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諸山，層巒疊嶂，從北、西、南三面環(huán)繞西湖，呈現(xiàn)山外有山的地貌景觀。由外及內(nèi)，環(huán)湖諸山大致分為三圈 ：一是外圈群山，為老和山、將軍山、北高峰、美人峰、天馬山、天竺山（天門山）、瑯珰嶺、五云山等，多由志留紀、泥盆紀的砂巖、石英砂巖構成，山勢高峻，其中天門山海拔 412 米，為諸山之巔；二是中圈群山，沿飛來峰、月桂峰、棋盤山、南高峰、青龍山、玉皇山、九曜山、南屏山、鳳凰山，山勢較外圈稍低，主要為石炭紀、二疊紀的石灰?guī)r，多巖溶地貌 ；三是內(nèi)圈群山，指緊鄰西湖沿岸的寶石山、葛嶺、丁家山、夕照山、吳山等，海拔均在百米左右，寶石山、葛嶺為火山巖、凝灰?guī)r體，吳山則多石灰?guī)r。

中圈和內(nèi)圈群山的石灰?guī)r山體，奇峰異石，山水清嘉，與城區(qū)距離適中，自唐五代以來，就是佛寺和名勝的集中分布區(qū)。文人墨客來游，慨然有感，題名山崖，以紀鴻爪，或意猶未盡，賦詩一首，即為“詩刻”，統(tǒng)稱為摩崖題刻。環(huán)湖諸山的古代題刻，十之七八，刊刻于石灰?guī)r山體上，至于唐宋時期的紀游題刻，可謂絕無例外。

或問：西湖美景，所在皆是，并不限于環(huán)湖諸山的中圈或內(nèi)圈群山，何以文人摩崖題刻只存于此？

答曰 ：古人利用天然巖壁稍加平整，而后在打磨過的崖壁上刊刻文字，故稱“磨崖”。石灰?guī)r較其他巖性的山石，更適宜開龕鐫刻。試舉一例，天竺寺后、靈隱寺前的飛來峰和蓮花峰，“鬼削神剜作巖岫”，有杭州最著名的石景，山中的唐宋摩崖，比比皆是。然而，與天竺寺僅一山之隔的中天竺法凈寺，近不過百米，全無古代造像或題刻，只因為中天竺前后山為石英砂巖質的山體，巖石堅硬，且含砂礫，不宜刊刻。至于火山巖地區(qū)的寶石山一帶，雖有題刻，但主要形成于元明以后。

要之，文人的紀游題刻，分布是有選擇性的，并不與當時的名勝景區(qū)完全重疊，具體而言，環(huán)湖諸山的唐宋摩崖題刻只分布于石灰?guī)r質的風景名勝區(qū)。

唐代后期，尤其在安史之亂后，杭州較以前有長足發(fā)展，成文于永泰元年（765）的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 ：“杭州東南名郡……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蒞臨者多當時名公。”擔任杭州刺史者多為名公巨卿，從白居易到杜牧，無不以到杭州任官為榮。白居易對杭州尤其一往情深，其詩文極大地提升了西湖山水的知名度。

據(jù)清阮元《兩浙金石志》著錄，杭州年代最早的摩崖題刻系唐天寶六載（747）的“源少良等題名”，但自清代以降，實物不知所終。近年來，經(jīng)過奚珣強先生等社會人士尋找，下天竺和飛來峰（靈竺）、定山風水洞、吳山青衣洞等三地的 13 通唐代題刻，悉數(shù)重現(xiàn)人間?，F(xiàn)以年代先后羅列如下 ：

1、 源少良等題名。天寶六載（747）。在下天竺之神尼塔下。

監(jiān)察御史源少良、陜縣尉陽陵、此郡太守張守信，天寶六載正月廿三日同游。

該題刻為“皇宋景德三年（1006）正月二十二日，前錢唐知縣光祿寺丞張文昌、前越州蕭山尉郝知白、吳山寓居羽人馮德之、余杭山人盛升同游謝太守翻經(jīng)遺跡，刊石立記”所覆刻；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前后，在張文昌題名的上半部，遭“梅違、黃安仁同游”第二次覆刻；元至正四年（1344）前后，又遭“瓔珞泉，沙門行之”的三度覆刻。杭州年代最早的摩崖，可謂命運多舛。

