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門類之一，也是美術史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公元以前的西漢時期，已有發(fā)現和研究青銅器的記載。據《史記》，漢武帝藏有一件銅器，李少君指為齊桓公陳于柏寢之物，檢視銘文，果然是齊桓公器。又有汾陰巫在后土祠旁掘得大鼎，上報朝廷，武帝以為祥瑞。至于后來張敞考釋美陽所出尸臣鼎一事，更為人所熟知。此后歷代青銅器的發(fā)現，史不絕書。到北宋時，有專門的青銅器著錄出現，不僅有圖像、銘文，還詳記出土地點、收藏流傳情況以及尺寸、重量等，體例相當完善。青銅器的美術價值，當時已受到充分重視。

中國青銅器以品類繁多、制作精美著稱于世。這首先是由于中國是文明古國，青銅器的產生很早，源遠流長，匠師們在幾千年過程中積累了精湛的技藝，形成了獨特的傳統(tǒng)。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工藝、形制、紋飾都有自己的風格，在世界美術史上獨樹一幟。同時，中國自古以來是多民族的國家，在祖國遼闊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個古代民族，對青銅器美術各有創(chuàng)造，這又為中國青銅器帶來了豐富的多樣性。

中國青銅器在什么時候和地區(qū)起源，目前仍是學術界探索的課題。1973年，在陜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找到一件半圓形殘銅片，給人們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銅片發(fā)現于一處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14年代經校正約為公元前4700年?？茖W鑒定銅片成分系黃銅，即含鋅的銅基合金。冶金學者通過實驗，證明用原始冶煉方法可由銅鋅礦得到黃銅。這一發(fā)現如沒有地層擾動問題，可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國已存在冶煉銅的技藝。

1978年，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馬家窯類型遺址出土一件用范鑄造的銅刀，鑒定得知其成分為青銅。當地馬家窯類型地層的碳14年代經校正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是迄今在中國發(fā)現的最古青銅器物。此外年代較遲的早期銅器，近些年還有不少發(fā)現。

根據這些事實，有學者提出，一般稱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質應重新考慮。如仰韶文化一部分可劃為早期銅石并用時代，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等則為晚期銅石并用時代。這一看法自然尚需討論，不過在龍山文化晚期和齊家文化中，有關銅器的發(fā)現較多。相信隨著田野考古繼續(xù)開展，中國青銅器起源的脈絡不久會得到闡明。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文化里，已為青銅器的發(fā)展準備了種種前提條件。撇開冶鑄技術方面的條件不論，青銅器的幾項美術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銅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來自石器，而青銅容器則多是從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銅鼎、鬲、爵、斝之類，無不以對應的陶器為其原型。清代《西清古鑒》書中一件銅鬶，竟與龍山文化陶鬶酷似，這種模仿的例子是引人深思的。

青銅器紋飾也是如此。20世紀30年代山東日照兩城鎮(zhèn)發(fā)掘的若干龍山文化陶片，刻有類似青銅器的云雷紋等。這種刻紋陶器，后來屢有發(fā)現。青銅器紋飾中最為人注目的饕餮紋，也有久遠的始源。兩城鎮(zhèn)采集的一件玉錛，兩面線刻饕餮紋，有不同的圖案結構。良渚文化玉器上面，更有多種多樣的浮雕饕餮紋。最近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木器，多有彩繪，如在陶盤內底有蟠龍紋，其與青銅器花紋的淵源關系顯而易見。

有興味的是，青銅器的銘文也可追溯到陶器。仰韶文化的陶器符號，早有學者指為文字的萌芽。近年在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fā)現可釋讀為文字的符號，多達十余種，其在器物上的位置及裝飾性的特點，均近于青銅器銘文。其中有的符號又和良渚文化玉器所見相聯系。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這些文化因素，無疑對青銅器的發(fā)展起著推動的作用。

再舉一個具體例證。日照兩城鎮(zhèn)龍山文化陶器有一種三角紋，以填斜線的和空白的三角形相間，可能是由編織器效仿來的。1977年，青海貴南尕馬臺齊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一面銅鏡，鏡背正有這種三角紋的圖案。另外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所出齊家文化銅刀殘柄，也有較簡化的三角紋。三角紋又是商代較早青銅容器上屢次出現的花紋。其間的連鎖關系是頗清楚的。

上述尕馬臺銅鏡是現已發(fā)現的我國最古銅鏡，是一件罕見的藝術品。它的背紋是鑄成的，以三角紋折轉成圓周，中心襯成七角星形，有高超的意匠。就鑄造工藝而言，鏡原有紐，制作也較復雜。甘肅廣河齊家坪也發(fā)現齊家文化銅鏡，伴出有帶銎和雙耳的銅斧，同樣要求復雜的鑄造技術。當時青銅工藝的造詣，于此可見。

二里頭乳釘紋銅爵

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緊緊上接龍山文化的。這種文化屬于青銅器時代，已被公認。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是，在工具、兵器、飾物之外新出現了青銅器，發(fā)掘品有爵，在非發(fā)掘品中還有角。

二里頭的爵系以合范鑄作，器胎很薄，鋬、流都具備，有的有細小的雙柱。爵體樸素無飾的居多，或飾以乳釘等紋，鋬上有時有鏤孔。個別的爵底周有覆盂形突緣，便于加溫時吸熱。角的年代可能略晚，底周有同樣突緣，流作管狀，上面有突起的扉棱。制造這么復雜形狀的器物，當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經驗。

