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袁嘉谷三部重要的歷史著作

滇史 2023-05-27 發(fā)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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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經濟特元”、云南大學國學教授袁嘉谷對云南歷史的研究情有獨鐘，卓有貢獻。他曾深情地說過這樣的話：“滇之人，生滇愛滇，將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興將來之滇?！痹喂日浅鲇谶@樣一種深沉的愛云南、愛國家之心，才特別鐘愛對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除了在《臥雪堂文集》中寫下了大量的史學類著述（包括論文、考據文章、別傳、碑志等）之外，還有三部重要的歷史著作——《滇繹》《云南大事記》《石屏縣志》。這三部著作是袁嘉谷關于云南歷史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本文擬對此三部重要歷史著作作一評介。

一、《滇繹》

《滇繹》是袁嘉谷在執(zhí)教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的第一年中，于教學之余完成的?！啊兜崂[》是隨筆體史書的良好著作，有敘述、有考證、有輯錄、有評論。史料富.取材嚴謹·考證明確，文字簡練，貫通古今，傾注了愛鄉(xiāng)愛國的熱忱?！盵1]

石屏鄉(xiāng)人后學王家亮評價此書云：“夫滇僻處西南，開化較遲，加以變亂迭起，掌故之失已久，雖以蕓臺諸賢哲之博雅，亦不能拾摭無闕；而公此書，則表章其所隱，力劈其所妄，非僅足以光大吾滇之名，亦將可備修史之資?！盵2]

昆華圖書館秦光玉評價此書說，“樹五著書甚富，其《滇繹》一種，拾遺訂墜，裨益鄉(xiāng)邦，玉已采入續(xù)云南備征志?！?/span>

《滇繹》共四卷，其內容主要是記敘云南的歷史掌故。袁嘉谷在多年的讀書生涯里，只要看到有關云南歷史掌故的記載，不管是山川、古跡類，還是人物、藝文類，或是土產、風物類，他總是“隨見隨采，隨采隨編，正其偽誤，補其缺略”。終于，經過“讀萬卷書，窮數年力，旁搜博拾，成茲巨制”。[3]此前，記敘滇省歷史掌故的云南地方史專著，有乾隆、嘉慶年間由王樂山著的《備征志》、師荔扉著的《滇系》，還有道光年間由阮蕓臺著的《云南通志》，再早一些的，那就是明朝謝肇淛撰的《滇略》十卷和清初馮蘇撰的《滇考》二卷。這些著作各有所長，都有一定價值。但是，這些著作，或致力于史書史料的輯錄，或著重于歷史事件的闡述，對辨析疑誤和補充史實不夠注重。《滇略》“大都本《圖經》舊文，引據而敘述之”；《滇考》為仿紀事本末體，“雖撮舉治亂大端，足資考核，而于山川、古跡、人物、土產、藝文之類，悉削不載”；《云南通志》“固勝于舊《通志》，而漏略亦所不免”。[4]

而“滇處邊陲，掌故久佚”，“咸同以降，兵燹迭起，紀載疏陋，學者苦之?！盵5]有鑒于此，袁嘉谷博覽經史子集群書，拾遺補缺，注意采集其中有關云南地方史的資料，“征舊聞，引近事，自開滇以迄于今，凡為《通志》、《備征志》、《滇系》所載者，多不入，是真可補諸書之不及，而資后人以考證也?！盵6]而凡是《通志》、《備征志》、《滇系》諸書所未載者，《滇繹》“靡不采而錄之”。若有可疑之處，袁嘉谷則發(fā)揮自己考據學的專長，“博考群書，旁搜遠證”，“搜逋拾墜，訂偽指疵”，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著成了《滇繹》一書。

袁嘉穀著《滇繹》，2017年12月版

拓展閱讀：高國強：“大家文叢”本《滇繹》指瑕

袁嘉谷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出于深沉的愛滇鄉(xiāng)、愛國家之心。正如非常了解袁嘉谷的一位老學者孫樹禮在為《滇繹》所做的《序》中指出的：

“今樹五袁公既終養(yǎng)，而施政于家、為善于鄉(xiāng)有年矣。又本尚友之義，推廣其愛鄉(xiāng)之心。凡滇事之未經鄉(xiāng)先達纂輯者，胥愛之重之，編為《滇繹》四卷，付諸剞厥，以盡保存之力，而寓深愛之意。此非好古傳述，可竊比于老彭者耶？非于靡瞻靡依之余，發(fā)抒其敬恭桑梓之明驗耶？……今公拾遺補缺，既究心于滇事，則滇于今日近接緬甸、安南，關系外交纂重，尤為西南要區(qū)。凡地方之利害，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必更有綢繆未雨者，保衛(wèi)鄉(xiāng)里，即所以干城國家，愛國之心不基于是歟?！?/span>

