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的曹操在《述志令》里說：“那時的我，最大的愿望也就是當個西征將軍，外御敵寇，為大漢立下點功勞，保一方平安而已。”

縱觀歷史，很多“開國皇帝”的初衷都不是什么“問鼎天下”的豪情壯志。

我國數(shù)千年的文化傳承里從來都是教育子民：忠君愛國死而后已。

但即便如此，再偉大的朝代也終成歷史。

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讓這些原本滿心報國熱血的青年志士最終走向推翻王朝的道路。

其中的艱辛與無奈，真的又是簡單的“野心”與“欲望”足以詮釋的嗎？

不妨看看大清朝最后一個“準狀元”是如何走上了他“反叛革新”的蛻變之旅，最終當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

一：這個狀元為何被慈禧厭棄

1880年出生在晚清官宦世家的譚延闿，父親是進士出身，官至兩江總督的譚鐘麟。

清朝三代帝師翁同龢見了也不禁向其父夸贊道：“令郎偉器也，筆力殆可扛鼎?！?/p>

譚延闿5歲入私塾，11歲學制義文學，13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4歲參加清朝最后一次科舉考試，中試第一名貢士，即會員。

1904年4月準備參加殿試。寫得一手好字，又滿腹詩書的譚延闿自以為狀元郎這個稱號已然是囊中之物了。

可是令他沒想到的是，當時權傾朝野的老太后慈禧只是瞥了一眼他的名字，就將他從狀元行列踢到了二甲之列。

最終譚延闿被慈禧列為二等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旋授編修，返湖南辦學。

自己的名字究竟犯了老佛爺什么忌諱，會被如此“惡意”的對待？

這一度讓譚延闿十分沮喪，難道是自己家族或者身為兩江總督的父親有什么事開罪了慈禧，讓到手的狀元郎不翼而飛？

原來慈禧忌諱的并非譚延闿及其家族，而是譚延闿與譚嗣同同姓譚，又同是湖南人。

慈禧懷疑他們是“遠親”或者有其他“淵源”也未可知。

眾所周知譚嗣同的“百日維新”可以說是明目張膽的在挑戰(zhàn)慈禧的權威，伙同光緒帝推翻慈禧政權。

和這樣一個“狼子野心大逆不道”之人興許有所“淵源”的譚延闿，大概率也是承襲了些許譚嗣同那些個“變法精髓”。

站在今天的角度，敵人的朋友也是敵人。哪怕沒有真憑實據(jù)，但秉著“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觀念，慈禧還是小心駛得萬年船的將其踢出了狀元之列。

雖然只是一個“假想敵”，但不得不佩服慈禧的“遠見”。

后來發(fā)生的一切無一不證明一件事：女人的直覺精準得簡直可怕。

對于譚延闿來講，這應該算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吧，畢竟狀元郎再牛逼，要想做到“打工仔的天花板級別”曾國藩第二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更別說自己上位過一把“皇帝癮”。

也許這就是傳說中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吧。

二：譚延闿的人生之路

中進士后很長一段時間譚延闿在清政府都無甚作為，1906年，為抑制北洋軍閥集團的“囂張氣焰”，慈禧為首的清政府最高領導人開展了“丁未政潮”，26歲的譚延闿積極響應參與了此次活動，任省“諮議局”議長，屬于立憲派。

但此次政潮的結(jié)果基本上是兩敗俱傷，慈禧開始扶植親貴和老臣勢力來與北洋對抗，沒多久慈禧病故，顯然這場清政府的內(nèi)部“改革”并未對王朝的滅亡起到任何緩解作用。

也許也是這個時候，譚延闿再次清晰的看到了這個腐朽不堪的王朝不可逆的衰敗之象。

一顆赤子之心，逐漸被冰冷的現(xiàn)實一點點蠶食殆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fā)，湖南同盟會革命黨兵不血刃拿下湖南。湖南獨立后，勢單力薄的同盟會選擇了和立憲派聯(lián)合，同盟會革命黨首領焦達峰被推舉為湖南督都。

同月焦大峰被反抗份子誘騙殺害，兩天后，立憲派代表譚延闿被推選為湖南新任督都，自封湖南陸軍總司令，大元帥。

1912年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tǒng)，正式任命譚延闿為湖南督都。

1913年譚延闿公開發(fā)表“討袁檄文”，后離開政界。

1915年袁世凱稱帝，譚延闿參加護國運動，再次高舉革命旗幟反抗袁世凱。

1916年8月后復職湖南省長兼督軍。

1922年42歲的譚延闿投奔孫中山，加入中國國民黨。

當時的孫中山正值革命事業(yè)低谷期，譚延闿能在此時前來投奔，孫中山甚是感念，于是后期給了譚延闿極大的信任和權限。1924年譚延闿當選國民黨第一屆中央政治委員，親自督促建立黃埔軍校。后更是官至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孫中山為了表示器重，甚至曾將自己的小姨子宋美齡介紹給中年喪妻的譚延闿，但他以發(fā)妻去世發(fā)誓不再續(xù)弦為由拒絕。

