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相湘（1912年1月～2007年9月），湖南省常德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著名歷史學家。曾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故宮整理史料。1949年，來到臺灣，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其學生包括作家李敖。他閱歷豐厚，交游廣闊，足履遍及日本、韓國．東南亞與歐美各國。

吳相湘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近八十五年來，中國和日本有兩次戰(zhàn)爭，這兩次戰(zhàn)爭發(fā)生的原因、進行的經(jīng)過、最后的結果以及它們對于亞洲和世界全局產生的影響都完全不同。

但是，古今中外戰(zhàn)爭史上一項主要原則，不僅沒有因此需要修正改變，并且又一次獲得證明，這就是任何戰(zhàn)爭的最后結果決定于哪一方面的錯誤比較少，它就是勝利者。

七十多年以前，梁啟超評論第一次中日（甲午）戰(zhàn)爭時指陳：

這只是李鴻章和日本作戰(zhàn)，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沒有參與這一戰(zhàn)爭，這是中國之所以失敗的主因。

十年前，日本藤原彰教授對于梁氏這一論點加以引申：當時，日本已演進為近代國家，中國還在封建君主統(tǒng)治之下，沒有國家軍隊，只有李鴻章個人的淮軍。

這位日本教授在這同一篇論文中又指陳，日本陸軍在發(fā)動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1937年—1945年）之初就犯了嚴重的錯誤：

面對兩大敵國（中、俄），始終沒有全盤政策。

在秦郁彥撰寫的《日中戰(zhàn)爭》中，更是坦白的指出：日本陸軍在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中，最初是戰(zhàn)爭指導混亂、動搖、不徹底，政略與戰(zhàn)略更不相配合；后來，竟是“無為”“無策”！

戰(zhàn)爭第一年，他們使用七十萬軍隊在中國大陸，卻沒有能在徐州會戰(zhàn)包圍殲滅中國軍主力，只有夸耀“戰(zhàn)術的勝利”。

而伊藤正德并且憤激地指責日本軍人在盧溝橋點燃戰(zhàn)火是“亡國戰(zhàn)爭的開端”！日本軍閥在深陷中國泥沼四年、十九萬人戰(zhàn)死、九十五萬人傷病之后，竟又發(fā)動對英、美的攻擊。這樣“無謀的戰(zhàn)爭”，實在是歷史上最大的冒險，是軍國主義下的日本軍人支配政治的惡果。

中國、日本在這兩次戰(zhàn)爭中的勝敗，完全系于是否有總體戰(zhàn)略或者這一總體戰(zhàn)略是否正確，事實是如此顯明。

但更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既自稱是近代國家，在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中，竟沒有全盤政策，即總體戰(zhàn)略，最大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中日戰(zhàn)爭以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對中國更加輕侮，只知利用中國傳統(tǒng)的弱點加緊侵略，根本沒有平心、虛心去注意認識了解中國進步的大方向。

1894年，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1898年，康有為推動百日維新，這都是中國人在第一次中日戰(zhàn)爭以后奮發(fā)圖強的救國運動。

辛亥革命的成功，更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標志。不幸的是，日本竟提出若干特殊權利的要求，作為承認中華民國的交換條件。

1915年，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這對于中國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1918年5月，日本脅迫中國北京政府簽訂《共同防敵（蘇俄）軍事協(xié)定》，引起北京學生的反對。一年以后，五四運動發(fā)生，各地商人、工人也群起響應支持。

1928年，國民革命軍出兵北伐，日本出兵山東，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更加增漲，而日本人卻譏諷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的愛國熱度”！

到了1932年，日本代表在國際聯(lián)合會上更公開宣稱：中國只是一地理名詞，不是有組織的國家。

1934年，胡適曾經(jīng)幾次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fā)表文章，反復說明，中華民國成立二十三年來，固然有許多不能盡滿人意的現(xiàn)象，其中，也有許多真正有價值的大進步：

（一）帝制的推翻；

（二）教育的革新；

（三）家庭的變化；

（四）社會風俗的改革；

（五）政治組織的新試驗；

（六）新法典的頒行；

（七）婦女的解放。

這些進步，大部分都是受了辛亥革命以來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

當胡適說明這些進步的事實與意義時，蔣百里也指陳1894年（甲午年）以來中國社會受環(huán)境的影響所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即知識與武力的結合：

