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search on the Name Lis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Focus on the Henk Sneevliet Papers Collec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Amsterdam of Netherlands

Abstract: Henk Sneevliet Papers collec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Amsterdam of Netherlands, included the precious records of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held in Guangzhou in 1923. The papers were the earliest original records of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After the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precious documents, Anthoy Saich, a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a work of The Original of the 1^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Then Li Yuzhen, a senior researcher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ublished a work of Maring and the 1^st Kuomintang CPC Cooperation. The papers of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collected in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Social Political History, w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of Henk Seenvliet Papers. They were the makeup records by Qu Qiubai and other staff during CPC’s Sixth Congress held in Moscow, 1928.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Re-examin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s Attending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by the famous scholar Li Rong, with focus on the archives of Henk Sneevliet Papers, this essay concluded the name list of all of the 39 representatives of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including Tan Pingshan, Feng Jupo, Ruan Xiaoxian, Liu Ersong, Tan Zhitang, Yang Zhangfu etc. 6 representatives from Guangdong. Added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Comintern Henk Sneevliet, it was totally 40 representatives attending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藏的馬林（Henk Sneevliet）文件是馬林在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時候的記錄，是中共三最早的現(xiàn)場英文會議記錄。馬林文件先后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賽奇（Tony Saich）整理為《中國第一次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起源：斯內(nèi)夫利特（馬林）的作用》一書出版，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玉貞整理為《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出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是1928年中共六大時瞿秋白等補錄的，是對馬林文件一個有益的補充。本文以著名學者李蓉《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證》一文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馬林文件為中心，論證中共三大代表39人的名單，其中，包括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崧、譚植棠、楊章甫等6名廣東代表。加上出席中共三大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一共是40人。

一、中共三大代表的檔案記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制定統(tǒng)一戰(zhàn)線、黨的建設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確立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針，推動大革命的發(fā)展進程。

（一）記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的主要檔案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藏的馬林文件和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的中共三大文件。合并相同的名單，馬林文件和俄羅斯檔案中共三大文件兩份文件記載的中共代表名單一共是29人。具體為：

一是馬林文件記錄的代表名單22人，具體為：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譚平山、項英、羅章龍、鄧培、張連光、徐梅坤、鄧中夏[①]、高君宇[②]、林育南、陳為人、陳天、王仲一（上海，王）、王用章、劉仁靜（青年團的會議，劉）、[③]瞿秋白、張國燾。[④]

案馬林文件包括《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斯內(nèi)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討論》和《關于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調(diào)查記錄》等。馬林文件是最早的和唯一保存的現(xiàn)場會議記錄。

二是俄羅斯檔案中共三大文件新出現(xiàn)的名單7人，具體為：王俊、何孟雄、馮菊坡、劉爾崧、張德惠、劉天章、張?zhí)住?span>[⑤]

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出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單》，是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時補記的檔案。俄羅斯檔案中共三大文件記載的代表名單為22人，其中，對照馬林文件新出現(xiàn)的代表名單是7人。

（二）除了馬林文件和俄羅斯檔案中共三大文件記載的29名代表外，羅章龍《椿園載記》、徐梅坤《九旬憶舊》、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以及于樹德、楊章甫、梁復然等人的回憶，新出現(xiàn)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11名。具體是：

羅章龍《椿園載記》新出現(xiàn)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3人，具體為孫云鵬、陳譚秋、阮嘯仙。[⑥]案羅章龍回憶中提到惲代英，當時惲代英還在四川成都，沒有出席中共三大。

徐梅坤《九旬憶舊》、于樹德回憶中新出現(xiàn)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4人，具體為：沈茂坤、于樹德、金佛莊、向警予。[⑦]案徐梅坤回憶提到史文彬，當時史文斌被軍閥吳佩孚逮捕，關押在河北保定，沒有出席中共三大。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新出現(xiàn)的中共三大代表名單1人，具體為：袁達時。[⑧]

楊章甫、梁復然等人的回憶中新出現(xiàn)的新名單2人，具體為：譚植棠、楊章甫。1967年，楊章甫寫信給梁復然說：“你還記得這回事嗎？廣州同志非正式代表也有參加，我也在內(nèi)?！?span>[⑨]梁復然回憶說：“廣東選出的代表有譚平山、楊章甫、阮嘯仙、劉爾崧、譚植棠、馮菊坡（曾是廖仲愷的秘書），其他不是代表都可以作列席代表參加三大會議?！?span>[⑩]據(jù)此，著名學者、中共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李蓉在《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證》一文認為譚植棠、楊章甫是中共三大代表。[11]

徐梅坤《九旬憶舊》提到廣東區(qū)的羅綺園擔任會議記錄，但又說他不是代表。[12]梁復然是當時廣東佛山團組織的負責人，他和楊匏安、楊殷、江浩等人，均參與到中共三大，但不是代表，也就是沒有參與40人的投票。梁復然回憶說：“當時開會都是講普通話，我不會聽，其他就不清楚了?！?span>[13]這就是補充說他自己并非中共三大代表。

