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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君碑》又名《冀州從事馮君碑》于2005年6月在河南盂津出土。此碑為殘碑，圭狀，僅存中穿孔以上的上半截，殘高一百零二厘米，寬八十三厘米。額刻“冀州從事馮君碑”七字。碑文隸 書十七行，每行五至十五字不等。東漢永和六年為一四一年。碑文對冀州從事馮君的生平，父親、兄弟及本人品行都作了記載。這通漢代圭形碑刻的出土，對研究漢代書法、禮制都有很高的價值。 由于年代久遠，加之“從事”官職在漢代較低，馮君其人，史無記載，但從碑文中出現(xiàn)的年號和書法特點，可以初步斷定是東漢后期隸書發(fā)展高峰期的作品。它的出土為漢代書法、禮制研究又增加了新的內(nèi)容，具有重要文物價值。拓片現(xiàn)收藏于洛陽碑志拓片博物館。 2005年6月，河南省孟津縣平樂鎮(zhèn)新莊村村民在開挖渠道時，于距地表約0.5 米處發(fā)現(xiàn)一通石碑，可惜碑體已經(jīng)斷裂。碑為青色石灰?guī)r質(zhì)，圭形，首身一體，長方形，底部.（殘缺）有榫頭，中部有一個直徑15厘米穿空，殘高 250、寬84、厚20厘米。從現(xiàn)存一大一小兩個方形石塊和文字布局看，穿空以下部分與碑座已經(jīng)丟失。 碑文為隸體書寫，碑首正中冠以《冀州從事馮君碑》（下簡稱馮君碑），每行7字，滿17行，由于是殘碑，行字多少 不均，水銹較重，大方形石塊滿17行，存字186個，小方形石塊（左下 角）僅存4字，共200字。 碑文首句：“冀州從事魏郡囗陽囗囗囗，出身高辛……”在尚存的文字中未記其名字行狀，僅述及其在恭儉孝悌方面的優(yōu)行及英年染疾，稱病辭讓職授的品德，“而逗兇袂，永和六年……。”“永和” 是東漢順帝第三個年號，“六年”即公元141年，迄今1864年。“冀州”在 東漢是“十二刺史部”之一，屬“一級政區(qū)”，轄境相當于今河北省中南部， 山東省西端，河南省北端，治所在今河北省柏鄉(xiāng)?！拔嚎ぁ彪`屬冀州，“囗陽”，據(jù)《中國歷史圖集》第二冊44、45頁載，東漢冀州刺史部地圖，在魏郡治所“鄴城”東北處標有“平陽城”三字判斷，馮從事的家居郡望應(yīng)是冀州魏郡平陽城。其姓氏溯源應(yīng)為商王帝嚳高辛氏的后裔（《辭源》釋“帝嚳” 條目)。 從目前已知的漢碑出土情況，馮君碑雖然較漢隸入碑的珍品——東漢袁安碑晚47年，袁敞碑晚22年，但其碑作為隸書入碑的又一實例，具有首、身、穿俱在，較完整的保持著碑志傳統(tǒng)的漢韻。書體勻稱灑脫、點劃流暢疏朗，字跡清晰可辨，稱得上是隸書發(fā)展趨于成熟階段的上乘佳作。若同早于馮君碑28年(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泐蝕嚴重，字跡難辨” 的張禹碑（殘碑）“書體呆滯，筆劃僵硬，缺乏隸體書的平穩(wěn)飄逸，端潤俊 麗氣韻”或是同鐫刻于靈帝時期，且頗受學(xué)者們的贊譽的“致肥碑”（公元169年）、“韓仁碑”（公元175年），以及“鮮于璜碑”、“史晨碑”等名碑作比， 馮君碑仍可視為迄今已發(fā)現(xiàn)的漢隸人碑之珍。如果將明代孫退谷：“書法方正爾雅，漢石中不多見”（《庚子銷夏記》)，清代郭尚先：“是碑為冠”（《芳堅館題跋》)，評贊“張遷碑”（明初出土，鐫于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 晚馮君碑45年的贊語，移用于馮君碑的話，亦可謂公允之論。 該碑刻工精良，刀法簡率，只可惜僅存穿以上部分。此碑整體氣息凝道，方正樸茂，雄強遒勁，隸法精熟，法度饉嚴，筆畫直率、豐腴厚重，較為中實，毫無造作之嫌。其中波磔分明，變化豐富。其結(jié)字寬博平穩(wěn)，工整勻?qū)?，字皆取方勢，大小變化不明顯。用筆干凈利索，精到剛勁，無拖沓之感。章法布白勻稱， 行列整齊，有樸茂之姿、厚重之感、肅穆之氣。 《馮君碑》的書法古雅優(yōu)美，結(jié)體較為方整,八分隸書的波磔也較為短促，筆畫厚重,基本不作長短參差，左掠的筆畫少,在《史晨后碑》、《乙瑛碑》、《曹全碑》、《桐柏廟碑》中,有些都是向左掠，而《馮君碑》則是如一豎直下，不具左掠之勢。即便與同時的《景君碑》相比，在書法風(fēng)格上也有著很大的不同。這對于研究東漢時期的書法思想、書法的自覺意識、書法藝術(shù)史、尤其是八分隸書碑刻等問題，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馮君碑》由于出土較晚，在歷史文獻和金石書籍中未曾著錄。它結(jié)字寬博古厚，茂密嚴整；用筆方折，氣勢雄健，尤其是碑陰，在嚴整中更見奇縱姿肆，生動有致，與其他漢碑相比，此碑也突出了漢代書法藝術(shù)的古拙氣勢美，這在對其點畫、結(jié)構(gòu)、章法中的欣賞中可以得知。 在前面例舉的張禹碑為殘碑無碑首，肥致碑、韓仁碑、張遷碑均為圓首，唯馮君碑為圭首，且碑穿以上部分和碑首皆完整無損，為研究源遠流長的碑志文化和碑體演變，提供了一件實物資料，堪稱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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