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期光將軍 鐘期光將軍,乳名鐘昱明。1909年1月2日生于湖南省平江縣三市鄉(xiāng)肥田村白湖口一戶普通農民家庭。鐘家四代“單傳”,鐘期光為8個子女中唯一男孩。因伯父無子,又將一半過繼給伯父。父親鐘開壽,母親徐巽貞,忠厚老實,勤勞善良,先是租種地主土地,到鐘期光懂事時,家中已經有了12石谷的自耕田,家庭上升到中農生活水平。1212年春,鐘期光剛滿3歲時即被送到隔壁“蒙館”坐讀,4歲時入私塾讀書。在近10年時間里,受到了私塾先生朱其昌嚴格的舊學訓練,并苦練書法。 1956年毛澤東視察南京軍事學院。右起:鐘期光、譚震林、陳伯鈞、劉伯承、毛澤東、李銀橋。 1921年,鐘期光考入平江縣第一高等小學,兩年后升入平江縣立中學。他積極投身于當時日益高漲的反帝愛國運動,1923年長沙“六一慘案”發(fā)生后,參加了平江縣城舉行的聲援示威游行大會和罷課斗爭。1924年,在孫中山三民主義影響下,鐘期光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五卅慘案發(fā)生后,加入了平江縣城成立的“青滬慘案平江雪恥會”,參加查禁日貨,組織同學罷課斗爭。12月,鐘期光又參加中共平江地方委員會組織的罷課斗爭,抗議當局逮捕參加“油潮”的工人和學生,取得“平江油潮”勝利。 1959年劉少奇視察南京軍事學院。左起:廖漢生、鐘期光、劉少奇。 1926年上半年,鐘期光到平江縣爽口鄉(xiāng)白馬廟小學教書,積極投入農民運動。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上半年,任區(qū)農民協(xié)會委員長、教職員聯(lián)合會領導成員、共青團平江第二十一支部書記等職。5月長沙馬日事變后,鐘期光遭國民黨地方政府通緝,在黨組織安排下及時轉移后,國民黨當局將他家的房子燒掉,伯父為他娶的妻子捉去賣掉,一個姐夫被殺。6月,鐘期光毅然加入湖南工農義勇軍平江第一大隊。第一大隊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時,被留在平江發(fā)展游擊武裝和開展地下革命斗爭。7月,鐘期光任中共平江下東鄉(xiāng)特委書記、游擊中隊黨代表。1928年3月,參與組織領導了震驚省內外的平江暴動(平江“二月?lián)涑恰保?月,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平江起義后,鐘期光任中共平江縣委黨委、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長。彭德懷領導紅五軍離開平江后,鐘期光率游擊隊以獻鐘、嘉義、鐘洞三個區(qū)的廣大山區(qū)為根據地,堅持革命斗爭。到1929年5月,全縣中共黨員發(fā)展到1.7萬名,成立了縣游擊總隊。9月,鐘期光調任江西省銅鼓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代理蘇維埃政府主席。 1948年3月在濮陽合影。左六朱德,左七陳毅,左五粟裕、左三鐘期光。 1930年5月,鐘期光回平江任中共平江縣委組織部長。7月紅三軍團攻打長沙前,參加了紅三軍團隨軍工作團,任攻城主力紅五軍秘書長。占領長沙后,鐘期光到賴汝樵領導的湘鄂贛赤衛(wèi)軍總部工作,負責組織和宣傳群眾,參與肅清反革命殘存勢力,維護社會秩序,鞏固勝利成果。下半年,鐘期光任平江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兼縣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參與領導分配土地、 擴大主力紅軍等工作,并主管教育、文化、宣傳、出版工作。期間,擔任干部學校校長,給黨員上課;兼任中共平江縣委黨校主任,與涂正坤等縣委領導一道給黨員上課。1931年1月,鐘期光任湘鄂贛省軍區(q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負責編寫教育紅軍新戰(zhàn)士的政治教材,參加紅軍學校第九分校的講課。5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保衛(wèi)分局政治檢查科科長,偵察部部長。由于對當時省委、省總工會在所謂“執(zhí)行國際路線”、“向東南發(fā)展”方針下,許多迫害平江、瀏陽籍土土長干部案件處理持懷疑態(tài)度,鐘期光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改任文書科長,被進行監(jiān)視與考察。1934年1月省委改組后,鐘期光任秘書長,中共湘鄂邊中心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委。通過一段群眾工作和武裝斗爭,使中心縣委轄區(qū)成為湘鄂贛省委解決財政和情報問題的一個重要基地。 1960年在政治學院。前排左起:莫文華、鐘期光、陳毅、陳正人。 1934年9月,鐘期光任湘鄂贛邊紅軍第十六師政治部主任。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湘鄂西和鄂豫皖等蘇區(qū)紅軍相繼離開根據地,湘鄂贛省委和紅十六師處于孤立無援境地,在湘鄂贛邊山中開始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zhàn)爭。1935年春,針對國民黨軍調集11個師正規(guī)軍和湘鄂贛三省保安團對紅軍游擊區(qū)進行新的“劃區(qū)清剿”的嚴重局勢,鐘期光在3月召開的省委執(zhí)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了在敵我實力異常懸殊的情況下,保存實力就是勝利。