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倉”這么好的政策，為什么會成為百姓的負擔

瀑河泉水流 2023-07-27 發(fā)布于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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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三月，當了三年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下了一道命令：在全國的所有州縣設置“義倉”，各地收稅的時候，每一石糧食加收一斗，也就是多收取百分之十的糧食，然后放到官方的倉庫里儲存起來，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就把糧食拿出來救災。

為了保證救災的及時性，趙匡胤還在第二年的三月下發(fā)了一個補充文件：州縣開義倉救災的時候，不需要等開封朝廷的命令，各地長官自行掌控即可。

當然，義倉并不是趙匡胤的發(fā)明，在隋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后來一直延續(xù)了下來。

從皇帝這個崗位的出發(fā)點來說，趙匡胤的這個政策是很好的，相當于政府強制要求百姓儲存一部分余糧來規(guī)避風險，盡最大可能保證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被餓死。

但是這么好的一個政策，短短三年就執(zhí)行不下去了。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三月，趙匡胤下令，取消了義倉。

這不是大宋王朝針對義倉的第一次糾結，接下來還要反反復復折騰很多次。

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九月，宋仁宗下令重新設置義倉；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十月，宋哲宗（其實是高太后）下令廢除義倉；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閏四月，親政的宋哲宗下令恢復義倉，隨后經(jīng)過哲宗、徽宗的不斷修改，形成了一項基本的制度，并被宋高宗延續(xù)到了南宋。

義倉救過百姓嗎，那是肯定救過，但是既然是救百姓的政策，為什么會在北宋朝廷引起那么大的爭議，并且反反復復折騰這么多次呢？

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點：義倉讓百姓的負擔加重了，也就是說，百姓付出的和得到的，并不能維持平衡。

這里面既有政策制定層面的原因，也有基層官員執(zhí)行層面的原因。

第一，義倉制度的建立，從本質(zhì)上說，并不是讓朝廷來承擔救災的成本，而是利用強制措施讓百姓自己來承擔。

也就是說，朝廷默認“百姓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覺悟儲備糧食”，于是強行把這個權力拿了過來。救災時候開義倉發(fā)放的糧食，并不是從朝廷的行政成本里面支出的，而依然是百姓自己節(jié)約出來的。

但是除了洪水、火災、戰(zhàn)爭之類的極端情況，百姓遇到災難的時候沒有糧食，絕大部分原因都不是沒有儲藏能力或者沒有覺悟，而是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少糧食。

現(xiàn)在朝廷除了正常收稅之外，還要加收百分之十的糧食，讓本來就吃不飽的人更加饑餓，導致很多百姓完全沒辦法額外繳納義倉的糧食，頻頻出現(xiàn)拖欠的情況。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也就是義倉被趙匡胤廢除了十六年之后，廬州的百姓還拖欠著義倉的米一萬七千多石，被大發(fā)慈悲的宋太宗免除了。

第二，義倉救災的區(qū)域局限性太明顯了，尤其是農(nóng)民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義倉收取糧食的時候，不管多么偏遠的農(nóng)民都要繳納糧食。但是這些糧食收起來是儲存在州縣的倉庫里的，等到救災發(fā)糧的時候，主要是城里人占便宜，因為他們近水樓臺先得月，可以在最短的時間里趕到糧倉門口去排隊。

悲哀的是，州縣的工作人員不會把糧食挨家挨戶地送到偏遠的農(nóng)村去，所以受災的農(nóng)民需要自己進城去領取。

南宋紹興年間的監(jiān)察御史劉一止說得更加直白：“災民本來就餓得走不動路了，你還要他們跋山涉水來城里，這跟讓他們在家等死有什么區(qū)別？”所以他建議將義倉化整為零，盡可能在鄉(xiāng)村設置，就地收取，就地支用，否則根本就沒什么意義。

然而，這樣的建議也因為管理成本太高被否決了。

第三，基層官員瞎搞，讓本來就有缺陷的制度變得更加慘酷。

命令下達以后，各州縣的實際執(zhí)行人根本就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福利制度”來看待，他們的想法很單純——這就是收稅。

說到收稅，他們就有經(jīng)驗了，什么樣的手段都能施展出來。義倉的建設成本、管理成本、維護成本、運輸成本，他們統(tǒng)統(tǒng)都要加到普通百姓的身上，趙匡胤要求收十分之一，他們就會在這個基礎上自行提高比例，到后來甚至加收一兩倍的糧食，讓本就貧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按照最初的設定，義倉的米是需要定期更換的，也就是說，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用新米替換。但是替換是需要人力成本的，不少州縣的管理人員根本不愿意干這件事，反正發(fā)給災民的糧食他們也不是自己吃，有時候他們?yōu)榱遂乓傲x倉里的米越多說明我的政績越好”，甚至出現(xiàn)災情了也拒絕發(fā)放，于是義倉的米能夠堆到發(fā)霉變質(zhì)也不處理。

更多的情況，則是義倉的米被隨意支用。跟西夏或者金國打仗沒糧食了，就把義倉的米拿過去用；宋徽宗要招降遼國的殘余軍隊加入北宋禁軍隊伍，就用義倉的米當成軍餉；宋高宗要鼓勵淪陷區(qū)的百姓南逃歸順，就用義倉的米作為保障……反正從法理上來說，這些米的所有人是災民，而災民是最沒有發(fā)言權的，誰都能吃他們的米，但他們要吃米就得別人點頭。

從實際上說，趙匡胤的初衷是要把義倉搞成一個福利措施，但是從宋哲宗、宋徽宗以后，義倉已經(jīng)變相地成為一種打著福利幌子的稅收制度了。

一直到南宋滅亡，義倉的存在對于百姓來說，都是負擔大于收益，真還不如直接收稅，至少心理上平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