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澍

                        (西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摘　要：張璁之所以成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夠廉潔自律、勇于擔當、敢于變革、忍辱負重，其過硬而全面的政治素養(yǎng)能夠經(jīng)受住現(xiàn)實和歷史的檢驗，在明代重臣中無人能比。張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禮議”。初入政壇的張璁不怕楊廷和的強權打壓，以充分的自信和堅強的意志公開向其“大禮”主張發(fā)起了挑戰(zhàn)，且愈戰(zhàn)愈勇，勢不可擋，最后取得了“大禮議”的勝利，成為處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擊敗楊廷和集團之后，張璁協(xié)助世宗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顯著。其良好的政治素養(yǎng)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續(xù)，書寫了中國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關鍵詞：明世宗；張璁；楊廷和；張居正；嘉靖革新；政治素養(yǎng)

      “賢能”是中國古代對官員政治素養(yǎng)的基本要求，并以“選賢任能”制度模式予以保障。從先秦時期的鄉(xiāng)舉里選到漢代的察舉制，再到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以后不斷完善的科舉制度，“選賢任能”的機制日趨完善。明清時期，由于科舉制度日益完備，“賢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政權的穩(wěn)定性愈加明顯。有政治抱負的士人只有以“賢能”要求自己，才能成為“忠良之臣”。張璁以知縣任職為例，認為勝任此職需要“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處事之才”。[1]三條之中，賢德的要求就占了兩條，足以說明官員品行的重要性。而要從事改革，對改革者的政治素養(yǎng)要求更高。一方面，改革者要做到絕對的廉潔，能夠經(jīng)受住時代和歷史的檢驗；另一方面，改革者要敢于擔當，敢為天下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變革。在有明一代的改革活動中，只有張璁的政治素養(yǎng)才具備改革家的全部要求。在關于張璁的研究中，學界對其參與“大禮議”的言行關注較多，對其政治素養(yǎng)與革新精神關注不夠。筆者對此問題已有涉略，[2]但還不夠深入。有鑒于此，特立此題，從廉潔自律、敢為人先、忍辱負重等方面對張璁的政治素養(yǎng)做一專門研究，以期對張璁的政治素養(yǎng)與革新精神有更深刻的認識，進一步理解從事革新活動對個人政治素質的極高要求。

      一、“持身特廉”是張璁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要真正領導改革并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改革者必須要自身清正，否則就無權領導改革或將改革帶入歧途。對張璁來說，相比于反對楊廷和的“大禮”主張，隨之而來的政治變革更為艱難，涉及的問題更為復雜，承受的壓力更加巨大，對其自身的要求更加嚴格。毋庸置疑，“大禮議”使經(jīng)過八次會試而在臨近知命之年中第且無行政經(jīng)歷的張璁經(jīng)受住了強大的考驗和艱苦的磨煉，所產(chǎn)生的巨大沖擊為張璁從事比議禮更為艱難的政治變革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磨礪了堅強意志，使張璁從“大禮議”中擊敗楊廷和的自信迅速轉變?yōu)檎胃母锏淖孕?。而政治改革中最為艱難的就是治理百余年來積淀的腐敗之風。他認為“近來中外交結，貪墨成風，夫貪以藏奸，奸以兆禍，臣竊懼焉”，并舉例說道：“竊見每年進表，三年朝覲，官員往往以饋送京官禮物為名，科派小民，棰撻誅求，怨聲載道。九重深遠，何由上聞。是以上干天和，疊見災異，皆贓夫之昌所致也?！盵3]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之風，張璁清楚地認為只有保持自身的廉潔，才能有效地革除積弊，減輕民眾的負擔。

      張璁是明朝從入仕到入閣再位居首輔所用時間最短的閣臣。在“一言拜相”之后，張璁并未忘乎所以，而是繼續(xù)保持清醒的頭腦，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嚴于律己，以“治國”“平天下”為追求目標，以“修身”“齊家”規(guī)范自己，主張節(jié)儉愛民，反對“驕矜放肆”。[4]他認為中第為官不是為了謀取一己之私利，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挑戰(zhàn)楊廷和的“大禮”主張，也不是為了獲取個人的政治利益。他始終認為“臣子委質于君，則身固君之所有而不敢自私者也”，[5]即清正無私是“公義”和“忠臣”的首要條件。他對世宗說道：“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裰戮?，其不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鮮矣！”[6]又說：“臣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今以身許國，安復有家。”[7]在自己廉潔自律的同時，張璁還要求家人不得恃勢凌人，巧取豪奪，一再強調(diào)“竊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8]的重要性。他以北宋宰相范質的清正廉潔為表率，將其告誡子侄的詩文“刊示”其子，令其遵行，并寄語其子“高節(jié)清風是我?guī)煛?。[9]因為張璁清楚，只有真正做到廉正，才能“杜絕敝風”，也才能“保全名節(jié)”。[10]張璁向世宗保證：“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jié)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11]并表示自己“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臣之心也”。[12]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言：張璁“后為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個紅棗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琼討n慮。故其建立，殊自偉然，不齪齪于末世局面”。[13]葛守禮在《太師張文忠公神道碑》中寫道：“方世宗寵異公時，卿二有欲厚自結者，內(nèi)金壇中，題曰'黃精白蠟敬壽’，公立暴其私，朝士悚栗，皆古大臣風也。清風高節(jié)，宛然在目?！盵14]楊鶴亦言：“公五十不治生產(chǎn)，近清；禁絕私交，近正?！盵15]劉康祉也認為：“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為必效也。故公之品為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為必傳之業(yè)?！盵16]徐栻論道：張璁“清操峻節(jié)，屹然砥柱，瑩然冰雪，世紛外慕，舉不足以動其中，殆超立于埃壒表矣”。[17]這些不同視角的評述是客觀的，集中說明了張璁出淤泥而不染的優(yōu)秀品質。這是張璁敢于向一切腐敗現(xiàn)象開刀的強大底氣！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張璁就會身廢名裂，很快敗下陣來。