（一）知識分子投身為軍人；

（二）軍人入學取得知識；

（三）社會中知識分子與當政分子的合作。

而且，中國的政治與軍隊，都因此變化而更加進步。

其時，日本對華北侵略行動正步步加緊，蔣百里根據(jù)他對中國歷史及現(xiàn)代總體戰(zhàn)爭觀念和總動員的實際等的綜合研究心得，提示“生活條件與戰(zhàn)斗條件一致”的原則，鄭重指出，實行這一原則首賴國民之道德力與自發(fā)自動的紀律，其次，即政府與社會的組織力。

蔣百里又指陳：“為求世界和平，一民族的生存不應被剝奪，否則那一民族為求生存，自然會結成一個生活與戰(zhàn)斗一致的總體來爭生存，結果是大家都受害?！?/p>

他這不只是提出中國國防建設的基本原則，也是很誠懇且坦白地告知日本：要注意重新認識中國！

胡適以為，許多人不注意認識這些進步及變化的事實，完全是缺乏歷史的眼光，也就是不了解時間會帶來改變和進步。

1936年2月15日，日本華裔貴族院議員辜顯榮在臺北與日本松井石根大將會晤時，也提示這一要點。

辜強調，中國情勢已經(jīng)大有變化，日本必須認識蔣介石的地位，與蔣氏切實提攜合作，東亞大局才可保全。

但是，這個建議并沒有引起松井的重視（1937年8月，中日全面戰(zhàn)爭開始時，松井擔任上海戰(zhàn)場日軍司令官）。

而日本國內的所謂“中國通”，在輕侮中國的空氣下，絕少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優(yōu)美，大多注意過去如何利用漢人做統(tǒng)治工具的經(jīng)驗。

這些“中國通”的食古不化與在中國各地活動的日本間諜摭拾流言的情報，同樣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演進大方向以及中國人的真正心理，都缺乏認識。

這正是孫子所謂“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zhàn)必殆”。

自1898年以后，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赴日本留學或游歷。孫逸仙、蔣介石、梁啟超、戴季陶、蔣百里、王芃生等且都曾久居日本，注意研究日本。

1932年至1933年，中國軍隊在上海及長城線抵抗日軍的戰(zhàn)斗，是第一次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考驗自己力量的首次機會，對于知己知彼大有助益。

1934年夏，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強調說明民族戰(zhàn)爭取勝的要訣：（一）立于主動地位；（二）必求指揮統(tǒng)一；（三）精神勝過物質；（四）要預想將來戰(zhàn)況，破除中西新舊的偏見，研究最進步的戰(zhàn)術以制勝克敵；（五）平時全國有一個相當?shù)恼麄€準備，利用所有的物資、人力來抵抗侵略。

這是蔣對日總體戰(zhàn)略指導原則的最初透露。1935年春夏，蔣在四川、云南、貴州、陜西各省詳細視察以后，實行這些原則的具體步驟和若干計劃也逐漸形成。

當時，策訂對日戰(zhàn)爭指導方針：“我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爭取民族之生存自由，建立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為目的，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體安全；一面整備國防，充實軍備，至和平絕望時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zhàn)，爭取最后勝利?！?/p>

基于上述指導方針，各種計劃即開始積極進行，預計1938年年底，完成下列各項工作：

（一）內政：綏靖地方，安撫邊疆。

（二）外交：中日問題提請國際聯(lián)合會調處，爭取與國，建立國際集體安全關系，確保世界和平。

（三）財政經(jīng)濟：改革幣制，實施法幣政策，力求糧食自給自足。

（四）教育：推行新生活運動，展開國民軍事訓練，以提高國民傳統(tǒng)道德，培育國民作戰(zhàn)精神，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建設，以奠立長期作戰(zhàn)之基礎。

（五）軍事：甲、全國各戰(zhàn)略要點，構筑永久國防工事；乙、完成若干鐵路干線及西北、西南、東南各省公路線及通信網(wǎng)；丙、發(fā)展軍需工業(yè)設備，調查儲蓄軍需原料；丁、統(tǒng)一陸?？哲娪柧殻幉筷?，充實戰(zhàn)備；戊、確立兵役制度；己、實施廬山、峨眉山訓練，促進精神團結。

這些工作都是中國對日總體戰(zhàn)略——“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zhàn)，爭取最后勝利”的基礎，而中國有寬廣縱深、山川錯綜的國土與眾多的人力，是能夠實施這一戰(zhàn)略的大前提。

