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暑假，疲累而煩悶，但也有樂事，其中之一是收到老朋友王鋼先生寄來的新著三種。打開郵包一看，有驚有喜。驚的是，他竟然寫了一部《兩宋蕭山漁浦考》。另兩書，一是《錄鬼簿校訂》，一是《中原文獻整理史稿》，兩書入手，當然心喜。我是河南人，在河南工作多年，那些年一直參與河南文獻整理，看到《中原文獻整理史稿》，自己也是史中人，自然觸動情懷?！朵浌聿拘Ｓ啞?，是元代鐘嗣成《錄鬼簿》的整理本。我長期從事元代文學研究，盡管未曾專治元曲，但總會涉及，《錄鬼簿》也是我離不開的重要參考書和工具書。王鋼先生的這部《錄鬼簿校訂》，在我看來，是專業(yè)、精審、適用的整理本。 
《錄鬼簿校訂》 新近由中華書局刊行的《錄鬼簿校訂》（2021年7月版）是作者在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校訂錄鬼簿三種》基礎上，重加校訂而成。新著沿用原本體例，重校為之增色。前有長篇《前言》，深入討論鐘嗣成及《錄鬼簿》相關問題，主體部分是《錄鬼簿》簡本、繁本、增補本及《錄鬼簿續(xù)編》的校訂，后附《題跋輯錄》《書目著錄》《資料匯編》《版本敘錄》《鐘嗣成年譜》等。就《錄鬼簿》的研讀與使用說，可稱一冊在手，別無所求。我覺得，王鋼先生的《錄鬼簿校訂》，自創(chuàng)體例，解決了《錄鬼簿》的校勘難題；考證史實，厘清相關史事且修正了某些相沿已久的文學史成說；所涉文獻，不僅竭澤而漁，而且大海撈針，據(jù)以正訛訂誤補缺，最大限度地恢復《錄鬼簿》各系統(tǒng)版本原貌。元代是中國古代戲曲的輝煌時期，《錄鬼簿》是研究元代戲曲最重要的史料文獻。原書曾經(jīng)撰者反復修訂，在明清兩代多次傳抄、刊印，在傳抄刊印及流傳過程中，不斷被改動，由此形成了多種版本。這眾多版本大致可歸為兩個系統(tǒng)，其一是明抄《說集》本與孟稱舜?？瘫?，不分卷。其二是清初尤貞起抄本、暖紅室匯刻傳奇本、曹楝亭刻本，分上下卷。不同版本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使得?？闭順O為困難。1931年8月，鄭振鐸與趙萬里南下寧波訪書，此行的一大收獲是發(fā)現(xiàn)了《錄鬼簿》天一閣藏藍格抄本，此本曾經(jīng)明人賈仲明增補，是以上兩個系統(tǒng)之外的第三個系統(tǒng)。天一閣藍格抄本的發(fā)現(xiàn)，是戲曲文獻的重大收獲，但同時也使得《錄鬼簿》的整理更加復雜。面對如此復雜而差異極大的版本情況，如何合三個系統(tǒng)版本文獻信息為一，整理出一個完整、準確、精良的版本，成了古籍整理的一大難題。在王鋼《校訂錄鬼簿三種》出版前后，人們做過不同的嘗試，老實說，都不理想。因為三個系統(tǒng)版本之間的差異，遠遠超出一般理解的版本之別，給人的感覺好像各是一部書。上世紀90年代，鄧紹基先生發(fā)表了一系列元雜劇“校讀”文章。我請教先生，為什么不叫?？?。先生說：元雜劇版本差別太大，沒法?？?。這話同樣適用于《錄鬼簿》——不同系統(tǒng)版本之間差異太大，不能互校。
天一閣藍格抄本發(fā)現(xiàn)以后，出版過多種《錄鬼簿》整理本。較受關注的，有馬廉《錄鬼簿新校注》本和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錄鬼簿》（外四種）本。馬廉《錄鬼簿新校注》（初版1936年刊發(fā)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一號至第五號），以天一閣藍格抄本《錄鬼簿》及續(xù)編為底本，以孟稱舜刊本、曹楝亭刊本、暖紅室本、王國維校注本等為校本，同時參照了《今樂考證》《曲錄》?！朵浌聿尽吠馑姆N（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以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所藏至德周氏傳抄天一閣舊藏明寫本為底本，以馬廉校注本“校正傳抄本”，并出校記。該書同時還將孟稱舜刊本、曹楝亭刊本及校勘記作為附錄。這兩種整理本，都受到后人批評，如《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錄鬼簿提要》就說：“整理出來的卻是賈仲明增補本的《錄鬼簿》，而不是鐘嗣成《錄鬼簿》原著的面目”，“使人不免有本末倒置的感覺”。