      作為重臣特別是改革家，自身廉潔是首先必備的條件。由于是新進之臣，張璁既無腐敗的前科，又與前朝弊政沒有瓜葛，故不像久居官場的舊臣那樣再三掩飾自己的敗政行為，表現(xiàn)出了一位改革家所應有的廉正素養(yǎng)和革新勇氣。也正由于此，張璁才能輕裝上陣，協(xié)助世宗擊碎了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集團，使客觀存在而又強大的反對勢力不可能以腐敗的把柄而將其迅速打倒。張璁在保全自己的同時，又能使革新局面平穩(wěn)發(fā)展，不因改革者自身貪腐問題而發(fā)生逆轉，避免人亡政息?？梢哉f，張璁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日懷憂畏”，“正氣毅行”，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守潔以卓”，而非“半真半假”之人，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君子”，表現(xiàn)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應有的廉正素質。正是基于自身的廉潔，張璁在革新中才不怕反對者的攻擊，他對世宗說道：

      夫阿意從人者，人反以為通而眾好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為迂而從惡焉，毀言所由興也。臣平生不志溫飽，不事產(chǎn)業(yè)，年過五十，守祖、父薄田數(shù)十畝，未嘗有求于人。今竊厚祿，已愧難勝，不義之財，奚啻糞穢。故臣自講禮以來，攻擊之章無慮百千萬言，終莫有以貪污加臣者。且臣自簡命內(nèi)閣，已請敕旨，嚴為私門之禁，謝絕內(nèi)外之交，天地鬼神，日臨之者。[18]

      正因為有這樣的自信，張璁才敢向150多年來的明朝積弊挑戰(zhàn)。為了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和保障明朝的長治久安，面對險惡的政治情勢和強大的輿論攻擊，張璁“慷慨任事”，敢于革新，全力協(xié)助世宗打破舊勢力控制的權力格局，清除陋習，打擊害政官員，建立新規(guī)，嚴明紀律，推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諸方面的變革，使除舊與布新同步進行，因此開啟了明代真正的改革，“弼成嘉靖初元之治”，[19]為明朝的“中興”做出了特殊而又積極的貢獻。《明世宗實錄》對張璁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贊譽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改。在內(nèi)閣，自以受上特知，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多不與聞者。于是清勛戚莊田、罷鎮(zhèn)守內(nèi)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nèi)稱治矣”。[20]張璁之所以能在正德、嘉靖之際極端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危言激說，不隱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中人貴近，廩廩之下”，[21]就在于其“門私無謁，風清弊絕”，[22]一身清廉。正是由于潔身自好，才使強大的反對勢力一時無法利用腐敗的借口將張璁趕出政壇。也正因為如此，注重“以修身為本”的張璁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痛惡贓吏”，整肅風紀，“革貪暴”，協(xié)助世宗全力向明朝的積弊開刀。

      “選賢任能”的“賢”并非不可捉摸，亦非軟指標，能真正做到清廉就可以判定其為“賢臣”?？v觀中國古代的官員，盡管大多標榜自己的“賢德”，但能夠經(jīng)受住歷史檢驗的并不多。作為皇帝倚信的重臣，張璁能夠潔身自好，“如青天白日無纖毫私翳”，[23]是明代中后期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這方面，后來的張居正也難以與其相提并論。張居正的貪腐現(xiàn)象是張居正研究中一個難以處理的棘手問題。為樹立張居正的正面形象，史家曾一度對其腐敗問題輕描淡寫乃至刻意回避。如在梁啟超等人編著的《中國六大政治家》中，為塑造張居正偉大政治家的身份，就不愿提及張居正的貪腐之事。[24]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張居正貪腐的問題終究還是繞不過去的，[25]學者們從不同的側面予以揭示和評論。如韋慶遠認為：“張居正存在過的錯誤或不足，在封建官場上層，是多發(fā)性的常見頑疾。相互傾軋，排斥異己，富貴驕人并恃勢力以為子孫謀，幾乎是絕大多數(shù)大官僚的通病，但作為一代卓異的政治家來說，竟亦不慎有所沾染。人們是有理由采用更高的道德標準來給予指謫責難的，它反映著人們對他的愛殷望切。正因為有傳統(tǒng)陋俗的感染，權力地位的腐蝕，居正亦未具有完全的免疫力。”[26]如在歸葬其父時，“張居正對于奉承不力，禮儀有疏的人卻是很計較的；對于不來參候而疑其另有他意的人，則更不能寬容”。[27]又如在面對其諸子中第的問題上，“張居正私其諸子，依借權勢推登高第，為時人所輕蔑，居正本人的威望也大受損害。而且，他這樣的做法，還起到很壞的帶頭作用”。[28]劉志琴論道：“張居正的家居生活，相當奢華，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在治國上他“理財嚴明、倡導節(jié)儉，在生活中他追求奢華，是他性格多側面的表現(xiàn)”。[29]樊樹志認為：“以往人們出于對他的崇敬，諱言政客的一面，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否則就不可能復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兩面，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面，對他的認識都是片面的?！盵30]安震也認為：“張居正要求其他官員厲行節(jié)儉，他自己卻不能以身作則?！盵31]