2、 沈岫題名。貞元三年（787）。在定山風水洞。

吳興沈岫□元三年正月卅日題。

3、 李事舉等題名。約 797—798 年。在定山風水洞。

監(jiān)察御史李事舉、杭州刺史賈全、試大理司直王□。

題記無年款，年代據(jù)賈全擔任杭州刺史年份推定。

4、王澹等題名。永貞元年（805）。在下天竺。左行。

節(jié)度判官、侍御使、內(nèi)供奉、賜緋魚袋王澹，前右驍衛(wèi)兵曹參軍崔珙，永貞元年冬季。

阮元《兩浙金石志》有錄，但認為其于乾隆庚子（1780）為某太守所毀，實則題刻尚存，2021 年經(jīng)奚珣強重新訪得。

5、李幼清題名。元和元年（806）。在定山風水洞。左行。

睦州刺史李幼清，元和元年十一月廿九日題。

6、武儒衡題名。元和二年（807）。在定山風水洞。左行。

攝都團練…前國子監(jiān)四門助教武儒衡，元和二年二月廿日題。

7、李夷簡題名。元和二年（807）。在定山風水洞。左行。

饒州刺史李夷簡□□游，元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赴……

8、鄭敦禮題名。元和二年（807）。在定山風水洞。左行。

殿中侍御史內(nèi)供奉鄭敦禮，元和二年五月七日赴新安……

9、盧縝等題名。元和四年（809）。在定山風水洞。

范陽盧縝，元和四年十月廿五日。時縝、攝富陽令鄭暐、裴損后到。

10、盧元輔《游天竺寺》詩刻。元和八年至十年（813—815）。在下天竺之蓮花峰頂。

游天竺寺，杭州刺史盧元輔：水田十里學袈裟，秋殿千金儼釋迦。遠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記石蓮花。武林山價懸隋日，天竺經(jīng)文隸漢家。苔壁媧皇煉來處，泐中修竹掃云霞。

詩刻無年款，年代據(jù)盧元輔任杭州刺史期間推定。

11、蕭悅等題名。長慶年間（821—824）。在下天竺。左行。

前太常寺奉禮郎蕭悅、前太常寺王亙。

阮元《兩浙金石志》有錄，并認為已于乾隆庚子（1780）為某太守所毀，實則題刻尚存，2021 年經(jīng)奚珣強重新訪得。蕭悅為白居易刺杭期間的屬官，白有贈詩《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xié)律》，又有《游恩德洞》詩序記長慶二年（822）白居易與蕭悅等人共游定山恩德洞之事甚詳。該刻無年款，年代暫系于白居易刺杭期間。

12. 烏重儒題名。寶歷二年（826）。在飛來峰龍泓洞口。

泉州刺史烏重儒，寶歷二年六月十八日，赴任過游此寺。

烏重儒題名下部為清嘉慶三年（1798）玉德詩刻打破，所幸《兩浙金石志》有完整著錄。

13、南岳道士邢念等題名。開成五年（840）。在吳山青衣洞口。左行。

大唐開成五年六月十八日，□□□南岳道士邢念、錢唐縣令錢華記，道士諸葛監(jiān)元書。

吳山青衣洞，南宋時為權臣韓侂胄的閱古堂所據(jù)，陸游《閱古泉記》：“泉之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監(jiān)元八分書題名?！币延形挠浿?，今仍存洞口右壁。

以上 13 處唐人題刻，分布于飛來峰（下天竺）、定山風水洞、吳山三地。由天竺寺、三生石、靈隱寺、飛來峰、冷泉溪等景觀組成的“靈竺景區(qū)”，是杭州城郊最早形成的佛教圣地和名勝區(qū)之一，為唐宋士大夫官員必到之所，白居易關于天竺、靈隱、冷泉溪的詩文，以及罷任刺史時采攜天竺石返回洛陽以示對江南風物的喜愛，俱稱一時佳話。唐人題刻集中分布于此，并不令人意外，所遺憾者，杭州迄今未見白居易題名。