同一類器物有不同形制，也是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特點。二里頭的兵器有戈有戚，戈更分曲內、直內兩種，有的內上有美觀的云紋。箭鏃也有幾種不同的形式。

二里頭青銅器還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嵌綠松石的技藝。一件圓形牌飾有綠松石嵌出的許多十字形紋，排成同心圓圈。這種罕見圖案，只在上海博物館一件銅鉞上見過。二里頭又出有一種長形牌飾，滿嵌綠松石，構成絢麗的饕餮紋，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關于二里頭文化相當什么歷史朝代，眼下還有爭論。學者有的主張其前半屬夏代，后半屬商代，有的認為整個屬于夏代。我個人是主張屬于夏代的。無論如何，根據這種文化的青銅器發(fā)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銅器時代范疇內，應該是可信的。這對于中國青銅器發(fā)展史的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論。

二

二里頭文化以后的商代青銅器，可分為二里崗期和殷墟期兩大階段。殷墟期即商王盤庚遷殷后的商代后期。二里崗期是否包括商代最初一段，要看對二里頭文化怎樣認識，我們暫稱之為商代前期。北宋以來許多著錄中講的商代青銅器，現在回顧，實際只限于殷墟期的器物。較早的二里崗期青銅器，是20世紀50年代通過河南鄭州二里崗、輝縣琉璃閣等地發(fā)掘才確定的。

二里崗期青銅器直接繼承著二里頭文化的若干特點，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過去曾有人設想，比殷墟早的青銅器胎壁應當更厚，理由是范鑄技術原始，似乎不易制成平勻的薄胎。事實證明，商代青銅器的發(fā)展恰好相反，是由薄胎進步到厚胎。

與二里頭青銅器相比，二里崗期青銅器的器種顯著增多，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壺、罍，水器有盤、盉，兵器有戈、矛、鉞、刀、鏃，工具有斧、錛等等，不勝枚舉，商代常見的器種差不多已經齊全了。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征，像鼎多錐足，爵、斝平底，觚體粗矮，容易判別。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紋飾，總的來說是沒有地紋，即沒有作為圖案襯底的花紋。容器上的紋飾大多作帶狀，有的兵器如鉞也是如此，通體滿花的器物還很少見。紋飾以饕餮紋為常見，其線條圓轉流動，很有特色。在帶狀饕餮紋上下夾以聯珠紋，是當時流行的設計。

突出的扉棱作為器物的裝飾，也開始流行，見于較大的酒器尊上。扉棱作斷續(xù)的云片形，輪廓圓轉，和紋飾的線條相調諧。

有些二里崗期墓葬的隨葬品，青銅器同其他器物合成一組。例如鄭州白家莊二號墓出青銅鼎、罍、爵、盤，同爵相配的是象牙觚。鄭州銘功路西側二號墓有青銅鼎、斝、爵、觚等，其間又有原始瓷尊?？磥砬嚆~器和別的器物，在使用上當時還沒有嚴格界限。

二里崗期已能制作大型青銅器。1974年，在鄭州張寨前街出土兩件大方鼎，較大的一件高達100厘米，重82.4公斤。方鼎雖大，相對說仍是薄胎。鼎腹特深，足中空，上粗下細，仍有錐足意味。腹上飾帶狀饕餮紋及乳釘紋方框，表現了二里崗期的特征。1982年，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一處窖藏中又發(fā)現兩件類似的大方鼎，形制、花紋均與張寨前街的相仿，高81厘米。由此可知，這樣巨大的青銅器那時已不是個別的。鄭州曾發(fā)現鑄方鼎用的乳釘紋陶范，因此大方鼎可能即鑄于當地。

這種大方鼎，口沿上有很高的立耳，腹大而足短，整個形狀似若上大下小，不夠平衡。但制作者在腹面上施加U字形三邊的乳釘紋框，饕餮紋帶不在口沿下而移到腹上中部，從而給人以重心靠下的感覺。這說明當時的匠師對器物各部分造型的調諧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

銘文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鬲，口沿內有一字，或釋為“亙”。這是已知最早的青銅器銘文。

二里崗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分布得相當廣。河南省境以鄭州為中心，發(fā)現較多。湖北漢水之濱的隨縣、長江北岸的黃陂等地，都有發(fā)現。黃陂盤龍城所出數量多，造型風格和河南的很難區(qū)別，其精美程度也無遜色。此外，西至陜西，北到遼寧，都有二里崗期或與之近似的器物出土。

就青銅器發(fā)展而言，二里崗期（上層）與殷墟早期間恐怕還有缺環(huán)，并非直接銜接。1974年河南靈寶東橋發(fā)現的一批青銅器，便適于插入兩者之間，河北藁城臺西的部分器物也可能如此。這個問題有待今后進一步探究。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fā)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分布，比二里崗期更為廣泛。其中心在河南安陽的殷墟，自北宋即有發(fā)現商代青銅器的記載。北到內蒙古，東到海，西至陜西，南至廣西，都有殷墟期青銅器發(fā)現。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都有空前的發(fā)展。

考察殷墟的考古成果，可知商代青銅器工藝在武丁之世開始進入盛期。武丁是商朝功業(yè)彪著的名王，《晏子》稱他為天下之盛君。商人的社會經濟在他統(tǒng)治的59年中取得較大的進展。1976年在殷墟小屯西北發(fā)現的婦好墓，墓主系武丁之妃，見于甲骨卜辭。墓中出土大量青銅器，僅禮器即有200多件，器種有圓鼎、方鼎、三聯甗、簋、偶方彝、尊、方罍、壺、瓿、缶、觥、斝、觚、爵、盤、盉等，有些器形前所未見。由此不難推想，殷墟一系列王陵如未被盜掘，蘊藏的青銅器應該有多么華麗和豐富。