二、中共三代表人數(shù)為39人

因為馬林文件是最原始的會議記錄，因此，它也是考證中共三大代表的人數(shù)的最主要根據(jù)。根據(jù)馬林文件記錄的選舉中央委員會的投票人數(shù)40人，以及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記錄的39名推斷，中共三大代表一共為39人。根據(jù)這一份文件明確寫道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共有三十多位代表，接著寫道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也參加了代表大會，因此，39人加上出席中共三大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共為40人。

馬林記錄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的投票情況。他在《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說，陳獨秀關于國共合作的提案，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獲得通過。在16票反對中，有10票是支持湖南的意見，有6票是支持湖北的意見。又說，張連光同意陳獨秀的意見。[14]中共三大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

毛澤東贊成國共合作的方針，但他不同意馬林、陳獨秀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觀點。[15]《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通過后，毛澤東馬上宣布，接受大多數(shù)人的決定，蔡和森也表示服從多數(shù)的決定。[16]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在《毛澤東傳》說：“毛最終收回了他的反對意見的事實并沒有被人忘記。顯然是在馬林和陳獨秀的提議下，毛澤東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委員?！?span>[17]并且，陳獨秀是接受共產(chǎn)國際和馬林的主張而支持國共合作的政策，他對毛澤東、蔡和森等對國共合作的具體方式提出不同意見并無反感。

中共三大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中共中央委員長，毛澤東當選中央局委員、秘書（秘書長）。中央委員會選舉一共40票。

馬林在《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說：“新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投票情況是：陳獨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釗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澤東34票，朱少連（工人）32票，譚平山30票，項英（工人）27票，羅章龍25票。中央候補委員是：鄧培，張連光（工人），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span>[18]

案李漢俊在二七大罷工后到了北京其兄李書城家，未出席中共三大，但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另外，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時也補記了一份中文檔案，內(nèi)容與馬林的記錄一致，并在張連光名字后備注“潛逃”。

馬林記錄張國燾只獲得40票中的6票。他在《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說：“一些支部內(nèi)的大部分沖突就是這個小團體的惡作劇造成的，所以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張國燾只獲得40票中的6票。他和這個小團體的另兩名組織者也未進入中央委員會?！?span>[19]案馬林是指高君宇和鄧中夏，鄧中夏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記錄出席中共三大共有39名代表。文件說：“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共有三十多位代表，其中有表決權(quán)的十九人，有發(fā)言權(quán)的十余人，來賓和非正式代表十余人。參加大會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廣州各地的代表以外，還有浙江、山東、滿洲和莫斯科的代表。代表中國的共產(chǎn)黨員四百多人。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也參加了代表大會?！?span>[20]

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記錄出席中共三大的共有30余名代表，具體加起來是39名（包括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一共是40人）。這份文稿是俄文，當是6月24日馬林給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6月25日，馬林再次給共產(chǎn)國際寫了一份補充報告，補充中央委員會的得票情況。[21]

把中共三大代表分為有表決權(quán)代表、有發(fā)言權(quán)的代表和非正式的列席代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最后所有代表均參加投票。賽奇在《合作與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歷史》說：“一份報告列出30多名代表，其中有表決權(quán)的代表19名，有發(fā)言權(quán)的代表10名，和其余非正式的列席代表10名。是否正式代表和誰有投票權(quán)在這次大會上沒有被嚴格區(qū)分，因為我們知道有40名代表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會，另外馬林還提到有37名代表參加投票?！?/span>[22]案一份報告是指上述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藏《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記錄出席中共三大共有39名代表，馬林提到的37名代表的投票是指對陳獨秀的關于國共合作提案的投票。

因此，根據(jù)中央委員會選舉一共40票，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記錄的39名，可以斷定出席中共三大代表人數(shù)為一共39人。賽奇的研究已經(jīng)表明，中共三大對投票沒有嚴格限制，是否正式代表和誰有投票權(quán)在這次大會上沒有被嚴格區(qū)分，逆料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投票。另外，陳獨秀的提議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獲得通過，說明當天出席人數(shù)是37人，沒有全部出席。

三、中共三大代表39人名單

以馬林文件和俄羅斯檔案中共三大文件為基礎，結(jié)合徐梅坤《九旬憶舊》、羅章龍《椿園載記》以及于樹德、楊章甫、梁復然等人的回憶，把中共三大39名代表按照地域進行劃分，分別為中央局6人，團中央1人，北京5人，唐山1人，長辛店1人，奉天1人，濟南1人，浦口2人，上海1人，杭州2人，漢口4人，長沙1人，萍鄉(xiāng)3人，廣州6人，旅莫斯科2人。具體如下：

馬林在《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萍鄉(xiāng)（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莫學生支部）。”[23]

（一）中央局6人

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局委員長。

蔡和森：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宣傳主任。

張國燾：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組織主任。

鄧中夏：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高君宇：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向警予：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侯補委員。