而眾所周知的“以空間換取時間”即這一戰(zhàn)略的通俗說明，在軍事學上說，這是向國內退軍。

自1901年孫逸仙先生在日本注意南非戰(zhàn)爭，對于布耳人不斷用游擊戰(zhàn)以打擊英國軍隊，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國革命黨武裝起義的借鏡。而我留日學習陸軍的中國學生研讀西方兵學及戰(zhàn)史的興趣也日漸濃厚，還有若干人更綜合中西兵學戰(zhàn)史經(jīng)驗，提出了中國國防的建議。

1919年，梁啟超等將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刊印，蔡鍔贊揚曾國藩、胡林翼對攻守的卓越見解（攻者為客，守者為主人，可以逸待勞），“雖以近世戰(zhàn)術之日新月異，而大旨不外乎此”。

蔡鍔并且在是書結論中根據(jù)布耳人及1812年拿破侖攻俄失敗諸戰(zhàn)史經(jīng)驗，鄭重指陳：“鄙意我國數(shù)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為孤注一擲之舉，不如據(jù)險以守，節(jié)節(jié)為防，以全（我）軍而勞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

這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日戰(zhàn)略最早公開發(fā)表。

蔡鍔的同學蔣百里在日本、德國學習陸軍回國以后，1913年著《孫子新釋》，引用西方兵學名著及戰(zhàn)史做注釋，企盼中國軍人認識“西方兵學的精義原則，亦即中國所固有，無所用其疑駭，更無所用其赧愧”。

這就是說：中國軍人對中國傳統(tǒng)兵學應有信心，更應該平心虛衷去研讀西方兵學戰(zhàn)史。

1922年，蔣百里又撰文指出：

面對我鄰近富于侵略性國家的制勝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zhàn)，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處用”。

從此以至1937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蔣百里對國民政府的多次建議，都是再三說明“拖”的戰(zhàn)略能以拖垮日本。

蔡鍔、蔣百里的論著中都提到普魯士人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zhàn)爭論》，尤以蔣百里的著述更常常引據(jù)這一名著的精義——這一名著迄今仍在西方兵學界具最高地位。

二十世紀初，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刊印日文譯本，不公開發(fā)行，但中國留學生都設法覓得這一日譯本來閱讀。蔣介石自述：獲得這書以后，曾用紅筆圈點用心讀過幾遍，是最喜愛讀物之一。1915年，此書中文譯本在中國出版。

中國軍人對于《戰(zhàn)爭論》一書特具興趣，不只是以其為最具影響力的西洋近代兵學名著，實因其中若干重要觀念與中國兵學頗多不謀而合。

1932年8月，五四運動主將傅斯年教授撰文刊載在《獨立評論》，倡導積極抵抗日本侵略：

“中國在開戰(zhàn)之初，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對我們越有利?！?/p>

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億農民的潛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tǒng)治者，中國的命運在死里求生，不是貪生而就死。

歷史告訴我們：中華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而事實告訴我們：日本不是一個能成大器的國家?！?/p>

這是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最早和最有力提倡長期抗日的主張。

1933年4月，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lián)合會，胡適因而撰文刊載在《獨立評論》上，他大聲疾呼“我們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信心，才經(jīng)得起大犧牲！”“全世界道德的貶議是在我們敵人的頭上，我們最后的勝利是絲毫無可疑的”。

當日本積極進行“華北特殊化”陰謀時，1935年6月27日，胡適又寫信給南京教育部長王世杰，力言中國非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

我們試平心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總得先下決心做三年或四年的混戰(zhàn)、苦戰(zhàn)、失地、毀滅。

我們必須準備：

（一）沿?？诎杜c長江下游的全部被毀滅，那就是要敵人海軍的大動員。

（二）華北的奮斗，以至河北省、山東省、察哈爾省、綏遠省、山西省、河南省的淪亡、被侵占毀壞，那就是要敵人陸軍的大動員。

（三）長江的被封鎖、財政的總崩潰、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毀壞……

……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zhàn)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

胡適在信中，希望王世杰“必須使政府與軍事領袖深信此長期苦斗為必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他并且認為，蔣只有“等我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因此，胡適在致王世杰這一長信中反復強調：

我們若要作戰(zhàn)，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三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yè)中心做戰(zhàn)場，一切文化中心做魯汶大學。

但必須步步戰(zhàn)，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zhàn)，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zhàn)。此外別無作戰(zhàn)之法。

是年7月11日，王世杰復信胡適：戴季陶、孫科、居正等都同意胡的主張，“前途動向自仍視決心如何”。

事實上，蔣早在1932年11月即已決定對日大計：

“強國之國防重邊疆，取攻勢；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戰(zhàn)時以努力經(jīng)營長江流域，掌握隴海鐵路為第一要旨”。