從殷墟最早的幾座墓葬里，曾找到和二里崗期接近的青銅器。到婦好墓的時候，早期的遺跡已很少存在。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胎壁都比較厚，形制進一步多樣化，而且有地方性的特點。紋飾的演變尤為突出，不但流行通體滿花，絕大多數有地紋，而且逐漸出現了在圖案上重疊加花的所謂三層花，于是在青銅器上形成了繁縟富麗的新風格。這個風格在婦好墓青銅器中有充分的表現，傳出于年代相近的侯家莊西北崗一〇〇一大墓的三件大型封口方盉，也是繁縟風格的較早代表。

以婦好墓的偶方彝為例。這件珍貴青銅器形如一對方彝駢列在一起，可是由于橫長形如房屋，所以把器蓋設計成四阿屋頂的樣子，又在蓋緣與器口相接處做出突伸的椽頭。在青銅器上表現建筑的形式，是十分新穎的。

婦好鸮尊

偶方彝上面的花紋，除了一對口部向下的夔合成的饕餮外，還有立鳥、鸮面、象首等等，異常繁復，極富神秘的色彩。繁縟與神秘，可說是這一時期青銅器藝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合范法鑄造工藝，這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苗圃北地發(fā)現的鑄銅陶范，向人們顯示了這一點。當時的匠師創(chuàng)造了很多極其精巧的器物，如殷墟所出中柱旋龍盂，在深腹的盂的中心豎立一枝花朵，繞以蟠龍，可用手撥動旋轉。殷墟還出有能分拆的細頸卣，啟蓋后將頸部取下，原來是用以斟酒的觚。

這時青銅器還向大型繼續(xù)發(fā)展。殷墟吳家柏樹墳園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達133厘米，因為胎壁厚重，重達到875公斤，是至今發(fā)現的最大的青銅器。鑄造這樣的重器，需要高度的技藝和組織勞力的經驗。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件巨大的青銅方鼎反映了商朝奴隸制的發(fā)達和人民高度的創(chuàng)造能力。

青銅器不僅有禮器、兵器和工具，還出現了較多的樂器和車馬器。青銅樂器常見的一種是鐃，三件或五件成組，也有單獨一件的，被認為是鐘的前身。銅鼓也出現過，但恐怕不是實用器。銅鏡亦有發(fā)現，奇怪的是鏡背花紋近于前述齊家文化銅鏡，與其他青銅器有別，似乎銅鏡本身有獨立的工藝傳統(tǒng)。

殷墟期青銅器有好多動物形的尊，可作立體雕塑觀賞。最常見的是鸮尊、鸮卣，尊象一鸮，卣則表現兩鸮相背而立。這種兩動物形相背的器物，還有兩羊相背的尊、兩豕相背的卣等。象獸形的，尚有象尊、犀尊、豕尊等等多種。這一類青銅器，大多數飾有通體的復雜花紋，或在動物體上再附加各種奇禽異獸。

完全肖生的，可舉商末的小臣艅犀尊為代表。這件尊與眾不同，全身素面，但其造型十分生動逼真。特別是犀的首部，側豎的兩耳、圓睜的小眼，還有角和嘴的形狀，都很寫實，不愧是一件藝術杰作。

青銅器紋飾表現的動物，少數是肖生的，更多的則是神話性的禽獸。獸面形的所謂饕餮紋，此時應用更為普遍，有的可看出像龍、虎或者牛、鹿，多數則由夔龍一類神話動物復合而成，甚或附加其他動物形裝飾，美觀而又莊穆，顯然與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識有關。此外在紋飾中常見的，還有大小禽鳥、龍蛇、夔、象、蠶、蟬，以及圓渦紋、四瓣花紋、云雷紋等。

在花紋或銘文中嵌綠松石相當普遍，個別還有鑲嵌紅銅的。有的戈嵌有玉質的援，矛有玉質的刃，成為美觀的復合器物。在河北藁城臺西和北京平谷劉家河，先后發(fā)現嵌援鐵刃的銅鉞，尤為珍異，其年代都相當于殷墟期的早期，甚至再早一些。

殷墟期青銅器很多帶有銘文，以簡短幾個字最多，內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對象等。其中族氏銘文常寫得很圖像化，追求美觀的效果，以致被某些學者誤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字。到殷墟期的晚期，也就是商代末年，青銅器銘文顯著加長，出現重要記事。銘文最長的有現藏日本的

卣，計47字。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四祀邲其卣，字數與之相近，是商朝最后一王帝辛時的器物。

這一時期青銅器已表現較明顯的地方性。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天寶同出土銅甗，是商代青銅器最北的一個地點。1981年，內蒙古翁牛特旗頭牌子又發(fā)現二鼎一甗，甗上有兩字銘文。其鑄造技術比較粗糙，留有若干鑄補的痕跡。山西石樓和黃河對岸與之相望的陜西綏德、清澗等地，出有大量有北方色彩的商代青銅器，如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環(huán)的匕之類，兵器的形制也很有特點。類似的器物，也發(fā)現于河北東北隅的青龍，并對河北北、中部有較大影響。