《滇繹》的體裁仿王應麟《困學紀聞》及顧炎武《日知錄》，對自先秦古滇國至民國初年的云南史事，隨手纂錄，每事各成一篇，篇幅大多短小，唯有《爨世家》、《爨后之滇》、《楊文襄軼事三十二則》、《宋書州郡志考證》等少數幾篇的篇幅長一些。全書267篇，以史事發(fā)生之時間先后排序。內容分為三大類：輯錄類、考證類、記載類。

第一類是輯錄類。《滇系》、《備征志》和《云南通志》等，征取史乘已不下數十百種，大多數采自于諸史傳和郡國志乘的記載，但仍有輯大遺細、采而未盡的遺憾。袁嘉谷的《滇繹》在輯錄舊聞時，注意補輯通志諸書已采而未盡者，還注意直取諸書未曾引用的典籍，如后漢書諸本紀、南中志、宋書、南齊書州郡志、南北二史、隋唐書、元明史諸傳等。凡有關滇事，省志諸書向未征及者，無不一一備錄，對各朝正史、各種類書、文集、筆記、游記、雜記等等，凡有關云南史書者，都悉心輯錄，史料異常豐富，為補正.滇省史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類是考證類。此類的篇章是袁嘉谷所用工夫最多的地方。袁嘉谷“治學以勿輕信、勿輕疑為宗旨。凡有疑義，務必詳細考證折衷（中）至當?！北緯坝诘崾∈肥露嗨嫖?，有熔鑄甄陶之功?！比鐚Α敖恢骸?、“南金沙江”、“后理國”、“貝”等，袁嘉谷都有一番細心的考證。舊志言說到滇省之文人，必推葉榆、張叔、盛覽。《漢書·文翁傳》言及張叔時未明指為何地人，《西京雜記》言盛覽牂柯人，與今說不同。袁嘉谷均加以辨正之，足以糾舊志之誤。

又如論滇池之名，《華陽國志》、《后漢書》等典籍都說“滇池水似有倒流，故謂之滇?！钡凇兜崂[》第一篇文章《滇》中，袁嘉谷為一個“滇”字，從《說文》、《史記》到《文選·上林賦》《漢書·相如傳》，一一引證，得出令人信服的見解——“滇”同“顛”，“含自大之意?！?/span>

.我們引錄這篇名曰《滇》的全文，來看一看袁嘉谷的考證之功：

滇，顛也，言最高之頂也?！墩f文》：“天，顛也。人之高頂為顛，頂之最高為天?！敝V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鼻f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號曰“滇池”?！暗岢貒薄ⅰ暗釃酢?、“滇王”皆含自大之意?！妒酚洝罚簼h使者至滇，滇王問“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蓋自戰(zhàn)國迄西漢又數百年，而滇王自大之意，且露于言辭間矣！然今人之譏自大者，輒言夜郎而不言滇，可知滇有自大之資格。故《史記》云：“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山川疆土西南一奧區(qū)也?！薄段倪x·上林賦》《文成顛歌》注引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與'滇’同也?！薄稘h書·相如傳》注作：“'顛’即'滇’也。”

此外，爨氏統(tǒng)治云南，大理國高氏世鎮(zhèn)郡闡（今昆明）這一段數百年的歷史，此前的史書記載或有空白，或不全面，對此甚為注意，著意搜集了若干史志、金石、譜牒等資料，加以融會貫通，袁嘉谷在《爨氏世家》、《爨氏之后》、《高氏世家》諸篇中，條理分明地清楚敘述了這數百年間的云南大局及政權的興衰更迭。

在《滇繹》中，袁嘉谷還對云南的馬哈只碑、孟孝琚碑、大爨碑、小爨碑、石城碑、祥光碑、德化碑等一些重要碑刻和宋代石幢、袁滋摩崖等古跡加以考據、論證，或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或訂正一些訛傳與不買之說。馬哈只碑記載明代大航海冢鄭和冢世與住址頗詳。自《滇繹》問世后，中外學者提到鄭和，或考察近代東西交通史，必然要援引袁嘉谷《滇繹》中的考證，其影響相當大。

自元明以來，出現(xiàn)了一些野史，神怪傳說充斥其間，往往與正史相悖，一些學者也因其新異，輕率附和。袁嘉谷在《滇繹》中抨擊《記古滇說》《滇載記》《南詔野史》等書不足為信史，指出：以偽亂真，乃史家大戒。他還根據史料論證了“白飯王、阿育王、張仁果大白國、白子國、建寧國、白崖國”等均屬“憑虛結構”，與正史相悖。

