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甄載明曹擔任過鄧寶珊將軍新一軍秘書、為甘肅省政協(xié)第五、六屆委員。

任晉陜綏邊區(qū)總司令時的鄧寶珊

鄧寶珊（1894年—1968年），名瑜，字寶珊，甘肅天水人，是民國時期縱橫西北幾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是國軍的陸軍上將，西北軍的重要將領。

辛亥革命時，曾參加新疆伊犁起義。1924年任國民二軍師長，后代理甘肅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新一軍軍長等職。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任第二十一軍團軍團長、晉陜綏邊區(qū)總司令，多次到延安與共產(chǎn)黨領導人會晤，贊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聯(lián)合阻擊日軍渡過黃河。1948年8月，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年底代表傅作義同人民解放軍代表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協(xié)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加入民革，曾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肅省省長；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xié)常委。

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正文

1936年在西安發(fā)生的“雙十二”事變，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個重大的轉折點，追使蔣介石放棄內戰(zhàn)，實現(xiàn)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共同抗日局面。在“西安事變”中，鄧寶珊將軍因遠在蘭州，未參與。但在蔣被釋放，張學良將軍在南京被扣，東北軍和陜軍方面少壯派憤欲舉兵的危急時刻，鄧寶珊將軍卻挺身而出，參與處理“雙十二”事變的善后工作，這對促進我黨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起過重大作用的，作者當時剛從學校畢業(yè)，為鄧將軍之隨從，對鄧將軍情況略有見聞，茲回憶追述如下。

一、事變前的鄧寶珊將軍

鄧寶珊與楊虎城、張義安在當時并稱為“靖國三員戰(zhàn)將”。這是三人合影，中為鄧寶珊、右為楊虎城、左為張義安

“雙十二”事變前，鄧將軍任新一軍軍長兼省政府委員駐在蘭州。事變的當天，即1936年12月12日，鄧騎馬到蘭州城外郊游，下午3時許返城時，忽發(fā)現(xiàn)城門上布滿崗衛(wèi)，同時還盤詰于他，他感覺到情況異常，但以為是部隊發(fā)生了什么問題，并沒有引起驚疑。他回到住處山字什公綰時，見其胞兄子盤從外縣來看他，已先到家，他一如平時設家宴招待，座上有不速之客駐甘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的高級幕僚范樸齋相陪，但飯還沒吃完，便昕見東郊傳來槍聲。接著電話鈴也響了起來，打電話者是省政府周從政秘書長，稱他要來向鄧軍長報告要事。沒多時，周拿著西安的一份電報交給鄧，電報內容是張、楊扣蔣實行兵諫，還有對國是提出的八項主張通電，及省政府主席于學忠給周的電報，鄧至此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事。

事變之前，蔣介石在西安正忙著召集軍事會議。駐甘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甘肅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軍（東北軍）軍長于學忠已奉召在準備赴陜。當時確定省政府事務由秘書長周從政代行。綏請公署主任由參謀長章亮琛暫代，事變的第二天，一切計劃發(fā)生變化，上午9時，省政府召集全體委員及地方上紳在省政府后花園船亭上開了緊急會議，由周從政秘書長向到會者報告了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的簡要經(jīng)過，宣讀了張、楊通電內容、還說明昨天的槍聲，是因五十一軍收繳東郊拱星墩、東校場中央軍及城內綏靖公署的槍械時，遇到了一點抵抗。他要大家保持鎮(zhèn)定，安于職守，要共同維護好地方治安。

綏靖公署被繳械后，因新一軍軍部與其只一墻之隔，有些官佐越墻入軍部避難，鄧命軍部副官處給安排了食宿。是日晚，鄧收到了楊虎城將軍以私人名義給他的電報。電文極簡，因語焉不詳，鄧思想上一度狐疑難決。他認為蔣介石早就意謀打內戰(zhàn)，他是不大可能接受聯(lián)合一致，槍口對外，共同抗日的進諫的?！白交⑷菀追呕㈦y”，他想到如果萬一蔣不接受和平建議，那將會使局勢更加捉摸難定，因此甚為憂慮。但他知道此時是非常時期，時局會瞬息萬變，為慎重起見，在不便電報詢問的情況下，他只好權且靜觀事態(tài)發(fā)展。其間，于學忠因軍務倥惚，曾勿匆忙忙回過一趟蘭州，但鄧見其行態(tài)火急，未便追問，只與其簡言數(shù)語，以致仍不悉底蘊所在。