湖南是長江以南發(fā)現這個時期青銅器最多的省份。長沙、石門、華容、岳陽、寧鄉(xiāng)、湘鄉(xiāng)、安化、湘潭、醴陵、衡陽、邵陽以至常寧等地，都有發(fā)現。湖南商代青銅器大型的較多，鑄作非常精細，寧鄉(xiāng)的四羊尊為其代表作。湘鄉(xiāng)的一件爵，高32.8厘米；華容的尊，高72.4厘米，均比中原所見為大。岳陽、寧鄉(xiāng)、湘潭等地都出土大鐃高70—80厘米，也是中原未見的。這種大鐃在安徽、江蘇、浙江也傳有出土，近年更在福建建甌發(fā)現一件，大小和作風都同浙江的相像，年代略晚。

1986年，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先后發(fā)掘了分屬殷墟早期和晚期的兩座器物坑。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發(fā)現了屬于殷墟早期的一座大墓。兩地都出土了大量青銅器，有的非常龐偉，有的十分精巧。一部分青銅器顯然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另有一部分則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

三

上面講到晚商青銅器崇尚華麗繁縟，這和當時統(tǒng)治階級中的奢靡風氣有一定關系。商朝的統(tǒng)治終于在社會矛盾的浪潮沖擊下崩潰，被在西方興起的周朝所取代。這時，青銅器工藝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西周建都的陜西關中地區(qū)。

周文王都豐，武王以下都鎬，稱為宗周。豐、鎬兩地相近，在西安附近的長安縣境，遺跡業(yè)已發(fā)現。該地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收獲甚豐，但青銅器發(fā)現相對說還不很多。這可能是由于周王陵墓不在近處，其他有關的重要墓葬群也別有所在。西周青銅器集中出土地是在岐山、扶風兩縣間的周原。周原本為遷豐以前的周人故都，后來分封給周、召二公，是王畿以內的又一政治中心。自西漢以來，該地就有發(fā)現青銅器的記錄。在清代，周原連續(xù)出土著名重器，如天亡簋、大小盂鼎、毛公鼎等，都有極高的價值。從清末到現在，又多次發(fā)現青銅器窖藏，例如1890年扶風任家村的膳夫克器群，1933年扶風康家村的函皇父器群，1940年任家村的膳夫梁其器群，以及1960年扶風齊家村、1974年扶風強家村、1975年岐山董家村、1976年扶風莊白等處窖藏，都出有較多數量的重要的西周青銅器，為世人矚目。研究西周青銅器，應以周原器物作為典型的代表。

周原以西的寶雞，是另一處青銅器大量發(fā)現的地點。晚清在寶雞斗雞臺出土的包括銅禁的一組青銅器，久已聞名于海內外。后來在同地戴家灣，又有大宗器物出土。附近傳為西虢封地。在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地發(fā)現西周前期墓葬群，瑰麗精美的器物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其間反映出西北民族的若干特色。西周青銅器在甘肅以至寧夏皆有發(fā)現，說明周朝和西北廣大地區(qū)有很密切的關系。

在東方，作為周朝東都的洛陽，長期以來不斷有重要青銅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方彝等，即出于洛陽馬坡。近年洛陽北窯一帶發(fā)現大面積鑄銅遺址，所出器范與附近西周墓葬的青銅器相對應。這里的青銅器銘文，出現了西周前期許多重要歷史人物。東方各諸侯國的青銅器也很多，河南浚縣辛村的衛(wèi)器、山東曲阜的魯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器等，彼此有許多共同點。南方楚國的青銅器，也有一些佳例，其特色自然較多。

西周青銅器是直接沿襲晚商傳統(tǒng)的。特別是東方商朝故地的器物，更能明顯看出對商代青銅器的繼承?？梢宰鳛橹艹跗魑锾卣鞯模珞姆阶?，鼎、卣、方彝等器上突起特高的扉棱之類，只能說是細小的差別。武王時器如陜西臨潼的利簋，成王前期器如河南洛陽的保尊、保卣，其銘文字體、格式均近于商代。想找出商、周青銅器間的截然界限，事實上或許是不可能的。

商末器物花紋縟麗的作風，在西周早期繼續(xù)下來。饕餮紋、夔紋、鳥紋等這時仍然流行，并有多種多樣的變化。試以周昭王前后的一類方彝為例，具體實例有上面提到的令方彝，洛陽小李村出土的叔牝方彝（或稱王姒方彝）和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出土的析方彝。這幾件方彝都有通體的繁縟紋飾及扉棱。其花紋包括三層花的饕餮紋，還有雙身一首的“肥遺”式的龍紋、長鳥和小立鳥、顧首卷尾的夔紋等。在把許多神異動物集合于一體這一點上，依然承襲著商代的作風。不過如令方彝有長達180余字的銘文，則是商代所未見的。

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內容和書法藝術，不得不以西周為重點。這時像商代那種簡短的銘文，數量也還很多，但從成王時期起，銘文有顯著加長的趨勢?？低跬砟甏笥鄱τ?91字，小盂鼎銘文更長到390字左右。古書說周人尚文，這可能就是一種表現罷。

周朝的統(tǒng)治在武王、成王兩代奠立了基礎，康王時進一步得到鞏固。昭王南征，遭到嚴重挫折，穆王力圖擴大王朝影響的行動也未取得預期效果。此后西周中期的幾個王世，只能處于守成的局面。這種由盛而衰的變化，在青銅器上也有曲折的反映。穆王時期開始，青銅器紋飾漸趨簡樸，帶狀花紋又流行起來。早期裝飾最華麗的卣、方彝等器種，此時減少以至于消失。銘文字體也從雄肆轉為規(guī)整，規(guī)范化的套語逐漸加多。只有鐘的產生，是一新現象。