袁嘉谷博聞強識，淹貫經術，胸羅萬卷，且自家藏書豐富，“某事載某書，某語紀某卷，隨手拈來，立可考證?！薄捌溆锌梢烧撸瑒t博考群書，旁搜遠證，務得精確而后已?！盵7]故這類考證類的文章都寫得確有分量，讓人不得不信服。

第三類是記載類。袁嘉谷“至性純篤，愛鄉(xiāng)愛國愛人之念甚殷。人有一善，輒稱說不輟。其著書也，于先賢文學德行有足稱者，必竭力表彰，惟恐湮沒逸聞軼事?！盵8]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史學觀點中關于“對各方面有杰出貢獻的歷史人物，諸如'開物成務者’、'有功德于民者’、'安內攘外者’、'并育萬物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都要'慎考而詳列之””的主張?！白阋詥钊司把鱿荣t之心，而激發(fā)其愛鄉(xiāng)愛國之念?！?/span>

凡滇事“未經鄉(xiāng)先達纂輯者”、滇人中某方面或有成績、或有影響者，袁嘉谷都盡可能地予以記載、輯錄。但袁嘉谷是在“用趙甌北札記之方面述滇事，即非燕說野史可比。”如書、畫、詩、文方面各有成就的錢南園、傅巖溪、張紫琳、繆素筠、擔當、沐昂、木公、蒼雪、介庵、許白塘等人，刊印書籍傳至日本、將石屏文化“遠被海外”的陳履和，廉直為官的羅含章，辟邊開礦的吳尚賢，清初滇名士22人，還有云南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趙忠愍、王錫袞、楊繩武、毛給諫等，都有記述，以存之，表彰之。

云南地處邊疆，各方面都較內陸落后，歷來外患嚴重，因此歷代開滇、鎮(zhèn)滇、治滇有業(yè)績的將帥和官吏如莊驕、韓說、李恢、呂凱、呂祥、王遜、毛孟、賽典赤、沐英、金朝興等人的貢獻尤顯得可貴，《滇繹》中對他們的事跡都有簡要記述或評語，以致景仰之意。

而有關云南地方歷史掌故者，袁嘉谷則“必錄存之，以期保存”，如梁王避暑宮、昆陽海口、咸陽王墓、大德寺、官渡成化碑、安化公主墳、孫可望鑄大順錢、翠湖沿革、吳三桂的野園、永北棋子、三泊茶花等。還有一些人所不盡知的有關云南的詩、書、畫集之事，如宋代之滇文、滇詩，永樂年間的滇中詩人陳郭、明沐昂纂輯的《滄海遺珠》（輯朱經、方行等21人的詩）等等，都盡力存錄。

讀完《滇繹》全書，讀者的確可以感受到了袁嘉谷自己在《滇繹·自序》中用最簡單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那份沉甸甸的戀鄉(xiāng)譽鄉(xiāng)之情——“滇，吾鄉(xiāng)也。吾游數萬里，覺可戀可譽之地，莫滇若焉。讀《滇志》、《滇系》諸書，猶有管窺之助，因隨筆之，名曰《滇繹》。愿以告同心之戀鄉(xiāng)譽鄉(xiāng)者?！?/span>

由于袁嘉谷如此認真，如此博學，如此發(fā)于愛鄉(xiāng)真情，故《滇繹》完成之后，頗得讀者好評，很多人讀后都深為感動，不僅嘆服作者的學識淵博，更激賞作者深沉的愛鄉(xiāng)、愛國之情，同時也引發(fā)了自己的愛鄉(xiāng)、愛國之情。昆明學者王燦這樣寫道：“燦，鄉(xiāng)人也。讀先生是書，亦與先生同茲戀愛之情，雖然豈獨燦哉？吾知滇人讀之，必起愛鄉(xiāng)之觀念；國人讀之，或為修史所取材乎?！盵9]

袁嘉谷對故鄉(xiāng)云南的深情，在為《滇事拾遺》所寫的序中，又再次流露得淋漓盡致：“雄哉滇疆，彪哉滇事。見正史者，麟麟炳炳無論。即一方著作，如《阮志》，如《滇系》，如《備征志》，皆繼往開來之書。而荔扉，尤滇學派大宗也。近則有李山《溫泉志》、璞安《續(xù)備征志》、迥樓《滇小記》、嗣堯《文化史》、臞仙《書畫傳》、《生日錄》，粲然可觀。余亦補古人所遺，輯《滇繹》及《滇賢遺像》、《滇賢遺墨》、《滇書畫集》、《滇金石萃編》。丕鈞侄《滇文化論》則考據兼論斷，頗不為觀者訾。小泉亦滇學派中人，又著《滇事拾遺》，取升庵、阮亭諸鉅著，及近人所著之關系滇事者，百余種，千余條，注明原書，不加評語，成八卷。雖醇疵不一，亦有失之復、失之虛者，咎在原書，非抄錄之失也。嗟夫，窮邊牖下，斤斤于古鄉(xiāng)之人之一言一行，一木一石，考古乎？辯訛乎？矜奇乎？逞博乎？同志著書豈如斯而已乎，抑使全滇人及全國之人知滇之可愛，知滇之當重，群策群力。滇存，吾存。吾存，滇存。以勿負此古滇矣乎！”