另兩種比較重要的校本，是《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所收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出版）和《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唐宋元編》，黃山書社2006年出版）?！吨袊诺鋺蚯撝伞匪毡撅@然要著意解決不同版本內(nèi)容混淆問題，用曹楝亭本為底本，賈仲明增補的內(nèi)容，全部寫在校勘記中，這樣確實避免了原書與賈仲明增補內(nèi)容的混淆，有心人也能看到增補的內(nèi)容。但全書?？庇?335條，增補內(nèi)容混在文字?？敝?，不是特別用心的讀者，恐怕未必注意到這些重要的信息。《歷代曲話匯編》就批評說：“賈仲明增補的內(nèi)容也常為研究者所引用，而以前的校注本只是在注文中加以說明，不明顯。”《歷代曲話匯編》可以說是采用了與《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反向的處理。它也以曹楝亭為底本，“為方便研究者閱讀使用，特將天一閣本賈仲明增補的[凌波仙]吊詞與劇目增列于原本正文中，并加以說明，既保持了鍾氏原本的面貌，又增加了賈氏所增補的內(nèi)容”。整理者的用心很好，追求的也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效果。只是讀者和使用者未必都如此細心。從排版上看不出鍾氏原書與賈氏增補內(nèi)容的區(qū)別，偶不小心，沒有細看卷末校記，就會誤把賈氏增補內(nèi)容當做鍾氏原書材料使用。看了各種處理方案后，再看王鋼先生的整理，一目了然。各本面貌，清晰可見。既避免了不同版本之間的混淆，特別是鍾氏原書與賈氏增補的混淆，又不至于漏落重要文獻信息。使用王鋼校訂本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絕不會把賈仲明補寫的吊詞誤作鐘嗣成吊詞。當然，這種處理也非純利無弊。比如有些文獻重復。在沒有百分之百理想方案的前提下，兩弊相較取其小，兩利相較取其大。利弊相較，王鋼的方案是相對最佳方案。上世紀90年代，王鋼的《校訂錄鬼簿三種》出版，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得到相關專家的高度肯定，榮獲1988-1991年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獎。曲學前輩王季思先生在《談談〈錄鬼簿〉》一文中，特意提到這一校本（《玉輪軒戲曲新論》，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著名學者劉世德所著《夜話三國》說：《錄鬼簿》的“版本系統(tǒng)，有簡本，繁本，增補本之分”（《夜話三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特別注明：“這采用了王鋼同志的意見，請參閱他的《校訂錄鬼簿三種》?！?/span>（同書第5頁）新校本由中華書局推出，堅持獨特體例，?？焙蟪龈?。由于當今獲取文獻的便利，三十年前百折千回無處尋覓的文獻，而今瞬間可得，由此解決了在當時難以解決的難題。就?？闭淼膶I(yè)、精審、適用論，說新校本是一個權威性整理本，并不過分。我的同事、學者李劍國先生以乾嘉之學治小說，成就斐然。王鋼先生則以乾嘉之學治戲曲，為學界矚目。他的《錄鬼簿校訂》，做的是兩項功課：校正文字，考訂史實。這兩方面，都顯示出深厚的修養(yǎng)和扎實的功力。通過細致考訂，厘清了若干史實，修正了文學史上長期被視為定論的某些成說。元代曲家地位低下，一直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但曲家的社會地位，是難以一概而論的。王鋼先生通過深細考察，做了很有說服力論證?！朵浌聿尽分浨曳制哳悾?/span>1. 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 2. 方今名公。 3. 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 4.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 5.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 6. 