夷厲以后，周朝內外交困，雖有宣王中興，仍不能挽回頹勢。西周晚期青銅器雖然出現了簠、、匜之類新器種，但總的說來，鑄造技藝有所退化，像前期那種精美的器物為數不多。

由紋飾角度看，西周青銅器的演變又反映了文化思想的變革。早期仍在風行的以神秘的動物形象為主的花紋，中期以后被分解和圖案化，從而削弱了神話的意義。例如中期開始大量出現的竊曲紋，本自卷曲的夔龍蛻變而成，由于分解而失去了原有的整體形象。晚期最常見的重環(huán)紋，是截取龍蛇軀體上的鱗甲，形成一種簡單的圖形。這一類趨勢，可能是禮制的宗教色彩減弱，逐步走向儀式化的一種表現。

器種方面，酒器的減少也是值得注意的?！渡袝ぞ普a》記載，周人鑒于商朝統(tǒng)治階層酗酒沉湎，對飲酒設立了種種限制，以糾正社會風氣。大盂鼎銘文也曾提到這一點。西周的酒器確比商代少，商代最多見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西周早期還多，中期后竟一起走向消滅。

西周青銅器的珍貴價值，突出表現在銘文上。西周是金文的最盛期，銘文所記內容十分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而以敘述祭祀、戰(zhàn)爭、賞賜、冊命的為最多。古語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可得印證。有些學者說西周的長篇銘文價值足與《尚書》一篇相比，是并不夸張的。

武王時利簋銘文記牧野之戰(zhàn)；成王時方鼎記周公東征，司徒簋記康叔封衛(wèi)，何尊追述籌建成周；康王時小盂鼎記對方國的征伐；昭王時令簋等記南征楚荊；穆王時班簋記伐東國；共王時史墻盤概述周初以來史事；厲王時多友鼎記對獫狁戰(zhàn)爭；宣王時毛公鼎銘長497字，是現有最長的金文。此外，如衛(wèi)盉、衛(wèi)鼎、散氏盤等記土地轉讓，魯方彝、兮甲盤等記商賈貿易，曶鼎、匜等記法律訴訟。這些不過是西周重要青銅器中的幾個例子，其對研究當時歷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見一斑。

上面已經說到，西周早期銘文字體多遒勁雄肆，中晚期轉入整飭，而懿、孝之時又有一些筆勢散漫的銘文。由于西周王朝的統(tǒng)一，各地所出青銅器銘文，同一時期的字體每每相似，而縱觀各個王世，又有復雜的變遷。對于研索古代書法藝術來說，西周青銅器銘文還有很多奧蘊，需要探求和闡明。

四

西周覆亡，周平王東遷之后，國家由統(tǒng)一而分裂，從春秋時期諸侯稱霸，發(fā)展到戰(zhàn)國時期列國分立的局面。過去被歧視為蠻夷戎狄的，如南方的楚、東南的吳越、北方的鮮虞（中山），也先后強盛。在諸侯國內部，卿大夫甚至家臣的勢力興起，甚至取公室的地位而代之。

東周青銅器的演變，充分反映了上述的社會變革。西周青銅器大多數屬于王室和王朝臣屬，進入東周，列國青銅器大量增加。包括一些“庶姓”小國，也都有器物出現。這樣青銅器的地方性顯著加強，呈現出多種風格爭奇斗妍的新形勢。

周室東遷，首先依靠晉、鄭兩國，不過鄭國不久便中衰了。晉國在春秋時期一再建立霸業(yè)，是中原強國。晉人的青銅器，在美術和工藝上一直是比較先進的，而周、衛(wèi)、魯、齊等地器物風格與之接近，都屬于中原青銅器的范疇。

秦國在宗周廢墟上崛起，在春秋之世忙于鞏固西方，很少東顧，和東方各諸侯國交往不多。因此，秦國的青銅器雖然也上承西周的統(tǒng)緒，但由于長期獨立發(fā)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風格。其春秋時器，如陜西寶雞太公廟的秦公鐘、镈，甘肅天水的秦公簋，形制、紋飾都有特點，與東方有別。它們的銘文字體，繼承西周晚年的虢季子白盤，也成為獨特的傳統(tǒng)。

南方的楚國，這時仍受中原統(tǒng)治者的歧視，實際其文化已有很高的發(fā)展。楚人青銅器受中原因素的影響，隨著楚國力量的壯大而遞減，漸而建立自己的風格，對周圍各諸侯國起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以至把周朝一些同姓諸侯如蔡國都囊括在其影響圈內。江淮下游的徐、吳、越三國，青銅冶鑄工藝均甚發(fā)達。特別是徐國的禮器制作精美，吳越的兵器尤為精良，當時名聞天下。

如上所述，東周初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在秦以東還是比較一致的。例如山東煙臺、黃縣發(fā)現的紀國器，曲阜、歷城發(fā)現的魯國器，河南三門峽發(fā)現的虢國器，湖北隨縣、京山發(fā)現的曾（隨）國器之類，地域懸隔，組合和形制卻多近似，紋飾仍以竊曲紋、重環(huán)紋、瓦紋等為主。這顯然是西周晚期的延續(xù)。

