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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地點：中國科學院大學 

演講時間：二○二三年三月

作者：《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03日 10版）

??在中國古代王朝歷史的部分時段，長城通常是南方定居王朝用以防御北方游動勢力進攻而采取的一種手段，這在秦漢和明朝表現得最為明顯。北方的游動勢力憑借其機動靈活的軍力，向南方定居王朝謀取財富和消費品以滿足自身需要，構成了對后者的軍事威脅，而南方定居王朝在擴展力量之時也會拓進草原，雙方的交往互動由此而生。從古代攻防的角度考慮，地處南面的定居王朝需要自保時，長城就成為攻防選項之一；然而一旦如唐朝、元朝和清朝等王朝那樣兼跨南北（一統(tǒng)化）之后，這種阻隔作用就被消解。睽諸歷史，國家規(guī)模性拓展、異質性族群組合、多文化之兼納隨時代遞進而成為主導趨向，長城的阻隔功能亦隨之呈消解之勢，并在一統(tǒng)化格局中轉化為南北溝通的標志。

長城的修筑及轉化

??長城工程是古代重要攻防方式（或手段）的一種，作為大型攻防工程，它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并不是每個試圖修筑長城的王朝政權或集團所能承擔得起的。歷史上的長城，更多也更典型出現在大型定居王朝譬如秦漢王朝、羅馬帝國。

??單就中國古代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長城起初是被用于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攻防中。從春秋時期開始，隨著周天子威望的逐步下降，諸侯的勢力明顯上升，各諸侯為了擴大自己的力量，最直接的途徑就是采用軍事征戰(zhàn)的方式以確立自身的霸主地位。進入戰(zhàn)國之后，各諸侯國從以往的霸主爭奪演化到兼并對手，他們對周天子的態(tài)度也從陽奉陰違發(fā)展到了正面對抗，最終周天子被徹底廢除。戰(zhàn)國時代的史事表明，諸侯國之間不再是春秋時代的強弱對峙，而是強者試圖將“天下”納入一體化的結構之中，這便是人們熟知的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而在征戰(zhàn)規(guī)模巨大、確立一統(tǒng)化大型王朝格局的轉軌之中，長城的修筑非但沒有停滯，反而進一步上升為大一統(tǒng)王朝關注的重點目標，“萬里長城”由此而來。

??從歷史諸要素進行考察，這一時期對統(tǒng)一的秦朝構成最大威脅的外部力量，是蒙古草原崛起的匈奴勢力，它以規(guī)模性的騎兵及其強悍的攻擊力而著稱，匈奴南下對秦朝造成的危害，超過了以往的任何諸侯。從秦朝視角來看，是匈奴對其北部構成了實際威脅，但是目前的學術研究成果顯示，匈奴之所以能夠崛起，也是秦朝崛起奔向草原（南緣）進而激發(fā)草原游牧力量聚集的一個結果。雖然目前為止學界對古代的中原與草原政權相互作用與影響的具體問題仍舊存有諸多爭議，但我認為，用歷史上的雙方互動以解釋古代亞歐大陸東緣南北之關聯，可以成為一個有說服力的選擇。

??隨后的事實表明，長城的修筑成為定居王朝用以保衛(wèi)自身的一種方式，這在西漢及明朝表現得最為明顯，也就是說，歷史上的長城作為工程，通常是古代王朝防御北部游牧勢力進攻采用的一種手段。這里我要特別補充一點：歷史上的長城修筑，并不是某一群人對付另外一群人的手段，它與某些特定人群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作為軍事攻防的方式之一，長城的修筑是由封建王朝的決策者或者統(tǒng)治集團直接籌謀策劃的，古代的長城工程是一項有明確目標和具體操作的設計，只能由王朝自身承擔。歷時數千年的中國長城修造史顯示，主宰工程其事的就是秦朝、西漢、隋朝、明朝這些具體政權的統(tǒng)治集團。戰(zhàn)國時期中原各諸侯國相互競爭時，采用長城互相攻防，而到了秦以后，修筑長城就成為定居王朝（政權）用以保護自身社會免遭游牧力量攻擊的重要方式之一。

長城與王朝之間的關系

??我們著眼于秦以后各王朝有關長城修筑的情形，依次審視歷史上南北政權之間的諸多關聯及其互動方式。

??在現代之前的歷史上，亞歐大陸上分布著南部的定居王朝和北部的游牧政權，從東方的中國到西面的地中海沿岸，多有此類呈現，它們成為公元前千百年至近代之間古代國家政權的主導模式。之所以分成定居和游牧兩大模式的政權，主要取決于它們依托的生計方式：定居政權以男耕女織、從土地獲取生活資源為目標，游牧政權則依托草原的放牧獲得經濟保障。這是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國家上層建筑之差別的典型表現。以古代中國為例，定居王朝通常采用皇權主導、相權輔佐的中央集權式政體，通過設置縝密的行政制度等方式統(tǒng)轄全國，構成一個以農耕經濟為基礎、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tài)主導、多地域文化聚合的王朝結構。與之對應，古代草原政權則由單于、可汗為主要首領，部落集團與之配合，形成分權制邦聯性政治體（各政權名稱有別）。這兩種類型的王朝貫通亞歐大陸東西之間而呈南北對峙，亞洲東部地帶從秦漢到明清，伴隨著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女真到蒙古和滿洲（族）等各類政權，它們與定居王朝的交往互動，成為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王朝政治的一個主軸。