方今才人相知者。 7. 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 王鋼先生把這七類歸為三部分：第一二類是第一部分，第三類是第二部分，第四至七類是第三部分。這三部分人，社會地位是不同的?；\而統(tǒng)之地說元曲家社會地位低下、沉抑下僚、受社會鄙視，是片面的。他說：“倘以第一部分所列省掾（行省吏屬）、府判（從六品）為身居要職的話，第二部分雜劇作家中便有許多?！彼e了一系列人名及其職位加以證實。還有一些從六品、正七品、從七品的，他認為是介于“身居要職”和“職位不振”之間?！皩嶋H上，所謂'職位不振’者主要是第三部分曲家，他們是元曲家的類型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很同意他的意見，同時還可作一些補充。職位高低，在元代不是判斷社會地位唯一標準。除了職位，還有門第與經(jīng)濟狀況。鐘嗣成的原話是“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門第在職位之前。在元代這樣一個觀念多元、追求多元，又講門第的時代，官職只是決定人社會地位的一個方面。有些人可能一生未仕，但社會地位未必低。在著名曲家中，如姚守中，他是忽必烈心腹謀臣、仕至中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姚樞的孫子，大文章家、官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姚燧的侄子，本人職位只是曾任平江路吏，但這樣的家庭背景，社會地位如何，需要論證嗎？還有那位“史九散人”史樟，他是忽必烈時中書左丞相、樞密副使史天澤的兒子。真定史氏是重要的漢人世侯，他本人即使不做什么萬戶，其社會地位之高，也非一般高官所可比。像白樸這樣的人，一生拒絕出仕，但他并非生活在社會下層。
新校本還對元曲的一些基本問題，以及鐘嗣成生平等，提出新的看法。這些在《前言》相關部分中有論述，在《鐘嗣成年譜》中有考證。鐘嗣成生平，孫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以為他曾在江浙行省為“吏”、為“掾史”，后之論者多承其說。王鋼新校本經(jīng)深入考證，認定其事不存在。最直接的證據(jù)是朱士凱《后序》所言：“從吏則有司不能辟?！蓖茰y他在行省做“貼書”之類的雜役，大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臨時工秘書，沒有薪俸，地位卑微。為了進一步證明此事的不可能，王鋼進而對行省掾史作了考證：元制，行中書省設令史，又稱掾史，額四十名，司公文，雖無資品，而職位甚重，為吏職中地位最高者，俸給優(yōu)厚，月俸鈔三十五兩，米一石八斗。九十月考滿，即可出職正七品。行省令史須從六部令史中發(fā)遣，或從現(xiàn)任八品中選取。王鋼又論證，在元代，“補吏，補學官，再入官，是儒學生員的正途，也是他們追逐的理想目標”。當時吏員的標準是：“行移有法，算術無差，字畫謹嚴，語言辯利，能通《詩》《書》《語》《孟》一經(jīng)?！辈拍芤螅骸靶星彩扉e，語言辯利，通習條法，曉解儒書，算法精明，字畫端正。”這些認識與結論，其意義遠超出鐘嗣成生平考證，對元代曲家研究，進一步對整個元代文學研究，都具有參考價值，可以修正長期存在的偏頗不合歷史實際的認識。關于20世紀的元曲研究史，一般認為1908年王國維的《曲錄》刊行為元曲研究之開端。人們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年，馬一浮先生從謝無量處得《錄鬼簿》一書，抄錄一本并作長篇《錄鬼簿跋》。據(jù)此跋，又知馬一浮此前三年已讀《元曲選》、朱權《太和正音譜》（涵虛子《詞品》）等大量元曲作品及曲學文獻。依據(jù)相關文獻，王鋼認為：“對于近代曲學肇始，研究者大都忽略了一位先驅：浙江馬一浮先生。這次發(fā)現(xiàn)，早于王國維數(shù)年，馬先生即開始研究元曲，他應該是最早以近代眼光，以《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為依據(jù)，考訂元曲的學者，其《跋錄鬼簿》，是最早的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應該說，這是20世紀元曲研究史的一大收獲。王鋼先生最初關注《錄鬼簿》是1983年，到今年中華書局版《錄鬼簿校訂》刊行，已近四十年。