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10月從報社總編室調(diào)到文藝部工作，第一個崗位便是“東風(fēng)”副刊的編輯?！皷|風(fēng)”副刊是《光明日報》的老牌子，是聯(lián)系著名作家的園地，能有機會接觸中國最知名的作家，我頗感榮幸。

1984年開春，“東風(fēng)”主編盛祖宏派我到天津去約稿，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到外地約稿。到天津后，我首先找到《散文》月刊的編輯、散文家謝大光，他給我借了輛自行車，我們一人一輛騎著到處跑，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孫犁。

孫犁先生當時家住多倫道216號，那是一個大雜院，“有三十幾戶人家，一百多口人”(孫犁：《小販》)。我們在他的書房相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幾個老式書柜，內(nèi)裝不少線裝書。屋內(nèi)書香氣十足，但也顯得陳舊寥落，與那個破舊的大雜院正好相輔相成。孫犁是全國知名的大作家，又是天津作家協(xié)會主席，家中卻沒有相應(yīng)的功成名就的氣派，這點在我以后去過更多的著名人物家中之后，感慨愈深。那時我當副刊編輯才幾個月，既無法與孫犁先生敘舊，又覺得沒有資格與他討論作品，所以說明了來看望他并請他繼續(xù)給《光明日報》寫稿的意思，也就無太多話可說了。孫犁待人并不刻意顯出熱情，話也不多，但很誠懇，多數(shù)時間他與謝大光聊天津文壇的事，我在一旁聽著。他怕冷落了我，不時看看我，還問過我?guī)状斡嘘P(guān)報社的事情?？偣擦牧艘粋€多小時，我們就告辭了。這就是我與孫犁先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面。

返京不久，我就接到了他寄給我的第一篇稿子《戲的續(xù)夢》(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發(fā)表后，我當即給他寄了樣報開了稿費，他馬上回了一封明信片，告我報紙收到，表示謝意。不久，他給我寄來一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孫犁散文選》，扉頁上用小字寫著“三婭同志指正，孫犁，一九八四年六月卅日”。自那以后，我便開始了與孫犁先生長達十年的通信交往。

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收到他的稿件。他通常是在寄稿件時用別針附一極小字條，說明上次的報紙已經(jīng)收到云云；有時也以明信片復(fù)信。孫犁寫稿用的是《天津日報》的稿紙，但從來都是將稿紙橫過來用鋼筆豎寫，字極規(guī)整。他的稿件，編輯起來相當省心，從沒發(fā)生過幾個編輯一起“會診”某無法辨認之字的情況(這種情況過去在報社經(jīng)常發(fā)生)。1984至1990年代初，孫犁的許多文章經(jīng)我手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大約總在二十七八篇吧，比如《鋼筆的故事》《小說與色情》《老屋》《晚秋植物記》《買章太炎遺書記》《故園的消失》《記鄒明》《悼曼晴》等。這個時期，他也常在《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發(fā)表文章，這兩家大報的副刊都是他十分看重的。我們幾個編輯有時在一起議論，認為他是當代作家中為數(shù)不多的將文章寫得不事張揚卻能動人心弦、不加渲染卻能情趣橫生的大家。我時常接到一些文學(xué)青年的來信，他們讀了發(fā)表在“東風(fēng)”副刊上的孫犁的文章，仰慕孫犁的文學(xué)成就，來信求問孫犁的地址。凡遇這種情況，我總是把信轉(zhuǎn)給他本人。

孫犁先生對編輯十分尊重，凡與他交往過的編輯都有一個共識，即孫犁從不以一個大作家自居，而從來把自己看作一個普通作者。他寄來稿件，你登了，他照樣寫；你不登，他也照樣寫，不必擔(dān)心退他的稿件會發(fā)生任何不快甚至鬧翻的情況，而這種情況許多編輯都曾遇到過。大約是在1980年代中期，孫犁先生寄來一篇文章，具體內(nèi)容不記得了，只記得好像是批評了一種文藝現(xiàn)象，我吃不準如何處理，就把稿件在編輯組傳閱了一遍。大家都認為，在孫犁只是闡發(fā)一貫的文藝主張；而在我們，卻怕由此產(chǎn)生什么其他影響。權(quán)衡再三，決定退稿，退稿信自然由我來寫。這是我第一次給他退稿，因為沒有明確的理由，提起筆來萬般躊躇，實在作難，心懷歉意，最后含混地說了幾句，就把信寄出去了。過了些日子，他又寄來了新的稿件，還說了上次的稿子不用沒關(guān)系的話。他的寬容，使我對他更加敬重。