大家議定:在戰(zhàn)略思想上,由重視建設紅軍主力轉變?yōu)榕Πl(fā)展各地各級游擊武裝,由集中殲敵轉變?yōu)榉稚⒂螕?,集小勝為大勝;在組織建設上,精簡機關,實行一元化、軍事化與廣泛地方化的領導;在武裝建設上,糾正過去忽視游擊運動的傾向,提出創(chuàng)建10個獨立營、組建10人至100人不等的17支游擊隊;在戰(zhàn)術上,采取“盤旋式兜圈子”的方式對付國民黨軍的“劃區(qū)清剿”。在大半年吃不上一頓飽飯,夏天蚊叮蟲咬、冬天沒有被蓋的最艱苦歲月里,鐘期光和傅秋濤、涂正坤、鄧洪、劉玉堂等率省委和軍事領導機關,始終活動在平江領導和堅持湘鄂贛各地的游擊戰(zhàn)爭。期間,他一直帶著剛到第十六師時師長徐彥剛送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蘇軍政治工作》兩本書,作為提高自己、教育指戰(zhàn)員的基本依據,注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堅定指戰(zhàn)員們革命信心。 鐘期光由于是湘鄂贛省委和軍事領導機關唯一的知識分子,負責主持起草、發(fā)布省委和紅軍的指令、教材與文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湘鄂贛游擊區(qū)軍民一邊和國民黨軍的“圍剿”針鋒相對斗爭,一邊積極呼吁國共完全停止內戰(zhàn)合作抗日。1937年5月,鐘期光任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在省委安排下主持起草系列文告。5月15日,公布《快郵代電》,向全國發(fā)表聲明主張和平合作一致抗日;18日,發(fā)表《為挽救中國只有抗戰(zhàn)告民眾書》、《對全體人民及一切白軍武裝部隊宣言》。稍后,發(fā)表《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布告》,對散播紅軍“投誠”與“收編”謠言的人發(fā)出警告。 1962年春,粟裕(左)和鐘期光在杭州。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經幾次低規(guī)格談判后,鐘期光和傅秋濤、涂正坤、劉玉堂一起親自下山和國民黨有關方面談判。在乘車途經平江縣城吃飯時,他提議步行進城見見鄉(xiāng)親們。消息傳出,震動了平江縣城,沿街擠滿群眾,一睹紅軍談判代表為快。談判開始后,國民黨軍第五十師師長岳森首先提議談釋放在押政治犯問題,在岳要求共產黨方面開出政治犯名單時,鐘期光立即識破這是妄圖暗中殺害我重要“政治犯”陰謀,針鋒相對要求列出十年內戰(zhàn)中被“我們俘虜的國軍人員名單”,把岳所提議頂了回去。在討論“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游擊支隊”番號時,對岳提出的要把“紅軍”兩字去掉,意圖為將來吞并紅軍部隊暗中做手腳,鐘期光嚴肅指出:“岳師長,將來湘鄂贛可能會有國軍名目繁多的'抗日游擊隊’;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為了避免混淆,去掉'紅軍’兩個字,就必須加上'共產黨’三個字?!笔乖罒o言以對。8月底,經國共雙方談判,湘鄂贛紅軍游擊隊定名為湘鄂贛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鐘期光任秘書主任。最終,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鐘期光任政治處主任。 1940年底,鐘期光在江蘇東臺。 1938年4月,鐘期光和粟裕率部組成抗日先遣隊,進江南敵后發(fā)動群眾進行抗戰(zhàn)。在開辟新區(qū)過程中,充分發(fā)揚我軍政治工作優(yōu)勢,贏得了群眾信任,使先遣隊圓滿完成了戰(zhàn)略偵察和發(fā)動群眾任務,為新四軍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了開路先鋒作用。鐘期光后任新四軍第一支隊政治部副主任、支隊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任蘇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19411月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蘇中軍區(qū)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蘇浙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參與創(chuàng)建了蘇南、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參加開辟了蘇浙皖邊新區(qū)。 鐘期光長期主持政治部領導工作和部隊戰(zhàn)時政治工作,認真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抗戰(zhàn)方針與政策,深入戰(zhàn)爭實際,以保證黨對我軍的絕對領導為目的,完善與發(fā)展我軍戰(zhàn)時政治工作。針對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國民黨及其軍隊妄圖限制和溶化新四軍而提出的所謂“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反動口號,鐘期光堅持我軍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我軍的領袖是毛澤東主席,公開宣布我軍繼續(xù)設政治機關和政工干部。