1983年起搜羅資料，有志校勘，1986年著手整理，1991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校訂錄鬼簿三種》，歷時八年。其間南北訪書，遍閱國內(nèi)存本；居家青燈黃卷，逐字求證，樂而不疲。整理《錄鬼簿》，是他戲曲文獻整理系列工程中的一項，此前他已有《關漢卿研究資料匯考》（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出版），之后則有《中國戲曲史編年（元明卷）》（與王永寬合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本已是厚積薄發(fā)。這次重校，學術環(huán)境與當初大不相同，各種數(shù)據(jù)庫漸次面世，舊日善本秘笈今皆唾手可得，檢索也大為方便。用王鋼自己的話說是“坐擁書城，秒殺萬卷”。同時，四十年人生積淀，四十年閱歷積累，更歷歲月，感悟世情，看問題的眼光又自不同。如果說當年《校訂錄鬼簿三種》是學術新秀新銳之作，而今的《錄鬼簿校訂》，無疑是成熟學者的純熟成果。兩本對比，區(qū)別大體有以下幾端：其一，版本方面，找到了現(xiàn)存的全部版本。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康熙間尤貞起抄本。往年大陸的《錄鬼簿》?？?，都以不得親見尤貞起抄本原書為遺憾。《校訂錄鬼簿三種》用國家圖書館藏影抄尤貞起本為繁本底本，這次改用尤貞起抄本原本。舊校未得寓目而本次親見者，還有嘉慶間戴光曾抄本，日本東洋文庫藏光緒間王國維抄本。本次還有新發(fā)現(xiàn)之南京圖書館藏玉海堂抄本、《錢塘縣志補》節(jié)抄本、上海圖書館藏羅振常過錄批校本、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批校本等。不僅校正了一些文字，還糾正了學界的某些認識：如王國維一直稱他的抄本是抄自一部萬歷（或明季）抄本，后人皆襲其說。王鋼見到嘉慶間戴光曾抄本，知王國維所謂明抄，實即戴抄本，此本中夾有王國維過錄時留下的兩張手批紙條。王鋼審鑒其書，訂正此誤。
新發(fā)現(xiàn)的版本，其中一些為后出之本所據(jù)，由此得知，一些傳本的異文，乃是傳抄繕誤。如王國維抄本以及后來整理的《王國維遺書》所收本的一些異文，實是王國維抄錄戴本時的繕誤，戴本原不誤。暖紅室刻本的一些異文，是玉海堂本（抄自曹本）抄錄時繕誤。如費唐臣之名暖紅室本作“費庚臣”，過去認為有歧說，實則為玉海堂誤抄。此類情況不少。至于王鋼“未見”之孫楷第校注本，是否真有，我表示懷疑。此本唯見楊鐮《孫楷第傳略》（書目文獻出版社《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11輯，1990年版）介紹，他說：“這是孫先生所著《曲錄新編》的一種?！边@話無法理解，《曲錄新編》會錄《錄鬼簿》曲目，但不可能收入一部《錄鬼簿校注》。對于習見版本，新版也作了細致的辨識。如明藍格抄本，不見于《天一閣書目》，又無天一閣藏印，趙萬里先生斷為天一閣抄本，卻沒有講出證據(jù)。鄭振鐸先生始終稱之為明抄本，矢口不提天一閣，似乎并不完全認同。故初版在《版本敘錄》中著錄為“明抄本”。此次新校，王鋼發(fā)現(xiàn)，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本，雖是近世影印古籍的典范，但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本：邊框界欄重新繪制，與原抄不同。原抄本格紙為刷印，版框尺寸及斷口特征，與天一閣藍格抄本《宋崇文總目》（有天一閣印，現(xiàn)藏天一閣博物館）完全相同，為同版刷印，從而為斷此本為天一閣抄本，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jù)。新版因而著錄為“明范氏天一閣鈔本”。對于其他幾種影印本的失真、失實，《版本敘錄》也都一一指明，包括《古本戲曲叢刊》影印本。影印古籍的失真，不獨存在于《錄鬼簿》，所以研究者使用影印本，當引起注意；出版者影印古籍，更應該實事求是，力戒臆改、臆補和臆說。其二，校勘方面，一些校記增加了新的證據(jù)或新見資料。如張可久名“久可”，引用了桐廬桐君山張久可自題的摩崖石刻，署“四明張久可”，此為最有力證據(jù)。此石刻上世紀80年代桐廬地方文獻如《桐廬文史資料》曾有提及，但因是內(nèi)部出版，流傳不廣，未引起學界注意。