直到同月27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來蘭后一切才略有端倪。經(jīng)他向鄧陳述事變經(jīng)過以及延安派周恩來、葉劍英到西安調解之始末，鄧才了解“西安事變”前后的鑒個事態(tài)變化過程。他得悉蔣介石之被釋得助于毛澤東，是共產(chǎn)黨從拯救中華民族大局出發(fā)作出的妥善安排，因此鄧將軍對中國共產(chǎn)黨這種以民族利益至高、國家利益至重的態(tài)度，感到無比的欽佩。

二、赴西安協(xié)助處理善后

同年12月15日，張學良將軍親自把蔣介石護送到了南京。聽到此消息后，鄧將軍不禁為之一驚。心中暗忖：糟了，漢卿何其荒唐！他深知即使蔣介石確曾作出保證不加害于張將軍，但是虎出牢籠，總是難保不進行反噬的，此舉實屬不必。不久，情況果然發(fā)生了急劇變化：一是張學良將軍被扣，東北軍少壯派一致要舉兵營救；二是東北軍老將王以哲將軍被暗殺（有說是王正組織力量打算與南京攤牌而被特務殺害)；三是蔣介石派陳誠、朱紹良、蔣鼎文準備以三路大軍進攻西安、蔣介石的四十六軍樊崧甫部董釗、陳安寶兩師已進入潼關，一部過渭河向西進通、一部進人華陰；四是西安對外的交通、郵電不通達，南京廣播電臺又多方造謠，說西安已由共軍控制，中共已由延安移至西安，又說于學忠、楊虎城等正集結隊伍，東出潼關；五是蔣回到南京后，在把張學良交軍事法庭，后又特放交軍委會管制后，想將東北軍與陜軍全部調離西安，開往甘肅進行整編；六是傳言蔣欲撤消楊虎城的西安綏靖主任職務，由蔣鼎文接任；七是聽說馮欽哉已和樊崧甫秘密接頭，自尋出路；八是楊虎城將軍深感困惑之際，想起了老朋友鄧寶珊將軍，認為把他請來可以打開局面，曾同東北軍將領商量過，請鄧馬上到陜共商大計。出于以上原因鄧將軍遂于元月上旬到達西安。

正當東北軍青年將領聚集于楊虎城將軍公館，磨拳擦掌，一致推請楊虎城統(tǒng)率部隊與南京方面開戰(zhàn)，以便營救張學良將軍的緊要時刻，鄧寶珊將軍到達西安。鄧將軍一面安慰東北軍將領暫時稍耐，容他和楊虎城主任商量一下再行定奪，安慰他們如真的要打，他也愿與楊將軍一道參加指揮；一面又和楊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局態(tài)勢。他指出：“張、楊既已通電要求停止內戰(zhàn)，如果因張的被扣，由楊自己單獨發(fā)動內戰(zhàn)，會給虎視眈眈的日本帝國主義制造入侵機會，將來如果因此而招致更大的國難，則民族罪人，將不是蔣介石，而是你楊虎城將軍了。”接著又說：“你們這次兵諫能夠使蔣介石接受，主要是靠共產(chǎn)黨和周恩來的鼎力相助，你為此向南出兵，顯然與共產(chǎn)黨和平解決西安事件的意圖不合。”他們經(jīng)長時間的傾談，并與有關幕僚及西安知名人士杜斌丞、劉靄如等老朋友詳細商討，楊的態(tài)度逐漸轉變。最后他們商定一條妥善意見，認為閻錫山久經(jīng)政局變化，特別中原一戰(zhàn)的教訓，老謀深算，又是陜西鄰邦，應該看看他是什么態(tài)度。因此在零下十多度的嚴寒氣候下，鄧將軍乘坐一架教練機，只身赴太原和閻錫山交換了意見。閻錫山的看法和鄧將軍一致，認為光把中央軍逐出潼關已經(jīng)不是一件易事，更何況楊部己有向潼關樊崧甫輸誠的人。閻提出：只要想方設法把實力保存下來，將來何愁不能為抗日效命。對于楊虎城的處境，經(jīng)過縝密考慮，鄧、閻一致認為：他如真的脫離部隊，蔣可以隨時找借口殺害他，為此，應找一妥善的周旋之法。鄧回西安后，根據(jù)閻的提示，提醒楊特別注意自己的部下，并建議楊申請政府給以出國考察機會，借故離開故土，將來一旦抗日戰(zhàn)爭需要，再行回國。楊覺得這是一個萬全之策，于是決定派陜西省府秘書長李志剛先赴南京打聽一下各方面的消息，聽聽社會輿論、呼聲。然后鄧將軍拜訪了于右任、孔祥熙等著名人士。征詢他們對應變的看法。他們說，蔣已兵權在握，輕舉妄動乃不智之舉，希望楊能自己想法派人先試探一下蔣的態(tài)度，進而適當進行說項。但誰能夠在蔣介石面前折沖樽俎呢？幾經(jīng)研究不得其人，于是鄧將軍便自告奮勇，挺身而作南京之行。

