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諾舟：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明治維新

karukoopa 2023-07-10 發(fā)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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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被視為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舊有的封建制度被新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日本自此走上了富國強國之路。長久以來，日本人也將明治維新開啟的明治時代視為光輝四射的盛世。深受日本民眾喜愛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將明治時代評價為“世界史上的奇跡”，是全體國民為追尋青天中的一朵白云而努力攀登的時代。“無論出生自何種社會階層，只要擁有必要的記憶力和毅力，就能當上博士、官吏、軍人、教師……夸張點說，就能有如神助般地承擔起國家重任?！?span>（司馬遼太郎：《坂上之云》）越是這種蒸蒸日上的時代，人們越關注建構時代主旋律的英雄人物，而受時代洪流左右的小人物們則往往較少受到關注。

二〇一八年適逢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日本各地展開了大量紀念活動，日本歷史學界也召開了多場以明治維新為主題的研討會，重新思考明治維新的功過得失成為日本近代史學界的研究熱點。除傳統(tǒng)的政治經濟研究之外，以特定社會階層為主要對象的微觀研究大量涌現，關注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命運成為明治維新研究的新突破口，這一趨勢在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教授橫山百合子的著作《從江戶到東京：小人物們的明治維新》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若要考察明治維新給小人物生活狀況帶來的影響，就必須先明確明治維新對舊有社會秩序造成了何種影響。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社會秩序被概括為“身份等級集團”制度。所謂“身份等級集團”是指擔任同一社會職能的人所組成的集團，例如村中百姓組成農民集團、町中商人組成商人集團。各集團均承擔公權力賦予的某種公共職能，農民集團有權從事農業(yè)生產、管理公共用地、共同興修水利，但同時必須承擔年貢。同理，從事皮革制造的集團有權壟斷皮革資源與相關生產設施，同時又負責上貢皮革和執(zhí)行各種刑罰。換言之，從事不同行業(yè)的集團在維持生存與生活的前提下，必須承擔某種公共職能，這一職能又逐漸形成特殊權利，統(tǒng)治者承認各集團的特殊權利與自治能力，依靠這些集團進行間接統(tǒng)治，這就是所謂“身份等級集團”制度。從現代法律的角度而言，“身份等級集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各社會集團在享有特定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權利越多義務也就越重。有日本學者將這一社會秩序的特征概括為“沒有絕對贏家與輸家”，武士階層雖然地位高貴、身居要職，卻因肩負過多的公共職責而囊中羞澀，而身份卑微的商人卻因獨占商業(yè)特權而腰纏萬貫，對等的權利與義務維持著社會的平衡。

明治維新所打破的正是這種社會平衡，進而以自由與進步的理念構筑了全新的“競技型”社會秩序，有能力者可以成為有如神助的絕對贏家，而沒能追上時代潮流者則會成為無立錐之地的絕對輸家。原本不被允許經商的武士靠炒賣地產暴富，世代從事屠宰業(yè)的屠夫卻被國有企業(yè)逐出市場。從國家形態(tài)與政治體制而言，明治維新所帶來的變革無疑具有進步性。然而，正是在這種進步的時代，弱勢群體的悲鳴才容易被勝利的號角所掩蓋。因此欲全面地認知新時代，就需要關注前一個時代的弱勢群體，考察他們在新時代的境遇是否改善。

在明治時代之前，妓女與賤民是日本社會中最為典型的弱勢群體，是名副其實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妓女作為商品公開進行交易，而處理死牛死馬的人則被視為賤民，不得與一般人雜居。明治維新后不久，政府先后發(fā)布《賤民廢止令》與《娼妓解放令》，要求各府、縣平等對待曾經的賤民，允許其自由選擇職業(yè)與居住地，同時無條件解放所有妓女，不受理與賣身契相關的任何財產訴訟，只允許基于本人自由意愿的性服務行為，試圖借此建立全民平等的社會秩序。從政治學角度而言，《賤民廢止令》與《娼妓解放令》是對舊有封建等級秩序的根本否定，體現了近代民主制國家的自由與平等原則，這無疑體現了明治維新的革新性與進步性。但是，當聚焦“被解放者”實際生存境遇的變化時，我們卻會發(fā)現他們的生活并未如學術推論一般。