二、《云南大事記》

袁嘉谷關于云南歷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云南大事記》。這是袁嘉谷于20世紀30年代初，應云南通志館的聘請而寫成的。

1931年2月1日，省府成立籌備處，開始籌備成立云南通志館。當時，省政府聘請了周鐘岳為籌備主任，并指定張維翰、陸崇仁、龔自知、張邦翰、繆嘉銘這五位民、財、教、建、農礦的廳長為籌備委員，同時聘請了袁嘉谷、馬金墀、顧視高、錢用中、秦光玉、吳琨、由云龍等13人為顧問，委派方樹梅、何秉智為常務干事，主持處內日常工作。

籌備處確定了通志館的任務：綜合自云南文化初開至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止的史志及檔案資料，修一部通志。為有別于明清以來所修各志，定名為《新纂云南通志》；并同時征集民國元年（1912）至二十年（1931年）止的各種資料，為下一步續(xù)修宣統(tǒng)三年之后的云南通志作資料準備。

在周鐘岳的主持下，經過半年的籌備，1931年9月1日，云南通志館正式成立。周鐘岳任館長，趙式銘為副館長兼編纂。聘袁嘉谷、由云龍、顧視高、吳琨、宋嘉俊、李根源、金天羽、錢用中、秦光玉、熊廷權、肖瑞麟、張華瀾、張士麟、張鴻翼、丁兆冠、馬聰、徐之琛、華封祝、王楨、金在镕為編纂；聘繆爾紓、方樹梅、何秉智、解永年、夏光南等12人為分纂。各人按照綱目、分認門類，著手編纂。

編纂進程中，通志館派方樹梅于1934年間出省訪求有關云南歷史的文獻，購回有關書籍三萬余卷，為通志的編修增添了不少史料。至1935年歲末，各編纂、分纂的稿件大多交齊。[10]

袁嘉谷編纂的一書完成后，先有單行本，后收入《新纂云南通志》，編為卷一至卷六。

袁嘉穀著《云南歷史大事記》

高國強、王燕校注

云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云南大事記》與其他很多編年史相比較，有幾個顯著的特點[11]：

一是該書是一部完整的云南地方編年史。全書十四卷，分上古、中古、近古各篇，共記4268年史事，上自史前的堯時甲辰年，下迄清宣統(tǒng)辛亥年（1911年）。

二是該書的分卷有自己的特色。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記》集滇省通史之大成，就云南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來分析、綜合云南歷史，自立為一地位。它的分卷，不像其他的編年史那樣以王朝年代的順序來劃分，而是以云南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重要變遷為準：

