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彭德懷是同鄉(xiāng)，是朋友，同時也肝膽相照的好戰(zhàn)友、好同志。自紅軍時期開始，毛澤東與彭德懷便緊密合作、共同奮斗，一次又一次地將黨和人民軍隊拯救于水火之中。

毛澤東與彭德懷都是極其有主見的軍事家，在具體指揮上不免有分歧。特別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由于毛澤東坐鎮(zhèn)延安，而彭德懷征戰(zhàn)于華北，兩人在如何對日作戰(zhàn)上，出現(xiàn)了一些分歧和爭論……

1937年8月22日，中國共產黨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洛川會議。

洛川會議召開時，華北已經危如累卵。七七事變后，日本進攻華北的兵力已經達到5個師團，10萬人以上，國民黨在華北雖然有30萬之眾，但卻完全不頂用。在短時間內，良鄉(xiāng)、房山、南口相繼失守。

華北該如何守？紅軍到底該起什么作用？成為擺在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袖面前的重大問題。

在會議的一開始，大家一致決定，除少量兵力留守陜甘寧邊區(qū)以外，主力3.2萬人開赴晉綏前線，與國民黨共同防御華北。萬一國民黨一潰千里，放棄華北，紅軍仍要拖住日寇，堅持華北抗戰(zhàn)，拯救民族危亡。

然而在如何對付日本人方面，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等人卻發(fā)生了爭論。

毛澤東坐在馮家村頭那孔歷史性窯洞內黑漆方桌的一邊，操著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從容道出了他的深謀遠慮：

我們當前任務有個五個：1.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2.鉗制和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zhàn)；4.保存和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領導權。

關于紅軍作戰(zhàn)，毛澤東說：“應適用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還有紅、白軍共同作戰(zhàn)?！泵珴蓶|停頓了一下，繼續(xù)解釋道：

“紅軍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fā)展游擊戰(zhàn)——但著重于山地?！?/p>

對于毛澤東關于“山地游擊戰(zhàn)”的論述，朱德、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

當時紅軍即將接受抗日改編，全軍上下都摩拳擦掌，想要和日寇真刀真槍的干一干，讓他們知道知道人民軍隊的厲害。

早在紅軍時期，我軍就非常善于運動作戰(zhàn)。在歷次反圍剿中，紅軍利用自己高度的機動性與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屢挫強敵，經常以極端劣勢的裝備，將國民黨軍成旅成師的殲滅。

紅軍戰(zhàn)斗力如此強大，又為何要“一夜回到解放前”，重新打山地游擊戰(zhàn)呢？對于這一點，彭德懷等人有些不理解。況且打游擊戰(zhàn)，是不可能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東打一槍，西打一炮，何時才能殲滅日寇主力、收復國土呢？

因此，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皆認為，我軍不能單純地打游擊戰(zhàn)，而是應該像紅軍時期一樣，適時地打運動戰(zhàn)，即集中大量兵力，成建制地殲滅日軍。

對于朱德、彭德懷的民族情懷，毛澤東哪能不了解。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毛澤東何嘗不想成建制地殲滅日軍，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呢？

毛澤東不僅僅是個軍事家，同時也是政治家。他一再強調，戰(zhàn)爭是流血的政治，戰(zhàn)爭必須為政治服務，不能為了打仗而打仗。

毛澤東一直認為，在打敗日本之前，必須要保存革命的力量。長征之后，曾經30萬人的紅軍僅余3萬之眾，這些都是革命的精英，是絕對不容有失的。損失一個人，就相當于損失了一顆革命的種子。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日本不是一般的對手。在七七事變前，其實毛澤東也不知日軍的全貌。但是七七事變后，毛澤東卻發(fā)現(xiàn)，日軍的兇悍已經超乎了想象。日軍僅用2萬兵力，就突破了宋哲元部3個師的防線，平津二城也在短時間內淪入敵手。

宋哲元部屬于西北軍，與我軍也有交手，戰(zhàn)斗力不弱。宋哲元部在短時間內潰敗，大大出乎了毛澤東意料。

因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評估紅軍的出兵規(guī)模和戰(zhàn)斗原則：必須要積極抗日，但是必須建立在保存革命軍隊的基礎上?？谷找詠淼膽?zhàn)斗證明，國民黨軍完全不頂用，幾乎百戰(zhàn)百敗。如果把紅軍拼光了，誰又能拯救受苦受難的淪陷區(qū)人民呢？

