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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北京姚家井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為雙室磚墓，出土獸首人身十二生肖俑。志蓋篆刻“大唐故信州刺史河?xùn)|薛府君墓志之銘”文字中的信州，是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為安置契丹失活部落而置的羈縻州信州，原隸屬營州都督，后寄治幽州范陽縣，改隸幽州都督管轄。信州刺史薛府君墓下葬的年代在開元中后期至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叛亂之前。信州刺史薛府君，極有可能是薛仁貴、薛訥、薛楚玉家族成員。正是薛氏家族與營州、幽州一地的緊密聯(lián)系，才使以下事件成為可能:安史叛亂后，薛楚玉將領(lǐng)劉正臣帶領(lǐng)平盧軍的迅速反正;河朔平定后，薛嵩的感恩奉職;薛嵩之子薛平未效仿河朔故事，歸附中央;朝廷平定李師道后，薛平又為平盧軍節(jié)度、觀察使等。 
“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shù)千萬里，窮討殊斗，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盵1]從薛仁貴“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2]，到其子薛訥“鎮(zhèn)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3]。以薛仁貴、薛訥為代表的薛氏家族成員，為唐代經(jīng)營河北道北部營州、幽州、遼東等地，立下功勞。薛訥長期駐守幽州，其弟薛楚玉亦在幽州等地為官，薛楚玉子薛嵩“生燕、薊間……以膂力騎射自將”[4]，若從薛訥武周年間鎮(zhèn)幽州時起，至薛嵩參與安史之亂，薛氏家族在幽州地區(qū)生活長達半個世紀。若是從薛仁貴東擊高句麗時算起，時間要更長。1954年公布的北京姚家井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為前后雙室磚墓，出土漢白玉獸首人身十二生肖俑，或許就是薛氏家族在幽、營二州煊赫的實物證明。一、北京姚家井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北京姚家井薛府君墓，1952年11月發(fā)掘，是一座雙室磚墓(圖一)，磚室發(fā)掘長度17.1米。發(fā)掘者從擾亂的情形推斷，墓葬下葬后不久便被擾亂;清光緒年間在墓頂開挖南北向的泄水明渠對其破壞更為嚴重。墓壙四壁殘存最高處僅1米，最低處僅0.2米，故壁畫近乎全毀，發(fā)掘時僅看到花卉和禽鳥殘片。出土的隨葬品僅有墓志蓋1塊、生肖俑5件。簡報根據(jù)墓志蓋紋飾，認為下葬于武則天時代[5]?！对囌摫本┑貐^(qū)唐墓》一文、《北京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一書中略有涉及[6]，然對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年代與墓主身份均未加以推定。張永珍《生肖俑在唐代》認為，信州薛府君墓埋葬年代在神龍元年(705年)以后[7]。 (據(jù)簡報改繪) 薛府君墓的研究現(xiàn)狀，亦是唐墓研究中常面臨的問題，即墓葬多被盜掘，隨葬品已被擾亂，墓志可能在墓葬發(fā)掘前已出土，墓志缺失使得對墓主人的判定難上加難。如何判定墓主的身份，筆者曾以政治文化集團的視角，即“政治史的視角”，結(jié)合唐代兩京地區(qū)墓葬的研究，對咸陽唐代蘇君墓、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的墓主身份進行判定，得出結(jié)論[8]。故下文擬以“政治史的視角”，結(jié)合唐代墓葬與墓志紋飾已有研究成果，對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墓葬年代與墓主身份進行推定。筆者從薛府君墓出土的獸首人身十二生肖俑、信州地望、雙室磚墓等喪葬元素出發(fā)，對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年代與墓主身份進行推定。對唐代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紋飾梳理后[9]，可知獸首人身十二生肖紋飾在墓志中出現(xiàn)的時間在唐玄宗開元后期，即Aa型Ⅱ式、Ba型Ⅱ式墓志，如Aa型Ⅱ式墓志中的韓忠節(jié)(742年葬)[10]、張去逸(748年葬)[11]、郭晞夫婦(795年葬)(圖二)[12];Ba型Ⅱ式墓志中的郭君(733年葬)[13]、王徽(754年葬)(圖三)[14]、劉公墓志(771年葬)(圖四)[15]等，其中，以郭君墓志時代最早。唐代長安地區(qū)較早出土獸首人身十二生肖俑者，是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孫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圖五)[16]，出土獸首人身十二生肖俑的墓葬，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唐元功臣、龍武軍、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等軍隊系統(tǒng)或內(nèi)常侍人員[17]，這與獸首人身生肖紋飾見于唐代元從功臣及其后裔郭君、董 等墓志上有相似之處。