其卷一為草昧未辟之時期：自唐堯至周顯王，滇省于華僅為貢職之臣；

卷二為草昧初辟之時期：自周顯王迄漢初，莊蹻開滇、旁池立國、漢民族始由中原移殖于滇；

卷三為文明肇始之時期：自漢武帝至漢獻帝，通西南夷、設四郡、移巴蜀人民來滇、始興學校辟地利；

卷四為滇人滇財輔助中朝之時期：自漢獻帝迄晉武帝，蜀先主諸葛武侯經營南中、即南中著姓渠帥而任用、取南中財賦以實益州；

卷五為移滇漢族文化經濟成熟自立自治之時期：自晉武迄梁武，置寧州設刺史校尉，滇省始由益州刺史轄治之下分化而為一獨立之政治單位，著姓大族崛起，南中人士彬彬稱盛；

卷六為滇省漢人自治之極盛、且與土人同化而為白人之時期：自梁武帝迄唐玄宗，爨氏世為刺史，郡守東西二境，黑白分立；

卷七為南詔始末卷；

卷八為鄭、趙、楊三氏嬗遞卷；

卷九為白人獨立自治之時期，大理段氏興亡中間朝章國典自成一系，佛學文學特放異彩；

卷十、卷十一為滇省由自立而統(tǒng)一、自閉關而交通之時期，元、明兩代設省經營；

卷十二為吳三桂分鎮(zhèn)之時期；

卷十三為人文嗣興、改土設流，以迄漢、回斗爭敉平之時期；

卷十四為越南割裂、外侮紛乘，以迄辛亥革命滇士光復之時期。

三是嚴加考證史料，體現(xiàn)出正史的嚴肅性與可信性。云南的地方史一直不夠完善，不夠嚴謹。自元明以來，多為野史干擾，難以見到可信度很高的正史。袁嘉谷在修撰國史時，就強調“材患不博，博患不擇”，故此次編纂《云南大事記》時，“采摭甚多，而別擇亦甚嚴”，且不受野史影響，排斥神怪之說，對于云南的建置沿革、風俗衍變及政治得失，都經過一番詳實的考證，“灼灼照見真相”。袁嘉谷曾說，“修史，患識不明，又患不公，不明不公，則私矣?！彼倪@一觀點在此次編纂《云南大事記》時，又身體力行，表現(xiàn)出“明”與“公”。

四是該書在取材方面相當慎重，可謂“精審賅博”，重在表彰滇南數千年文化。該書采經史傳志、地方志以及金石、文字雜記、筆記約數百種，列其重要者為綱，綱下敘述其有關的文獻，以見其詳；皆注明出處，事有錯誤淆亂者，則加按語訂正。袁嘉谷認為中國舊史詳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間禮俗；只有《史記》多言民事，千古稱贊。而今還宜“擴而充之”，更多地言及民事。于是，《云南大事記》不拘泥于政治之變遷和一姓之興亡，而于社會文化特別注意，如歷代人口之變遷，晉宋間南中大族世宦之發(fā)達，漢唐宋元間云南與緬甸，越南之交通，漢晉間滇人之經術，滇土之選貢，南詔、大理之佛學，漢武帝、閣羅鳳、明太祖的移民政策，南詔子弟之就學成都，高氏之求經籍，漢唐以來滇人的詞章文藝，均一一詳述，以見云南人民生活的真相。

由于具有以上幾方面的長處，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記》成為了一部編年體地方史書的佳作，贏得文史界和社會的好評。何爾釗在《云南大事記書后即以紀念》一文中作了如下剴切的評價，頗有代表性：

嘗謂以非滇人而志滇事，類多，隔膜，無裨實際；以滇人而志滇事，自必親切，足資考據。若夫愛滇之人而志滇南數千年之史跡，其致力之深有非吾人所可企及者。越裳獻雉，莊躋開滇，邈矣遠矣。秦漢以降，史不絕書，逮至唐宋，與中土隔絕，迄無專書記載。元設行省以迄明清，風土人物不遜中州，只以交通阻塞，無由表襮于世。往者松江倪蛻翁先生《滇云歷年傳》一書，雖稱賅博，究以客觀立言，僅至清初為止；趙州師荔扉先生《滇系》、浪穹王樂山先生《云南備征志》，厥為有功滇省文獻之作；至昆明王疇五先生《滇乘》二十五卷，惜只著錄而已；此外一鱗一爪散見群書，向無專載。石屏袁屏山夫子湛深古史，愛滇成癖，嘗言“滇存，吾存；吾存，滇存。凡吾滇人萬眾一心?！薄兜岽笫掠洝芬粫稚瞎?、中古、近古各篇，斷自清運告終，參稽典籍，重在表彰滇南數千年文化，有本有源，始終一貫。聽夫子之教，以讀夫子之書，愛滇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是夫子不獨以愛滇之滇人而志滇事，且使聽之讀之者，悉相率而為愛滇之人，以發(fā)揚光大滇南文化。書之光，即滇之光也。夫子亦千古不朽矣。

《云南大事記》“打破封建王朝體系，不以帝王將相為中心，而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綱，注重經濟文化、民情風俗、地方掌故的記述、考證和評價”[12]的這個特點，再次明確地體現(xiàn)了袁嘉谷一貫主張的“深合平民精神”的治史觀，又一次充分地說明了袁嘉谷對自己的治史觀是身體力行的。

與《滇繹》同樣感人的是，袁嘉谷在《云南大事記》的“卷首小引”中，仍滿懷深情地說了這么一句刻骨銘心之話：“滇之人，生滇愛滇，將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興將來之滇。

三、《石屏縣志》

袁嘉谷另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是他前后歷時二十多年，最后于1936年完成的《石屏縣志》。袁嘉谷這次纂修的《石屏縣志》為石屏縣歷史上的第七部縣志，人稱“民國《石屏縣志》”，也有人稱“袁志”。

編纂地方志，以“資政、教育、存史”，這是我國二千多年來一直保持的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作為“文獻名邦”的石屏縣，在袁嘉谷這次修志之前，從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開始，石屏縣地方志的編纂，先后進行過六次。