堅持政治機關是黨在軍隊的工作機關,統(tǒng)一對外,對內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作系統(tǒng),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組織上得以落實與保證。新四軍第一師始終沒有接受國民黨關于不得在軍隊中發(fā)展中共黨員的限制,積極發(fā)展共產黨員,在連隊建立黨的支部。1941年底,黨員占全師人數的38%強,從而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鐘期光堅持認為,我軍政治工作“生命線”作用,應具體體現(xiàn)為政治工作的“戰(zhàn)斗性”、“創(chuàng)造性”和“知人善任”。首先,他堅持政治工作的戰(zhàn)斗性,“樹榜樣,正上梁”;“敢于反對不良傾向”;“對有錯誤的同志懲前毖后,不蓄意整人”。其次,堅持政治工作的創(chuàng)造性。根據從紅軍到新四軍、從內戰(zhàn)到抗日、從山上到平原、從較為單一的敵我斗爭到極為復雜的敵頑我三角斗爭等實際情況,他對政治工作在斗爭策略、方針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作出新的發(fā)展,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戰(zhàn)員民族與階級覺悟,始終當作政治工作中心環(huán)節(jié)。堅持“正面灌輸”;“扶弱為強”;“見事就教”。第三,堅持政治工作的知人善任,“重視配好兩個軍政主官”;“愛才惜才”;對干部戰(zhàn)士做到“政治上關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體貼”。堅持務實作風,不尚空談。1942年2月,鐘期光提出戰(zhàn)時政治工作方針:“縮小機關,充實連隊,一切工作在基層,政治工作在前線。”新四軍第一師機關最精干時,從師長政委以下只有26人,其中師政治部剛好只有一個班的人數。把精簡下來的人充實到基層,尤其是加強連隊領導力量;機關在精簡后工作效率也大為提高。 1943年合影。前排左起:張震東、劉先勝、王集成、王必成、姬鵬飛;后排左起:陶勇、劉培善、鐘期光。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鐘期光任華中野戰(zhàn)軍政治部主任,在粟裕司令員、譚震林政委領導下主持政治工作。1946年6月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后,鐘期光主持制定和頒發(fā)了戰(zhàn)時政治工作指示,對部隊深入進行戰(zhàn)斗動員?!败娒駡F結,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的進攻”等醒目大標語,寫滿戰(zhàn)區(qū)村莊的墻壁;營地街頭,蕩漾著《狠狠地打》的嘹亮戰(zhàn)歌。針對敵強我弱的情況,為了爭取主動,華野在策略上果斷采取先發(fā)制人、大膽試戰(zhàn)、集中絕對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積極防御措施,于1946年7月13日首先發(fā)起宣家堡、泰興戰(zhàn)斗,旗開得勝;至8月27日,七戰(zhàn)七捷,一個半月殲敵5萬余人。廣泛深入的戰(zhàn)時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證了軍事斗爭勝利。毛澤東主席對蘇中戰(zhàn)役集中優(yōu)勢兵力殲敵的經驗,給予高度評價并轉發(fā)全軍。蘇中戰(zhàn)役后,鐘期光注意總結經驗,集中群眾智慧,使所屬部隊戰(zhàn)時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隨后,參加了宿北戰(zhàn)役。 1947年3月,鐘期光在魯南前線。 1947年1月,鐘期光任華東野戰(zhàn)軍(1949年2月整編為第三野戰(zhàn)軍)政治部副主任。在魯南、萊蕪、孟良崮、沙土集、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戰(zhàn)役中,鐘期光負責前線政治工作領導,主持部署戰(zhàn)役動員、戰(zhàn)場鼓動、執(zhí)行政策與紀律、戰(zhàn)后總結等工作,保證部隊連續(xù)作戰(zhàn)和打大仗、打惡仗的必勝信念與高昂斗志。期間,在部隊開展“功勞運動”的經驗,被延安《解放日報》稱“這是人民自衛(wèi)戰(zhàn)爭中的一個創(chuàng)舉”,中央軍委將“功勞運動”命名為“立功運動”在全軍推廣。鐘期光推廣了華東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火線擴軍,隨補隨打”經驗,在濟南戰(zhàn)役中提出“隨俘、隨補、隨打”的擴軍方針,被中央軍委轉發(fā)全軍時改為“即俘、即補、即戰(zhàn)”,對迅速擴大人民軍隊,引導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起了很大作用。 淮海戰(zhàn)役中,鐘期光給被俘國民黨軍官講話。 1949年7月,為適應國防發(fā)展和國家建設對干部的大量需求,鐘期光堅決執(zhí)行第三野戰(zhàn)軍前委決定,參與創(chuàng)辦華東軍事政治大學,任副政委和黨委書記(校長和政委由陳毅兼任)。華東軍大于1949年10月中旬正式開學。