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史觀與秦漢考古學體系的重構

　　秦漢考古學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秦漢考古的教學與研究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和重視。就教材而言，以70年代俞偉超執(zhí)筆編寫的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戰(zhàn)國秦漢考古》油印本講義為最早，之后相繼出版的還有查瑞珍《戰(zhàn)國秦漢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李發(fā)林《戰(zhàn)國秦漢考古》(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戰(zhàn)國秦漢考古》(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趙化成與高崇文《秦漢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等。①這些教材對于總結秦漢考古重要發(fā)現(xiàn)與研究成果、普及秦漢考古基本知識、培養(yǎng)秦漢考古專業(yè)人才，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些著作所反映的對秦漢考古學體系的探索和認識，更是我們今天進行新的秦漢考古學體系建設的基礎。

　　縱觀上述秦漢考古教材的編纂，或以時代先后為序，分秦代考古、西漢考古、東漢考古述之，如查瑞珍編著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等；或以秦漢主要遺跡、遺物為主，分類重點介紹秦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重要發(fā)現(xiàn)與研究成果，如趙化成、高崇文編著的《秦漢考古》等。②這些教材的編纂各有所長，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認，秦漢考古的教材編撰，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如迄今尚無一部將秦漢考古置于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大背景、大視野中來認識、考察的秦漢考古教材，這與新世紀秦漢考古學的發(fā)展實際與要求極不相稱，嚴重阻礙了秦漢考古學的學科發(fā)展，也影響了秦漢考古學在研究秦漢重大歷史問題中作用的發(fā)揮。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應與當今秦漢考古學的理論構建與體系建設滯后有關。③

　　20世紀下半葉興起于美國的全球史觀，為我們今天重構秦漢考古學體系提供了新思路。全球史(也稱“新世界史”)起初只是在歷史教育改革中出現(xiàn)的一門從新角度講述世界史的課程，以后演變?yōu)橐环N編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論，近年來又發(fā)展成為一種研究認識歷史的宏觀歷史理論，即“全球史觀”。④全球史學者強調把整個世界看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tǒng)一體，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從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地區(qū)來考察世界各地區(qū)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fā)展，這就要求突破傳統(tǒng)的國家、民族、地區(qū)界限而把某個地區(qū)或國別放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范圍來考察；關注長時段、動態(tài)的整體歷史進程，意在變革以往傳統(tǒng)史學研究的時間維度，通過對長時段的人類重要經歷的考察來揭示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有機聯(lián)系；秉承“關聯(lián)”與“互動”的理念，即根據(jù)各地區(qū)發(fā)展都必然與其“周邊世界”相聯(lián)系的觀點，從“本土”與“域外”互動的角度，重新解讀各地的“本土史”，這是利用全球史可以處理大結構、大進程、大比較的優(yōu)勢以實現(xiàn)傳統(tǒng)史學研究主題或重點的轉向。全球史觀自20世紀八九十年傳入中國以來，對于中國特色的世界通史體系的重構已經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國歷史是世界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同屬歷史學科的秦漢考古學體系的重構，全球史觀同樣極富啟發(fā)和指導意義，而且中國秦漢時期的歷史發(fā)展也為全球史理論在秦漢考古學體系重構中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秦漢時期，尤其到了公元1-2世紀，秦漢之前獨立發(fā)展起來的世界古代幾大主要文明已連成一線，形成了一條橫跨歐亞大陸幾乎不間斷的文明地帶。這個文明帶自西而東并存著羅馬(包括整個地中海盆地)、安息、貴霜、秦漢等四大帝國。這幾大帝國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持久、多樣化，并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影響，各大文明之間出現(xiàn)了“關聯(lián)”與“互動”。1983年廣州市象崗山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銀盒，高10.3厘米、口徑13厘米，造型和紋飾與伊朗出土的銀器類同，是廣州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一件由安息帝國舶來的銀器，同樣形制的銀盒，還見于臨淄齊王墓。⑤羅馬帝國于公元前1世紀最早發(fā)明玻璃吹制技術，制造出美麗的球形玻璃器皿，廣州橫枝崗2061號西漢中期漢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皿；東漢時期的外來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蘇邗江縣甘泉2號漢墓(年代為公元67年)出土的玻璃殘片，復原后為外壁飾有輻射形凸棱的缽，此種器形常見于地中海地區(qū)，而在國內極為少見，這件玻璃器被普遍認為是羅馬玻璃。⑥1978年11月，前蘇聯(lián)考古學家在阿富汗喀布爾西北的席巴爾甘貴霜時期墓地發(fā)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銅鏡，最重要的一面系三號墓出土，有較長的銘文，屬于漢鏡銘文中的一個罕見類型。⑦上述諸種秦漢考古現(xiàn)象，顯然需要在全球史的視野和方法下才能解讀、認識和反映。