第一次是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間，由知州蕭廷對纂修的《石屏州志》。當時石屏劃制為“石屏州”，乃“迤東名區(qū)”。舉人出身的江西泰和人蕭廷對由國子監(jiān)助教出任石屏州知州。他“政寬守潔”，在任期間“治績卓著，興學課士，”先后興辦了五畝書院、張本寨書院、秀山書院，又“筑堰塘以興水利”，“置三社倉以儲糧備荒”，深受士民愛戴。蕭廷對纂修的《石屏州志》共分圖說、官師、選舉、沿革、星野、疆域、節(jié)孝、營繕、戶口、賦役、哨守、藝文等12卷。

第二次是明天啟五年（1622年）石屏知州顧慶恩續(xù)修的《石屏州志》，書成于明崇禎元年（1628年），距前志30年。貢生出身的江蘇吳江人顧慶恩，“博學能文，治政寬大，重文教”，由澄江通判調署石屏州，治績斐然，被列為十公祠名宦之一。他在續(xù)修州志時，“搜故跡，訪遺蹤，殘者修，缺者補，續(xù)30年來未書之典籍，增奇觀一卷，敘山水之奇，湖山之勝?！?/span>

第三次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石屏知州程封主修的《石屏州志》，距前志45年。拔貢出身的湖北江夏人程封，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署石屏知州，“時逢朝廷頒布纂修國史，詔諭地方修志。于是搜羅逸事，剪陋采幽，增旅途一卷、志補一卷。后續(xù)志者張毓瑞贊頌其'文質適均，體裁整而義例詳’。”

第四次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州、歲貢出身的湖北江陵人張毓瑞主修的《續(xù)康熙石屏州志》，書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距前志26年。

第五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管學宣重修的《石屏州志》，距前志60年。參修人楊正春、張?zhí)?、刀衛(wèi)、羅元琦、任聚仁等19人。本志“集前四次所纂志本之大成，并集許賀來、張月搓所纂志稿，廣為訪益，綜核考定而編纂成書，全志七冊，分輿圖、天文、地理、沿革、建設、學校、賦役、官師、典禮、人物、藝文、兵防等十二志?！边M士出身的江西安福人管學宣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湖南常德府調任云南麗江府，后調署石屏知州?！靶藿ǔ浅?，重修文廟，建樹不少?！?/span>

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石屏知州呂纘先（監(jiān)生出身的四川長壽人）主修的《續(xù)石屏州志》，距前志21年。參修人賽瑪、劉志傳、羅元琦、羅勤恩、羅蔭恩等10人。增官師、選舉、人物、藝文志若干篇。

距前志156年之后，到1936年冬天，由袁嘉谷主纂的民國《石屏縣志》殺青了。該志上續(xù)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下迄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留下了豐富的地方史料，無論篇幅、內容，還是體例，都遠遠超過了前六部志書的水平。[13]

早在1912年春天，袁嘉谷離開浙江回到石屏時，與同樣是才離任歸里的陳鶴亭（先后任湖北省天門縣縣令、黃陂縣縣令）、丁兆冠（曾留學日本、歸國后欽點為內閣中書、先后宦京城與四川）等幾位極熱心家鄉(xiāng)文化事業(yè)的石屏俊彥一道談及修地方志之事，幾位都有同樣的看法：自石屏知州呂纘先1780年主修過《續(xù)石屏州志》后，迄今已一百多年了。其間又經歷了許多歷史變革，新的史料甚多，“治國者，以史為鑒；治郡縣者，以志為鑒?！贝藭r，應該是重修石屏縣志的時候了。而且我們幾位現(xiàn)都已閑歸故里，要重修縣志也有人才了。

其他幾位認為，尤其以袁嘉谷這樣的學識才干及其任編譯圖書局局長的經歷來纂修一部新的縣志，是完全可孚眾望的。新修縣志的總體水平一定能超過以往七次所修之縣志的水平。大家公推袁嘉谷為此次新修《石屏縣志》的主纂。

素來愛鄉(xiāng)愛屏的袁嘉谷，想到“桑梓才眾，不能不遲遲遜謝”，但其他幾位堅持請袁嘉谷挑起這副重擔，不要再謙讓了。他們對袁嘉谷說：“肩斯任者咸以非先生莫屬！”于是，袁嘉谷也就不便再作推辭，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獨力纂修《石屏縣志》的重任。正如他后來在《石屏縣志》“序”中所說的：“石屏縣者，吾父母之邦也。志學之始，跬弗離，立年以前，歲必歸省。今老矣，東西南北，夢寐弗忘，大之則上下萬古，縱橫千里；小之則一木一石，一人一家，莫不深寶愛之情，聯(lián)親密之契，而忍言不與聞、不與修乎？”