這次王鋼專程前去拍照。又如白樸小傳：“贈嘉議大夫，太常大卿?！薄疤４笄洹痹鳌罢贫Y儀院太卿”，王鋼據(jù)元代官制校正。此類細處見功夫的考證校訂例子尚多，如考訂《楊彥華傳》（名賁，滁陽宦族）的“以明經(jīng)擢濮陽令”之誤：“'濮陽令’當誤。案洪武辛巳即建文三年，濮陽原為開州屬縣，亦州治所在，洪武二年四月并入州（《明太祖實錄》）?！犊滴醭葜尽肪矶^賁薦授大名令。大名縣附郭，與開州并屬大名府，蓋以地理相近，遂傳聞至誤?！蓖瑸椤稐顝┤A傳》的“舉皆右讓”“右”原作“古”，據(jù)《禮部志稿》等文獻校正。《錄鬼簿》及《續(xù)編》所記曲家，字號、籍里多失載，王鋼憑借現(xiàn)代化手段，如大海撈針般尋找文獻，決疑補缺，多有貢獻。如高克禮（高敬臣）的里籍家世，據(jù)元人黃溍《濟南高氏先塋碑》及《元史·地理志》考證厘清。還有金堯臣，王鋼據(jù)《續(xù)錄鬼簿》“淮東人，居吳門，左司郎中”的簡單記載，以“淮東”“吳門”“左司”三個關鍵詞查找對應人物，大膽推測其為余堯臣，進而考述其生平。余堯臣，詩人，與高啟同為吳中“北郭十友”之一。只是或言余堯臣為永嘉人。徐孟曾則據(jù)《康熙江南通志》《萬歷武進縣志》等考得其生平大略。凡此之類，可見王鋼先生校訂用功之深，也說明現(xiàn)代手段在古籍整理中應用之效。其三，校訂中引用之書，三十年前初校時為條件所限，用了當時可找到的版本。重校則都盡量換用善本。如《資料匯編》引元許善勝《中州啟札序》，國家圖書館藏抄本《中州啟札》脫去序文，舊版從《愛日精廬藏書志》引，后又見南京圖書館藏愛日精廬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勞權鈔本，文字皆有異，最終輾轉得見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元刻本，序為抄配，照元版摹寫，字為草書，不易辨，故后世傳抄者多生誤，本次得以校訂。再如陳撰《玉幾山房聽雨錄》，原用《古學匯刊》本，其“胡正臣”之名作“正居”，“鮑天祐”之字作“天祜”，是陳氏所見《錄鬼簿》原文不同，還是《聽雨錄》刊本有誤？新版查閱了南京圖書館藏稿本，方知原稿不誤，乃傳抄刊刻致誤。其四，進一步豐富了附錄?！剁娝贸赡曜V》中，增加了曲家在杭州的事跡系年，可使人們對鐘氏和《錄鬼簿》的背景，有更多了解。這部分吸收了近些年學界不少新成果，增加了大量信息。也有王鋼考證所得，如元成宗大德八年下所述追封伯顏事，涉及在杭刊刻劉敏中《平宋實錄》，此書有鄧錡序，序署“大德甲辰秋七月朔玉賓子鄧錡”，得知鄧錡即曲家鄧玉賓，進而考得鄧玉賓生平。此前對于鄧玉賓幾乎一無所知，僅憑《錄鬼簿》將其列為“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稱其為“鄧玉賓同知”，又按《錄鬼簿》中排列位置，參照前后人物，推測其生活年代。今據(jù)文獻，知其為道士，道號玉賓子，由宋入元，推測曾任道觀同知宮事?！额}跋輯錄》《資料匯編》也都增添了不少資料。其中新輯入的王國維語，依據(jù)王國維不同時期的多種手稿，可以看出靜庵先生不同時期對《錄鬼簿》的不同認知。讀《錄鬼簿校訂》，感覺是一部用心之作，也是一部用情之作。近年來，王鋼先生寄居杭州，與當年居杭之鐘嗣成，隔千年而以心會心，用情感情。?！朵浌聿尽罚蚨玫乩?。徜徉湖山，尋訪舊跡，摩挲文物，尚友古人。我讀王鋼《中原文獻整理史稿》后記，儼然有鐘嗣成《錄鬼簿自序》情味，可見其心已與鍾氏相通。我想，學者葆有靈心，成果才富有靈性。（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21年12月22日15版，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中國元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元]鐘嗣成 撰 [明]佚名 續(xù) 王鋼 校訂新編錄鬼簿卷上 新編錄鬼簿卷下 繁本錄鬼簿?？庇?/span> 錄鬼簿卷上 錄鬼簿卷下 錄鬼簿續(xù)編 增補本錄鬼簿校勘記 題跋輯錄 書目著錄 資料匯編 版本敘錄 鐘嗣成年譜 引用書目 【贈校訂者王鋼先生簽名箋紙一枚】《錄鬼簿校訂》--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統(tǒng)籌：陸藜；編輯：白昕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