      與“持身特廉”的張璁相比，要讓熟諳官場之道的張居正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學界對此問題關注不夠，有意無意地割裂張居正“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的關系，導致張居正研究的失真。而張璁的表現(xiàn)充分說明，革新之臣既可以做到清正，也可以用自己的清正保住身家性命，避免人亡政息。無視改革者的貪腐行為而一再地強調(diào)改革家一定要獻出身家性命，則是十分片面的?？梢哉f，廉潔是考察每一個官員“賢德”的關鍵指標，不是可有可無的要求。特別是作為改革者，具備這一條件尤為重要。在“嘉隆萬改革”中，張璁與海瑞得罪的人要比張居正多得多，但他們兩人因為自身的廉潔使反對者難以將其搞臭或打倒，而張居正的腐敗問題是其無法洗刷的污點，不是能用所謂的“功大于過”或“功十而罪一”[32]之類的說辭輕易糊弄過去的。至于一些學者煞費苦心，拿張居正的貪腐所得不及臭名昭著的嚴嵩、馮保為其辯護的做法，可謂不得要領。

      二、據(jù)實議禮與張璁敢為人先的革新精神

      要參與或領導改革，改革者必須要有創(chuàng)新意識。所以，對改革家基本素質的考察，首先要看其能否實事求是且敢為人先。張璁在“大禮議”中的特殊表現(xiàn)，充分顯示了其與眾不同的見識和膽略，并因此成為正德、嘉靖之際新生力量的代表。

      在楊廷和不顧世宗即位的新情況而試圖參照漢宋舊例強迫皇帝改換父母之時，作為一位經(jīng)過八次會試而入仕的觀政進士，張璁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豐厚的禮學素養(yǎng)和無畏的精神，“見義勇為”，第一個站出來明確表達自己的見解，“奮抗朝議”，向龐大的楊廷和集團的“大禮”主張率先發(fā)起了猛烈的攻擊，“大忤執(zhí)政”，在楊廷和一手遮天的封鎖中“炸出了一道裂縫”，[33]使世宗在困境中首先得到了鼎力支持，并看到了希望。張璁事后總結道：“我朝皇上嗣位，朝議率宋濮王故事，以皇上考孝宗，叔興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倫理綱常攸系。獨上疏，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陋習矣?！盵34]當然，楊廷和及其追隨者不可能輕易地承認自己的失誤和失敗，為了消除異己，楊廷和迅速將張璁趕出了北京，派其到南京擔任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作為皇帝，此時的世宗猶如權臣手中的玩物，連保護唯一一位公開支持自己想法的新臣的能力都沒有，任由楊廷和打擊報復。這一方面也說明楊廷和對反對聲音的高度警覺和極度恐懼，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時的世宗被楊廷和玩弄于股掌之間。楊廷和試圖利用其提出的“大禮”主張來維護自己在新朝的權勢，在恐嚇可能出現(xiàn)的反對者的同時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致使大多數(shù)明哲保身的士人趨利避害，敢怒不敢言，只能隨波逐流、裝聾作啞。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楊廷和倉促提出的“大禮”主張就是當時“整個文官群體所擁有的共識”，[35]否則，楊廷和等人就不會面對張璁等人的接連批駁而一再退讓。張璁就此論道：

      夫為孝宗皇帝之子說者，其始變于奸權大臣一人而已，禮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皇上圣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辨明。其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輒目為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禮者憑為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眾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令吏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銜冤而去，無敢聲言。至于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zhí)筆，余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廷助臣議者不為不多，瞻前顧后，但頷首稱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今獨無愧于心乎？[36]

      南京都察院經(jīng)歷黃綰也說道：

      定禮之初，倉卒臆決，既而遂非者膠于難反，趨勢者爭為附和，傾危者旁為黨興，間有賢者墮其術中而亦莫之察。倡說紛紜，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雖其憂深慮危、欲和上下以安國家者，皆不遑恤。概謂邪說、謂希寵，為必戮而后快。大勢既傾，為彼甚易，為此甚難。平素知己而反戈，宿昔共論而避馳，亦有忠孝真見、含口結舌，不敢出一語為是非，恐為人困辱、奇禍或來以為身名之害，真可慨恨！[37]

      這種情形是武宗亂政的延續(xù)，也是楊廷和等武宗舊臣的一貫做法，反映了正德時期吏治敗壞的狀況。而就皇位交替的政治情形而言，楊廷和如此專橫跋扈、排斥異己，也是嘉靖之前明朝未曾有過的現(xiàn)象，足以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把京外稱帝的藩王放在眼中。換言之，楊廷和的“大禮”主張就是蔑視世宗的集中反映。此時的楊廷和把持朝政，自以為是，強迫以特殊方式即位的世宗改換父母，試圖將其強行納入孝—武帝系，[38]使其成為傀儡之君。然而，這只是楊廷和的幻想而已。就其在武宗時期的表現(xiàn)而言，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能力，他的野心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