　　其次，秦漢時期，在中國的正史系統(tǒng)中，已經描述出了當時以秦漢人生活地區(qū)為中心的“世界歷史”。司馬遷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學家，他撰寫的《史記》中記述了當時中華民族所知的世界歷史，如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中亞、西亞各國的歷史。此后，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后漢書》，都對兩漢王朝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進行了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司馬遷等史家的這種描述無一例外都是以秦漢文明為中心，繼而循著秦漢王朝中心地區(qū)、秦漢王朝周邊地區(qū)、秦漢王朝周邊國家、其他國家的邏輯順序來撰述。通過這些記載，秦漢文明與當時世界其他地區(qū)文明的“互動”與“共生”，躍然紙上，赫然在目。而對于作為這種文明“共生”與“互動”產物或載體的秦漢考古學文化，也只有通過全球史的視角才能得以正確解讀和反映。

　　最后，秦漢時期的疆域與民族分布迄至今日已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原屬秦漢王朝所轄的郡縣，有些今天已成為獨立主權國家，如“朝鮮四郡”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漢“日南郡”、“交趾郡”、“九真郡”與越南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等。秦漢王朝與周邊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從記載看，或置郡縣直接管理，如西南夷，或派駐機構保護，如西域諸國，或建立政權不受管轄，如匈奴等，而這些民族的分布，有的全在我國境內，也有跨國甚或多國的，如秦漢時期的匈奴民族，當時不僅活動在今天中國的內蒙古北部地區(qū)，也活動于今蒙古國和俄羅斯等。如何處理歷史上的跨境政權、跨境民族，不僅是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國際問題。正確的態(tài)度是尊重歷史，承認現(xiàn)實，各自表述。但一個民族的考古學文化是不能割裂的，需要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來研究、來認識，全球史中的研究單位由“民族”、“國家”改為“全球”的轉變，正可破解這一難題。

　　二、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空間范圍重構

　　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重構，在“橫”(即空間范圍)的方面，就是需要突破既往教材中的“中心”為主、“周邊”為輔的二元結構敘述模式，將秦漢考古區(qū)域擴大，涵蓋現(xiàn)在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具體地講，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在空間范圍方面，應包括秦漢王朝中心區(qū)域考古、秦漢王朝周邊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考古、周邊國家秦漢時期考古、世界其他國家秦漢時期考古等四部分。

　　1.秦漢王朝中心區(qū)域考古。秦漢王朝的中心區(qū)域大致相當于戰(zhàn)國時期秦國及關東六國的疆域，亦即《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中所言稱的“漢興，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榖、泗，薄會稽，為梁、楚、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內陸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屬，北自云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的“內陸”(“諸侯地”+“漢十五郡”)范圍。這一地區(qū)，經過夏商周、春秋戰(zhàn)國的發(fā)展，已成為當時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最繁榮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秦漢文明成長于斯，發(fā)展于斯，繁榮于斯，反映秦漢王朝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考古重要發(fā)現(xiàn)亦集中于斯。中心區(qū)域的重要性，是需要我們在新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下充分反映的。

　　2.秦漢王朝周邊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考古。在秦漢王朝中心區(qū)域以外的周邊地區(qū)，亦即現(xiàn)今我國的北方和東北地區(qū)、西北地區(qū)、西南地區(qū)、華南地區(qū)，秦漢時期分布著眾多的少數(shù)民族?！妒酚洝分械摹缎倥袀鳌贰ⅰ赌显搅袀鳌?、《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漢書》中的《匈奴傳》、《西南夷傳》、《南粵傳》、《閩粵傳》、《西域傳》，《后漢書》中的《東夷列傳》、《南蠻西南夷列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列傳》、《烏桓鮮卑列傳》等分別記載了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與文化。這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納入秦漢王朝的版圖，基本上都是在西漢武帝拓疆開土之后。對這些邊遠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研究，僅憑有限的秦漢歷史文獻記載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依靠考古資料。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古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重要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如南越(粵)考古有南越王墓、羅泊灣漢墓；西南夷考古有赫章可樂遺址、廣南牡宜漢墓；西域考古有鄯善古墓群、昭蘇烏孫墓；匈奴考古有西溝畔、倒墩子匈奴墓地；東北考古有扎賚諾爾、老河深鮮卑墓等。⑧