深諳處事之道的譚延闿為了不讓孫中山和宋家尷尬，主動認宋美齡的母親做干媽，并將宋美齡介紹給“好兄弟”蔣介石，還將黃埔軍校校長一職讓與蔣介石。

孫中山去世后，1928年2月譚延闿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自認能力和實力都不足以勝任一把手的譚延闿大義凜然的讓出了主席位置，并于1928年10月扶持蔣介石上位。

因其一直與蔣介石夫婦交往甚密，且“從女人到權利都一并出讓”，十分夠“義氣”，所以蔣介石上臺后對他非常大度，即刻任命其為行政院院長，兼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等職，權限相當于一國總理。

但也許是倦怠了，也許是害怕讓蔣介石認為自己這個“讓位者”還在醉心于“政治”，所以他雖然當著國民黨的高官，但實際上卻將精力集中在吃喝玩樂，琴棋書畫上。尤其是他的書法造詣極高，與陳三立、譚嗣同并稱當時“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編修，為民國四大書法家之首，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

1930年9月22日譚延闿病逝于南京，終年47歲，

死前他同“好兄弟”蔣介石交代了后事：

愛女譚祥尚未婚嫁，希望蔣介石幫忙做媒找一個可靠的人家。

蔣介石為其舉辦國葬，后更親自給譚延闿女兒做媒，讓其嫁給了后來的臺灣地區(qū)副領導人陳誠。

于是這個清朝最后一個被慈禧耽誤了的狀元郎，在推翻清政府統(tǒng)治，最終建立民國政府這件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極具諷刺意義的在清政府腐朽而昏庸的統(tǒng)治歷史上給予了沉重而深遠的打擊。

就像當初那個報國無門一片赤忱無處撒的曹操，做不了你這里保衛(wèi)國土的一方將領，孤就自己建立一個王朝來保護。

三：譚延闿的反封建思想是因為母親

從譚延闿的人生經(jīng)歷中不難看出，即使出生官宦世家，家學淵博的譚延闿對于封建思想的腐朽與愚昧也是深惡痛絕的。

所以他才會在而立之年加入國民黨投入新中國革命。革命軍人最大的訴求，就是思想解放，不再受迂腐不堪的封建制度所束縛。

說來諷刺，他父親譚鐘麟?yún)s是一個典型的“守舊派”，反對洋務運動，反對維新變法，甚至在1895年殘酷鎮(zhèn)壓孫中山領導的乙未廣州起義，大肆殺害革命黨人。

但作為兒子的譚延闿卻有著和父親及其相反的“報國理念”。

他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革命欲望，除了早期慈禧專權對其的“無端耽誤”以及當時的國家政治環(huán)境需要以外，童年所經(jīng)歷的陰影也對其后期的反封建思想起著深遠的影響。

原來表面上看似出自書香世家名門之后的譚延闿并不是父親譚鐘麟的“嫡子”，他只是一個庶子，他母親的出身連妾室都算不上，在古代只能叫“同房丫頭”。

母親是祖母身邊常年侍奉的粗使丫頭，因長相伶俐性格乖巧頗得祖母和父親的喜愛。

于是后來才有了他及兩個弟弟。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還有兩個嫡出的哥哥。

在年幼的譚延闿的記憶中，母親從未和自己一起坐在桌子上吃過一頓飯。

總是唯唯諾諾的站在一旁伺候著父親的“正房妻妾”。

“嫡出”的哥哥們對他也并不友好，時常諷刺挖苦，說他是小老婆生的庶子，本質(zhì)上就是一個“下人”。面對家族同胞的“凌辱”，他在母親的教導下選擇了隱忍和刻苦學習。

他無時無刻不能忘記母親那黯淡無光的，充滿哀怨的淚眼。

他不明白為什么同為父親的“兒子”和“女人”，自己和母親為何過得如此狼狽不堪。

他恨這個所謂的封建禮法，恨自己所謂的“庶子出身”。

所以他才會在母親去世時候不顧民國剛成立的關鍵時刻，也要冒險趕回去送母親最后一程：

一臉不屑的族人們告訴他，你母親是妾室出身，棺材不能從正門出。

剛剛經(jīng)受了喪母之痛的譚延闿耐著性子和族人交涉了很久也未能讓其通融。

最后他索性趴在棺材上對著眾人吼道：“譚延闿已死，請出殯。”

族人礙于其手握重兵也不好咄咄相逼只好放行。

譚延闿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抗愚昧的封建禮教。

妻子在他38歲離世后，誓行一夫一妻制的他在妻子臨終前許下了永不續(xù)弦的諾言。

母親也終于得以“走正門”堂堂正正的入殮。

推行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給予了封建制度最致命的打擊。

繼承了三民主義思想，并登上過民國主席崗位的譚延闿，最終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母親未了的心愿。

忠于理想，忠于愛情，孝順母親且仁愛子女，清末最后一位“準狀元郎”譚延闿，哪怕沒有得到“狀元郎”的虛名，但他一生在政治與文學上的成就，也可謂不虛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