      作為四朝老臣，楊廷和雖沒有過人的治國輔政能力，但有老辣的打擊報復手段。盡管當時的絕大多數(shù)官僚因擔心失去權位而不敢公開反對他的主張，但剛剛入仕、“慨然有治平志”[39]的張璁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面對楊廷和的恐嚇，毫不畏懼，使楊廷和遇到了一位全新的對手。這個對手與新皇帝一樣，楊廷和一點也不了解。他要用貪腐的把柄來對付剛剛入仕的張璁，顯然是不可能的，故只能將其逐出北京，安置在陪都南京，以便使政治中心聽不到反對之聲，從而全面包圍新皇帝，迫使其乖乖就范。從中可以看出楊廷和的膽怯、恐懼和狂妄。而對于剛入仕的張璁來說，遭受楊廷和的排擠，一時比較郁悶。他當時的心情是：“今朝辭北闕，明日赴南官。時論苦難定，圣心當自安。獨憐知己少，祗見直躬難。若問唐虞治，終期白首看?！盵40]此時其堂兄張珊寫信支持張璁，說道：“為禮，是非禍福非所計也。”[41]到南京后，張璁調(diào)整心態(tài)，仍以昂揚的斗志，聯(lián)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人繼續(xù)批駁楊廷和的主張，引導著“大禮議”的走向，形成了南京與北京兩大議禮中心，其中南京在“大禮議”中舉足輕重，真正發(fā)揮了陪都的作用。這是中國古代罕見的政治景觀。

      嘉靖三年(1524)四月，世宗詔令張璁、桂萼進京議禮。但當他們行至鳳陽時，因楊廷和集團的阻撓，又令他們“不必來京”?；氐侥暇┤旌?，張璁等人又奉命進京。這一折騰足以說明世宗在與楊廷和集團孤軍抗爭中的艱難處境。世宗身邊沒有心腹倚信之臣，故需要張璁這樣的忠君之臣。張璁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楊廷和集團的崩解，他們把仇恨包括對世宗的不滿都發(fā)泄到張璁等人的身上，并試圖對到京的張璁等人實施暗殺，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張璁等反對者。面對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楊廷和集團試圖孤注一擲，但其無謂的掙扎加速了自我覆滅的步伐。從“大禮議”一開始，就決定了楊廷和及其追隨者不可能得到新君的賞識，自然也就根本得不到新君的倚信。在當時明朝政治體制完備與穩(wěn)定之時，他們要在與新君殊死搏斗中獲得新生的幻想，壓根就不可能實現(xiàn)。而要與正德弊政進行較為徹底的切割，從事真正的革故鼎新，唯一的路徑就是閣臣與新皇帝建立真正的互信關系。自從提出讓世宗不可接受的“大禮”主張之后，楊廷和就已經(jīng)失去了與世宗建立君臣信任關系的政治基礎，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主動權讓給了張璁。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看清正德、嘉靖之際政治變動的走向。

      面對楊廷和追隨者的群起圍攻，處于絕對劣勢的張璁不怕污蔑和打壓，甚至不怕犧牲，以極大的自信直抒胸臆，“力破群疑”，決意“辯明統(tǒng)嗣”，表現(xiàn)出中國古代士人在你死我活和寡不敵眾的政治險境中敢于擔當?shù)膹娏邑熑胃?，代表著傳統(tǒng)士大夫為追求信念而百折不回的優(yōu)秀品質。在“大禮議”中，面對“群眾交攻猛于虎口，一人議論輕于鴻毛”[42]的情形，張璁能夠以極度弱小的力量和堅韌的毅力挑戰(zhàn)楊廷和一手遮天的局面，將楊廷和強迫世宗改換父母的“大禮議”引入正常的廷議程序，把楊廷和操縱的假廷議引到真廷議的軌道上來。[43]換言之，張璁的出現(xiàn)，才使大禮議變成了真正的廷議，變成了更大范圍的廷議，甚至可以說是變成了全社會之議，并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功績卓著。《明世宗實錄》的編纂者認為，張璁“深于禮學，豐格俊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44]明人徐栻論道：張璁“以孤蹤抗群呶，發(fā)明倫之偉辯，擴不匱之大孝，其功卓矣”。[45]在張璁的帶頭干預下，楊廷和的僵化思想和偏頗主張在廷議中被一步步否定，使前朝舊勢力因“大禮議”而迅速失勢，被世宗乘機清除，使“再造王室”成為可能，書寫了中國歷史上王朝中后期人事順利成功更迭的獨特案例。[46]換言之，“大禮議”為張璁及時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大舞臺，是楊廷和而不是世宗為張璁提供了出人頭地的難得機會。[47]而張璁以良好的個人素質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卒破千古之謬，成皇上之孝”。[48]故張璁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而是當時政治情勢變化的客觀需要。毋庸置疑，張璁的議禮行為，絕不是投機，而是膽識；絕不是冒失，而是善抓機遇。張璁在“大禮議”中敢言敢為的獨特行為，使剛從湖北來京即位而暫時處于困境中的世宗看到了希望，并對不怕楊廷和打擊報復的張璁寄予了厚望，成為取代前朝舊勢力可靠的新生力量。那些無視張璁議禮精神而一再地將其視為“迎合”“干進”“小人”的研究者應該放棄人云亦云的固有偏見，對張璁的議禮行為給予起碼的尊重。那些為楊廷和和楊慎議禮行為辯護的研究者也應該正視楊廷和集團在“大禮議”中對張璁等人污蔑、打壓甚至暗殺的拙劣表現(xiàn)，同時對其大搞一言堂的惡劣行徑應該有起碼的批判意識。那種沿襲楊廷和集團誣陷張璁等人的老調(diào)，用所謂“議禮新貴取代元老成為重臣，開啟了嘉靖一朝投機之風”[49]之類的論調(diào)來為楊廷和和楊慎等人的議禮行為辯護的學風，不可能深化對他們的研究。

