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起因及勝利因素再探討（三）

人老顛東 2023-09-08 發(fā)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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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個轉折點——政治和軍事（政治部分）

長征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中國革命開辟了新紀元，同時開始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曲折歷程，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慘痛失敗。

先是陳獨秀右傾領導，當時“干革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者”是資產階級，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蔣叛變革命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敗。再后來，李立三等搞左傾盲動，發(fā)動城市武裝暴動，意圖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要像十月革命那樣奪取全國政權，結果使僅存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沉重打擊。最后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后的革命隊伍，在朱德和毛澤東帶領下會師井岡山，才開始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實踐，紅色根據地和紅軍力量迅速發(fā)展。

1933年初，在中共臨時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qū)后，王明“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博古和李德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遠離根據地，開始了艱難的戰(zhàn)略轉移。長征既是一次失敗后的撤退，更是走向勝利的進軍，既是共產黨人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次偉大的轉折包括兩個層面上的轉折：政治層面的轉折和軍事層面的轉折。

政治轉折是本質和內在的，軍事轉折是直接和可顯的，政治轉折實現了中共的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群眾路線、集體領導、統一戰(zhàn)線等重要方針和路線，軍事轉折保證了黨和軍隊的生存發(fā)展，實現了根據地的鞏固發(fā)展、政權的統一、煅造了一批軍事家。政治轉折和軍事轉折相輔相成，政治轉折促使毛澤東進入中共和紅軍的領導層，軍事轉折確保毛澤東在中共和紅軍的地位，所以沒有政治轉折，就沒有軍事轉折；沒有軍事轉折，政治轉折就會夭折。

（一）政治轉折點——遵義

中央紅軍在強渡湘江后就損失了半數以上，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導致除陜甘以外各主要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qū)組織的嚴重破壞”。中國革命形勢跌入低谷，中國共產黨再次遇到嚴重失敗的考驗。但是，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當時的不利情況卻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毛澤東重新回到軍事領導崗位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政治地位，他能夠重新指揮中央紅軍。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1、毛澤東失權

自1927年9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攻打城市失敗后，毛澤東率領余部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qū)，開創(chuàng)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找到了革命扎根的落腳點，發(fā)展和壯大了第一支由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從那時起，毛澤東便成為中共武裝力量的著名領導人，成為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者，成為蔣介石絞盡腦汁力圖消滅的“共匪”頭目，也成為與教條主義者格格不入而受排擠的對象。

從1930年末到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前這一段時期，以教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留蘇派壓制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并逐步削弱和奪取毛澤東的領導權。毛澤東的領導權數得數失，最終被“靠邊站”，中央蘇區(qū)全盤“蘇化”。以博古、張聞天等留蘇派領導的黨中央，執(zhí)行“左”傾教條主義政策，給毛澤東造成了極大的思想壓力和工作上的困難。同時，隨著各路“欽差大臣”陸續(xù)被派往中央蘇區(qū)參與領導工作，毛澤東的地位開始逐漸下降，權力逐漸縮小，以至于最后成為“光桿司令”，長征開始時，還差點被留在南方根據地。

2、紅軍敗北

長征初期，紅軍遭遇大失敗，特別是過湘江封鎖線后使中央紅軍損失了三分之二。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苦戰(zhàn)五晝夜，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湘江之戰(zhàn)是關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zhàn)，紅軍突破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湘江戰(zhàn)役雖然粉碎了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也是中央紅軍長征后損失最大的一次作戰(zhàn)行動，湘江灑滿了烈士鮮血。董振堂、陳云之紅五軍團損失過半，劉少奇、羅榮桓的紅八軍團和少共國際師于此役幾乎覆沒，連同前3次突破封鎖線的損失(包括非戰(zhàn)斗減員)，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銳減為3萬余人。