后來，四川、貴州諸省地方軍閥也歸南京掌握，國內局勢日漸穩(wěn)定，蔣對未來抗日戰(zhàn)爭再做深長考慮后決定：

“對日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鐵路以西地區(qū)為主要陣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后陣線；而以四川、貴州、陜西三省為核心，甘肅、云南為后方?！?/p>

這就是“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zhàn)”最高戰(zhàn)略方針的由來。

胡適的信件、蔣的計劃，在當時都是不公開的最高機密。但是，放年7月21日，天津《大公報》刊載丁文江教授的論文卻公開疾呼：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四川、江西是我們的烏拉爾，云南、貴州是我們的堪察加……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丁文江這一悲壯的呼聲，充分表現(xiàn)出高級知識分子不惜任何犧牲代價，向國內退軍的主張。

丁文江是國際知名的地質學家，他的足跡遍及中國大部分土地，其豐富學識與親身經(jīng)驗極受國人敬佩。他發(fā)表這一主張后，胡適、傅斯年諸名教授也參加討論，并且很快地形成輿論，這和蔣的秘密計劃不謀而合。

接著，毛澤東發(fā)表《論持久戰(zhàn)》也指出：

“抗日戰(zhàn)爭是整個處于內線作戰(zhàn)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系，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戰(zhàn)略上內線作戰(zhàn)的正規(guī)軍是后退的，……外線作戰(zhàn)的游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后方大踏步前進。”

實際上，政府和國民的意見協(xié)調，是取得勝利的第一要件，而且，中國具備防衛(wèi)的自然有利條件。

我國國土自東徂西橫跨經(jīng)度逾六十度，自北至南包括寒冷、溫和、炎熱三地帶。內陸及西部充滿河川、山嶺、沙漠，嚴寒與酷熱交替更迭。地形與氣候將和過去時代一樣結合起來對抗侵略中國的敵人，這樣的結合，加上中國國民堅定決心及強大力量，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武器可以有效制服。

自古論，中國形勢都以四川省比喻人的首腦，湖北省荊州、襄陽為人的胸部，江蘇、浙江為下肢。這是由于中國地形西北高聳，東南低平，勢成傾斜，河川也因此自西傾向東流。

四川省居中國西部，山河雄壯奇?zhèn)ィ瑲夂驕睾蜁尺m，物產富饒豐盛，都是其他各省所罕見，這里還有偉大悠久的水利工程，得以減少水旱災荒，全省人口達五千余萬，約占中國總人口數(shù)八分之一，特別是民眾勤勞優(yōu)秀，文化根基深厚，所謂“天府之國”，名不虛傳。

就軍事上說，四川具備長期抵御侵略者的各種條件。公元263年，三國姜維應用向內陸退軍戰(zhàn)略沒有成功，是因為蜀國政治腐敗所致。而南宋余玠充分利用四川峻拔山險建筑堅城十余座，并使居民生活條件與戰(zhàn)斗條件一致，得以抵抗曾經(jīng)橫掃歐洲的蒙古騎兵，他的后繼者因此獲得成功，英勇善戰(zhàn)的蒙哥汗遂致困死于四川境內（公元1259年）。

這是四川天時、地利、人和三位一體發(fā)出的非常光輝，符合近代地緣政治學及克勞塞維茨理論。

余玠與他的后繼者在四川的戰(zhàn)守，延長了南宋國命二十年，只以因南宋朝廷早已播遷海隅，蒙古攻蜀不克，就自湖北利用居高臨下形勢席卷東南，南宋因此覆亡。

因此，對于中國國防地理最有研究的明人顧祖禹手著《讀史方輿紀要》，即很嘆惜南宋未能退守四川、云南、貴州，以為復興基地。

明末形勢比較南宋晚年好，可惜四川遭張獻忠擾亂，但顧祖禹對于殘破的四川仍極力主張整頓，杜絕敵人的利用，做恢復的張本，不幸，南明當局未能見及此要點，終不免于敗滅。

四川的治亂關系全中國的治亂，在中國歷史上的教訓太多。1911年，四川紳士地主反抗清朝廷宣布的鐵道國有政策，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1934年秋冬，中央軍進入四川，這里從此由“亂”轉向“治”，府之國開始邁向擔任中國對日持久抗戰(zhàn)核心基地的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