青銅器的明顯變化，起于春秋中期。我們覺得蟠螭紋的產生，可以作為當時新潮流的一種標志。所謂蟠螭紋，指以兩條或更多的小螭龍相對糾結，作為花紋單位重復出現的一類紋飾。它自此時出現后，在青銅器上流行了幾百年之久。蟠螭紋是由神話動物構成的，但和與它相配的绹索紋、貝紋、垂葉紋等等一樣，只是圖案，不再有神秘的意味。

與蟠螭紋的興起平行，春秋中期開始，銘文也裝飾化了。起初出現的，是文字的筆畫變成線狀，字形變長。到春秋晚期，南方流行在銘文文字上加以禽鳥形的飾筆，即成為鳥書；北方的晉國則把文字筆畫寫成中間膨圓、末端尖長，呈蝌蚪形，可能就是古人所講的“科斗書”。兩者都是我國古代的美術字體。

春秋中期偏晚的時候，青銅器上錯金的技術開始出現。這種技術似乎是南北同時采用的。線刻花紋也為青銅器新添了光彩。這種裝飾方式是春秋晚期開始的，可能與那時有了鋒利堅硬的鋼鐵有關。春秋中期開始，嵌紅銅的器物也較普遍，有些是透嵌的，從器壁兩面都能看見，應該是在范鑄時將預制的紅銅紋飾鑄入的。有趣的是，線刻、嵌紅銅以及錯金的裝飾不大用于當時尚有遺留的傳統(tǒng)花紋。特別是線刻，一開始就用以描繪燕樂、狩獵之類生活情景。

論青銅器的演進，春秋中期到戰(zhàn)國中期是一個絢麗燦爛的大階段。這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fā)展史上第二個高峰。

這里舉三個地點出土的青銅器來代表這個階段的卓越成就。

在南方，1978年發(fā)掘的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出土了非常豐富的一批青銅器。這座墓屬于曾（隨）侯，但在楚國影響范圍內，其器物可視為楚文化青銅器的典型。墓中青銅禮器和用器多達140多件，紋飾多為蟠虺紋（特別細密的蟠螭紋），普遍運用了嵌錯、浮雕、透雕等藝術手法。其間有不少大型器物，如大缶、下有承盤的圓壺、冰鑒等。

銅冰鑒

冰鑒是極見巧思的用器。鑒為方形，內貯一件方壺，壺底用鉤固定在鑒的內底上，然后有鏤空的鑒蓋套覆于壺頸。又如有細高足的鼎，也設計得十分巧妙，足間嵌入盛食物的盒，成為便于攜帶的旅行食器。

墓中發(fā)現的一組盤尊，通身飾極為纖細的立體的蟠虺紋，層次非常繁復，令人嘆為觀止，據研究是用失蠟法鑄造的。過去人們不知道，在高度發(fā)展的合范法之外，中國古代也有如此發(fā)達的失蠟法鑄造技術。繼擂鼓墩的發(fā)現不久，在河南淅川下寺又出土用此法鑄作的楚器，其年代較此早100余年，證明失蠟法在中國有著很長的歷史。

這座墓還有一套編鐘，有鐘八組64件，懸在用佩劍人承托的曲尺形三層鐘架上。編鐘上有詳記樂律的長篇銘文，音階準確，至今仍能用來演奏各種樂曲。

據考證，擂鼓墩一號墓下葬于公元前433年，墓主只是已淪為楚國附庸的一個小諸侯，可是墓中青銅器物總重量約十噸，足見這一時期青銅冶鑄的發(fā)展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在中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發(fā)現的洛陽金村墓葬群是戰(zhàn)國時周朝的墓葬。這里出土的青銅器，如有名的令狐君嗣子壺和羌鐘，曾有國內外許多學者做過研究。

金村所出成組的錯金銀禮器，特別引人注目。器物有鼎、簋、敦、壺、皿等種，都滿施錯金銀的云形花紋，黃白相間，異常絢麗可喜。這一類云形紋盛行自戰(zhàn)國中期，后來演變成延長婉轉的云氣紋，反映出一種新的意識和風尚。我們揣想，這種花紋可能和神仙思想的流行有一定聯系。

金村青銅器有的還有更華美的裝飾，如在錯金銀的壺上加嵌琉璃，色彩斑斕，增加了富貴氣息。鎦金的器物也出現了，如神獸形銅器足，這又為青銅器的裝飾增添一種新的手法。

洛陽金村還出有一些立體的銅人，多為器座。它們和同出的銀人一樣，是古代造型藝術史研究上的珍品。

在北方，1974年以來發(fā)掘的河北平山中七汲中山王墓，所出器物同樣精美絕倫。這里青銅器的特點和洛陽金村比較接近，錯金銀、鎦金和包金的數量較多。墓葬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08年左右。

錯金銀器最精巧的，應推一件龍鳳方案。案面下有四鹿承托一圈，上面立有四龍四鳳，互相交錯，極見匠心。此外，還有錯銀有翼神獸和幾種錯金銀獸形器座。其中一件器座做虎噬鹿形，造型非常生動，帶有北方民族的風格。

中山王墓的銅燈特別華麗。一件銀首人形燈，長裾博袖，手握龍蛇，共有三個燈盞。又一件樹形燈，枝間有龍和禽鳥、猿猴，下面還有喂飼猴子的人，有15個燈盞。后一燈能夠分節(jié)拆卸，節(jié)間有不同形狀的榫連接，是同類器物中的絕品。