湘江戰(zhàn)役的減員除戰(zhàn)斗減員外，更多的是蘇區(qū)出來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離去，基層黨員、士兵和群眾已經開始不再信任中央，這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實行逃跳主義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此戰(zhàn)之所以能夠保重紅軍主力部隊渡過湘江，是因為紅軍指戰(zhàn)員在作戰(zhàn)中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和英勇的獻身精神，阻止住了敵人的進攻。此戰(zhàn)之所以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損失，則主要是因為“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沒有充分發(fā)揮紅軍的長處，部隊在行動中仍要背負著“壇壇罐罐”行軍，行動遲緩，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更是存在著嚴重錯誤。

3、毛澤東重回領導崗位

紅軍敗北、犧牲和流失了大量同志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是軍事上的失敗卻有力證明了博古、李德、王明及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塞翁失馬，焉知禍?！保泄查_始反思過往，這就為改正錯誤提供了有利條件。

1935年1月7日，紅軍突破烏江天險后，占領貴州省北部重鎮(zhèn)遵義。由于紅軍突然改變行軍方向，甩開了原來尾追和堵擊的敵軍，在遵義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時間。事實是最好的教員，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長期存在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黨和紅軍中大多數人在慘痛的事實教育下，認識到再也不能照那條錯路繼續(xù)走下去。此時，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聯系的電臺已在過湘江時損毀，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自主召開的。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遵義會議直接解決的是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這是當時具有決定意義而又有可能解決的問題，但它的意義并不限于這兩個問題。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個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是三四年以后的事，但是在會上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集體，負責協助周恩來指揮中央紅軍。

遵義會議明確：“取消三人團（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軍委書記周恩來以及蘇聯軍事顧問李德），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了核心領導層。隨后，又事實上掌握了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由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逐步確立。毛澤東為了糾正錯誤路線，一改過去做派——他是特立獨行的個性人物，采取了團結同志的辦法，使自己的正確主張得以逐步施行，從面寫下了他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頁，一直為世人所稱贊不已。

4、遵義會議具有重要政治意義

遵義會議有““狹義遵義會議”和“廣義遵義會議”之分?！蔼M義遵義會議”指紅軍一方面軍長征途經遵義時召開的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廣義遵義會議”則是紅軍一方面軍長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會議的組合，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等。

由于“狹義遵義會議”后，中共和紅軍仍然遭遇幾個嚴重失?。阂皇峭脸菓?zhàn)役，是遵義會議后紅軍打的第一個大仗，也是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實際領導地位，恢復軍事指揮權后指揮的第一個戰(zhàn)役，但是毛澤東指揮的土城戰(zhàn)役首戰(zhàn)失利，中央紅軍被迫一渡赤水，這對于剛剛復出的毛澤東來說，土城之敗讓他承受了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甚至連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都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二是會理攻堅戰(zhàn)失利，林彪為此給中央新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雖然“狹義遵義會議”后紅軍確實擺脫跳出敵軍的包圍圈，但是紅軍卻面臨更多的困難和失敗，所以“狹義遵義會議”是不能表現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和歷史地位的，只有“廣義遵義會議”才能體現出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和歷史地位的。

廣義遵義會議的意義是：第一，“廣義遵義會議”解決了黨的組織路線、軍事路線，為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核心領導層；決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會議上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解決了組織路線問題。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由于當時黨的主要工作就是軍事工作，擅長軍事的毛澤東逐漸處于核心地位。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解決為后來解決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盡管以后歷史發(fā)展中還經歷過種種困難和曲折，但如果沒有遵義會議開始的這個根本變化和它產生的深遠影響，就很難想象中國共產黨能領導全國人民在此后幾十年歲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第二，為戰(zhàn)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實現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依靠兵強馬壯，擁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義會議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高度智慧和團結，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方向，加上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軍最后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師，實現了長征的最后勝利。

第三，為建立陜甘寧邊區(qū)，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紅軍長征勝利后，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通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方針。為了實現抗日，擴大根據地，黨中央又領導紅軍進行東征西征，擴大了革命影響和發(fā)展了革命力量，為建立陜甘寧邊區(qū)打下了基礎。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紅軍作為中國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經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國民黨不得不聯合的力量，最終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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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起因及勝利因素再探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