　　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為探討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形成以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統(tǒng)一等重大秦漢歷史課題，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因此，秦漢王朝周邊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考古，也應在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3.周邊國家秦漢時期考古?，F(xiàn)今與我國邊界接壤的有朝鮮、俄羅斯、蒙古、中亞諸國、南亞諸國、緬甸、老撾、越南等國家，一衣帶水的鄰國有韓國、日本等。這些國家歷史上或為秦漢王朝的郡縣，如朝鮮(漢武帝“朝鮮四郡”)、越南(交趾刺史部轄郡，越南稱為北屬時期)；或為我國秦漢少數(shù)民族聚居分布之地或遷徙之地，如秦漢時期的匈奴，其活動范圍不僅包括今天我國的內蒙古***，還包括現(xiàn)在的蒙古國全境和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qū)；或為深受漢文化影響的近鄰，如韓國、日本等；或為當時秦漢王朝的友好鄰國，如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中亞諸國歷史上曾是貴霜帝國所在之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諸國歷史上曾是古印度笈多王朝的版圖。情況各異，不一而足。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現(xiàn)今這些國家境內的秦漢考古發(fā)現(xiàn)，是我國整個秦漢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歷史與現(xiàn)實，都應納入我國秦漢考古的體系和范疇當中，只有這樣才能反映我國秦漢歷史實際和秦漢考古的全貌。朝鮮平壤樂浪漢晉墓葬和城址、蒙古國諾彥烏拉巨冢匈奴貴族墓葬、俄羅斯外貝加爾湖地區(qū)伊沃爾加匈奴城址和墓葬等秦漢考古遺存的發(fā)掘，以及阿富汗席巴爾干貴霜墓地等秦漢文化遺物的發(fā)現(xiàn)，就說明了這一點。⑨

　　4.世界其他國家秦漢時期考古。秦漢以前，世界幾大古代文明都在各自獨立發(fā)展，只有到了兩漢時期，世界幾大文明才連成一片，形成歐亞大陸不間斷的文明地帶，為密切交往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只有在這個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對域外遠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接觸和了解，而這種接觸和交往的媒介、載體和形式就是西方人所津津樂道的“絲綢之路”⑩。根據(jù)學者的考察，秦漢時期“絲綢之路”主要有四條：其一是從華北(內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帶)地區(qū)出發(fā)，跨越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然后越過額爾齊斯河，穿過南西伯利亞草原，向西經過咸海、里海北部，到達黑海沿岸，這條道路稱為“草原絲綢之路”；其二是河西走廊西去的道路，東起中國的長安，經河西走廊出玉門關和敦煌，沿塔里木盆地的兩側西行，匯于喀什噶爾，跨越帕米爾高原后經伊朗高原到達地中海沿岸，狹義的“絲綢之路”僅指這條交通線，又稱“沙漠絲綢之路”；其三是海上交通線，起點是中國南部，經南海、印度洋，通過波斯灣或紅海，到達地中海沿岸，又稱“海上絲綢之路”；其四是南方絲綢之路，指從四川成都出發(fā)經云南至緬甸、印度和中亞、西亞，以及從四川經云南至中印半島的交通線。(11)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考古，為我們認識秦漢文明與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的“共生”與“互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F(xiàn)今我國境內秦漢考古遺存中安息、羅馬等國遺物的出土和認識，極大地豐富了秦漢考古的內容，已經成為中國秦漢考古的有機組成部分。關注和反映世界其他國家秦漢時期考古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考古，既是全球史“整體歷史視野”觀念和方法在秦漢考古學科研究中的應用和要求，同時也是當今秦漢考古學發(fā)展的趨勢。

　　三、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時間范圍重構

　　中國考古學階段的劃分，尤其是先秦、秦漢時期，由于標準不一，認識有別，目前仍較混亂：一種是以朝代更替為界，將先秦秦漢時期考古分為“夏商考古”、“兩周考古”(或“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等階段，一種是按社會發(fā)展分期即“戰(zhàn)國封建說”的意見，將戰(zhàn)國時期考古從“商周考古”中裁去，列入“戰(zhàn)國秦漢考古”中論述，而商周考古主要講述中國奴隸時代考古，下限截至春秋時期。(12)朝代更迭常有定時，然一族、一國、一朝之考古學文化發(fā)展與演變卻不可能就此陡然生變，戛然而止，更不可以人為截斷。同一民族、國家、王朝的考古學文化，自萌芽、生成、發(fā)展、繁榮、衰落乃至消滅或被繼承、取代，往往一脈相承，例如，在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秦文化，通常指存在于一定時間、分布于一定空間，主要由秦人秦族及相關人群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點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如果把起源階段包括在內，其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商代晚期，如果把消亡階段也考慮進去，其年代下限可推遲到西漢武帝時期。秦文化縱向的階段性發(fā)展，不能簡單套用文獻史學的時代劃分，應該從各類遺存尤其是器物群自身演化軌跡中歸納得出，研究表明，秦器物群在戰(zhàn)國早中期之交發(fā)生了突變，但此前此后均表現(xiàn)出連續(xù)性的漸變。(13)秦文化的獨特發(fā)展道路，對上述傳統(tǒng)的秦漢考古學敘述模式和時間范圍體系提出了挑戰(zhàn)，重構秦漢考古學的時間范圍體系勢屬必然。