因此毛澤東才確立了山地游擊戰(zhàn)的原則，不與日軍硬拼，要逐步建立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加強人民軍隊的力量。只有待時機成熟，才是與日寇主力決戰(zhàn)之時。

然而朱德、彭德懷等人卻估計，盡管整體實力上日軍屬于強者，但并非強到完全無懈可擊、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實際效果來說，打運動戰(zhàn)、消滅日軍，。

不過毛澤東最后還是做出了一些讓步，他吸納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以殲滅日軍兵團為目的，適時進行運動戰(zhàn)，但仍要以運動戰(zhàn)為主。

洛川會議后，紅軍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成為了八路軍，委任朱德、彭德懷分別擔任八路軍的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就這樣，3萬紅軍雄赳赳、氣昂昂地殺向了抗日前線，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殺。

到了抗日戰(zhàn)場，我軍果然初戰(zhàn)得勝。在平型關大捷中，我軍全殲了板垣師團的一支輜重部隊，殲敵近一千人。但是此戰(zhàn)之中，我軍付出的代價也非常大，整整有600多人犧牲，這可都是長征留下來的百戰(zhàn)精銳。

林彪事后總結：

“日軍在絕對的劣勢之下，依然慌而不亂。換做國民黨軍，面對如此圍攻早就崩潰了。而日軍則能以汽車和樹木為掩護，對我軍進行頑抗和反擊。在射擊方面，日軍射術奇準，我軍稍不注意就會被爆頭；在拼刺方面，我軍三個人都未必能戰(zhàn)勝一個日本兵；同時，日寇極其頑固，就算是同歸于盡也不投降……”

平型關大捷印證了毛澤東猜想，日軍是前所未有的強敵，只可智取，不能硬拼。像土地革命戰(zhàn)爭那樣成千成萬地殲滅敵人，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從1938年到1939年，八路軍依然打了好幾個漂亮仗，日軍主要將兵力投入正面戰(zhàn)爭，后方空虛。八路軍可以集合相當數(shù)量的基干兵團，找準敵人的弱點，以伏擊、襲擊的手段，殲滅日軍一路或數(shù)路，著名的神頭嶺戰(zhàn)斗、響堂鋪戰(zhàn)斗、長樂村戰(zhàn)斗都是這段時間打響的。這些戰(zhàn)斗不僅殲敵多，繳獲也多。

不僅如此，八路軍還趁敵軍集中力量于正面戰(zhàn)場的間隙，廣泛開辟抗日根據(jù)地，八路軍的人數(shù)也迅速地擴大了。然而就在這時，富有爭議的百團大戰(zhàn)打響了。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彭德懷背著毛澤東、背著黨中央發(fā)動了這次大戰(zhàn)；百團大戰(zhàn)是根據(jù)錯誤的判斷做出的錯誤決定，百團大戰(zhàn)違背了毛澤東的戰(zhàn)略方針。

事實并非如此，原來抗日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開始轉身向后，鞏固自己對華北的占領。為此日軍到處修建道路，并沿著道路修建碉堡，把根據(jù)地劃成不能互相支援的孤立小塊。劉伯承曾憂慮地說：“敵人這是以鐵路為柱、公路為網(wǎng)、據(jù)點為鎖，對華北敵后軍民實行的囚籠政策。”

敵人近乎瘋狂的筑路行為，讓朱德、彭德懷和左權心急如焚，地圖上日軍的公路網(wǎng)張牙舞爪地向抗日根據(jù)撲來。一旦讓敵人的公路網(wǎng)建成，抗日根據(jù)地必將面臨極大的困難。

因此朱德和彭德懷一致決定，要在正太線對日軍進行一場大規(guī)模的破襲戰(zhàn)，擊破日軍的囚籠戰(zhàn)術。其后，朱德、彭德懷以“十萬火急”的絕密情報的形式，向延安做了報告。對此毛澤東做出了首肯。

然而毛澤東沒想到的是，這次“破襲戰(zhàn)”的規(guī)模竟然如此巨大。八路軍投入了40萬兵力、100多個團，雖然沉重打擊日寇、振奮了華北的民氣。但與此同時，也向敵人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