在公布的材料中，唐代長安地區(qū)出土十二生肖陶俑年代最早者為葬于736年孫承嗣與妻高氏墓，年代雖然略晚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郭君墓志上的獸首人身十二生肖紋飾，但從十二生肖紋飾的整體發(fā)展情況看，無論是墓志紋飾中的獸首人身十二生肖，還是獸首人身十二生肖陶俑，當(dāng)起源于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的長安地區(qū)。至于兩湖地區(qū)出土十二生肖的隋唐墓葬，如湖南長沙牛角塘M1、黃土嶺唐墓56長黃M024、長沙咸嘉湖唐墓、湘陰唐墓、岳陽桃花山M4、岳陽桃花山M12、武漢東湖岳家嘴磚室墓、武漢馬房山磚室墓，其墓葬年代判斷有不盡正確之處，結(jié)合墓葬中同出墓龍、人首鳥身俑等判斷，年代可能是玄宗時期，墓主多為于兩湖為官的北方人士，通過墓葬形制與隨葬品數(shù)量分析，墓主以三品至五品官員居多[18]。圖二 郭晞夫婦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 圖三 王徽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 圖四 劉公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 圖五 孫承嗣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 薛府君墓出土5個高1尺(33厘米)左右的生肖俑(圖六)，漢白玉石刻，獸首人身，站姿，殘存的生肖俑有龍、雞、蛇、羊、豬[19]。薛府君墓出土的生肖俑使用漢白玉石應(yīng)是就地取材，與當(dāng)?shù)爻霎a(chǎn)漢白玉石有關(guān)，俑身穿交領(lǐng)廣袖寬袍，雙手拱于胸前，立于器座上。脖頸短而粗，頭略向下垂，俯視前方，厚重端莊的風(fēng)格接近兩湖的坐姿生肖俑，是站姿生肖俑的早期類型[20]。結(jié)合唐長安地區(qū)獸首人身生肖俑的出土情況，薛府君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造型與王徽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相近，可知薛府君墓的年代極有可能在玄宗開元中后期至天寶年間。(圖片出自張永珍: 《生肖俑在唐代》, 2020 年。) 薛府君墓志蓋，盝頂方形，邊長80厘米。周飾寶相花紋，志蓋中間篆刻“大唐故信州刺史河?xùn)|薛府君墓志之銘”(圖七)[21]。志蓋上的篆書刻字，是薛府君墓中僅有的文字。信州則成為解讀墓葬年代與墓主身份的另一關(guān)鍵要素。圖七 薛府君墓志蓋拓片 唐代，信州作為地名，在文獻記載中多見，以下就相關(guān)記載加以辨析，以明確薛府君所任刺史之地信州地望。武德元年(618年)，唐改夔州為信州，后于武德二年至八年(619—625年)之間，又改為夔州[22]。武德四年(621年)，李唐平定王世充時，在“汝陰縣西北十里置信州，領(lǐng)汝陰、清丘、永安、高唐、永樂等六縣”，武德六年(623年)時，改為潁州[23]。乾元元年(758年)，李唐政府曾割衢州之常山、饒州之弋陽、建州之三鄉(xiāng)、撫州之一鄉(xiāng)，置信州[24]。前文已從生肖俑的角度推定薛府君葬于開元中后期至天寶年間，加之薛府君葬于唐河北道幽州，故薛府君任職的信州不可能是上述三處的信州。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為了安置契丹失活部落而置信州，為羈縻州，隸屬營州都督，原治所在黃龍。萬歲通天元年(696年)營州城旁的契丹叛唐，唐朝東北的塞外重鎮(zhèn)——營州失陷于契丹，迫使原來寄治于營州境內(nèi)的羈縻州信州于萬歲通天二年(697年)遷到青州安置。唐中宗神龍初年(705—707年)北還，但非還治于營州界內(nèi)，而是寄治幽州范陽縣，改隸幽州都督管轄。天寶年間，信州領(lǐng)縣一，戶四百一十四，人口一千六百[25]。從時間與葬地看，薛府君任職的信州，只能為原是營州羈縻州，后寄治幽州范陽縣者。唐代雙室磚墓一直備受學(xué)者們關(guān)注[26]。對雙室磚墓最新的類型學(xué)分析可知，雙室磚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前、后室面積相差較大，前室面積接近天井面積，規(guī)制相對較小，此類墓葬有尉遲敬德墓、鄭仁泰墓、安元壽墓、康文通墓、節(jié)愍太子墓;第二類是前、后室面積相差較小，前室已發(fā)展為一個真正的墓室，包括咸陽唐蘇君墓、唐太宗妃韋貴妃墓、唐太宗妃燕妃墓、房陵公主墓等[27]。其中，除節(jié)愍太子之外，尉遲敬德、鄭仁泰、安元壽、康文通等是唐建國元從及其后裔[28]，咸陽唐蘇君墓的墓主為南昌公主與駙馬蘇勖[29]，由此可知，第二類雙室磚墓的墓主主要是李唐宗室與姻親，第一類雙室磚墓的墓主為元從功臣及其后裔，元從功臣及其后裔的墓葬遵守唐代嚴格的喪葬等級制度，略低于李唐宗室與姻親所用的雙室磚墓，元從功臣及其后裔以前室較小的雙室磚墓來彰顯自身特殊的身份。