于是，袁嘉谷在經過一番周密考慮后，擬訂了體例和綱目，提出了全志的結構框架：擬設天文、疆域、沿革、山川、建設、藝文、藝文附錄及雜志等17個分志。這個結構框架得到陳、丁幾位的贊同，袁嘉谷接著就開始動手了。他先集中精力撰寫其中一個分志《沿革志》，前后用了兩個月工夫，完成了《沿革志》的初稿。這件事，也正應了袁嘉谷自己“林泉書史”的心愿。

為修好縣志，袁嘉谷不辭辛勞地深入采訪，搜集資料。近處自己親往，走訪鄉(xiāng)人；遠處則發(fā)去信函，廣泛詢問，征求意見。袁嘉谷用了很多精力和時間來纂修《石屏縣志》，寫的稿子都堆了很高。但由于該志屬鴻篇巨制，篇幅太長，袁嘉谷因多種原因，在此后的二十來年里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盡管已經寫下了不少初稿，“積稿盈篋”，但始終未能全部完稿。其間，袁嘉谷因先后應蔡鍔、唐繼堯、龍云之聘，擔任過省里的參議、顧問、高等顧問等職務，又經歷了一些家庭變故，還花了極大的精力在東陸大學講學、培養(yǎng)大批人才，并撰寫了其他多部著述，故纂修《石屏縣志》的進展不快。

到了1936年開春，袁嘉谷“自顧衰廢，念國史、省志以逮他縣之數十志均有微勞，而故鄉(xiāng)尚未成書，慨然奮發(fā)，舉歷年舊稿理而董之，但問損益，不問難易，近資同志，遠函鄉(xiāng)人，質諸鄉(xiāng)父老子弟，正其誤，補其闕，證其同，區(qū)區(qū)之心，其可謂畢乃事乎。”[14]

1936年這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袁嘉谷都是在抓緊時間纂修《石屏縣志》。大學放暑假的這段時間里，袁嘉谷不顧氣候炎熱，都在省圖書館里埋頭纂修。他在昭通教書的高足張連懋暑假期間來到昆明拜望他時，都是在圖書館里會面的。張連懋清楚地記得：“赴省謁先生，二十五年（1936年）暑假，多于圖書館內廳會晤，時先生正纂修《石屏縣志》。”[15]

在袁嘉谷嘔心瀝血的辛勤努力下，《石屏縣志》全志的纂修工作終于在這年冬天完成了。全志分十五門，共四十卷，裝十四冊，除序、圖而外、設天文、疆域、沿革、山川、建設、風土（以上各一卷）、學校（二卷）、職官（一卷）、人物（四卷）、戶口、金石、物產、賦役、土司、藝文（以上各一卷）、藝文附錄（二十卷）及雜志（一卷）等十七個分志。

與舊縣志相比，這次新修的縣志有如下幾方面較大的改變：袁嘉谷考慮到因“滄桑變易”，舊縣志中的地圖已不適用于當今的情況，故另代之以中國全圖、云南全圖和石屏全圖；因“地方沿革關系政教風化之因革損益，故博考經史志乘，搜羅靡遺，綱舉目張，秩然有理”；舊志中的祭器、樂章因“載有專書故”，便全部刪去；因“五土司為石屏屏蔽、金石為文獻考征故”，便將五土司、金石各增為專卷；考慮到石屏為滇中文獻名邦，自開辟以來，便著作不斷，于是在《藝文志》內仿《漢書》體例，分類羅列石屏人的著作；而歷年搜集選錄的詩詞文章，因“篇卷浩繁”，另外收錄為《藝文志附錄》，分若干卷。這幾方面，都是這部新縣志的特長。[16]

完稿之后，袁嘉谷在《石屏縣志·序》中深有體會地這樣坦言道：“難莫難于一國之正史，折衷（中）于孔子，推揚于馬、班，繼者紛紛，迄《明史》，而論漸定。愚修《清史》，損益可知，蓋難而易矣。難莫難于一縣之新志?？昭泽w例，推子元（玄）之《史通》，實齋之《通義》；實行著述，推子尹之《志遵義》，對山之《志武功》。顧善則善矣，謂其盡協(xié)于至理，盡愜于吾心，可乎否乎？愚與石屏修縣志，損益遞更，蓋難者仍難，將以難而仍修，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以難而不修，又有大謬不然者?！?/span>

最后，袁嘉谷謙遜地說：“抑椎輪大略，自愧非才，踵事增華，諒有同志。姑成初稿，以待將來作者之善作，述者之善述云爾。”