　　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重構，在“縱”(即時間范圍)的方面，就是要求我們在全球史觀指導下，對秦、漢文化發(fā)展做長時段、整體性考察，即首先要突破既往秦漢考古教材或著作中以秦王朝建立為起點的敘述模式，將秦人、秦族、秦國、秦王朝視為一個整體，把早期秦文化考古、東周秦文化考古納入秦漢考古學范疇；(14)其次要在堅持兩漢考古學文化的整體性同時，關注楚漢時期考古、新莽時期考古、三國時期考古，長時段考察秦漢文化、兩漢文化以及漢晉文化之間的發(fā)展演變。具體地講，秦漢考古可劃分為早秦考古、秦國考古、秦代考古、西漢考古、東漢考古等階段。

　　早秦考古，時代大致相當于春秋前期(即秦襄公立國)以前。具體指商末周初秦人西遷渭河和西漢水流域、“居西陲”、“邑于秦”至秦文公四年(前762)東進關中“汧渭之會”止這段秦人早期歷史。這一時期，秦人先后修建了西陲和秦邑兩處都邑，完成了宗法、祭祀、文書、音樂、人殉、喪葬等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禮制體系及精神文化等，在繼承和學習商周文化的同時又吸收西戎文化，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秦早期文化。秦早期文化上承商周，下啟秦國、秦朝。如今，當我們完整地考察秦的歷史時，就會發(fā)現(xiàn)對秦早期發(fā)展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只是近年隨著甘肅甘谷縣茅家坪、北道區(qū)董家坪秦早期墓葬、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襄公墓葬、圓頂山春秋墓葬以及天水市清水縣、張川縣秦早期器物的發(fā)現(xiàn)等，才使秦早期發(fā)展史之謎得以有望破解。(15)因此，早期秦文化考古是需要我們在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下予以重視和充分反映的。

　　秦國考古，時代大致相當于春秋前期至秦始皇統(tǒng)一，跨越春秋、戰(zhàn)國。在現(xiàn)有的中國考古學著作當中，通常將秦的這一時期考古從秦文化這根鏈條中分離出來，置于商周或兩周考古中敘述。我們這里無意顛覆現(xiàn)行的商周或兩周考古學體系，在尊重現(xiàn)有商周或兩周考古敘述范式的前提下，為客觀反映秦文化發(fā)展的實際和一體性，借鑒全球史理論，在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下，我們把秦的這一時期考古回歸到整個秦文化進程中，融入秦漢考古單元中。因為這一時期正是秦人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由王國(封國)到帝國發(fā)展的時期，也是秦文化這一重要的區(qū)域文化發(fā)展繁榮，形成有別于三晉文化、楚文化、燕趙文化、齊文化等區(qū)域文化特質，在秦代上升為一種主體文化(即統(tǒng)治文化)的時期。關中境內自西而東開展的汧城、平陽、雍城、櫟陽、咸陽等秦國都城及陵墓考古活動以及關中以外六國境內秦人墓葬的不斷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出的是秦人、秦族、秦文化的自強不息特質，反映的是秦人、秦族由弱變強、統(tǒng)一全國的歷史過程。重構中的秦漢考古學體系應該突出和反映這一時期秦文化的發(fā)展演變。

　　秦代考古，時代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至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嬰投降劉邦為止，總計15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建立了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深刻影響著此后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發(fā)展，故有“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的說法。(16)由于國家和各種制度的統(tǒng)一，為后來漢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礎；由于政治集權，興建了許多巨大工程，如萬里長城、阿房宮、驪山墓、馳道、運河等。通過考古材料可以反映統(tǒng)一國家的面貌，說明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明晰秦漢文化繼承與發(fā)展的脈絡。秦朝雖短，歷史地位卻很重要，所以在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下仍可成為獨立的一期。