李唐開國元從，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作為藩王時期的王府僚佐、唐元功臣、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等，都是元從功臣涵蓋的范圍。薛府君的雙室磚墓，總體規(guī)制略小，接近于元從功臣及其后裔的墓葬，即薛府君可能是元從功臣及其后裔。那么，同時滿足元從功臣及其后裔、任職信州、葬于開元后期至天寶年間者，考之諸史，高宗至玄宗時期只有薛仁貴、薛訥、薛楚玉家族滿足條件。薛仁貴，貞觀末年時的“遷右領(lǐng)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654年)，萬年宮遭遇山水沖擊玄武門時，護駕高宗，開耀元年(681年)，被高宗召見時，仍提及“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并卿之力也”[30]。698年突厥入寇，薛訥赴任安東道經(jīng)略之前，在洛陽同明殿受武則天召見時，曾以“丑虜憑凌，以廬陵為辭。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之語，有功于李唐皇室。玄宗剛即位，新豐講武之時，薛訥“為左軍節(jié)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31]。薛仁貴、薛訥可以說有功于李唐皇室，類似于唐初開國元從功臣或者唐元功臣的位置。698年8月，突厥默啜入寇河北，武則天使薛訥攝左武衛(wèi)將軍、安東道經(jīng)略，不久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710—712年之間，薛訥由幽州都督，轉(zhuǎn)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32]。正如岑仲勉所言，薛訥都幽州最多不過九年[33]。然文獻多載薛訥“鎮(zhèn)幽州二十余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34]。從本傳看，薛訥自任職并州之后，再無任職幽州的記載。若文獻中薛訥鎮(zhèn)幽州二十余年的記載無誤，薛訥可能在698年之前也曾在幽州任職，惜無史料可供參考，唯有薛訥的年歲或是認識這一問題的關(guān)鍵。據(jù)薛訥本人傳記可知，薛氏以七十余歲高齡逝于開元八年(720年)，則其生年最晚是651年。698年默啜入寇河北時，作為左武衛(wèi)大將軍薛仁貴之子的薛訥已48歲，而在此年之前，薛訥只有任職城門郎、藍田令的履歷，讓人不易理解，或許此時的薛訥任職肅政臺(即御史臺)[35]，有可能任職肅政大夫或中丞(御史大夫、中丞)，才有可能對肅政中丞來俊臣因受賄、發(fā)義倉事加以阻止，且以御史大夫，攝左武衛(wèi)將軍、安東道經(jīng)略也是合適的，因為后來的張守珪亦是先至京師長安加御史中丞后，才改幽州長史、營府都督等[36]?？紤]到薛訥父薛仁貴有長期在河北道北部、朝鮮半島任職與征戰(zhàn)的經(jīng)歷，48歲之前的某段時間，薛訥或在河北道北部(如幽州等地)任職，前后任職時長合并計算，才有薛訥鎮(zhèn)幽州二十余載的相關(guān)記載。薛楚玉是薛訥之弟，薛嵩之父。732—733年，薛楚玉為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后因征討契丹失敗，由張守珪接任[37]?！杜f唐書》記載，薛嵩父薛楚玉，為范陽、平盧節(jié)度使[38]?？紤]到天寶元年(742年)，更幽州節(jié)度使為范陽節(jié)度使[39]，以平盧為節(jié)度，以安祿山攝中丞為使[40]，加之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薛楚玉卸任幽州長史不久去世，故《舊唐書·薛嵩傳》中薛楚玉為范陽、盧龍節(jié)度使若非追贈，則指的是薛楚玉曾任幽州長史、營州都督一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第一是接任者張守珪的情況。張守珪任職幽州長史的同時，還兼任御史中丞、營州都督等[41]，在親王李瑤于724—737年遙領(lǐng)幽州都督的情況下[42]，薛楚玉、張守珪作為實際主持幽州地區(qū)事務(wù)的最高長官，頗懷疑薛楚玉也極有可能肩負營州事務(wù)，故張守珪接任薛楚玉幽州長史一職時，也接替其營州都督一職。第二是薛仁貴、薛訥、薛楚玉等，與安東都護府(安東都督府)、平盧節(jié)度使(治營州)所在地區(qū)與出身、任職于此地區(qū)的官員聯(lián)系親密。薛仁貴曾以兵二萬鎮(zhèn)安東府[43];薛訥任安東道經(jīng)略，安東都護已見前述。薛楚玉與營州地區(qū)聯(lián)系緊密，可從部分唐人傳記中加以證實。劉全諒父劉客奴(即劉正臣)，“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lǐng)段普恪，恃驍勇，數(shù)苦邊;節(jié)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44]。上文的表述，似乎印證了薛楚玉為營州地區(qū)軍事長官的推測?；蛟S正是因為這層緊密聯(lián)系，才使以下事件的發(fā)生成為可能，如平盧軍及將領(lǐng)劉正臣在安史之亂后的迅速反正[45];河朔平定后，薛嵩“感恩奉職，管內(nèi)粗理”[46];薛平在其父薛嵩卒后，未效仿河朔故事，歸附中央;朝廷平定李師道后，以薛平為平盧軍節(jié)度、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47]。