接著，又在“凡例”中再次表達了這個意思，說：該志所記“共百六十年，遙遙歲月，字字丹鉛。報鄉(xiāng)有心，負山無力。如其大成，以俟君子。”

虛懷若谷的袁嘉谷還在“凡例”中這樣說到：“編書繕書，吾盡吾心。近二年中，群策群力。”“巍巍大廈，一木難支。贊吾成書，實賴群力?！苯又?，袁嘉谷列舉了支持、幫助本志成書的張榛輿、李梧軒、陳鶴亭、丁又秋、胡珍府等二十余位人士以及門人陳少銘、李如坤、于乃仁、于乃義，還有自己的弟弟嘉璧和自己的兒子丕佑。

袁嘉谷是石屏文士中的佼佼者，作品甚多，但他在自己作為編纂者的這本縣志中卻很少收錄自己的作品。對此，袁嘉谷在“凡例”中是這樣說的：“各屬通例收生存人之著作，于編書人尤嫌泛濫。鄙人不佞辜負鄉(xiāng)山，不收自作，以示無我。間有關者，略為旁注。敬恭桑梓，敢謝櫟樗。”由此足可見出袁嘉谷的品格了。

本書的刻印經費得到了石屏富商李恒升的鼎力支持。因篇幅甚大，經費以數萬圓計，但歷來熱忱贊助地方教育公益慈善事業(yè)的李恒升仍慷慨解囊，捐資印行。袁嘉谷在全書扉頁特別注明“邑人冷李恒升先生捐資印行”字樣，并在“凡例”中強調說：“李君恒升概捐斯款，列名簡端，垂諸永遠。”

開始計劃刻木板印刷，但所需時日過長。后改為排印，并請上海印刷工人操作。這樣，成書時間就比刻板要快一些，質量也要好一些?？上?，遺憾的是，袁嘉谷在1937年底逝世之前，仍未能看到自己歷時二十余年編纂的《石屏縣志》成書。直到1939年，該縣志才得以面世，共印了一千冊。此時，袁嘉谷已駕鶴西去兩年了。

《石屏縣志》卷首有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寫的“敘”；卷末有石屏人士陳潛及門人李克文分別寫的“跋一”“跋二”。

龍云在“敘”中感慨地說道：“修志之不易，而良志之尤可寶貴也。石屏袁樹五先生興修國史夙擅三長，滇中新修省、縣志多參與其役。地之僻遠者，亦（抑）或就以取正。而于石屏文獻，網羅搜集垂數十寒暑，晚乃董理叢稿編纂成志。舉百八十年之廢墜，而增補恢宏之，成四十卷之鉅制。甫蕆事而國難劇，先生遽以憂國歿。”

龍云高度評價袁嘉谷及本志，曰：“余披覽其書，取材博簡別精，敘事賅括綿密，而于治亂興廢之所從由、人俗儀節(jié)之所當沿革者，尤三致意焉。觀其自敘，愛鄉(xiāng)熱情溢于言表。離自比于大輅之椎輪，洵方志之良足為治化之借鑒者也。石屏為滇省文物名邦，數百年以還，經明行修、弁冕儒林之士，往往出及其間。而其風俗尤淳篤愨愿，雖婦孺仆隸亦多節(jié)烈可紀之事。是書之出又且以激勵人心，為世教垂范也。往者設立省通志館，余既聘宿儒主之，又厘定綱目草案，令各縣局纂修志書，欲其條例劃一大小并成，以窺夫全省之政俗。今通志已計期殺青，而縣局之應者寥寥，蓋不僅文獻難征，毋亦史才不易得，而醵資設局難底于成耶。先生乃以一人之力，成此鉅制，此誠足參史乘，不徒備誦訓之典而已?！?/span>

李克文在“跋二”中特別推崇道：袁嘉谷先生纂修的《石屏縣志》“當世以為編輯之精、搜羅之富，當推滇省各縣志之冠云。”這的確不是溢美之言。通觀云南全省民國期間編纂的縣志，確實沒有哪一家的總體水平達到或超過民國《石屏縣志》的。

注釋：

[1] 夏光輔：《簡論袁嘉谷的學術成就》，《研究集刊》1982年第一期。

[2] 王家亮：《滇繹·跋》。

[3] 王燦：《滇繹·序》。

[4] 孫樹禮：《滇繹·序》。

[5] 夏光南：《滇繹·書后》。

[6] 王燦：《滇繹·序》。

[7] 王家亮：《滇繹·跋》。

[8] 李士厚述“遺著提要”，見《袁屏山先生紀念集》卷三第十一頁。

[9] 王燦：《滇繹·序》。

[10] 見李景煜：《我們是怎樣整理出版〈續(xù)云南通志長編）的？》，《西南古籍研究》，1986年，總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