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哺育者

戈福江先生

臺大外文系數十個學生，主要的課仍由兩個日本教授上課，他們從未到系辦公室來，我搬書到樓下圖書室，看到有幾個中年人出人無人介紹也從未打招呼。不久剩下一位，第二年也遣送回日本了。

周末我總是回青田街，馬叔叔常在臺大醫(yī)院餐廳請大陸新來的教授吃飯，有一些也是我父親的朋友。那位大廚是臺大剛由大陸請來的，在臺北很有名。那時幾乎沒有內陸口味的營業(yè)餐廳，所以去臺大醫(yī)院吃飯是很高興的事。

有時，我也會到戈家吃一頓家常晚餐。那時貽烈和俊賢開始迷上橋牌(他們后來代表臺糖和臺電橋牌隊，賽遍臺灣，是常勝軍)。我在大學四年級曾和理工學院幾位助教在團契學過，當然技藝不精，但他們請羅裕昌與我一組，耐心配合，有時戈桑在家有空亦與其他同學另成一桌。我以研究貫注的態(tài)度投人，也跟著他們看些專書，興趣大得很，直到后來搬到臺中，戛然而止。

（前排左起，戈福江、余貽烈、楊俊賢、楊希賢后排左起，孟昭瑋、謝文津、齊邦媛、羅裕昌、孫經碗一九七五年左右，臺北。）

那一年四月一個周末，我又去戈家。剛進門，俊賢說:“來看看貽烈的房間?！蔽艺f:“他不是已搬去臺糖的宿舍了嗎?"

這時，戈桑從另間出來，打開那房間的紙拉門，眼前景象真令我驚訝莫名:在那原是八個榻榻米的地板上，繁花開遍似的是一簇金黃的、啁啾叫著的小雞!

原來是戈桑近日來神秘忙碌，期待的第一批人工孵育的來杭雞，我們有幸成為這戲劇性成功的第一批見證人!這些在手釘木箱，拉了電燈泡在固定溫度下孵出的雛雞，對長年饑餓的國人而言，簡直就是黃金!

由此開始，兩年后，戈桑辭去臺大畜牧獸醫(yī)系的專任教職，四十歲到臺糖創(chuàng)辦最新科學養(yǎng)豬事業(yè)。利用糖生產過程所有資源、生巨流 河易理臺發(fā)局美國合作成立氰股公司，研究產生長及防疫母粉，局品、大規(guī)便外銷日本和香港、使臺灣的豬肉更充格。當中國大進建主法體冊，數百萬人死于災荒的那些年，臺灣實行九年義務意: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〇年，國民中學的教師薪津是由全省的屠裝

戈福江先生(一九一三~一九八三年)，河北人，河南大學農業(yè)稅支付的1系畜牧組畢業(yè)。一九四六年來臺灣農林處工作，成立畜產公司、畜試驗所。因多年擔任聯合國發(fā)展之山坡地畜牧發(fā)展計劃的我方代表而臺灣的研究成績已引起國際注意，所以很早即開始做國際科技交流。之后，創(chuàng)立臺糖公司畜產研究所、養(yǎng)豬科學研究所，在竹北增設牛養(yǎng)殖場，三十六年間全心一志投人。因工作長年辛勞，罹患氣喘病疾，即使夜晚病發(fā)不能睡，白天仍奔波赴竹北，親自照料初創(chuàng)的各種試驗，觀察評估各項成果。

一九八一年退休后，客居美國加州，原以為加州氣候有助于氣喘的療養(yǎng)，未料兩年后突以心肌梗塞癥猝逝，剛滿七十歲。

噩耗傳來，我也十分悲痛。數年后我們再去竹北，走進學生為紀念他所蓋的福江樓(后為新計劃所拆)，似乎看到壯碩的戈桑走來迎賓，又似聽到他洪亮的笑聲，如同一九七〇年研究所初創(chuàng)時，他親自為我們講解他的理想時一樣。我一生以曾分享那個理想且見證其實現為榮。

4 姻緣

在戈家的聚會日益增大，因為謝文津與孟寶琴帶兩歲的兒子也來臺灣了。她原是俊賢好友，到臺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大陸局勢不好，漸漸地來臺灣的人更多了。

羅裕昌有時和同學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常常去溫州街找我，而兒兒學每天上午打電話到臺大。那時文學院只有兩座電話，一在院長家、一在共問辦公的總務室。電話一來，那位中年的陳秘書會到走上威一店:“齊小姐電話!”我在眾目注視之下實在很不舒服，更不更說什么才好。有一天，約在中山堂對面的朝風咖啡室見面(也許是一或僅余的有古典音樂的地方)，我坦白說，勝利后這兩年我無法投人新的感情，到臺灣來是對大陸政治情況不，父母南北分離，自己只身一人來此，明知有許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業(yè)，暑假仍想回去隨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封長信來，說他剛看了《居里夫人傳》電影、感動得流下熱淚，很欽佩她的毅力與堅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jié)省精力，甚至于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盡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世為人的態(tài)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慮，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我在臺灣的朋友，俊賢、文津和在基隆港務局工作的程克都覺得羅裕昌穩(wěn)妥可靠，勸我應該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一九四八年署假快到時，我給父親寫信，希望他來臺灣看看這個人如何。

我信上說:“羅君二十八歲，武大電機系畢業(yè)，來臺灣即在鐵路管理局工作，現在任臺北電務段段長。九歲喪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親現居四川資中縣家中。他很努力上進，很有毅力………”