薛府君墓志蓋上篆書的“信州刺史”四字，似又為薛氏家族與營州地區(qū)的緊密聯(lián)系添一旁證。同時期，尚有薛泰一人，值得注意。從開元三年(715年)，將軍薛泰督軍鎮(zhèn)撫歸附的契丹李失活部;到開元六年(718年)營州都督許欽?！傲钛μ涷斢挛灏偃?，又征奚王李大輔者及娑固合眾以討可突于”，官軍失利，薛泰被擒;至開元十三年(725年)，安東都護薛泰“請于黑水靺鞨內(nèi)置黑水軍”[48];直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春，玄宗敕書久在邊鎮(zhèn)、深練兵權(quán)的薛泰，與紀思晦、王忠嗣等，討伐契丹奚部[49]。從715年至733年，薛泰一直在營州、幽州地區(qū)活動，其活躍的年代，上接薛訥，后與薛楚玉同時。惜薛泰相關(guān)資料不詳，無法進一步研究。新近公布的張獻甫墓志，提及獻甫因其伯父幽州都督府長史張守珪，“筮仕于幽薊”;后因其兄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節(jié)度使張獻誠、張獻恭，“佐軍于巴梁”[50]。薛府君、薛泰或與張獻甫的任職情況相近，二人可能是薛訥、薛楚玉家族之人，而得以在幽州、營州等地任職。若此判斷不誤，或許給我們認識安祿山能長期在幽州地區(qū)任職提供新的思考。文獻記載，李林甫欲杜出將入相之源，而專任蕃人為將，安祿山叛亂的原因，是“專得大將之任故也”[51]，無疑是正確的。然李林甫的建議之所以能夠為玄宗采納，尤其是后來讓安祿山長期主政幽州，或與薛訥一族長期在營州、幽州的任職使邊疆基本安穩(wěn)，不無關(guān)系。北京姚家井薛府君墓，墓志蓋中間篆刻的“信州”，是唐河北道營州幽州地區(qū)的信州。薛府君極有可能是薛仁貴、薛訥、薛楚玉家族成員。薛府君墓下葬的年代極有可能是唐玄宗開元中后期至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叛亂之前。［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隋唐洛陽城遺址考古發(fā)掘資料的整理和綜合研究”(項目批準號:LSYZD21019)、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朝隋唐五代墓葬出土神煞俑的考古學(xué)研究”(項目批準號:20CKG025)階段性成果。[1]《新唐書》卷111《郭孝恪等傳》，中華書局1975年，下同，第4157頁。 [2]〔宋〕王欽若等撰，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134《帝王部·念功》，鳳凰出版社2006年，下同，第1483頁。[3]《資治通鑒》卷210《唐紀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中華書局1956年，下同，第6672頁。[4]《新唐書》卷111《薛嵩傳》，第4144頁。[5][19][21]周耿:《介紹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覽》，《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8期。[6]劉耀輝:《試論北京地區(qū)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宋大川:《北京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上冊)，科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203頁。[7][20]張永珍:《生肖俑在唐代》，《中國文物報》2020年11月5日第6版。[8][17]盧亞輝:《咸陽唐代蘇君墓獻疑》，《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4期;盧亞輝:《論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墓主身份》，《文博學(xué)刊》2018年第3期。[9]盧亞輝:《唐代墓志紋飾中的十二生肖》，《古代文明》(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9—250頁。[10]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貳》(上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84頁。[11]中國文物研究所、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貳》(上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0頁。[12]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xù)編》(下)，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413—417頁。