定山風水洞，又名恩德洞，地處錢塘江畔，位于杭州往返錢塘江上游新安、婺州地區(qū)的交通要道上，距離郡城又不甚遠，更有慈嚴院、天然溶洞等可以探勝尋幽。唐宋時期，白居易、林和靖、蘇軾、趙汝愚、朱熹曾先后到訪，并有七處唐人題刻留存至今。宋代以后，隨著錢塘江改道，湖埠地區(qū)和風水洞才告冷落。吳山是杭州城內(nèi)的山，青衣洞旁有一通唐道士題名，亦在情理中。

唐代摩崖題刻的章法較為散漫，以左行為主，字體大小不一，這是因為唐代題刻對巖壁通常不作平整，章法視巖面的具體狀況而定，無法做到像碑版那般嚴謹。加上年代久遠，摩崖遭雨水溶蝕和人為覆刻破壞，多數(shù)漫漶不清，甚至長期湮沒無聞，直到近年才得以全部重新發(fā)現(xiàn)。

五代吳越國時期，未見文人官員的紀游題刻，現(xiàn)存題刻主要有 ：吳越龍德元年（921），在營建都城的過程中，錢镠在龍山（玉皇山）南麓建設郊壇，并題名崖壁；龍德三年（923），錢镠在將臺山頂建造上清宮，題詩刻于排衙石 ；寶大元年（924），錢镠鑿通慈云嶺，在路旁鐫刻“開慈云嶺路記”；天福四年（939）第二代國王錢元瓘派中直都隊將冷求等人重修天竺寺后山前往神尼塔的山路，在路旁鐫刻“開路記”。

就其內(nèi)容而言，唐五代時期的西湖摩崖題刻，主要有三類 ：1. 紀游類，例如源少良題名等，這是摩崖題刻的主體 ；2. 遣懷類，或可稱為“詩刻類”或“抒情類”，文人或官員來游，意猶未盡，題詩于崖壁，例如盧元輔《游天竺寺》詩刻 ；3. 記事類，用以記錄營造建設的經(jīng)過，例如錢镠慈云嶺開路記與冷求開路記。

摩崖題刻的分布具有集聚效應，靈竺、定山等公共名勝區(qū)，中晚唐以來游人如織，宋代依然是題刻的密集分布區(qū)；吳山位于城內(nèi)，佳勝之處多為衙署、權貴宅邸、寺觀苑囿所占，多不具備公共景區(qū)的屬性，例如石景絕佳的瑞石洞，南宋時期鄰近太廟，成為朝廷禁地，宋寧宗朝權臣韓侂胄在此建造閱古堂等府邸，一般平民無緣進入。宋元鼎革后，尤其是明代以來，始逐漸向大眾開放。吳山的唐宋題刻，遠不及靈竺、定山豐富，或此之故。

宋代的紀游類題刻較唐代最大的變化，是突破了原有靈竺、定山風水洞二地格局，在西湖南山的鳳凰山、將臺山、玉皇山、南屏山、煙霞三洞、龍井（如《兩浙金石志》著錄有“乾道七年林景度、韓元吉等龍井題名”）一帶集中出現(xiàn)大批摩崖題刻（組、群）。

除了紀游、遣懷、記事三類，宋代新出現(xiàn)“志勝類”題刻，亦值得關注。志勝類，或可稱為“造景類”，例如慈云嶺的蘇舜元書“瑤華洞”、南屏山米芾書“琴臺”、飛來峰郭正祥書“連運?！?、定山元居中篆書“云泉靈洞”等，志勝類與常見的紀游類題刻不同，明確體現(xiàn)了文人為景觀命名甚至為自然造景的用意。但是，宋代為景觀命名的大字榜書題刻，尚不普遍，志勝類題刻的大流行主要在元明時期，尤其是明代以后。

古代西湖摩崖題刻的種類，至此煥然大備。林林總總的題刻，不外乎此四大類——紀游、遣懷、記事、志勝。此種分類法，未必完善，卻是我長期思考的成果，可以有效補充葉昌熾《語石》的相關論述。

摩崖題刻分布范圍的擴大，是唐宋之間西湖景觀開發(fā)進程的客觀反映，尤其是從南屏山至煙霞三洞的“西湖南線”之形成，突破了唐代從孤山至靈隱的“西湖北線”一枝獨秀的局面，是五代吳越國鑿通慈云嶺交通線路以后出現(xiàn)的新事物。