　　西漢考古，時代大致自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至公元23年新莽王朝滅亡，前后200余年。根據(jù)西漢整個歷史發(fā)展的態(tài)勢，結合西漢考古所反映的漢代文化面貌演變，西漢考古又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體從高祖至武帝初年，即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0年；中期大體是自武帝初年至昭宣時期，即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晚期大體是從元帝至王莽時期，即公元前48年至公元23年，尤其是新莽時期的考古，有特色也有特殊意義，但依史界慣例，一般將之歸入西漢考古范疇。西漢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強盛的朝代之一，自20世紀初開始的漢代考古學，一直以來主要是以西漢考古工作為重點，所取得的成果亦最為豐富。如城址考古工作從都城遺址到一般城址無所不包，墓葬考古從帝王陵墓至各類墓葬應有盡有，出土遺物種類齊全、數(shù)量驚人，遺物群中的漆器、銅器、絲織品、簡牘、帛書(畫)、璽印(封泥)、錢幣、銅鏡、玉器、鐵器等皆已分別發(fā)展成為專門之學和漢代考古學的重要內容。西漢考古是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下最重要的單元之一。

　　東漢考古，時代大致自公元25年東漢建立至公元220年曹魏代漢。根據(jù)東漢歷史發(fā)展的脈絡以及考古學文化面貌的演進，東漢考古又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大體上是漢光武帝至和帝、安帝之間，即公元25年至公元107年左右；后期大體是安帝至獻帝時期，即公元107年至公元220年。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89年東漢政權遷離洛陽以后，正朔雖存，但歷史事實上已進入三國時期，這一階段考古如安陽曹操東漢大墓等的發(fā)掘，依史界慣例，仍應納入東漢考古范疇。東漢史研究至今仍相對薄弱，受此影響，東漢考古與研究也是整個秦漢考古中最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隨著近年東漢遺址與墓葬考古工作的持續(xù)不斷開展，尤其是反映東漢社會歷史與文化的簡牘、鎮(zhèn)墓文、買地券、陶制閣樓、院落等的發(fā)現(xiàn)，東漢考古的重要性日漸凸顯，故在重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中，東漢考古亦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獨立單元。

　　四、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主體范圍重構

　　全球史視野下的秦漢考古學體系重構，在主題范圍，即秦漢考古學的研究任務方面，是運用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基于“關聯(lián)”與“互動”的理念，將全球史所側重探討的超越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歷史進程及事件，如長途貿易、大規(guī)模移民、技術轉移、帝國的政治軍事擴張、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以及各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tǒng)的擴張、物種交流、疾病傳播與環(huán)境變遷等主題(17)，亦納入秦漢考古學研究的范疇，拓寬秦漢考古學研究的領域和方面。除繼續(xù)重視秦漢封建制度發(fā)展、經濟文化發(fā)展、階級關系、民族融合等傳統(tǒng)研究議題外，還應包括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形成、中華帝國形成與早期發(fā)展、絲綢之路與跨地域文化交流、“漢文化圈”與漢文化的影響、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與秦漢社會等。(18)

　　1.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形成與早期發(fā)展，始于秦漢。秦漢王朝奠定了中國此后歷代疆域和版圖的基礎。在秦漢王朝中心區(qū)域，即華夏族(漢族的前身)居住地域以外的周邊地區(qū)，當時分布著眾多的少數(shù)民族，《史記》通稱為“胡、越”。這些民族在被納入秦漢王朝版圖和管理之前，都已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本民族文化，也都與中原華夏族(漢族的前身)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和交往。中原華夏族文明與周邊各兄弟民族文明的“共生”與“互動”，加速了中原華夏族與周邊各少數(shù)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如考古發(fā)掘中，在東胡族的墓葬中既發(fā)現(xiàn)了代表他們自身文化特征的兩側曲刃青銅短劍，也發(fā)現(xiàn)了中原華夏族的三穿戈，環(huán)首刀等青銅武器；巴蜀在戰(zhàn)國時期流行船棺葬，稍晚出現(xiàn)了中原華夏族的木槨墓、磚室墓；滇族墓葬中既有本族的貯貝器、銅牌飾等，也有中原華夏族的銅壺、銅洗、銅鏊等器物。秦漢王朝政治上的統(tǒng)一，不僅最終完成了中原華夏族向漢民族的轉化(19)，而且隨著秦、漢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高度統(tǒng)一，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民族文化、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共同體——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也最終在這一時期形成。其突出表現(xiàn)便是秦漢國家地域范圍之內考古學文化迅速趨同，如漢代的漢字在漢王朝統(tǒng)治和管轄的周邊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內，如當今的***、青海、內蒙古、東北、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等地，均有發(fā)現(xiàn)。秦漢考古學對于研究、理解漢族及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形成與早期發(fā)展有著重要意義，理應成為當今秦漢考古學研究的主題之一。