      張璁大器晚成，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不顧楊廷和集團的恫嚇，沖破禁網(wǎng)，從實際出發(fā)，依法議禮，以理議禮，以孝議禮，明確而堅決地反對楊廷和刻舟求劍、削足適履的“大禮”主張，強力支持處于困境中的世宗，也維護了世宗為人君的尊嚴，維護了武宗遺詔的法律尊嚴。同時，張璁打破了楊廷和集團試圖把持朝政的幻想，為世宗消除武宗朝遺留下來的這股腐朽勢力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正是有了張璁，“大禮既乖而始定，綱常幾紊而復明”。[50]在“新進書生”與“老臣名流”的公開論戰(zhàn)中，張璁將不可一世的楊廷和集團一步步地逼上絕路，并因此脫穎而出，一舉成名。世宗打破常格，重用張璁，“誠近古鮮儷哉”。[51]張璁“不六年而登大位，極隆倚任，自明興無二焉”。[52]在“大禮議”中，世宗和張璁相識相知，相互支持，建立起了全新的君臣關系。張璁協(xié)助世宗“收先朝倒授之柄”，[53]結束了紛爭，平息了亂局，是明朝能夠“決大疑”和“定大難”的重臣，成為世宗時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在“大禮議”中，張璁以堅強的意志和極大的自信直抒己見，表現(xiàn)出了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在政治險境中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爱敶蠖Y議起，與公異論者，咸挾泰山之重以壓公卵，公旦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54]面對楊廷和集團的暗殺圖謀，[55]張璁的夫人蔡氏毫不畏懼，支持張璁二次進京。張璁說道：“余登進士第，授南京主事，夫人始得同祿食，封安人。未幾，圣天子以議禮故，召余至京師，夫人從焉。時舉朝忌余，至有欲殺者，夫人無懼色。”[56]當時，追隨楊廷和的“群臣激動萬分，欲仿景泰年間戶部給事中王竑在皇帝面前擊斃宦官王振死黨馬順故事，撲殺張、桂”。[57]楊廷和集團這種無法無天的行徑集中反映了當時政局的極端混亂。世宗雖已即位三年，但仍沒有能力保護張璁等人。楊廷和集團目無法紀，視皇帝為玩物，隨意將張璁等人定為“奸邪”，甚至想用暴力手段來解決禮儀爭端，是明武宗舊臣無力應對新情勢的集中體現(xiàn)。

      盡管楊廷和集團被世宗打壓下去了，但張璁所背負的沉重輿論壓力并未絲毫減輕。對此，張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在與楊廷和集團的殊死搏斗中，張璁將生命置之度外，根本不在乎楊廷和集團的肆意丑化和毀謗。他說：“講禮由來讒口多，毀譽一朝原不顧?！盵58]王世貞論道：張璁“因上所著《或問》二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齒奇龁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超拜公翰林院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fā)舒亡所避，天子逾器之”。[59]面對楊廷和集團的叫囂，世宗能夠始終信任張璁，確保了政局的穩(wěn)定。同時，處于絕境中的張璁憑借著自己的膽識，協(xié)助世宗贏得了“大禮議”的勝利，擊潰了不可一世的楊廷和集團，故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協(xié)助世宗推進一系列政治革新。

      三、忍辱負重與張璁的革新意志

      在論及張璁時，一些古代史家強調(diào)張璁“驕忮”“褊心”的不足，但無視在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中對其個人忍辱負重品格的特殊要求。人無完人，一味地對張璁吹毛求疵，并不能真正認清該時代政治斗爭的特點。如果張璁沒有堅強的意志，就不可能勇敢應對來自強大的楊廷和集團的多方攻擊和迫害。面對各種非議和中傷，新入仕的張璁沉著應對，毫不氣餒，信心十足，以必勝的信念與楊廷和集團展開了堅決的斗爭。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張璁這樣自始至終遭受侮辱的大臣來。

      大禮議是公開的辯論，是由各級官員共同參與的廷議，張璁以其敏銳、果敢和自信，通過這一平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求實創(chuàng)新精神，贏得了世宗的信賴。長期以來，一些學者沿襲楊廷和集團對張璁等人肆意謾罵的惡劣之風，懷疑張璁的議禮動機，將其視為“迎合”世宗的“小人”，把張璁的脫穎而出僅僅看成是他個人追逐私利的體現(xiàn)，對張璁個人迅速升遷的現(xiàn)象冷嘲熱諷，這種論調(diào)在時下的論著中仍時有反映。如果此說果真成立，那無疑是在抬高張璁，而非貶低張璁，說明他有先見之明，在議禮一開始就預見到了“大禮議”的結局。事實上，“大禮議”一開始，張璁并未預料到最后的結局。面對楊廷和集團的打擊報復，處于絕境中的張璁不畏強權，孤軍奮戰(zhàn)，奮起反駁，毫不妥協(xié)，堅持自己的主張，經(jīng)過四年左右的殊死較量，最終贏得了勝利?！坝稀敝f顯然是仇恨張璁者對張璁因議禮而快速升遷不滿的表達，是一種膚淺甚至是毫無意義的論調(diào)。在一些研究者的筆下，不分青紅皂白，見皇帝就罵，見皇帝就反，并無限拔高一切反對皇帝之人。楊廷和集團失去理性辱罵張璁尚可理解，但研究者不能以楊廷和等人的攻擊之詞而不加分辨地任情嘲諷張璁。蔑視張璁者，就是不愿正視張璁的議禮精神，不愿正視張璁的革新意識，不愿正視張璁對嘉靖政治的積極貢獻。嘉靖朝歷史之所以難以深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能正視張璁的革新精神和理性對待張璁協(xié)助世宗的政治變革。