同時出土的鼎、壺等器，刻有長篇銘文。最重要的是鐵足大鼎，器面刻銘76行，共469字，記述中山伐燕史事，足補史籍的不足。這是最長的戰(zhàn)國金文，其字數僅次于前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

通過上面的敘述，相信大家已了解到，這一階段的青銅器業(yè)已復興了繁縟富麗的風氣。然而物極必反，從戰(zhàn)國中期開始，素面的器物逐漸普及起來。這孕育著青銅器演進的又一新段落。

新的趨勢同青銅器的日用化有關。戰(zhàn)國之世，青銅器的使用范圍比以前大為普遍，制造了更多的用器、兵器，在某些地區(qū)還有較大量的青銅農具。銅鏡、帶鉤、璽印以及貨幣，都消費著巨量的銅。雖然當時鐵器已經廣泛使用，青銅器的生產仍在逐步上升。普及化的用器、兵器等自以素面的更覺適宜。戰(zhàn)國晚期，這類器物在各地都占了多數。

這樣講，并不意味著青銅工藝停止發(fā)展了。以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zhàn)國晚期器為例，方鑒、方罍花紋都異常精細，或嵌以金絲，細如毛發(fā)，達到巧奪天工的程度。同時還有跽坐人形的漆繪燈，在器體上施加彩繪，在較早的青銅器上也是未見的。戰(zhàn)國青銅器，至此已達到極致。

還有必要談到銅鏡的驚人發(fā)展。上文提到商代及其以前的幾面銅鏡，西周至春秋時的鏡雖有發(fā)現，數量也不多。銅鏡是在戰(zhàn)國中期興盛，并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品的。戰(zhàn)國鏡已經發(fā)現的，以楚國的為多，周、三晉、燕等國的也有所見。除一些素鏡外，銅鏡多有各種各樣的紋飾，與其他青銅器不同，有本身獨有的藝術傳統(tǒng)。洛陽金村的鏡，有以不同金屬復合的，有錯金銀的，有鑲嵌玉和琉璃的，備極精美。楚鏡出于長沙和壽縣一帶的，花紋變化甚多，僅山字一種即有三山、四山、五山甚至六山之別，其傳流直到漢初。此外還有鏤空鏡背的、施加彩繪的，不能縷述。

五

秦始皇兼并了東方六國，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權，青銅器也出現了新局面。這時的器物基本上繼承秦國的傳統(tǒng)，一般為素面，銘文也采用秦的字體，東方六國的文字歸于銷聲匿跡。

雖然如此，六國青銅器的影響還是存在的。例如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器物，銅鏡之類顯然是楚人的風格。各地的秦墓中，每每有六國的器物出現，大約都是兼并戰(zhàn)爭過程中落于秦人之手的。

秦不僅統(tǒng)一文字，又通過政令統(tǒng)一度量衡，因而有始皇和二世詔的度量衡器成了此時多見的物品。由于秦朝國祚短促，可判別的其他秦代器并不很多。秦始皇陵發(fā)現的各種器物，特別是1980年在陵西側出土的兩組銅車馬，最為重要。通過銅車馬的修復知道，其結構非常復雜，如其一組系由3000多個部件組合而成，除青銅部件外，還有一些金銀飾件。據研究，部件都是先分鑄，然后用嵌鑄、鉚接、焊接、銷釘固定等方法組合在一起。車前駕四馬，車上有御者，其大小均為實際人和車馬的二分之一。通體有彩繪，車上的花紋以云氣紋和菱形紋為主。這兩組銅車馬形大而細致精巧，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代表了秦代青銅器工藝的高水平。

秦漢的常用青銅器物，形制多固定化。器種雖有創(chuàng)新，但是一經定型，變化不多，如酒樽、博山爐、鐎斗、洗之類，都是如此。不過正如商周時一樣，王室以及諸王的器物集中當時工師智慧，藝術性之高終與一般不同。

1968年發(fā)掘的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王墓曾引起學術界的很大驚異。據研究這是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墓。所出青銅器廣泛采用的錯金銀、鎦金、鑲嵌等技藝，在戰(zhàn)國時期奠定的基礎上又有新的進展。以錯金博山爐為例，下有鏤空器座，爐蓋制成多層峰巒，許多人獸出沒其間，通體飾以錯金云氣紋。又如一對錯金銀鳥書銅鐘，用金銀絲錯成的文字作為圖案，也是前所未見的珍品。

滿城墓內又出有長信宮燈，作鎦金的宮女執(zhí)燈形，燈光照射方向可以調整。燈上有“陽信家”，銘文共六處。1981年，在陜西興平漢武帝茂陵附近發(fā)現一處從葬坑，出土一大批“陽信家”青銅器。所云“陽信家”，我曾指出系指武帝之姊陽信長公主。這批器物中有長76厘米的鎦金銅馬，有帶高柄高58厘米的鎦金博山爐，華貴奢侈，只有皇家才能使用。

在此還應提到新莽時期鑄造的青銅器。該時器物與秦代相似，也以度量衡器為多。王莽刻意復古，青銅器亦有追求仿古的傾向，其質地大都精良，鑄作規(guī)整，就技術言是值得稱道的。

寫到這里，我們應該回過頭去追溯一下少數民族地區(qū)青銅器的發(fā)展。

前文已經簡單地涉及北方民族早期的青銅文化。從東北到西北，遼闊的幅員上很多地點有青銅器發(fā)現，以往外國著作試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以現在知道的材料看，其分布范圍遠遠超過鄂爾多斯的范限。北方青銅器屬于相當于商周以至秦漢時期的不少以游牧生活為主的民族，已有學者將之與文獻上的山戎、北戎、匈奴、鮮卑等等試行聯系。

