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文化·源遠流長的古今音樂舞蹈·西域音樂舞蹈對中原文化的突出貢獻

新疆自古以來被譽為歌舞之鄉(xiāng)。西域的于闐樂、龜茲樂、疏勒樂、悅般樂(天山以北的匈奴樂)、高昌樂、伊州樂(哈密古曲)等都很負盛名，其中名聲最大和影響最深的是龜茲樂。這些音樂從公元前1世紀起先后傳入中原，曾在國內(nèi)各民族中流行，對我國的音樂文化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說，瞿薩旦那(即今和田)“國尚樂音，人好歌舞”。遠在漢代，于闐樂已成為宮中節(jié)日活動的項目，在民間也很流行。漢高祖劉邦的寵姬戚夫人就很愛于闐樂舞，會彈瑟高歌，吹笛擊筑。《西京雜記》載，有一年7月7日，高祖與戚夫人駕臨百子池游玩觀俗。只見城外靈女廟前大奏于闐樂，祭神的人們手臂相連，邊唱邊跳。他們也為之感染，加入了歌舞的行列。

張騫出使西域歸來，曾帶回西域的羌笛等樂器和大型套曲《摩訶兜勒》，交給了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李延年根據(jù)這些散亂的資料，譜寫了《入關(guān)》《出塞》等二十八首具有西域風格的雄渾昂揚的樂曲，作為當時的軍樂。西域樂曲給中原傳統(tǒng)音樂以很大的沖擊，開創(chuàng)了雄歌健舞的一代風氣。

公元6世紀中期，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汗國的阿史那公主為皇后。阿史那公主精通音樂舞蹈，彈的一手好琵琶。她出嫁時，突闕可汗深知女兒酷愛音樂，便將一支由龜茲、疏勒、康國等地組成的三百人的龐大樂隊，作為陪嫁送至長安。他們中有歌唱、舞蹈演員，也有著名的龜茲音樂家蘇祗婆、白明達和白符通。他們帶來的樂器有五弦琵琶、豎箜篌、羯鼓等。北周武帝在阿史那公主的協(xié)助下，對中原音樂進行了改革，在制定宮廷雅樂時，采用了西域與中原相混合的所謂“戎華兼采”的方針。阿史那公主還定期舉辦西域歌舞大會演，會演中已出現(xiàn)了《胡旋舞》《達摩支舞》等耳目一新的西域樂舞。

隋代統(tǒng)治者也都很崇尚歌舞。據(jù)《隋書·音樂志》中記載，公元610年，高昌王麹伯雅派一個樂隊，到長安獻高昌著名的《圣明樂曲》。隋煬帝讓高昌樂隊同宮廷樂隊同時表演了《圣明樂曲》。這兩個樂隊的表演一脈相承，渾然一體?？芍敃r西域的音樂舞蹈在中原很流行。

隋唐時代，西域眾多造詣很深的音樂家紛紛來到中原。像高昌人何妥，作清平瑟三調(diào)聲，并整理了四部中原舞曲。他的音樂論著甚多，其中有《樂要》一卷，主張以中原舊樂為主，兼吸收西域少數(shù)民族音樂，融合成中原新音樂。再如疏勒人裴神符，不僅是琵琶演奏家、改革家，還是一位作曲家。他創(chuàng)作的樂曲《火風》，表現(xiàn)了西域的生活風俗，情緒歡快熱烈，在中原地區(qū)廣為流傳并被改編。另外見載于史書的還有于闐音樂家尉遲青、尉遲璋等。他們對推動我國各民族音樂的交流和發(fā)展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設(shè)置的十部樂中，有《龜茲》《疏勒》《高昌》三部是西域的音樂。到唐玄宗李隆基時，長安城中出現(xiàn)了一股“西域熱”，出現(xiàn)了“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wù)胡樂”(元稹);“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王建)的情景。唐玄宗精通音律，特別喜愛西域音樂舞蹈。他每三年要舉行一次西域音樂演唱會。每次的音樂會都非常盛大，鼓樂齊鳴，通宵達旦。天子要選拔梨園中最優(yōu)秀的演員表演技藝。楊貴妃也要吹玉笛，彈琵琶，跳西域的胡旋舞。在宮廷的帶動下，長安人人學旋轉(zhuǎn)，學胡舞成了一時的風尚。每天，許多西域人開的酒店里，在樂器的伴奏下，胡姬載歌載舞，以招徠客人。大詩人李白《前有樽酒行》中描寫道：“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笨磥恚频昀锏臍g樂使詩人陶醉了。那時，西域游牧民族中曾流傳的馬舞也進入了中原。那些被漢武帝譽為“天馬”的烏孫馬，被馴化為舞馬，跳《烏孫馬舞》。它們一聽到西域樂曲《傾杯樂》(裴神符創(chuàng)作)，就會奮首鼓尾，翩翩起舞，那舞姿憨態(tài)百出。

宋朝宮廷大宴會上所奏的十八調(diào)四十大曲中，明顯地含著濃厚的伊州樂和龜茲樂的成分，而且“樂器多因西域取”(沈遼《龜茲舞》)。當時的十六種隊舞，其中《醉胡騰隊》《玉兔渾脫隊》《射雕回鶻隊》等都深受西域舞蹈的影響。

西域音樂舞蹈在中原廣泛流傳后，它不僅影響了宮廷的音樂舞蹈，影響了民間的音樂舞蹈，而且還影響到填詞、戲劇等各個方面。古代的詞都要按譜填詞，合樂歌唱。至今猶存的詞牌中的《蘇幕遮》《北庭子》《天仙子》等，都是出自隋唐時代的西域樂曲。唐代盛行的大型樂舞后來發(fā)展成為宋元戲劇音樂。顯然，西域音樂舞蹈藝術(shù)對中原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在融會于中華藝術(shù)文化大動脈的過程中，為中華民族的音樂舞蹈藝術(shù)奉獻了自己的養(yǎng)料，促進了祖國音樂舞蹈藝術(shù)的發(fā)展。它是天山文化中對祖國文化最突出、最重大的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