      在欽定“大禮議”之后，年少的世宗經(jīng)受住了考驗，掌握了自己應該擁有的皇權。為了清除舊勢力，進一步鞏固皇權，消除腐敗，解除民困，世宗必須依靠張璁等新生力量推行改革。而要進行觸動多方利益的全面改革，必然會產(chǎn)生諸多雜音。面對反對勢力的各種攻擊，張璁信念堅定，不計個人得失，忍辱負重，承擔著對世宗不滿和對自己嫉恨所產(chǎn)生的強大的輿論沖擊，背負著由楊廷和“奸邪”翻版而來的“迎合”“奸佞”“小人”等污蔑謾罵之名。張璁膽識過人，既能攻人之過，又能受人之攻，理性而又坦然地面對反對者的短視之見，蔑視官場中排擠新人的頑疾，能夠沖破種種阻力，勇往直前，沒有被流言蜚語所擊倒。世宗依靠張璁等敢作敢為之臣，對明代弊政進行了多方革新，如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力行三途并用之法、整肅學校、整飭科道官、整頓翰林院、強化內(nèi)閣行政職能、裁革冗濫、革除鎮(zhèn)守中官、限革莊田、初行一條鞭法、解決哈密危機以及改革孔子祀典，等等。談遷論道：張璁“起孤生，發(fā)奮抗朝議，受知主上，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歷相，所創(chuàng)革典制非妄” 。[60]張璁協(xié)助世宗涉及多個領域的有效變革使楊廷和集團不可能死灰復燃、東山再起，確保了嘉靖政治長期穩(wěn)定的發(fā)展。

      張璁“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官員，許多人厭惡他，并盡最大努力去毀滅他”。[61]為了回擊反對者的惡毒攻擊和無端指責，張璁根據(jù)政情的變化，顧全大局，充分理解皇帝的處境，多方維護皇帝的尊嚴與權威，不計個人得失，“勇退激流”，多次離開內(nèi)閣，不貪權戀位，讓反對者無法對其進行持續(xù)的攻擊，以盡可能地消除怨恨。在嘉靖八年(1529)至十四年(1536)的七年之間，張璁三次被世宗罷免，但很快又被召復，進退自如。世宗從張璁反復罷免和起復中“察其誠”，對張璁愈加“重信”，“常以少師羅山呼之而不名”，進一步密切了君臣關系，“眷顧之厚，終始不替”，[62]彼此“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多不與聞者”。[63]即使君臣關系如此密切，深知“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64]的張璁也不會忘乎所以，故始終能夠嚴守為臣的本分。如對世宗的賜印，張璁恪守人臣不能在君主面前“稱字”的規(guī)矩而“奏繳不聽”，[65]避免反對者借機攻擊。張璁的多次被罷免具有積極的作用，有效地化解了輿論壓力，減少了紛爭，消除了黨爭，以便在身后不留后患，確保嘉靖政治的持續(xù)穩(wěn)定與良性運行，使艱難的變革得以曲折前行。[66]張璁能進能退，與后來的張居正不愿守喪盡孝而造成的怨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精神在明代閣臣中極具典型性。世宗對張璁的忠誠自律給予極高的評價，為其姚溪書院賜名“貞義”，堂名“抱忠”。[67]張璁死后，世宗親自按照“古謚法”，以張璁能夠“危身奉上”，賜其謚號為“文忠”，[68]并在祭文中高度贊揚了張璁。世宗寫道：

      惟卿巍科擢俊，江浙蜚英，績學多材，抱忠獻策。比者贊成大禮，功實匪常，用是寵以孤卿，擢居輔導，方隆委任，共荷治安。[69]

      同時，張璁也得到了世宗之母的極大認可，她對張璁為保全其母子關系所發(fā)揮的獨特作用表示真誠的感謝，對張璁說道：

      吾昔承先人之慶，獲入皇家，上侍恭睿獻皇帝，誕今皇帝以倫序奉天命，入承大統(tǒng)，致吾有今日之尊崇，吾甚愧懼。以吾言之，皇帝奉養(yǎng)之誠，推尊之孝已盡，斯必賴老成賢碩而贊之也。吾聞為君者難，一毫末不盡，是為弗宜。今吾位號已隆矣，公耆俊忠敏，尚賴盡心以匡吾子為治。皇帝沖年，凡所舉動，公當悉引之于道，庶幾克成其德業(yè)，以為我獻皇帝光。[70]

      張璁能夠得到世宗母子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明朝獨有的事例。張璁就此說道：“臣思皇上所以思臣，圣母所以數(shù)問臣者，臣之心豈惟皇上鑒之，圣母亦鑒之矣?！盵71]張璁在正德、嘉靖之際混亂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無人能夠比擬的。“世宗初政，非得公，何以克振前烈？”[72]在這一特殊時期，沒有張璁是不可想象的。明人薛侃認為，“夫君，元首也。臣，耳目手足也。明良一體無有離間，然后可以成正大之業(yè)。否則雖有志道，孰與精之？雖有膏澤，孰與布之？而中興之望孤矣”。[73]

      長期以來，學術界在論及該時期的政局時，無限放大楊廷和的作用，很少顧及張璁與世宗“君臣共休戚”[74]的互信關系，一味地夸大此時的君臣矛盾，把楊廷和視為棟梁，看成救星，好像離開了楊廷和，世宗朝就會崩解。而對張璁在“大禮議”中與世宗建立的密切關系一再譏諷，不愿正視張璁的革新活動，并用“迎合”“投機”之類的輕蔑口吻嘲弄張璁與世宗相互倚信的新型君臣關系，完全忘記了皇帝與大臣特別是閣臣的精誠合作才是保證明朝政治良性運行的這一基本前提。這種學風至今沒有多大改觀，導致對正德、嘉靖之際政局演變的描述處于極為混亂的狀態(tài)之中。