橫山百合子在《從江戶到東京：小人物們的明治維新》中專設兩章，分別對妓女與賤民在明治維新前后的生活境況進行了對比。在明治維新以前，二者都形成了各自的身份等級集團，在承擔義務的基礎上，享有自己的特殊權利。妓女們聚集于吉原與深川兩地，與妓院經營者共同構成一個身份等級集團。政府將吉原與深川定為合法提供性服務的“花街”，在花街外進行的一切性服務皆為非法。合法的經營者與娼妓分別被稱為“游女屋”和“游女”，負責統(tǒng)管江戶的性服務行業(yè)，而非法經營者和娼妓則被稱為“賣女屋”和“賣女”?！坝闻荨焙汀坝闻庇辛x務揭發(fā)“賣女屋”與“賣女”的違法行為，以維持性服務業(yè)的秩序。換言之，花街的妓院壟斷了整個江戶的性服務行業(yè)。

從整體而言，由妓女與妓院經營者組成的身份等級集團保持著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但如果深入到身份等級集團內部則會發(fā)現，妓女與妓院經營者的權利與義務卻并不對等。妓女是妓院經營者謀取利潤的生產資料，雖說高級妓院的妓女生活條件較為優(yōu)越，但大部分利潤仍然收入經營者腰包，而運營成本微薄的中小妓院則會強迫妓女連續(xù)服務六七位客人，或對妓女施加酷刑，或不給食糧。有時只給妓女少許劣質食糧，致妓女患病，亦不請醫(yī)者探診，很多不堪虐待的妓女選擇自殺或放火復仇。即便如此，政府也很少插手花街內部的管理。之所以不插手，是因為明治維新之前的身份等級制度允許各身份集團進行自我管理。雖然妓女受到了殘忍的剝削，但是在其他身份集團的人看來，妓女的待遇并無不妥之處，因為妓女的工作與手藝人的學徒并無本質差別，均受本身份集團內部特有的規(guī)則管轄。因此，經濟陷入窘境的農民、町人家庭均會主動將女兒、妻子賣到妓院，也正因如此，合法的妓女并不以自己的行為為恥，其他身份集團的人也不會蔑視妓女。

明治維新雖然在制度上解放了妓女階層，但缺乏謀生技能的妓女往往只有兩條出路，或“自愿為娼”，或尋得意中人靠結婚從良，除此之外再難有別的出路。橫山百合子選取妓女阿悴作為考察對象。阿悴被迫在三州屋為娼，但多次逃跑，躲到一直關照她的常客石原菊次郎家中。阿悴不斷向石原菊次郎哭訴自己的境遇，最終將其打動，石原菊次郎愿意替阿悴償還借款，并向東京府提出請求，通過結婚拯救阿悴。可見，在明治維新初期，大部分人依然延續(xù)此前的思維邏輯，將花街視為合理的存在，妓女并不是歧視的對象，而是底層身份集團中的一分子，因而身份地位與其類似的菊次郎才會竭盡全力地試圖幫助阿悴，阿悴也能光明正大地請求東京府批準其結婚。阿悴的行動源于近世社會對性服務行業(yè)的默認態(tài)度，也是日本底層民眾對自身價值的自我肯定。

對妓女而言，明治維新帶來的變革是一柄雙刃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民眾對妓女的態(tài)度在政府的導向下開始發(fā)生變化。一八七六年政府發(fā)布太政官布告，要求警視廳及各地方官負責取締并嚴懲賣淫行為。自此開始，政府的公文書中頻繁出現“賣淫”“陰賣女”“淫賣女”等詞語，無論公娼私娼，妓女不再被認為是被迫提供性服務的受害者，而是“自愿為娼”的賣淫活動主體，這一認知變化體現了重視個人自由意志的西方自由人權思想對重視集體行為的日本傳統(tǒng)認知的影響與沖擊。政府對妓女的新定義逐漸被民眾接受，社會輿論對妓女的態(tài)度隨之發(fā)生了根本變化。雖然明治維新之前也有部分人蔑視妓女，使用“賣女”等歧視用語，但明治維新之后，民眾對妓女的同情與階級認同感普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傷風敗俗的社會異物的蔑視與嘲諷。社會輿論的變化導致性服務經歷成為女性無法洗去的污點，妓女本人也開始蔑視自己，最終成為無法發(fā)聲為自己辯解的卑微存在。明治維新沒有為妓女在新社會中預備新的謀生之路，反而將妓女從原本的底層身份等級集團中剝離，并置于社會大眾的對立面，妓女們不得不背負前所未有的污名，再難有人能像阿悴那樣堂堂正正地向意中人求婚。

