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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以下簡稱《西方子》) 出自誰手？成于何時？是一部什么性質(zhì)的書，是真，還是偽？對于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少有研究，而近來稱引此書者漸多。真?zhèn)紊星也幻?，如何進一步評價其學術(shù)價值呢?鑒于此，筆者對該書做了多方考查，初步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F(xiàn)按以下幾個方面做一簡單介紹。 明·山西平陽府重刊本《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題曰：西方子撰。這里的“西方”是復姓。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卷下有云： “西方氏，燕有西方虔，北平人；后唐西方鄴”，在古代于姓氏后綴“子”多用為尊稱，如孔子、孟子等自稱者比較少見，故“西方子撰”系后人補題的可能性比較大，元·熊氏衛(wèi)生堂所刻之《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即無撰人名氏可證。 關(guān)于此書的成書年代，查得《中醫(yī)大辭典醫(yī)史文獻分冊》中，《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條下有這樣的記載：“元·西方子撰，元初刊行”，不知據(jù)何而言。有一些事實卻并不支持這個觀點，最有力的一個證據(jù)即該書中殘留有后人回改未盡的南宋紹熙年間的諱字。宋人避諱之例最嚴，不僅要避正諱，還須避兼名。宋光宗名惇，當時應避之諱字除惇外，尚有“敦”、“弴”等二十余字。根據(jù)不同情況，有不同的避諱方法，其中“敦”字就有改作“訓”字之例，如張敦禮改名訓禮即是。而《西方子》中“大敦”一穴，于卷首目錄、正文及經(jīng)穴圖三處均作“大訓”[1],足證此書系南宋紹熙年間的作品。 另外，從后世醫(yī)書稱引該書的情況來看，最早大量引用此書的是明·朱橚等所編的《普濟方》。該書同時引用的書還有《明堂經(jīng)》(全文收載于《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及卷一百中)、《銅人經(jīng)》(即王惟一《銅人俞穴針灸圖經(jīng)》)及《資生經(jīng)》(即王執(zhí)中《針灸資生經(jīng)》)等。 如《西方子》果為元代書，引錄時應排在《資生經(jīng)》之后，然在《普濟方》中卻列于《資生經(jīng)》之前，而且《普濟方》針灸門之腧穴篇中所引醫(yī)書中，除《西方子》年代不詳外，其余均為宋或宋以前書?？梢娫谥鞓热搜壑校藭蚕邓未?。 《西方子》一書的版本沿革比較簡單，現(xiàn)存最早的刊本是元·熊氏衛(wèi)生堂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有縮微膠卷)，明·山西平陽府據(jù)以重刊（四庫全書所錄《明堂灸經(jīng)》即為平陽府重刊本)，以后清刻本、《醫(yī)學大成》本、《當歸草堂》本均屬這一版本系統(tǒng)。 需要說明的是，山西平陽府的重刊本質(zhì)量較差，錯訛衍奪之處不勝枚舉。因此，光緒十年馮一梅氏作?？庇浺痪?，據(jù)《甲乙經(jīng)》、《外臺秘要》等書與 《西方子》相校， 一一指出其錯訛之處?？墒邱T氏所云某字錯者，查對元·熊氏衛(wèi)生堂刊本，往往不錯；也有《西方子》原本不錯而馮氏卻持《甲乙經(jīng)》、《外臺秘要》而勘稱為錯者，此乃校書不求善本之過。 三、《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的組成 然而待將所有穴逐一對照之后，二書又未能全合。于是又選用宋代前后諸書復校，終于查明《西方子》系選編《千金要方·孔穴主對法》、《明堂經(jīng)》、《銅人經(jīng)》三書而成。現(xiàn)舉手太陰肺經(jīng)少商、孔最穴為例對勘如下(見表1、2):  表2.少商穴對校結(jié)果  對本書所有腧穴，用上述方法逐一進行校對后，得出如下結(jié)論： 1. 腧穴的排列次序除個別穴外，均與《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明堂三人圖”的排列順序同。 2. 腧穴部位多選用“明堂三人圖”，少數(shù)穴采用《銅人經(jīng)》及《明堂經(jīng)》。 3. 腧穴主治主要采用《千金要方·孔穴主對法》及《銅人經(jīng)》，少數(shù)穴主治選用《明堂經(jīng)》文，膏肓俞穴主治還采用了宋·莊綽 《灸膏肓穴法》的內(nèi)容。 4. 凡《千金要方》中曰“不灸”之穴，本書除“天府”穴外，均不列主治病癥。 5. 灸穴壯數(shù)主要采取《外臺秘要》之說，亦有少數(shù)遵《銅人經(jīng)》及《明堂經(jīng)》者。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千金要方·孔穴主對法》也好，《銅人俞穴針灸圖經(jīng)》也好， 都是參考了前代諸家針灸書籍編成。那么，《西方子》是否也是參考了與前兩書選用的相同的前代針灸書而編成的呢？這個可能性也不存在。 理由是：《西方子》不僅抄錄了《千金要方》的原文，同時還照抄了宋臣的注文，如少府穴下“大節(jié)又作本節(jié)”即是，而且，前者的錯字也原樣照抄，如大橫穴，宋校本《千金要方》誤作“在腹哀下二寸”,《西方子》仍依錯抄襲。諸如此類難以一一枚舉。 值得一提的是，“頭臨泣”、“足臨泣”；“手五里”、 “足五里”等穴，古代均分別同作“臨泣”、“五里”?！段鞣阶印肪幷邔τ谶@部分腧穴往往不能明辨，多有舛誤。如果是抄自《銅人經(jīng)》或 《明堂經(jīng)》，因其腧穴部位與主治文字相聯(lián)，當然不會弄錯，如果抄自《千金要方·孔穴主對法》，因其腧穴主治前未附部位，便不知所屬了。結(jié)果不是將足臨泣的主治條文附于頭臨泣穴下，就是將同一條主治內(nèi)容分別歸屬于手五里與足五里。編者的專業(yè)水平之低由此可以想見。可能正因如此，在全書編成之后，未敢署名。 另外，此書的小字注文不知出于何人何時，還有全書的體例也有前后不一致處，元·熊氏衛(wèi)生堂重刊本名曰《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jīng)》，是否經(jīng)過后人的新編，亦不得而知。由于此書前人很少研究，故后人對它的來歷不太了解，甚至有些名家也不明其真相，如《四部總錄醫(yī)藥編》即將《郡齋讀書志》所收錄的《明堂針灸圖》三卷與此書混為一談，亦為智者之一失。 通過以上對《西方子》一書源流的考查， 可知，此書系南宋紹熙年間無名氏抄錄《千金要方》、《明堂經(jīng)》、《銅人經(jīng)》等書之文雜合而成，既無新增內(nèi)容，也未做好整理工作，其中還有一些失誤之處，其學術(shù)價值并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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