      世宗把張璁“從必死無疑的境地中拯救出來”，[75]他們“君臣一德，上下交孚”，[76]彼此支持，相互倚信，是有明一代閣臣與皇帝共患難、同革新的一個典范。尤淑君認為：“由于張璁有襄贊'大禮’之功，擔當百官對'大禮’的強烈批評，還勇于任事，不避毀謗，致力推行改革，并壓制其他臣僚的不滿意見，于是嘉靖皇帝對張璁恩寵不衰。張璁可說是嘉靖朝眾多首輔里，唯一能全君臣之交的代表者?！盵77]研究明代政治的運行特別是內(nèi)閣對政治中樞的影響，張璁與世宗的關系無疑是最需要認真解讀的一種現(xiàn)象。王世貞論道：“我朝超用內(nèi)閣大臣未有如張永嘉之篤者，真所謂家人父子也?！盵78]明人李思誠亦言：“我朝肅皇帝龍奮湖湘，河魁手握，廓然與天下更始，而恥言守府，為不世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末寮，一言悟主，其際風云，其誼魚水，用能托肺腑而竭股肱，為不世出之相”，[79]終嘉靖朝，世宗“終始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80]這樣一種奇特的君臣關系，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在明代，稱張璁為“救時名相”一點不為過。在張璁去世55年之后，神宗對張璁的歷史貢獻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說道：“惟卿材優(yōu)匡濟，性篤忠貞。時維皇祖之中興，贊定尊親之大典。微言當主，秩乃晉于孤卿；一意奉公，權不假于近侍。竟資碩畫，以致太平。眷茲媲德，益軫暇思?！盵81]美國學者竇德士論道：“李維楨(1547—1626)將他與萬歷初年有爭議的強勢首輔張居正加以比較。嘉靖信任張孚敬，但是官場不喜歡他，但70年后，他的名聲如同恒星，張居正卻不是這樣的……總的來說，后人對張孚敬的看法更傾向于喜愛?！盵82]

      結　語

      張璁“以非常之才，創(chuàng)非常之業(yè)”，[83]成為世宗的“中興之佐”。其以信念堅定、敢為人先、堅韌不拔、求實創(chuàng)新、廉潔自律、忍辱負重的精神，將經(jīng)世致用思想付諸實踐并發(fā)揚光大。在“大禮議”中，張璁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學術素養(yǎng)和強烈的求實精神；在協(xié)助世宗變革之時，張璁又充分顯示了其解決重大難題的革新精神和順應時局變化的政治魄力。在張璁看來，“忠臣不私，私臣不忠”，[84]他言行一致，廉能兼?zhèn)?，敢于擔責，能夠將自己的廉能與時代變革統(tǒng)一起來，坦然應對復雜的政治局面，使反對者難以將其擊倒，為嘉靖革新做出了積極而獨特的貢獻，與世宗一道開啟了60年之久的“嘉隆萬改革”新篇章，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改革家。張璁人生經(jīng)歷的突變集中反映了正德、嘉靖之際明代歷史的劇變，書寫了中國歷史上君臣齊心協(xié)力來共同推動變革的全新模式。

      張璁為“中興賢相”，張璁“明經(jīng)、講學、稽古、定禮，皆萬世曠典，光前耀后，相業(yè)偉然矣”，[85]在明代改革歷史中具有特殊表現(xiàn)、特殊建樹、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影響深遠。王世貞認為：“世宗朝，張文忠公佐命中興，相業(yè)煊赫，近古尠儷，故賜赍無虛日?！盵86]明人項維聰亦言：“自來名臣碩輔，其主眷之隆，相業(yè)之盛，孰有如太師文忠張公者乎？”[87]張璁“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其寢于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88]嘉靖朝政治深刻影響著萬歷朝政治，張居正是張璁改革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張居正在萬歷前期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效法嘉靖革新的前提下進行的，學界一味凸顯的所謂“張居正改革”成就其實就是嘉靖、隆慶長期改革的延續(xù)而已，絕不是萬歷前期張居正獨自主導下的短暫而又孤立的輝煌。離開了張璁和嘉靖、隆慶時期改革的參照，就無法理解首輔張居正在短短十年之內(nèi)的政治作為。面對已有二百余年歷史的明王朝，張居正所能從事的變革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將嘉靖、隆慶和萬歷視為一個密切聯(lián)系的歷史單元，才能真正認清首輔張居正的行政特點。[89]

作者簡介：田澍，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明清史、西部邊疆史。

基金項目：中宣部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從張璁到張居正：明代改革的演變軌跡與經(jīng)驗教訓”( 2018－4－8) 的階段性成果。

[1] (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三《論館選巡撫兵備守令》，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頁。

[2]參見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田澍：《張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報》，2016年5月4日，第14版；田澍：《名臣廉貪的不同歸宿：明代嘉隆萬改革中的三面鏡子》，《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3](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三《禁革貪風》，第91頁。

[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六《無逸殿豳風亭議》，第179頁。

[5](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二《再請給假》，第52頁。

[6](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三《應制陳言》，第68－69頁。

[7](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三《嚴禁約》，第92頁。

[8](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六《請廣儲嗣》，第174頁。

[9](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詩稿》卷二《桐江夜泊寄示兒遜志》，第288頁。

[10](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三《嚴禁約》，第92頁。

[11](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五《請寬免楊一清》，第134頁。

[12](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八《謝敕官召復任》，第213頁。

[13](明)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卷四《張羅峰》，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1－132頁。