我父親兩次訂期來臺都臨時不能來。到了暑假，我必須決定下學期是否留在臺大。這時我母親終于離開北平到了上海，連我那一向觀的交親，也承認大陸局勢不好，囑我暫不必回去謀職，可先收下大聘約，媽媽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臺灣結婚。

所以我八月畫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由計志文牧師證婚定此一生。結婚前三日，裕昌受洗為基督徒。時許多人已從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東北，尚未接收，經失守(或落入解放軍手中，或仍在拉鋸戰(zhàn)中)。大多數都只能坐愁城，不知何去何從。那時上海的物價每日早晚都不一樣，法幣已貶值到提一袋也買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資都被圍積起來我們的結婚戒指是14K金，因為金子已買不到了?；槎Y的賀客坐了禮拜堂(不想鋪張的宴客飯店，臨時加不出雙倍人數的食物分兩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遺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獄中寫的《鑼鼓喧天》及一幅字:

鐵公，我敬愛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來，于快意時未忘您，于失望時未忘您

饑時寒時哭時笑時更未忘您。

今在獄中遙祝您身體如春風般的強健

默禱您事業(yè)如秋月般的光輝」

王非凡 敬書于北平敵牢

一九四五，七，七這幅字寫于勝利前一個月，我珍藏至今。這些人在偽滿洲國做國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終熬到抗戰(zhàn)勝利，由廣闊的東北家鄉(xiāng)到上海來，我的婚宴是他們最后一次聚會。幾十條熱血漢子，大聲地談著“夾著腦袋打日本”的艱辛往事。在上海所見，他們心中大約也明白將進人另一場噩夢。這些當年舉杯給我祝福的人，也就是我父親晚年縈繞心頭，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淚的人。

婚禮后十天，我乘船回到臺灣。此時已全無猶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臺北建一個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擔心，朋友們覺得我離開人心惶慍的上海，在“海外”有一個生活的目標竟是可羨之事我也從此對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臺北，先借住在鐵路局電務科科長鄭兆賓先生的家。大約個月后，帶著我們最早買的家具、一桌、兩椅。一張雙人床和小柜搬人我們的第一個家--奉準將臺北電務段一間大倉庫用甘蔗板隔成兩家，暫用宿舍靠街的一戶，另一戶是新科長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個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學生。

臺灣糖業(yè)公司出產蔗糖，賺回大量外匯是臺灣收人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榨糖副產品用來大規(guī)模養(yǎng)豬，制甘蔗板等等，對臺灣的貢獻真是巨大無比。而臺糖生產的甘蔗板，在當年解決了無數新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唯一缺點，當隔壁家孩子戲玩鬧，推了隔間用的甘蔗板，我這邊的屋子就變小了……

我記得那隔成三小間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墻，位于很熱鬧的延平北路口，右邊是警察派出所，與鐵路局隔街相對。墻外一條街通往后火車站，半條街擺滿了攤販，最多是布販，還有一些菜販。早上買菜人潮之后，布販開始大聲用閩南語吆喝:“一尺二十塊!一尺十塊!真俗!”伴隨著把裹著木板的布匹展開，啪地摔在攤子上的聲音，十多個聲音此起彼落地一直喊叫到下午兩點左右，拉黃包車的嚷著“邊啊!邊啊!”灌滿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墻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處逛，沿著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遠望淡水河入海口?？词炝伺_北開埠的商業(yè)舊街，和在湖南、貴州、四川逃難時所見的城市很不相同。臺北的店面比較小，緊緊靠著，很少門洞、橫之類的間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后半段以干貨為主。有時，我們會走一半路右轉到圓環(huán)，開始喜歡肉羹和炒米粉。但這些吃食和東北人的餃子樣，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當飯吃的。我們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廚房燒飯煮個湯才像個家。

晚上飯后，裕昌去修各種送來的真空管收音機，我讀著帶回家的書。有時我會寫一點日記，每提起筆，心中就洋溢著悲秋意味的憂傷，過幾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學標準。

這樣的日子過了將近兩個月，突然接到爸爸寄來快信，說媽媽兩個妹妹將在月中到臺灣來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應付了。

圣誕節(jié)前數日，媽媽先帶小妹乘飛機到，大妹跟韓春暄伯伯家?guī)е抑行欣畲钐捷嗠S后亦到。住在我那陋室雖不夠舒適，卻是我一九四四年離開重慶去樂山上二年級之后，真正和媽媽一起過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鍋飯”，喜怒哀樂可以如此單純幸福的團聚。

大陸是回不去了，爸爸在臺灣的朋友幫我兩個妹妹辦臺北一女中插班手續(xù)。寒假后，寧媛上初三，星上初一，比后來的人早一些安頓。京滬漸漸撐不住了，政府遷至廣州辦公，事實上已作遷臺打算，爸爸直到大勢已去才搭最后飛機來臺灣。

5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約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們開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興輪或太平輪由上海開來，裕昌就用臺北電務段的卡車去基隆碼頭裝回一車行李，最多的時候，堆在另一個倉庫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經參加我們婚宴的長輩,《時與潮》同仁勝利后回鄉(xiāng)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者，有一些是來教書的，辦報和雜志的文化人大多數都來臺灣了。爸爸囑咐我們盡力幫忙。省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協(xié)助，所以裕昌向鐵路局報備用卡車接船，也是責任范圍。

我們那距臺北火車站只有三百米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那小小的三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最初媽媽還留人吃飯，后來實在應付不了，就只能準備永不枯竭的熱茶。（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