[13]北京石刻藝術(shù)博物館編:《北京石刻藝術(shù)博物館館藏墓志拓片精選》，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12—13頁。[14]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藝術(shù)博物館編:《新中國出土墓志·北京·壹》(上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頁。[15]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北·壹》(上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9頁。[16]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唐孫承嗣夫婦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2期。[18]盧亞輝:《論兩湖地區(qū)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考古學(xué)集刊》(第27集)，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76—200頁。[22][43][44]《舊唐書》卷39《地理志二》，中華書局1975年，下同，第1555頁;第1526頁;第1526頁。[23]《舊唐書》卷38《地理志一》，第1439頁。[24]《舊唐書》卷40《地理志三》，第1594頁。[25]《舊唐書》卷39《地理志二》，第1526頁;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灣學(xué)生書局2009年，第198、224頁。[26]宿白:《西安地區(qū)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48—159頁;齊東方:《略論西安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唐代雙室磚墓》，《考古》1990年第9期。[27]程義:《西安地區(qū)唐代雙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28]盧亞輝:《墓葬所見唐建國元從及其后裔》，《唐宋歷史評論》(第四輯)，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06—138頁;盧亞輝:《論唐康文通墓的僭越》，《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4期。[29]盧亞輝:《咸陽唐代蘇君墓獻疑》，《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4期。[30]《舊唐書》卷83《薛仁貴傳》，第2780頁。[31][32]《舊唐書》卷93《薛訥傳》，第2983—2984頁;第2984—2985頁。[33]岑仲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zhì)疑》，中華書局1964年，第154—155頁。[34]〔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397《將帥部·五十八·懷撫》，第4496頁;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1597—1598頁。[35]薛訥任藍田令、與富人倪氏訟息錢為兩個階段的事情，《新唐書·薛訥傳》在點校中將兩件事分開是合適的。若不然，作為地方官的薛訥和朝臣來俊臣不易產(chǎn)生交集。[36]吳建華:《唐張守珪墓志考辨及有關(guān)史實摭拾》，《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37][41]《舊唐書》卷103《張守珪傳》，第3194頁。[38][46]《舊唐書》卷124《薛嵩傳》，第3525頁。[39]《新唐書》卷66《表六·方鎮(zhèn)三》，第1836頁。[40]《舊唐書》卷200《安祿山傳》，第5368頁。[42]《舊唐書》卷107《玄宗諸子·鄂王李瑤傳》，第3261頁。[45]《舊唐書》卷145《劉全諒傳》，第3938—3939頁。[47]《舊唐書》卷124《薛平傳》，第3526頁。[48]《舊唐書》卷199《北狄·靺鞨傳》，第5351—5352、5359頁。[49]〔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8《敕薛泰書》，中華書局2008年，第521—522頁;《敕薛泰書》的撰寫年代另有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閏三月之說，參見吳在慶、丁放:《唐五代文編年史·盛唐卷》，黃山書社2018年，第205頁。[50]田有前、李小勇:《唐張獻甫墓志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8期。[51]《舊唐書》卷106《李林甫傳》，第3239—3240頁。作者：盧亞輝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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