　　2.中華帝國形成與早期發(fā)展。秦、漢是中國歷史上由王國進入帝國的時代，也是中華帝國形成與早期發(fā)展的時代。帝國的形成，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在考古學文化上就有深刻的反映。以秦帝國為例，從考古上考察秦帝國的形成，決不能僅把眼光局限在短短15年的秦代，而是應把秦人、秦族、秦國、秦王朝看做一個整體，長時段地考察、分析、研究，具體地說，就是要把西周之秦、春秋戰(zhàn)國之秦、秦王朝之秦，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秦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至強，以至統(tǒng)一天下，建立秦帝國。滕銘予的《秦文化：從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20)，就是一部利用秦考古學文化資料探討秦帝國形成、演變的典范之作，同時也是從考古角度研究中華帝國形成與早期發(fā)展這種重大歷史問題的著作。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秦漢考古學的優(yōu)勢，把中華帝國形成與早期發(fā)展，作為秦漢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

　　3.絲綢之路與跨地域文化交流。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大規(guī)模正式交往，尤其是與西方主要國家的交往與接觸，學術界通常認為始于西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之后。(21)然而，中外文獻有關記載以及我國西北部***、中亞、西亞敘利亞等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古代中國早在開通西域以前，就已與這些地區(qū)的古代國家有著商業(yè)經濟來往，尤其是絲綢貿易(22)，只不過隨著秦漢帝國與當時世界各主要帝國疆域連成一片和官方往來的促進，這種以絲綢為主的貿易交往在規(guī)模、品種、空間、影響等方面上更大、更廣、更深，并最終形成了著名的漢唐時期連通中外交往的通道——“絲綢之路”。秦漢“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業(yè)、外交之路，同時也是一條“跨地域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區(qū)間的流動和傳播)之路，貿易和外交往來上的接觸和相互影響，必然帶來彼此文化上的“擴張”和“互動”，而文化互動的核心是反映價值體系和世界觀的三大文化傳統(tǒng)，即科技傳統(tǒng)、觀念傳統(tǒng)和宗教傳統(tǒng)的流傳(23)，中國境內秦漢考古遺存中羅馬帝國玻璃器皿、安息帝國銀器、貴霜帝國佛教藝術品的發(fā)現(xiàn)與阿富汗貴霜帝國墓地中國銅鏡的出土、漢式銅鏡在中亞等地的發(fā)現(xiàn)等(24)，正是這種跨地域文化交流以后發(fā)生的“借鑒”與“反應”。利用中外絲綢之路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成果，研究秦漢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應該成為當今秦漢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方面。

　　4.“漢文化圈”與漢文化的影響。漢代考古學文化的地域范圍，與我國近、現(xiàn)代的國家疆域大體相近，而“漢文化圈”的范圍則更大一些，主要包括東亞的中國、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東南亞的越南等地；漢代考古學與漢文化內涵基本相近，但也有所不同，漢文化以漢字、儒家思想、漢譯佛經等為其核心內容。(25)當今的漢字(這里指隸楷化的漢字)形成于漢代，公元1世紀左右傳入朝鮮半島；西漢中期以后確立的儒家思想，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迅速東傳朝鮮、日本各地，深刻影響著這些周邊國家的古代社會。越南清化漢代九真郡遺址中國秦漢淮式器物，朝鮮漢代樂浪郡遺址絲綢、兵器、漆器、青銅鏡、璽印封泥、漢文簡牘等物品，韓國釜山金?？蹄懳鳚h銅鼎與慶州永川“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等漢鏡，日本九州等地青銅鏡，包括漢代的鐵器在內的其他一些金屬制品、漢廷頒賜倭王官印等在考古發(fā)掘中的不斷出土(26)，無疑是“漢文化圈”形成及其影響研究的重要線索和證據(jù)。因此，“漢文化圈”與漢文化的影響，也應該成為當今秦漢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5.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與秦漢社會。人類社會內部的互動，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是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互動分不開的。公元3世紀開始，全球范圍內幾大帝國先后遭到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沖擊而先后衰亡；從東漢后期，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區(qū)域也開始發(fā)生明顯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經濟發(fā)展地區(qū)人口減少，出現(xiàn)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xiàn)了新的經濟發(fā)展地區(qū)，如太湖、錢塘江流域、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qū)以及成都平原一帶，人口增加，社會發(fā)展，開發(fā)速度加快。(27)其實，這些歷史變化都是以生態(tài)環(huán)境，即秦漢時期氣候由暖而寒的轉變作為基本條件和因素的，“由于氣溫偏低，農業(yè)區(qū)的北界會向南收縮，牧業(yè)民族也會因此而南遷”(28)，“以氣候為主要特征的環(huán)境變化可以導致社會經濟生活方式的演變并進而影響歷史進程”(29)，這一歷史事實已經得到學界的共同認可。環(huán)境考古在秦漢考古學中的應用方興未艾，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的秦漢環(huán)境文獻，如“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所載漢代氣象資料的出土以及秦漢遺址墓葬中動植物標本的環(huán)境考古學采集與分析(30)，不但為考察、認識世界范圍內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類社會發(fā)展和秦漢社會變遷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也為秦漢考古學開辟了新的研究課題。