北方青銅器有一些典型器種，首先是不同類型的青銅短劍，還有動物首的削、動物花紋的飾牌、立體動物形的飾物等。作為主題的動物常為生活在草原上的羊、馬、鹿和禽鳥。一種立耳深腹、下有喇叭狀圈足的銅鍑，也是北方青銅器特有的，其年代下限可遲到北魏。

吳、越以南東南地區(qū)的青銅器也可上溯到較早的時期。這一地區(qū)的東周器物，如廣東清遠、廣西恭城等地所出，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廣州、桂林、平樂等地點，都有發(fā)現秦代青銅器的記載，其兵器應即秦始皇南征嶺南時帶去的。當地民族，學者以為即文獻中的百越。

近年東南地區(qū)有不少重要發(fā)現。1976年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發(fā)現西漢前期墓，所出竹節(jié)銅筒等上有漆繪圖畫，殊為珍異。同出還有三件銅盤，據報告“內底有明顯地在沖壓過程中產生的輻射線，可能是簡單的機械手工制品”。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發(fā)掘了一座南越王墓，青銅器數量繁多，有的與中原同型，有的則富于地方色彩。例如八件一組的編鐃，與商代的鐃有淵源關系；又如金飾牌，有北方式的斗獸紋，所反映的文化傳統(tǒng)都發(fā)人深思。

云南石寨山出土的吊人銅矛

在西南，四川和貴州、湖北靠近四川的地帶出有巴蜀青銅器。這一地區(qū)青銅器最早的，如四川新繁水觀音、彭縣竹瓦街所出，時代早到商代至西周早期，明顯受到中原的影響。竹瓦街的罍，形制、紋飾均同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的相近。此后巴蜀青銅器有自己的發(fā)展脈絡，特別是不同類型有胡、無胡的戈，附雙耳的矛，柳葉形的劍，圓刃的鉞等兵器，較為多見，有明顯的特征。在兵器和一些其他器物上，還常有一種符號，有學者稱之為巴蜀文字。

鍪、釜、甑等在巴蜀流行。1980年，在四川新都馬家公社發(fā)現蜀國大墓，時代推斷為戰(zhàn)國中期，其中已有這些器種，比它們在秦國出現為早。估計它們由蜀入秦，后來隨著秦的統(tǒng)一，在各地廣泛使用。

貴州的其余部分和云南，包括古書中夜郎和滇的地區(qū)，又有一大類少數民族青銅器，有的論著稱之為西南夷系統(tǒng)的器物。其中云南所出被認識最早，研究也比較多。當地考古工作者已將這里的青銅文化劃分為滇池地區(qū)和滇西地區(qū)等類型，前者更為發(fā)達。

1955年以來在云南晉寧石寨山做過多次發(fā)掘。該地墓葬群的年代是戰(zhàn)國時期到西漢末，而以西漢后期的為主。出土物有滇王之印，說明了青銅器的族屬。這里青銅器異常豐富，最有意義的是在不少貯貝器和飾牌上有當時的社會生活形象，如祭祀、樂舞、生產、戰(zhàn)爭等等。

石寨山青銅器的制作技術很高，有的錯金、鎦金、鍍錫，有的鑲嵌綠松石或玉石，還有銅鐵合制的器物。

綜上所述，我國邊遠地區(qū)古代少數民族的青銅器種繁復，到西漢時期大多進入盛期，與內陸的青銅器一起形成繽紛多彩的局面。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發(fā)展，到東漢為其尾聲。這時仍然有一些藝術杰作，例如甘肅武威雷臺的車馬俑群。其中“馬踏飛燕”，以意境超絕而膾炙人口。不過，就整個趨勢而言，這一時期青銅器除銅鏡而外，業(yè)已歸于衰落了。

銅鏡在兩漢正處于繁榮期。漢初銅鏡雖繼續(xù)以往的傳統(tǒng)，但很快便發(fā)展出新的形式和紋飾。鏡銘那時也開始出現了。漢代四百多年間，銅鏡的樣式不斷更新，利用了多種多樣的裝飾技巧，在面積有限的鏡背上創(chuàng)造了無窮的變化。漢鏡的銘文，不少是很好的詩篇，在文學史上也有相當的地位。

漢鏡有許多珍品，有的不但精美，而且很大。例如河南永城發(fā)現的西漢前期殘鏡，有人物彩繪，估計其直徑竟有45厘米以上。1979年在山東臨淄窩托村出土一面同時期長方形鏡，長115厘米，飾連弧紋與云氣紋。我們知道，這時期的圓鏡常有以連弧紋飾邊的，這面長方形鏡仍以連弧紋飾邊，化圓為方，在圖案設計上也得到成功，實屬罕見。

魏晉以下，銅鏡依然是一種重要的藝術品。到隋唐，又出現了好多精美絕倫的銅鏡，并新采用了嵌螺鈿、金銀平脫之類前所未有的裝飾方法。作為千家萬戶不可缺少的日用物品，銅鏡的生命一直延續(xù)到清代。

古代青銅器的研究，現在成為中國考古學和美術史的重要分支。本文所提到的，只是數以萬計的青銅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珍寶。相信在未來的考古工作里，還會把更多的寶藏發(fā)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