第一期學員招收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識分子,還從部隊中抽調了一批營團級干部,編成兩個“上級干部訓練隊”,專門培養(yǎng)中級軍政指揮人才。除了主持黨務和政治工作,鐘期光還親自參與講課,給學員講授《社會發(fā)展史》等課程。第一期學員畢業(yè)后,將一批最優(yōu)秀者分配到正在創(chuàng)建的海軍、空軍和其他特種兵部隊,加速了人民解放軍由單一軍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發(fā)展。 1950年春在華東軍事政治大學。左起:聶鳳智、余立金、陳士榘、鐘期光、張崇文。 1951年1月,南京軍事學院正式成立,鐘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在劉伯承領導下,認真貫徹黨中央和軍委的辦學方針,具體負責學院政治建設。先后建成50個教授會,12個學員系,擁有教員1300余人、學員1400余人,成為一所既有陸軍,又有海軍空軍;既有軍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綜合性軍事學府。鐘期光正確執(zhí)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以革命老干部為領導,以中共黨員教員為骨干基礎上,堅決執(zhí)行中央軍委決策,具體落實院黨委決定,大膽起用近600名起義、投誠或被俘的原國民黨軍隊軍官擔任軍事教員,經教育改造,用其所長,盡其所能。并從畢業(yè)學員中逐年選拔新教員充實教員隊伍,保證了教學任務的圓滿完成。1952年春,鐘期光代表劉伯承向毛澤東主席匯報軍事學院工作。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說,“延安有個清涼山,南京有個紫金山”,將南京“軍大”比喻延安“抗大”,對軍事學院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同年7月,毛主席為軍事學院寫的訓詞指出:“軍事學院的創(chuàng)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于建設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標志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 1954年,鐘期光(左起)和劉伯承、陳伯鈞、羅赫里斯基在軍事學院。 1960年12月,鐘期光任軍事科學院副政委,后兼任一段戰(zhàn)史研究部部長。作為葉劍英的助手,他和其他院領導一起帶領全院開展以編寫我軍條令條例和戰(zhàn)史為中心的各項學術研究工作。1963年9月,根據院常委分工負責黨委日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導。鐘期光主張“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單純引用語錄”,“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與創(chuàng)造相結合”,搞軍事理論研究“不要光是馬恩列斯怎么說、毛澤東怎么說,還要看你怎么說”。在學術思想領導上,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在戰(zhàn)史研究中強調尊重歷史事實。主張研究干部盡量減少行政兼職,保證六分之五科研時間。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勵多出人才,多出成果。鐘期光參與領導軍事科學院編寫和出版《史料選編》、《戰(zhàn)役學》等多項重大項目。 “文革”開始后,鐘期光作為葉劍英元帥指定的主持軍事科學院的助手之一,首先受到沖擊。1968年6月接受“中央專案組”的“隔離審查”,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因突腦血栓耽誤治療,造成身體殘廢生活不能自理。1971年林彪事件后,仍因與彭德懷案一直掛鉤,受到迫害。1973年9月,鐘期光解除隔離審查。1975年,恢復黨組織生活。1977年,任軍事科學院顧問。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鐘期光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5年,鐘期光參與簽名,建議“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帶頭主動退出中顧委。 1978年8月,鐘期光和夫人凌奔(新四軍老戰(zhàn)士)合影。 1955年,鐘期光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和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二屆中顧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 著有《鐘期光回憶錄》。 1991年5月22日,鐘期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與夫人凌奔骨灰合葬于江蘇省溧陽縣革命烈士陵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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