??那么，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又是怎樣互動的呢？就經濟生活與文化習俗而言，定居政權依托特定的地緣能夠塑造規(guī)模不等的大小王朝，它們固定在特定地區(qū)，這類政權的特點是：耕作經濟的累積能夠為王朝的運作提供充足的資源和財富，促使它們得以長久地建設和維系，或者以新舊替代的方式保持其規(guī)模體量和整體構架。雖然定居王朝受限于地理和自然等條件，彼此之間的規(guī)模性往來不算多，但也會由使臣代表官方進行疏密不等的交涉，商人則更加頻繁地進行著經濟貿易的互通有無，僧侶傳播信仰，貫通其間。與此對應的亞歐大陸北部的游牧社會，他們的政權和王朝之間，因生態(tài)環(huán)境、經濟生活乃至文化習慣具有高度的相似和重合，彼此的聯系趨于頻繁，尤其是軍事力量崛起之后，相互兼并較為頻繁發(fā)生，成為這類政權交往的主導模式。然而游牧政權經濟相對單一，對于定居社會財富的冀望，往往會驅使他們南向發(fā)展。就古代中國這片地域而言，更典型地表現為南北兩種大型政治體多方面的交往互動，譬如征戰(zhàn)壓制、經濟互補、貿易溝通、使者聯結、文化交流、宗教傳播乃至“和親”帶動的聯姻等，頻繁而密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原的定居王朝和草原的游牧政權在諸種形式的互動中共同發(fā)展，雙方的關系變化，與長城的修廢存在密切的關系。

??首先是長城的構筑。

??秦朝是古代第一個修筑長城的大型王朝。它在征服六國、穩(wěn)定中原耕作地區(qū)的基礎上，于北部派軍進入農耕與草原的交接地帶，試圖再度拓展。但在這里遭到了匈奴的阻隔。如同史籍的描述特別是今人的研究那樣，原本游走于空曠草原的各部族在秦朝北向挺進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匈奴”為稱號的力量，司馬遷說“十余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這表明，游牧部族將勢力匯聚在一起以政權的力量對抗曾經勢如破竹般拓展的秦朝，最終以南北對峙構成了秦漢時期東亞的政治格局。若采用漢朝人賈誼的描述，那就是“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甚為執(zhí)事者羞之”（《漢書》卷48《賈誼傳》）。賈誼表達的是人口相當于“漢朝大縣”的匈奴擁有雄強力量與漢朝匹敵的事實。雖然在人口規(guī)模上無法與中原王朝相比，但就游牧武力釋放的力度和烈度而言，匈奴無疑是當時亞歐大陸諸多勢力中的佼佼者。當時以騎兵為主導的游牧勢力機動靈活，迎戰(zhàn)定居王朝以步兵為主體的軍隊時在戰(zhàn)術上具有很大優(yōu)勢。面對此種形勢，秦朝采取“北守南攻”之策略，構筑一道漫長的北部邊防工程，以阻擋游牧勢力的騷擾，就成為王朝統(tǒng)治的必要考慮，橫貫東西萬里之遙的長城因此“出場”。此后，草原的對手就成為長城防御的重要對象。這在西漢和明朝表現得最為明顯。

??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穩(wěn)固中原之后，也曾經打算像秦朝那樣，乘勝進入草原，將其納入西漢王朝之內，但“白登之圍”證明當時的漢朝在軍事上無法戰(zhàn)勝匈奴，漢朝轉而采取“和親”、約為兄弟之法維護自身與匈奴南北對應的關系。正如文帝在給匈奴單于的信函中所說：“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保ā妒酚洝肪?10《匈奴列傳》）當時的西漢王朝與匈奴分居農耕和草原而兩相對峙。直到多年以后，養(yǎng)精蓄銳的漢武帝改變策略，整合西漢王朝幾代統(tǒng)治者積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大舉進軍草原，打破了南北的平衡。雖然漢武帝數十年攻伐匈奴招致文武朝臣的激烈批評，他晚年也對這一策略進行了修正，但漢武帝對南北平衡的打破卻為后續(xù)東漢王朝處理南北關系奠定了基礎。公元之后的兩個世紀里，原本與南面定居王朝抗衡的匈奴，一直處于內部諸種力量的角逐與競爭之中，東漢則成為占據優(yōu)勢一方，雙方的均衡終以北匈奴的“西遁”和南匈奴的依違而打破。從這數百年間的變遷過程里，后世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漢朝與匈奴彼此抗衡、相互競爭，誰也不能壓倒對手之時，定居一方就會采取包括修造長城在內的防御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游動一方，由于自身的地理和環(huán)境提供不了他們所需的東西，而南面漢朝豐富的物質財富又引起他們的覬覦，在彼此的商貿滿足不了物資需求的情況下，匈奴南下進行軍事掠奪就成為必然選項。這就是漢朝尤其西漢強化長城工程的主要原因。