　　新世紀秦漢考古學發(fā)展突飛猛進，學科的發(fā)展離不開不斷創(chuàng)新的理論做指導，全球史從一種編纂世界歷史的方法演變發(fā)展成為研究歷史的一種新的視角，為從動態(tài)的角度研究文化和歷史變遷提供了新方法，今天我們在繼承和堅持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同時，吸收全球史的理論方法，將有助于秦漢考古學學科的發(fā)展。

　　注釋：

　　①趙化成、高崇文等著的《秦漢考古》，雖然為國家文物局主持編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叢書”之一種，但由于該書撰寫者系北京大學考古系從事戰(zhàn)國秦漢考古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教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講義的框架和內容，因此筆者認為將其視之為教材也許更符合該書實際和撰寫者的本意。此外，冉萬里編著的《漢唐考古學講稿》(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對此書性質的認識亦持相同的看法。

　?、诹硗?，吉林大學文學院考古學系滕銘予教授主講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課程教學大綱(吉林大學網站，www.jltca.com)、冉萬里編著的《漢唐考古學講稿·第一章·秦漢考古》(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從目錄設置和講授內容看，亦屬此類。這種演變與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20年來秦漢考古資料的大量積累和研究中專門化領域分野不斷增多的變化密切相關。

　?、劢?，秦漢考古學界的一些前輩同仁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呼吁大力加強秦漢考古學的理論建設與研究，并努力試圖擴展秦漢考古學研究的領域和構建新的秦漢考古學體系，如白云翔的《努力開創(chuàng)漢代考古與漢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在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總結講話》、劉慶柱的《關于當前漢代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在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報告》(載《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06年版)等，但由于缺乏具體的理論構建與指導，新的秦漢考古學體系的建設工作尚無任何進展。

　　④有關全球史理論與方法的描述，參見劉新成：《中文版序言》，載(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著：《新全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劉新成：《發(fā)刊詞》，載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劉新成：《互動：全球史觀的核心理念》，載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輳V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頁；《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迯V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上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頁；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等編：《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考古發(fā)現(xiàn)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頁；南京博物院：《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9頁。

　?、邊庆蹋骸段鞑疇柡钡聦毑丶捌湓谥衼喪费芯恐械牡匚弧?，《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4期；梅村：《大夏黃金寶藏的發(fā)現(xiàn)(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李學勤：《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一面漢鏡》，《文博》1992年第5期；李學勤：《重論阿富汗席巴爾干出土的漢鏡》，載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史學新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郺.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b.廣西壯族***博物館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c.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省赫章縣文化館：《赫章可樂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赫章可樂二○○○年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d.《廣南牡宜東漢墓清理報告》，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云南邊境地區(qū)(文山州和紅河州)考古調查報告》，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e.吐魯番地區(qū)文管所：《***鄯善蘇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中科院***分院：《昭蘇縣古代墓葬試掘簡報》，《文物》1962年第7、8期；f.伊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創(chuàng)刊號，1981年，第15-17頁；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學報》1988年第3期；g.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扎賚諾爾古墓群發(fā)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12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賚諾爾古墓群1986年清理發(fā)掘報告》，載《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版；魏堅：《內蒙古地區(qū)鮮卑墓葬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等：《吉林榆樹縣老河深鮮卑墓部分墓葬發(fā)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2期。

　?、醓.王培新：《樂浪文化——以墓葬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b.C.N魯金科：《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莫斯科—列寧格勒，1962年；c.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d.吳焯：《西伯爾罕德寶藏及其在中亞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4期；梅村：《大夏黃金寶藏的發(fā)現(xiàn)(上)》。