南屏山摩崖題刻，多數(shù)集中于康定元年（1040）到元祐五年（1090）之間 ：從康定元年司馬光父親杭州知州司馬池，康定二年知州張若谷和兩浙路轉運使張從革，慶歷元年（1041）知州鄭戩等，以及慶歷二年地方官蘇溫雅、蘇舜欽等題名可知，南屏山永明禪寺（凈慈寺）和興教寺一帶，北宋中期已為杭州地方官員喜愛的城郊游覽地。

最能體現(xiàn)“西湖南線”景觀生成的人物，是熙寧年間的兩浙轉運使王廷老。熙寧六年（1073）七月，王廷老攜部屬游覽煙霞諸洞，分別題名于石屋洞、水樂洞、煙霞洞：1. 石屋洞題名曰“睢陽王廷老伯敭、錢塘吳君平常甫、大名王頤正甫，昭武上官塏彥明，臨川王安上純甫同游，熙寧癸丑（1073）七月己未”；2. 水樂洞題名曰“睢陽王廷老伯敭、錢塘吳君平常甫、大名王頤正甫，昭武上官塏彥明，臨川王安上純甫同游，熙寧癸丑七月己未”；3. 煙霞洞佛手巖題名曰“睢陽王廷老伯敭、錢塘吳君平常甫、大名王頤正甫，昭武上官塏彥明，臨川王安上純甫同游”。佛手巖雖無年月，但從同游者名單判斷，應為同日所為。

熙寧六年（1073），杭州知州陳襄、通判蘇軾等人在石屋洞也有題刻：“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于元祐黨禁期間，對蘇軾碑刻的集中破壞，陳襄、蘇軾的當日行程，不知是否到過水樂洞和煙霞洞。但蘇軾有詠水樂洞詩 ：“流泉無弦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明《西湖游覽志》載煙霞洞“東坡留題尚存”，可知蘇軾確曾到訪煙霞三洞。有趣的是，杭州刺史陳襄、通判蘇軾與兩浙轉運使王廷老同為地方官，但州衙和轉運使衙職責有異，結伴出游的圈子竟然完全不同。

兩年以后，熙寧八年（1075）四月二十日，王廷老再訪煙霞三洞，于石屋洞留題 ：“睢陽王廷老伯敭、錢塘吳君平常父、孫迪彥誠，胡志忠仲舉，郭附明仲，張靚子明。熙寧八年四月廿日同游石屋洞□□□”。在煙霞洞佛手巖，王廷老在前次題刻的左下角補刻小字曰 ：“后二年，伯敭與常父、彥誠、仲舉、明仲、子明同來?！?/p>

三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三日，王廷老、張靚等人再次出游南山。先在南屏山興教寺留題“王廷老伯敭、張靚子明、孫迪彥誠、胡志忠仲舉、吳君平常甫、郭附明仲。熙寧八年四月廿三日同游南屏興教寺”；隨后又往煙霞三洞，于佛手巖第三度留題 ：“王廷老伯敭、張靚子明、孫迪彥誠、吳君平常甫、胡志忠仲舉、郭附明仲。熙寧八年四月廿三日，自興教院游煙霞洞，觀佛手、落石二巖?！?/p>

王廷老三游煙霞三洞，七度題名，充分說明從南屏山出發(fā)，經(jīng)赤山埠、石屋嶺，至石屋洞、水樂洞、煙霞洞及佛手巖，是北宋中晚期西湖南線成熟的游覽線路。

與王廷老相仿，蘇軾在杭州也有成序列的題名。蘇軾知杭州期間，公務之暇，寄情湖山，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蘇軾于一日之內(nèi)三題西湖 ：

1、龍華寺題名

蘇軾、王瑜、楊杰、張璹同游龍華，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三月二日題。

2、大麥嶺題名

蘇軾、王瑜、楊杰、張璹同游天竺，過麥嶺。

3、 韜光寺題名

蘇軾、張璹、楊杰、王瑜，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同游韜光。

韜光寺題名載于《咸淳臨安志》，未見原石及拓本 ；龍華寺舊址在將臺山南麓，地近州衙，在蘇軾以前，康定元年已有司馬池等題名。南宋時期，龍華寺為郊壇的齋宮，題刻尤其多，《兩浙金石志》著錄有范成大、周必大、王希呂、蕭燧等多款題記。由于石灰?guī)r適宜燒制水泥，在近代水泥廠的采石活動中，包括蘇軾在內(nèi)的龍華寺題刻全部被毀 ；以上三處蘇軾題名，唯大麥嶺留存至今。根據(jù)三條題記，推測蘇軾一行四人，從州治鳳凰山出發(fā)，至龍華寺，過慈云嶺、長橋、凈慈寺、赤山埠，渡慧因澗，經(jīng)大麥嶺、茅家埠，轉九里松、靈隱寺，最終抵達韜光寺。