三、兩次去南京謁蔣

1937年2月8日，鄧從西安到了南京，未期蔣介石該時赴杭州養(yǎng)疴。鄧于是連夜奔赴杭州求見蔣，蔣可能已想到鄧之求見是為楊進行說項，但為了不悖鄧之情面，還是于次日早晨在航校官邸會見了鄧。見面時，蔣躺在一個特制的長沙發(fā)上，表情十分嚴肅，只寒暄數(shù)語。當提到楊虎城時，蔣顯得氣急敗壞，聲色俱厲地對鄧說：“楊虎城，我有什么地方對不起他？竟然跟上張學良一道反我，他跟張學良比跟我好嗎？”說著火氣越來越大，他雖腰疼，卻仍掙扎著坐了起來。宋美齡見狀，從內室出來給他倒了碗茶，他怒猶未息，鄧將軍到底是久經(jīng)沙場名將，他并沒有因蔣介石施威而畏縮。仍從容不迫地說：“這次西安事件，是一個非常事件，楊虎城誠然對不起委員長，但委員長素以圣賢之心為心，當按非常辦法對待。這樣，更加會引起中外人士的敬佩?！边@幾句話說完后。落介石顏色即稍霽(jì)，他慢慢地移動了一下身子，躺在靠背上，想耐心聽聽鄧的意見，鄧隨即問及委員長有無讓東北軍和陜軍開入甘肅進行整編之設想？并婉轉地陳述了楊虎城的要求，鄧希望委員長能以領袖之胸懷，對楊作妥善安置。蔣未置可否，示意叫鄧先回住處休息，俟他考慮好后再告訴他。鄧辭出時，適戴笠在旁，他拍了一下鄧的肩膀，有點買好地低聲稱贊：“鄧先生真會說話?！编嚮氐斤埖晷菹?，當晚接到通知：10日早晨蔣介石邀他便飯。鄧于次晨至蔣的官邸去赴宴會。宴會由宋美齡代主接待，侍從室主任賀耀組（祖）等作陪。蔣在宴會上沒有什么表情，心情較平靜，他即席談及自己意見：“楊虎城可以考慮出國，名義用軍事專使或其它，將來再定。十七路軍番號暫時不變，由孫蔚如領銜，陜西省主席亦由孫蔚如兼，西安綏靖主任等研究確定后再發(fā)表。至于東北年改編問題，即通知于學忠照辦”。鄧在便宴之后，當日轉回南京，第四天折回西安。

鄧回西安后，楊虎城對蔣的處理，起先還在猶豫，后來發(fā)現(xiàn)蔣介石對十七路軍耍了不少陰謀，收買分化他的部下，十七路軍僅次于孫蔚如的將領馮飲哉投，連他最來信的警衛(wèi)團團長來振西也叛離，還有王勁哉、楊子恒也轉向蔣介石，在此情況下，如果不出國，可能會變成光桿司令，甚至會發(fā)生難以想象的后果。加之在其后不久，蔣電召孫蔚如面授機宜，并宣布將楊虎城撤職。于是楊下定決心卸去一切職務準備出國。

楊意決之后，鄧遂與楊計議組成了他出國的隨從班子。鑒于蔣的指示雖已取得楊的同意，仍須要對蔣作個交代，鄧于同年3月13日第二次到了南京。他在黃埔軍校南京官邸謁見了蔣，報告了西安之行的結果，并代楊虎城將軍表示了謝意。說承蒙委員長以“寬大處理”之厚德，才使楊能夠出國成行。蔣聽了色蘊喜、表示滿意，鄧亦順便提出欲在南京小住數(shù)日。蔣點頭同意，并說東北軍即將全部開離西北，囑鄧要把甘肅問題考慮考慮。