如果說妓女是因明治維新而背負污名的“被侮辱者”，那么賤民則是被奪去特權的“被損害者”。明治維新以前，賤民擁有行乞及獲得死牛死馬的特殊權利，因此壟斷了日本的皮革制造業(yè)，雖談不上攫取暴利，卻讓賤民集團甘愿承擔多項公共事務，除上繳被稱為“絆綱錢”的稅銀外，還負責更換鼓皮、上貢燈芯、執(zhí)行刑罰、處理死尸、接送囚犯等。明治維新后，新政府發(fā)布了《賤民廢止令》，過去的賤民在身份等級與職業(yè)選擇上獲得與一般人同等的待遇，但不再享有皮革業(yè)壟斷權，禁止聚居一處。與妓女類似，除屠宰牲畜、制作皮革外，賤民階層沒有其他生存手段。因此，雖然被賦予了職業(yè)選擇自由，但賤民階層在明治維新后仍主要從事屠宰與皮革制造工作。賤民的領袖彈直樹在明治維新不久后便率領賤民進軍制靴行業(yè)，主動從歐美引進先進技術，甚至成功與政府簽訂大宗軍靴制造合同。然而，與財閥勾結的明治政府不可能讓無權無勢的舊賤民集團繼續(xù)壟斷皮革行業(yè)，合同簽約不滿一年，政府就突然終止了合同，將包括軍靴在內的皮靴經營權委托給三井財閥，過去的賤民集團被徹底逐出世代賴以生存的皮革制造業(yè)。

然而明治維新后，日本人開始效仿歐美人食用牛肉，一時間牛肉需求大增，這給予了曾經的賤民們一線生機。一八七五年，牛肉批發(fā)商福井數右衛(wèi)門等人在文部省的指導下，成立了牛肉屠宰特許公司，自此政府開始積極干預牛肉產業(yè)。雖然屠宰場由牛肉批發(fā)商管理，但實際操刀的屠夫自然是經驗豐富的賤民集團出身者。牛肉批發(fā)商并非一對一地雇傭屠夫，而是與整個屠夫集團簽訂合約，報酬也直接支付給整個集團。屠夫集團擁有極強的自治權，可以決定屠宰場的工作細則。雖說批發(fā)商支付的報酬極為低廉，但曾經的賤民們畢竟找到了活用一技之長的謀生之路?？墒呛镁安婚L，與財閥勾結的政府很快將觸手伸向了牛肉產業(yè)。一八七七年，警視廳宣布屠宰場必須交由警視廳直接管轄，一八七九年又宣布要將屠宰場賣給民營企業(yè)。這一時期，明治政府正在轉變維新以來的殖產興業(yè)政策，逐步將國家投資興建的國有企業(yè)廉價賣給民間企業(yè)，推進全產業(yè)的民營化，而廉價購得國有企業(yè)的往往是與政要勾結的財閥以及藩閥官僚的親信。屠夫們雖試圖維護屠夫集團的自主性，但最終還是輸給了政府與財閥構建的資本主義企業(yè)秩序，或被企業(yè)一對一地雇傭為廉價勞動力，或被徹底逐出屠宰業(yè)，淪為簡單體力勞動者。

明治時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可以憑一技之長改變家族命運，底層落魄武士能夠憑借過人的財會能力躋身政府高官之列（磯田道史：《武士の家計簿》）。明治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原本在身份等級制度保障的特權與責任中獲得安生的底層民眾突然被拋到激烈而不平等的社會競爭中，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對象。明治維新打破了責任與特權對等的身份等級邏輯，帶來了社會各階層間前所未有的高流動性?；钴S的社會流動性是促進國家發(fā)展與經濟進步的重要因素，但必須輔以切實的扶貧政策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然而明治政府不但沒有扶貧，反而與財閥合謀攫取底層民眾的利益，甚至帶動輿論歧視底層民眾從事的特殊職業(yè)。因此，明治時代的社會流動是以剝奪底層民眾的利益與尊嚴為代價的。時代的進步往往會伴有犧牲者，對以妓女和賤民為代表的底層民眾而言，明治維新并沒有帶來真正意義的解放，有的只是新的不幸。

（《從江戶到東京：小人物們的明治維新》，橫山百合子著，張敏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