像王廷老、蘇軾這種在不同地點、先后鐫刻的系列題刻，是考察游線生成和士大夫出游風氣最有價值的實物材料。但是，田野中的題刻，大多孤立、隨機地排布于巖壁上，其于景觀生成研究的潛在學術價值，則需要不同的記錄和考察方法。

排衙石位于將臺山頂，兩排奇石，分列兩行，如從衛(wèi)拱立。吳越國王錢镠曾刻詩其上，據(jù)殘存“一劍定長鯨……來鎮(zhèn)上清……”殘跡判斷，山頂曾為吳越國上清宮所在。入宋以后，因其地近州治，士大夫官員常來此觀賞石景，成為俯瞰西湖的絕佳地點——《咸淳臨安志》所附《西湖圖》，可能就以此地為視角繪成。治平四年（1067）知州祖無擇在排衙石側建成介亭，其地遂為士大夫會飲餞別之所，蘇軾、楊杰、蔣之奇均有吟詠排衙石或介亭的詩文傳世。排衙石上至今留存的宋刻有北宋元豐二年（1079）曾鞏、杜綰殘刻和南宋周聳、范文虎等題刻，從元豐二年至南宋末年，不同時期的題刻排布在巖壁的不同位置，既展示了題刻“層累形成”的過程，也可部分反映景觀的接受史。陸游在排衙石作《春日絕句》云：“讀罷南豐數(shù)行字，滿山煙雨共凄迷?！痹栴}記儼然已是陸游眼中的風景，前人題刻“規(guī)范”了后來者觀看山川的方式。

如前所述，唐宋時期的西湖摩崖只分布于石灰?guī)r地區(qū)，不足以全面、客觀地反映西湖景觀的生成史和接受史，但是針對將臺山的排衙石、圣果寺的月巖、下天竺的三生石、龍井的神運石這類具體的石景，真實記錄摩崖題刻的次第生成過程，則大有必要。排衙石摩崖題刻的生成，固然有其偶然性，但從景觀生成的角度，我們有必要將不同時期的題刻甚至整個景觀視為一個文物整體，借鑒石窟寺考古的方法進行科學記錄，而不能采用清代金石學家的著錄方式，孤立記錄題刻文本，并依年代先后編排在不同的篇章。清代《兩浙金石志》《武林金石志》諸書保留了題刻文本，卻無法窺見題刻在巖壁或景觀中的平面關系和生成過程，文本之外的歷史信息喪失殆盡。

僅就文本而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來游”之類的簡單信息，就算涉及重要歷史人物，也是碎片化的史料；從文學史、書法史的角度來看，摩崖通常也不是第一流的作品。如何讓西湖摩崖題刻成為一種具有內(nèi)在邏輯性的系統(tǒng)史料，是擺在現(xiàn)代學者面前的課題。

我們將摩崖題刻視為田野文物，而非傳統(tǒng)金石學家在書齋“雅賞”的拓本或文本，繼而結合唐宋之間西湖景觀生成的討論，揭示摩崖題刻與具體名勝之間的關聯(lián)性。這種嘗試將摩崖題刻轉化為科學資料并用以探討更具規(guī)模的歷史學議題的構想，姑且可稱為“摩崖題刻的考古學研究”吧。

摩崖題刻的考古學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將摩崖文物還原到田野場景中進行觀察、記錄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對摩崖文物的工藝和生成過程的現(xiàn)場觀察與記錄是后續(xù)研究的基礎。