我至今保存著孫犁先生給我的十幾封信和明信片，多為1980年代后半期寄給我的。在書信交往的十年中，開始我對他，是一個小編輯對一位大作家的崇拜，誠惶誠恐，生怕有點閃失。后來書信來往多了，我發(fā)現(xiàn)他逐漸在依然簡單的來信中，增加了一些訴說病痛或搬家之苦的內(nèi)容，我就在回信中給予慰問。后來我?guī)状螐闹x大光和報社到天津看望孫犁的其他同事口中，得知孫犁先生在他們面前屢次提到我，我由此感到他對我的信任，并逐漸覺得，與孫犁先生不僅熟識起來，而且有了朋友般的感覺。于是，我萌發(fā)了再去天津拜訪孫犁的愿望，我想，這次總不會像第一次見他時那樣無話可說了。他也一再在來信中表達歡迎我到天津去。

1991年，友人建議我向?qū)O犁先生求一幅墨跡。我寫信時表達了這個愿望。我8月8日寫的信，他11日就回信了，并附了一幅字。信中說：“見信即給您找出一張字條，今寄上，我的字本寫不好，病后手顫，不能寫了，所以只能請您哂納。歡迎您到天津來。所約稿件，寫成即寄去?！彼^的“字條”，是一幅寬一尺、長二尺的條幅，錄的是南北朝江淹《愛遠山》中的句子：“逮紺草兮之可結(jié)及朱華之未晚”，落款日期為“一九九○年九月”，空白處的那行小字“三婭同志留念”，顯然是他特意加上去的，最后有他的簽名和印章。這幅字字字豐滿，筆力遒勁，寫得非常認真，我想這兩句話肯定是他心情好時寫下來自勉的，我甚為珍視。

1992年，朋友告訴我，孫犁的《如云集》中，收了一封“致單三婭”的信，我趕緊到書店買來一本。這是一本集作者1988至1990三年之作的小集子，在“蕓齋短簡”一欄中，收有給18位友人、習(xí)作者或編輯的25封信，其中“致單三婭”一信，是1988年7月19日寫給我的。信的內(nèi)容如下：“三婭同志：信見到。最近來信，可仍寄舊址。暑期過后，我再告你新址。前寄上一本《陋巷集》，無端退回，又托人寄出，不知收見否？因其中有不少篇章，是你經(jīng)手發(fā)表，故愿意寄一本給你留念。不知你要不要蕓齋小說。我手下尚有一篇，如要，望來信。發(fā)表早晚是沒關(guān)系的?！?孫犁曾以“孫蕓夫”的名字發(fā)表文章，他晚年把自己的所有小說都稱之為“蕓齋小說”，在報上發(fā)表的時候，就署名“蕓齋”，而不是“孫犁”)。1989年年初，我在文藝部的工作有了變化，先是調(diào)新設(shè)的“藝術(shù)”副刊，后來又去做藝術(shù)報道,接著又去編輯“文化與生活”?？?，接觸的領(lǐng)域從文學(xué)轉(zhuǎn)入藝術(shù)和其他文化方面。但孫犁先生還不時有稿件寄我，我不愿意因為不在“東風(fēng)”副刊了而拒絕他對我的信任，所以他每有稿件，我還照過去那樣編輯、發(fā)排、叮囑安排版面、寄報、開稿費等等，并保持了與他的書信來往。

1995年，我得到獎學(xué)金赴英國牛津大學(xué)做了一年的訪問學(xué)者。臨行前,我給孫犁先生寫信，告訴他這個動向，他回信鼓勵我好好學(xué)習(xí)，說回國后到天津去，一定事先寫信告訴他。那時他因身體不好，已經(jīng)好久沒給報紙寫東西了。1996年回國后，我一直在尋找機會去天津看望孫犁先生。1997年春天，趁朋友到天津辦事，我搭便車到天津，隨身帶了一聽上好的茶葉。到天津后，我給他在鞍山道學(xué)湖里的家（1988年搬到這里）打了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中年婦女，她說孫犁病得很重，不能見客了。我說我專門從北京來，她猶豫了一會兒，說去問問孫犁，之后回話說，孫犁說你是老朋友了，應(yīng)該見你，可是他已經(jīng)很久不見外人了，十分抱歉。放下電話，甚感悵然。

《人民日報》老編輯、散文家姜德明曾在《讀孫犁的散文》中說，巴金和孫犁，一南一北，不約而同地身體力行著“寫說真話的散文”，“為當代不同層次的作家樹立了楷模”。我同意這個觀點，但也覺得這二位文壇大家所倡導(dǎo)的“真話”，內(nèi)涵稍有不同：巴金的“真話”，是對假話而言，主要指的是作家的良知與人格；而孫犁的“真話”，更多的是指作文要“言之有物”，語言不要“拐彎抹角，裝模作樣”，文章應(yīng)是“最不自欺也不會欺人的”(《陋巷集》后記)。有一次打電話給姜德明，結(jié)束通話前，他說了一句：“孫犁，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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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陳戎 | 編輯：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