（二）團中央1人

張?zhí)祝?922年，擔任青年團中央委員。1923年，任《新青年》主編。

（三）北京5人

李大釗：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8月，在杭州召開的西湖會議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羅章龍：1922年8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副主任。

何孟雄：1923年，任中共北京區(qū)委委員長。

劉天章：1920年，考入北京大學。1922年，任少年中國學會副主任。

孫云鵬：1922年，任正太鐵路總工會委員長。

（四）唐山1人

鄧培：1923年，當選京奉鐵路總工會委員長。

（五）長辛店2人

王?。?922年，任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委員，赴莫斯科出席共產(chǎn)國際四大。

張德惠：1921年10月，任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副委員長。

（六）奉天（哈爾濱）1人

陳為人：即陳洪濤。1923年，任中共滿洲支部負責人。

（七）濟南1人

王用章：1922年9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代理主任。

（八）浦口2人

王荷波：1922年6月，任津浦鐵路總工會委員長。

沈茂坤：津浦鐵路總工會委員。

（九）上海1人

王仲一：即王振翼。1923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員、江浙區(qū)委委員。

（十）杭州3人

徐梅坤：1922年，任中共江浙區(qū)委書記、上海地委委員。

于樹德：1922年，任中共杭州小組組長。

金佛莊：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共杭州小組三位黨員之一。在浙軍第二師歷任排長、連附、營長等職。

（十一）漢口4人

項英：1922年，任湖北省工團聯(lián)合會組織主任。

林育南：1922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湖北省工團聯(lián)合會秘書主任。

張連光：1923年，任京漢鐵路總工會財務干事。

陳天：1922年，任湖北省工團聯(lián)合會總干事。

（十二）長沙1人

毛澤東：1921年，任中共湘區(qū)委書記。

（十三）萍鄉(xiāng)（安源路礦）3人

陳潭秋：1923年，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員、安源路礦俱樂部教育股股長。

朱少連：1923年，任中共安源地委書記。

袁達時：1923年，任安源路礦俱樂部演講股股長。

（十四）廣州6人

譚平山：1921年，任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

馮菊坡：1922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主任。

阮嘯仙：1921年，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1922年，任新學生社負責人。

劉爾崧：1921年，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1922年，任新學生社負責人之一。

譚植棠：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回到廣東。1921年，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宣傳部主任，是廣東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三位負責人之一，并擔任《廣東群報》經(jīng)理。1925年，任廣州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主任。

楊章甫：1922年，任青年團廣州地委宣傳部主任、鐵路局編輯。1923年，負責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并出席中共三大。1924年，任鐵路局編輯主任。

（十五）莫斯科2人

劉仁靜：1922年，赴莫斯科先后出席共產(chǎn)國際四大、青年共產(chǎn)國際三大。1923年，從莫斯科歸國。

瞿秋白：1921年，任莫斯科東方大學助教。1923年，從莫斯科歸國。

綜上，中共三大代表39名的名單具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向警予（以上中央局）、張?zhí)祝▓F中央）、李大釗、羅章龍、何孟雄、孫云鵬、劉天章（以上北京）、鄧培（唐山）、王俊、張德惠（以上長辛店）、陳為人（陳洪濤）（哈爾濱）、王用章（濟南）、王荷波、沈茂坤（以上浦口）、王仲一（王振翼）（上海）、徐梅坤、于樹德、金佛莊（以上杭州）、項英、林育南、張連光、陳天（以上漢口）、毛澤東（長沙）、陳潭秋、朱少連、袁達時（以上萍鄉(xiāng)）、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崧、譚植棠、楊章甫（以上廣州）、劉仁靜、瞿秋白（以上旅莫斯科支部）。

出席中共三大的廣東代表有6人，其中，譚植棠是廣東黨組織負責人，楊章甫是鐵路工人的代表，也是廣州團組織負責人。李蓉在《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證》研究認為，譚植棠、楊章甫等人是中共三大代表。這是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深入考證得出的結(jié)論。

[①]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頁。

[②]馬林：《鄭州鐵路大罷工筆記》，《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頁。

[③]馬林：《關于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調(diào)查記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18頁。

[④]馬林：《斯內(nèi)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討論》，《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42頁。

[⑤]蘇共中央黨務檔案館藏：《出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單》，《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⑥]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269-270頁。

[⑦]徐梅坤：《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頁。

[⑧]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頁。

[⑨]楊章甫：《中共三大的預備會議》，《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

[⑩]梁復然：《中共三大前夕舉行的預備會議》，《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頁。

[11]李蓉：《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證》，《上海黨史與黨建》2013年第9期。

[12]徐梅坤：《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頁。

[13]梁復然：《中共三大前夕舉行的預備會議》，《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頁。

[14]馬林：《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社：《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

[16]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頁。

[17]潘佐夫：《毛澤東傳》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頁。

[18]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頁。

[19]馬林：《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244頁。

[20]馬林：《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頁。

[21]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頁。

[22] Tony Saich: Finding Allies and Making Revoluti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20, P176.

[23]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