　?、狻敖z綢之路”一詞來源于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國》，用以指稱古代中國絲綢西運羅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稱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交通線。

　　(11)a.“南方絲綢之路”概念提出較晚，但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至今，卻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和濃厚興趣，有關研究參看段渝的《中國西南早期對外交通——先秦兩漢的南方絲綢之路》，《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b.近年，又有學者提出“東方絲綢之路”概念，有關研究參看劉鳳鳴的《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a.國家文物局主持編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叢書”中之《夏商考古》(陳旭著，2001年版)、《兩周考古》(趙叢蒼、郭妍利著，2004年版)、《秦漢考古》(趙化成、高崇文等著，2002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國考古學》中之《夏商卷》、《兩周卷》(張長壽、殷瑋章主編,2004年版)、《秦漢卷》等，采用的是以朝代更替為界的編纂體系；b.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編著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俞偉超執(zhí)筆)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上)》(內部鉛印本1973年版)、查瑞珍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李發(fā)林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的《戰(zhàn)國秦漢考古》(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采用的是按社會發(fā)展分期的編纂體系。

　　(13)王學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

　　(14)實際上，秦漢史學界對于秦史的研究，一直是將秦人、秦族、秦國、秦王朝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的，其中林劍鳴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中國人民大學2009年新版)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系統(tǒng)、全面、深入研究秦史的著作，該書循著“秦”這一線索，總結了由氏族部落到諸侯國，至一個朝代的建立和滅亡的整個歷史過程。該書應該成為秦漢考古學界重構秦漢考古學時間體系的重要參考。

　　(15)徐日輝：《秦早期發(fā)展史》，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16)譚嗣同：《仁學》卷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

　　(17)參閱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i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p.393。此外，夏繼果的《理解全球史》(《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第44頁)一文對引自上述該書的這段引文作有如下漢語翻譯：全球史所探討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歷史進程，這些歷史進程對跨越地區(qū)、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圍內的各種事務都產生了影響，其中包括氣候變遷、物種傳播、傳染病擴散、大規(guī)模移民、技術傳播、帝國擴張的軍事行動、跨文化貿易、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以及各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tǒng)的擴張。”

　　(18)雖然近年來這些領域中的某些主題也有學者觸及，但缺乏具體的理論指導和體系構建思考。有關內容參見劉慶柱的《關于當前漢代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06年版)、王子今的《秦漢時期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論著相關部分論述。

　　(19)華夏族發(fā)展、轉化為漢民族的標志是漢族名稱的確定(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期·秦漢時期(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呂思勉說：“漢族之名，起于劉邦稱帝之后。昔時民族國家，混而為一，人因以一朝之號，為我全族之名。自茲以還，雖朝屢改，而族名無改?！?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頁)。呂振羽說：“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后，便開始叫漢族?！?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三聯(lián)出版社1950年版，第19頁)。

　　(20)滕銘予：《秦文化：從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21)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期·秦漢時期(上冊)》第九章第二節(jié)“秦漢時期東西方聯(lián)系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467頁。

　　(22)余英時著：《漢代貿易與擴張》第六章“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鄔文玲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43頁。

　　(23)劉新成：《互動：全球史觀的核心理念》，第10頁；[美]杰里·本特利2008年秋首都師范大學授課項目：《談全球史視野下的文化交流》，待刊。

　　(24)白云翔：《漢式銅鏡在中亞的發(fā)現(xiàn)及其認識》，《文物》2010年第1期。

　　(25)劉慶柱：《關于當前漢代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26)a.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香港，1964年；余英時著：《漢代貿易與擴張》，鄔文玲等譯，第150-151頁；b.《世界考古學大系》第7卷，東京，1959年，第112-117頁；小泉顯夫、澤俊一：《樂浪彩篋?！?，《古跡調查報告》1，朝鮮古跡研究會1934年版；c.李學勤：《韓國金海出土的西漢銅鼎》，載李學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頁。d.李學勤：《中國銅鏡的傳播》，載李學勤：《失落的文明》，第171-175頁；王仲殊：《說滇王之印與倭奴國王印》，《考古》1959年第10期。

　　(27)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0頁。

　　(28)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第560頁。

　　(29)王子今：《秦漢時期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36頁。

　　(30)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版，釋文，第4-8頁；連云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釋文，第138-144頁；圖版，第61-66頁；蔡萬進：《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所載漢代氣象資料》，《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