傳統(tǒng)金石學以圖像（拓本、照相）、文本考訂為組合的記錄范式，早在清代就已高度成熟，并承襲至今。倘若不能超越傳統(tǒng)范式，研究無非是多釋讀幾個字，多考證一二人名而已，整體成果很難超越古人。我們倡導“摩崖題刻考古學研究”的理念，是相信基于田野立場可以產(chǎn)生新的問題意識并能推進學術研究。將臺山南麓的南觀音洞，南宋開禧至嘉定年間利用天然洞穴雕造十八羅漢諸像，并多有題記，但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十一“宋黃清真造像題字”“宋沈寧造像題字”“宋（開禧元年）造像題字”“宋（嘉定元年明州比丘僧）造像題字”四條，竟將南觀音洞的題記，全部誤植于靈隱寺前的飛來峰，可知古人據(jù)拓本著錄而未到實地核對。這是通過田野考察改進前賢成果的例子。

至于新議題的拓展，再舉一個思考尚不夠成熟的例子。西湖摩崖題刻肇始于安史之亂后的中晚唐，僅限于靈竺、定山等少數(shù)地點，北宋時期尤其是在宋仁宗朝以后，摩崖題刻始有“井噴式”的發(fā)展，且遍及西湖南北諸山。而唐宋之間的吳越國時期，則幾乎沒有任何題刻的發(fā)現(xiàn)，讀者或許會舉出錢镠的玉皇山郊壇題記和排衙石詩刻、石屋洞和煙霞洞造像記等例子，但這些題刻的性質，多屬記事類，畢竟與文人士大夫的紀游類不同。

假如把視野擴大到浙江全境，溫州樂清雁蕩山、麗水南明山和三巖寺存在個別所謂唐代以前的題刻，但其真實性普遍存疑，可以明確地說，三地的士大夫官員紀游類題刻，大凡確鑿可考者，均始于北宋仁宗朝；青田石門洞、縉云仙都山，與杭州西湖類似，確實存在少量中、晚唐摩崖詩刻和題刻，但是大量題刻同樣要晚到北宋仁宗朝才集中出現(xiàn)。而在中晚唐與北宋仁宗朝之間，各地幾乎均無過渡性材料的發(fā)現(xiàn)。

名山大川的摩崖題刻集中于宋仁宗朝及其以后出現(xiàn)，提示我們可能存在這樣的事實 ：任職地方的士大夫官員，在日常行政工作之余游山玩水，在名山鐫刻題名的風氣，是從仁宗朝才真正流行起來的。這可能與仁宗朝時局安定、政治氛圍相對寬松、士大夫意識高漲、士大夫官員追求自娛生活方式的時代背景相關。此種潮流在神宗、哲宗兩朝持續(xù)發(fā)展，蘇軾、王廷老在湖山到處留名，熙寧八年（1075），蘇軾好友晁端彥提點兩浙刑獄期間，其在浙江境內(nèi)的留存題刻迄今發(fā)現(xiàn)共計有 14 處 ：溫州樂清縣城赤霞山一處、雁蕩山的雪洞與掛錫洞二處 ；青田石門洞二處 ；麗水南明山二處 ；縉云仙都一處 ；紹興陽明洞天的飛來石一處 ；金華雙龍洞一處 ；杭州飛來峰玉乳洞、青林洞、香林洞、冷泉溪畔、南屏山共五處。上述 14 處題刻大致集中于一年左右的時間生成，北宋中期士大夫官員題名山川風氣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中說 ：“宋自仁宗以后海內(nèi)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yǎng)，鑒賞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于當時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蓖硖啤⑽宕鷷r期，赳赳武夫當?shù)?，而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士大夫政治尚在孕育的過程中，尋幽覽勝、題名山川之風尚未真正形成。這大概是浙江各地罕見晚唐、五代和北宋早期摩崖題刻文物，而至仁宗、英宗兩朝“井噴式”出現(xiàn)的原因吧。丁義玨《自適·共樂·教化——論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觀營建活動》一文認為，士大夫在州衙郡圃或城郊營建供官民觀游賞玩的亭臺館榭等公共景觀的做法亦肇始于仁宗朝，該風尚潮流并非由朝廷倡導，而是出于士大夫自適、共樂、教化等目的的文化自覺。這一解釋也許同樣適用于浙江各地名山摩崖石刻集中出現(xiàn)于北宋仁宗朝的文化現(xiàn)象，唯其具體細節(jié)，尚待日后進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