[14]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硭摹短珟煆埼闹夜竦辣罚袊氖烦霭嫔?011年版，第86頁。

[15](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楊鶴序》，第9頁。

[16](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劉康祉序》，第16頁。

[17](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徐栻序》，第3頁。

[18](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四《再辭陳情》，第105頁。

[19]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丁醋嗍琛禂⒙浴罚?6頁。

[20]《明世宗實錄》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577頁。

[21]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督瘾I備遺·名臣傳》，第43頁。

[22]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妒茣浴罚?4頁。

[23]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犯戒洝丁次闹夜兰摇蛋稀?，?4頁。

[24]參見梁啟超等：《中國六大政治家》，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47－828頁。

[25]參見田澍：《腐敗與弊政：張居正施政的另一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26]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00頁。

[27]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0頁。

[28]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8頁。

[29]劉志琴：《張居正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頁。

[30]樊樹志：《張居正與萬歷皇帝·引言》，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頁。

[31]安震：《中國歷代王朝興衰錄·大明王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頁。

[32](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七二，萬歷十二年五月癸卯條，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479頁。

[33][美]竇德士著，謝翼譯：《嘉靖帝的四季》，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

[3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文稿》卷一《〈溫州府志〉序》，第382頁。

[35]胡吉勛：《“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頁。

[36](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禮第七》，第38頁。

[37](明)黃綰撰，張宏敏編校：《黃綰集》卷三○《大禮私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2頁。

[38]參見田澍：《張璁與大禮議——大禮議新解》，《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2年第9期。

[39](明)王叔果、(明)王應辰編纂，潘猛補點校：《嘉靖永嘉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頁。

[40](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詩稿》卷三《赴南都留別諸友》，第316頁。

[41](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文稿》卷五《堂兄筠軒先生傳》，第465頁。

[42](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一《辭升翰林學士》，第39頁。

[43]張璁認為：“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參見(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四《請宣諭內(nèi)閣》，第109頁。

[44]《明世宗實錄》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條，第4577頁。

[45](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徐栻序》，第3頁。

[46]參見田澍：《大禮議與嘉靖朝的人事更迭》，《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田澍：《楊廷和與大禮議——中國歷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5期。

[47]參見田澍：《張璁議禮思想述論——對張璁在大禮議中“迎合”世宗之說的批判》，《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48]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砣稄V輿記》，第73頁。

[49]張德全：《楊慎傳》，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頁。

[50]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硪弧墩a敕》，第15頁。

[51](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附錄《太師張文忠公神道碑》，第505頁。

[52]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硪弧痘拭魇⒌涫觥?，?5頁。

[53](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劉康祉序》，第15頁。

[5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劉康祉序》，第15頁。

[55]參見田澍：《大禮議與楊廷和閣權的畸變——明代閣權個案研究之一》，《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56](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文稿》卷五《誥封一品夫人蔡氏墓志》，第448頁。

[57]豐家驊：《楊慎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

[58](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詩稿》卷三《呈胡中丞》，第322頁。

[59]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短珟煆埼闹夜珎鳌?，?8頁。

[60](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五七，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條，第3568頁。

[61][美]竇德士著，謝翼譯：《嘉靖帝的四季》，第75頁。

[62](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卷三六《世宗實錄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頁。

[63]《明世宗實錄》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條，第4577頁。

[6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五《謝敕諭銀記》，第131頁。

[65](清)梁章鉅著，陳鐵民點校：《浪跡續(xù)談》卷五《張文忠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6頁。

[66]參見田澍：《張璁與嘉靖內(nèi)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7]《明世宗實錄》卷八六，嘉靖七年三月丙子條，第1941頁。

[68]《明世宗實錄》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條，第4577頁。

[69]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硪弧吨I祭文》，第16頁。

[70]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硪弧痘拭鳟惖涫觥?，?7頁。

[71](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八《救張延齡第二》，第219頁。

[72]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渡杏唁洝っ紓鳌?，?0頁。

[73](明)薛侃撰，陳椰編校：《薛侃集》卷四《仿古更化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頁。

[7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詩稿》卷四《括蒼舟中留別竹居兄四首》，第354頁。

[75][美]竇德士著，謝翼譯：《嘉靖帝的四季》，第75頁。

[76]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世家三編〉》卷首《〈世家三編〉敘》，第100頁。

[77]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灣政治大學史學系2006年版，第347頁。

[78](明)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一三《皇明異典述·召故相敕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1頁。

[79](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李思誠序》，第13頁。

[80](清)夏燮撰，沈仲九標點：《明通鑒》卷五七，嘉靖十八年二月，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206頁。

[81]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硪弧吨I祭文》，第17頁。

[82][美]竇德士著，謝翼譯：《嘉靖帝的四季》，第83頁。

[83](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諸家舊序·李思誠序》，第13頁。

[84](明)張璁撰，張憲文校注：《張璁集·奏疏》卷七《奏謝》，第198頁。

[85]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渡杏唁洝っ紓鳌?，?0頁。

[86]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皇明異典述》，第32頁。

[87]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世家三編〉》卷首《〈世家三編〉敘》，第100頁。

[88]張侃、張衛(wèi)中輯注：《普門張氏文獻綜錄·〈張?zhí)珟熓兰摇怠肪矶短珟煆埼闹夜珎鳌罚?0頁。

[89]參見田澍：《明代政治轉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田澍：《明代嘉靖至萬歷時期政治變革的走向》，《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田澍：《嘉靖革新視野下的張居正》，《學術月刊》，2012年第6期。

原載《史學集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