鄧在南京小住期間，常赴于右任家中與于敘舊，暢談了許多往事及當前政局。鄧面見的國民黨中央要人還有陳誠、何應欽、胡宗南，宋希濂等，還訪見了國民軍舊同僚張之江、徐永昌、石敬亭、何遂、李云龍等。所談內容皆系西安的和平解決及將來對日開戰(zhàn)問題。《大公報》的張季鸞先生與范長江曾專程由滬到京訪鄧，作長夜談。

張季鸞（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

張季鸞（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名熾章。中國新聞家，政論家。陜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東鄒平。24歲參與起草了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宣言》。先后擔任《民立報》分社總編輯、《大共和報》議員、《民信日報》總編輯、《新聞報》北京通事、《中華新報》總編輯。張季鸞去世后，毛澤東評價他“堅持團結抗戰(zhàn)，功在國家”，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贊譽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

鄧將軍在南京駐留約兩星期，蔣知鄧未走，又一次接見了他。告訴鄧：“楊虎城以軍事專使名義出國考察，旅費及出國手續(xù)，由軍事委員會會同外交部辦理?！眹卩嚒盎匚靼埠筠D告虎城立即準備出國?！碑攩柶疣噷Ω拭C人事有何意見時，鄧想了想。未等他答復，蔣即接著說：“甘肅省主席我看還是你去好。”鄧說：“我是甘肅地方人，對地方事確有許多難辦的地方，尤其甘肅情況復雜，我不一定受地方人士的歡迎（暗指馬鴻逵、馬步芳等）。”蔣說：“那你希誰合適？”鄧以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很快便回答說：“我看宗南去比較好，他對甘肅情況比較熟悉，地方人士也沒話說?！笔Y點了點頭。鄧辭出后即轉往上海，在滬駐足約一星期后即回到西安。

1937年于學忠在南京（中）

在滬期間，適楊虎城和于學忠奉召赴杭州謁蔣過滬，鄧遂與楊、于等于3月30日又一次去了杭州，在蔣面示楊出國的決定不變后，他們才一起回了西安。鄧在上海，還為楊虎城將軍的出國，做了一件極盡友誼的事。他通過鄭毓琇那位老上海的關系，同上海市“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進行了接觸，請他們在楊出國到上海時，務必保證其出境的的安全。

四、送楊虎城將軍出國

楊虎城將軍準備就緒后，于1937年5月中旬，由鄧寶珊將軍陪同到上海，并將隨從人員安頓在上海。聯(lián)系辦理好出國手續(xù)后。鄧又陪楊到了南京，向友好辭行。當時蔣介石已去牯嶺，他們電蔣請示同意他們去向他辭行，隨后兩人同去廬山。將在廬山面告鄧，由他兼任蘭州警備司令部司令。

鄧寶珊將軍于是年6月29日，把楊虎城將軍一行送上出國的輪船，遂后回西安處理了楊虎城將軍離開西安后的一些事，即到三原小住，不久回到蘭州。所謂要鄧兼的蘭州警備司令部司令，那只是在新一軍的經(jīng)費之外，每月增加2000元的所謂警備費，“警備司令部”的牌子并未掛出。楊將軍出國不久，在同年7月7日，即發(fā)生了“蘆溝橋事變”。在全國人民同聲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呼聲下，楊將軍豈肯寓居外人籬下？不久、他從法國馬賽給鄧將軍拍來電報，謂“抗戰(zhàn)發(fā)生，弟身為軍人，不能再滯留國外，決日內動身回國。擬先在蘭州小住后，再率隊奔赴前方?！辈黄?，該時鄧已率部去榆林。我接到電報后，將原電轉往了榆林。從電報上得知楊將軍要來蘭小住，我和副官處商量后，立即給楊將軍準備了住處。不料，以后卻消息渺然、楊將軍杳無下落。一年之后，我才知道楊將軍一入國境，即被蔣家特務監(jiān)視，關押在重慶白公館外的一處二層小樓上，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遇害。

資料來源：

《甘肅文史資料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