??到了明朝，其長城修筑策略幾乎與西漢劉邦集團如出一轍。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父子，在穩(wěn)固政權后相繼北上進入草原。與劉邦針對的匈奴不同，明朝面對的是被他們推翻的元順帝殘余等勢力，但將草原納入王朝統(tǒng)轄之內的動機則有相似之處。不過，明朝同樣也無法徹底壓制草原的游牧力量。盡管被趕出了中原，元朝的殘余勢力加上草原的其他力量，卻在此后漫長的歲月里，于彼此的縱橫捭闔之中仍能不斷干擾明朝北部。明英宗50萬大軍于“土木堡之變”的潰敗，使明朝君臣深深意識到北邊防御的重要。正是出于這種嚴峻現實的考慮，大規(guī)模的長城修造再度成為明朝的選擇。這項舉措貫穿了有明一朝的大部分時段，成為古代修筑防御工程又一個突出典型。這段歷史再次證實，南北任何一方都不能征服對手或者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長城的修筑就會成為固守一方的戰(zhàn)略選擇。明朝修筑長城耗費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雖然巨大，但較諸遭受北部力量的沖擊所造成的損害，還屬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應對辦法。

??由此可見，當南北對峙且規(guī)模性的王朝彼此不能相互替代之時，處理雙方關系的手段雖然多種多樣，但總是離不開長城的修筑，其要因就在于定居王朝的土地與社會乃是其生存的基礎，不可不保。另外，定居王朝不計代價地修筑長城，也側面反映了與之對峙的北部草原力量超強的攻擊壓力。

??第二是長城的廢棄。

??古代王朝中還有一種與此相反的場景，就是不修筑長城，也不以長城作為攻防手段。這通常表現在長城東西南北兼納的大型王朝之內，譬如唐朝前期就是典型代表。公元618年李淵建立唐朝，他在位的9年，都在兼并其他勢力，或將他們納入自身的統(tǒng)屬之下，最終確立了中原地帶的穩(wěn)固。李世民即位之后，唐朝在此基礎上向周邊四維地帶開拓，其中的一個指向就是北方的廣袤草原。而李唐王朝面對的草原雄強力量是稱雄一時的突厥。他們于6世紀中葉推翻柔然人的控制，崛起于萬里之遙的蒙古高原，再于隋朝建國前后分化為東西兩部。東突厥以強悍著稱，與隋朝周旋，隋末崛起的諸多勢力不乏依托突厥以自壯的舉動，李淵集團在崛起過程中也曾依靠突厥支持的騎兵和馬匹與其他勢力相互角逐。而壯大起來的李唐王朝，若要從中原出發(fā)走向草原，突厥的阻隔就必須直面；唐朝的北上，使其與突厥尤其東突厥發(fā)生了尖銳矛盾。

??巧合的是，初上臺的唐太宗，他面對的東突厥卻常常陷入內部諸種勢力的紛爭而不能自拔，加之天災造成牲畜大量死亡，這就給唐朝的北上提供了機緣。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大規(guī)模出兵，征服東突厥。后續(xù)繼承皇位的唐高宗李治，也派兵西出降伏了阿爾泰山一帶的西突厥。在他們前后的開拓之中，唐朝將農耕的中原和游牧的草原統(tǒng)合在一起，唐太宗集“皇帝”與“天可汗”稱號為一體，獲得胡漢人群的承認，從而構筑了中原—四方地域、胡漢眾多族群組合的大型王朝。在唐朝建立的一統(tǒng)化結構里，原本用于保護定居社會的長城失去了攻防作用，這就是唐朝放棄長城修筑的理由。即使安史之亂導致唐朝后期的衰弱，回鶻崛起于草原，然而雙方的聯系仍舊大于對抗，這種相對和緩的局勢同樣使得唐朝沒有將長城的修筑納入議事日程。

