戶稅。兩稅法與租庸調(diào)制的核心區(qū)別，是租庸調(diào)制在征稅時緊盯著百姓家里有幾口人，而兩稅法在征稅時緊盯著百姓名下有多少田產(chǎn)。兩稅法是中國賦稅史上劃時代的轉(zhuǎn)變。兩稅法之前，稅人稅丁的賦稅體系已維持了近千年，百姓的主要負擔是人頭稅。兩稅法之后，賦稅體系開始轉(zhuǎn)向稅地稅產(chǎn)，“自此在中國歷史上，土地而不是人丁成了農(nóng)業(yè)稅收的基本單位”。

變?nèi)祟^稅時代為田畝稅(資產(chǎn)稅)時代，拔掉了長期壓制中國人口峰值的限制器，秦漢貧民生子輒殺，三國百姓生子不舉，兩晉南朝埋兒養(yǎng)母的現(xiàn)象得到了遏制。兩稅法的實施成為中國人口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

可以說，女性的子宮解放，人口的巨大增長，為兩宋繁華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另一個促成兩宋人口繁華的重要原因是征兵制度的改革。

眾所周知，兵役與徭役是人頭稅時代最沉重的負擔。兩漢至隋唐，男性到了成丁年齡就要自備武器、糧食和衣服，去承擔兵役和徭役。宋代實施募兵制后，大多數(shù)成年男丁不必再因兵役和勞役離開家庭與土地。這對小農(nóng)家庭而言，相當于在生育問題上少了一項極大的后顧之憂。

宋代實施募兵制，與前代的征兵制度相比，弊端是朝廷要支出極大體量的財政蛋糕來養(yǎng)職業(yè)兵，好處則是免除了農(nóng)民絕大部分的兵役。

中學生都知道，中國第一張紙幣“交子”出現(xiàn)在宋代。貨幣征稅的優(yōu)勢遠大于實物征稅中出現(xiàn)的運輸成本高、損耗大等不利因素，隨著貨幣征稅的優(yōu)勢越來越突出，各種賦稅攤派也就越來越多。無論后世如何從歷史的故紙堆里美化兩宋繁華，有一點毋庸置疑，統(tǒng)治階級汲取民間財富的欲望和能力，歷朝歷代都巧立名目花樣百出從不手軟。

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結果，是逼迫底層民眾不得不參與商業(yè)活動以獲取貨幣，進而造成一種商業(yè)繁榮的假象。之所以將這種商業(yè)繁榮稱作假象，是因為農(nóng)民乃是被迫參與其中，其進入市場的核心目的是獲取貨幣以繳納賦稅，而非賺取利潤。市場雖然繁榮，但商品生產(chǎn)者并不能從這繁榮中得到好處。

旭彬在談到兩宋商業(yè)繁榮時總結說，商業(yè)繁榮是宋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然而，除了經(jīng)濟發(fā)展，還存在其他緣故。

第一個緣故是宋代養(yǎng)活著規(guī)模遠超前代的統(tǒng)治階層。統(tǒng)治階層的消費支撐起了開封、洛陽、杭州這類城市的商業(yè)繁榮。流入這些城市的商品與服務，主要是為了滿足統(tǒng)治階層的需求?！稏|京夢華錄》與《夢粱錄》等資料對此有相當充分的記載。

第二大緣故是宋代的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百姓便不得不將生產(chǎn)出來的實物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以換回錢幣來納稅，而非賺取利潤改善生活。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張養(yǎng)浩在潼關懷古時感慨萬千。

歷史的鐘擺左搖右晃間，也偶有老百姓喘口氣的時機。蒙元入主中原，腦子不如漢人活絡，馭民之術還沒學到，以至于人口控制能力有限，汲取財富能力不足。外族入侵看似是一種屈辱，但竟然有朱明王朝的人懷念那段時光。

明朝隆慶二年(1568)進士于慎行說:“元平江南，政令疏闊，賦稅寬簡，他無征發(fā)，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一夕也。”明末清初之人吳履震也說，“勝國(元朝)時，法網(wǎng)疏闊，征稅極微。吾松僻處海上，頗稱樂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一家雄踞一鄉(xiāng)，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

中國漫長的歷史不只是統(tǒng)治階級書寫的，更是由無數(shù)平凡普通的百姓參與其間的。歷史素來只書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或臭名昭著大惡棍，故有梁啟超痛斥傳統(tǒng)史書只見一家一姓，不見萬千民眾。

旭彬的歷史態(tài)度是可敬的，旭彬的歷史書寫是真誠的，他彌補了史家不屑一顧的巨大空白，盡力還原了底層百姓的生存境遇，將無力解釋記錄自身遭遇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悲苦命運放到了我們眼前，這樣的書寫是有溫度的，是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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