??放棄長城修筑的另外兩個突出的例子，是元朝和清朝。長城之修筑，更多地是以耕作為主體的定居王朝的行為，而這兩個王朝的統(tǒng)治集團都源自北方，或者是崛起于游牧草原，或者是興起于多種經濟成分的東北。從草原深處崛興的蒙古勢力，在忽必烈繼任大汗之后，將重心指向了中原腹地并以征服南宋為標志建立了元朝，這就意味著他們將中原的農耕社會與自身的草原傳統(tǒng)合二為一。在這種狀態(tài)下，自然不會考慮修建長城。同樣，從今東北起家的滿洲（族）貴族力量，聚合周邊胡漢各種人群組建政權，并乘明朝內亂導致政局不穩(wěn)之機，以八旗軍跨越長城挺進北京，終以“大清”之名定鼎中原，在康雍乾三世延續(xù)百年的努力之下，構建起一個地域廣闊、胡漢族群眾多的大型王朝，并以中國古典王朝的成熟形象屹立東亞。在這種滿蒙漢不再劃地而割的一統(tǒng)王朝之內，“修德安民”成為統(tǒng)治集團經營國家的主要理念，長城以往防御游動力量的阻隔功能，同樣也被消解了。

??如此看來，在古代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變遷史中，長城從戰(zhàn)國時代諸侯國彼此攻伐的自我防御工具，演變成了定居王朝阻擋游動勢力的大型防護體系。長城的興修抑或廢棄，主要取決于定居王朝自身的構建意圖及拓展規(guī)模，同樣受制于防御對象即游動政權或王朝的回應，確切地說，它是雙方甚至多方互動的產物。于是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這樣的場景：當對峙雙方中沒有任何一方的勢力強大到足以兼并和侵吞對手時，進攻和保護就成為各自選取的辦法；游動的一方不需要固定的防御工程，而定居的一方需要保護其耕作的土地、居住的房屋乃至基于此的人口和財富，唯有修造固體工事予以保護；工程規(guī)模的大小，則取決于對手造成戕害的程度。

??而在歷史的另外一些時期，南北任何一方的實力導致其勢力強大到超越對手之時，將對方納入自身政權之內，就成為政治集團的一個選擇。從農耕地區(qū)出發(fā)的定居王朝，無論是前期的秦漢，還是中間的隋唐，乃至隨后的宋明，其統(tǒng)治集團都有將北方草原兼納過來的意愿。從草原或北方出發(fā)的王朝，在如何建構政權并確定其規(guī)模的問題上，則有一個前后轉變。早期的匈奴和中古時代的突厥，主要是立足草原而向定居王朝索取人力物力，后來契丹的遼朝及其后續(xù)的女真金朝，則邁開了入主中原的步伐，終由蒙古和滿洲（族）政治集團建構起跨越南北的大型王朝。

??一部古代中國封建王朝的演進史，似乎就是由南北表征的農耕與游牧權力相互交織、彼此共處的演進史，長城在數千年歷史中功能與作用的顯與隱，端賴于王朝的實力與格局之大小。伴隨這一趨向的，從中原的角度講，有一個從秦漢囊括農耕地域到唐朝前期南北兼跨農耕與草原的脈絡；這一廣闊局面的開拓，最終由北方草原的蒙古勢力和東北起家的滿洲（族）統(tǒng)治集團所繼承，長城的阻隔功用就此喪失，轉而勾連東西南北而達到了彼此摶合。

長城之意涵及其升華

??中國的一統(tǒng)化王朝經過元、清的鑄造而完成塑形，長城作為防御設施的功能隨之喪失，這是古代軍事攻防意義上長城命運的歸宿。但是，長城自身并沒有因此而消失，作為有形的物質載體，它逢遭自然災害侵蝕甚至人為破壞的痕跡仍然存留至今，尤其在當下注重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語境下，長城作為歷史文化遺存更為社會所關注。不過，今人意識中的長城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多轉向了“精神”層面——人們更習慣于將它置諸“文明”內涵的精神層面予以理解。

??這種意涵是如何轉變的呢？我認為，其中不可忽略的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建構。以1840年中英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近代中國在與國外勢力的激烈碰撞中逐漸走上了新型國家的建構道路，它以民族—國家的現代型為基礎，結合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特性，最終塑造成為不同于以往封建王朝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長城意涵的轉折和升華亦伴此而行。

??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強調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系。它既能激發(fā)出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又能將這種情感轉換為支撐國家發(fā)展的強大力量。近代以來的中國，以“振興中華”為號召，釋放出了超越以往的激情，通過“開眼看世界”的努力、洋務派的近代化建設、戊戌變法的政治追求、革命黨建立民國，一直到“五四運動”、抗日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走上現代化道路。古代長城曾經的“對峙”意義至此被更廣泛的“聯結”意義所取代，實現了意涵與精神的升華。今天，長城已經成為中國走向富強的象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符號，成為國家建設、民族團結的標識，成為連接世界的中華文明之表征，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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