毛主席后來在延安整風期間就直言不諱地說：你宣傳100個團參戰(zhàn)，日本侵略者就會集中力量來搞我們，也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果不其然，百團大戰(zhàn)之后，日寇開始將主要矛頭指向了我們。與此同時，八路軍的迅猛發(fā)展，也讓蔣介石驚懼不已，反共高潮再一次呼嘯而來。

一開始，日軍以為八路軍僅有3萬之眾，裝備也差，根本成不了什么氣候。百團大戰(zhàn)之后，日寇們開始驚呼：

“今后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在于共軍”。

1940年，華北日軍退出所謂的“肅正計劃”，確定討伐的重點在于剿滅八路軍。

當百團大戰(zhàn)的熱情冷卻下來后，彭德懷和敵后軍民面對的是新的、更嚴酷的斗爭。就在日軍緊鑼密鼓地準備大掃蕩時，蔣介石又來添亂。1940年11月，蔣介石停發(fā)了八路軍的薪餉和武器供應；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了皖南事變。

1941年7月，八路軍最可怕的對手——岡村寧次上臺了。岡村寧次剛一到華北，就周密策劃，以5萬兵力對晉察冀邊區(qū)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持續(xù)“掃蕩”，號稱“百萬大戰(zhàn)”，以示對八路軍“百團大戰(zhàn)”的報復。

岡村寧次不僅采用了前任的囚籠政策，同時還將清鄉(xiāng)、蠶食和掃蕩相互配合，以清鄉(xiāng)鞏固其占領，以蠶食縮小我抗日根據(jù)地，擴張其占領區(qū)，以利于對抗日根據(jù)地發(fā)動軍事進攻。

在岡村寧次老練的攻勢下，我抗日根據(jù)地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僅在1942年最初幾個月，華北抗日根據(jù)地就嚴重退縮，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敵區(qū)變成了游擊區(qū)，游擊區(qū)變成了敵占區(qū)，而這是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的，根據(jù)地的退縮由敵人的蠶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1942年5月，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已經到了退縮的頂點，也是敵后抗戰(zhàn)危急的頂點。就在此時，日軍派出臭名昭著的益子挺進隊，在漢奸的配合下深入我抗日根據(jù)地，突襲了八路軍的總部。在突圍中，左權同志不幸犧牲，成為抗戰(zhàn)中我軍犧牲軍銜最高的將領。在亂戰(zhàn)中，彭德懷也險些犧牲。

彭德懷這才意識到，毛澤東確實說得對，對付日軍真不能硬拼。面對日軍的掃蕩，彭德懷等指戰(zhàn)員們認為，我軍還是應該用紅軍時期的老辦法，即將日軍引入內線，然后集中兵力殲其一部。提出在山地以我軍三個團消滅敵人一個大隊，使其不敢孤軍深入; 在平原必須以數(shù)倍力量消滅敵人一個中隊，使其不敢輕易下鄉(xiāng)。

然而事實證明，我軍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做不到。此后，八路軍無條件轉入全面的游擊戰(zhàn)。就如毛澤東 1941 年 7 月所強調的:

“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qū)，彈藥日益困難”，“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jù)地的可能”?！耙虼宋覀儾扇§柟虜澈蟾鶕?jù)地，實行廣泛的游擊戰(zhàn)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

熬過了最艱苦的1942年，日軍開始在各大戰(zhàn)場遭遇慘敗，抗日根據(jù)地終于渡過了最危險的時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懷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延安開會。在延安，中央一方面肯定了彭德懷在華北的精妙指揮，但在另一方面，也批評了其沒有控制百團大戰(zhàn)的規(guī)模，導致暴露八路軍實力的失誤。對此，彭德懷有些不滿，發(fā)了一些牢騷。

此事被關向應聽到后，心情十分憂郁。關向應，是賀龍在紅二方面軍的老搭檔。在長期的戰(zhàn)爭中，關向應積勞成疾，染上了致命的肺結核。1940年底， 在 毛 澤東的要求下，他離開前方赴延安治療。到了1943年，關向應的身體已經完全不行了。

彭德懷回延安后，第一時間便隨劉少奇一起，看望了正在養(yǎng)病的關向應。聽說彭總來了，關向應不顧病痛，掙扎著坐起身來，流著眼淚說：

“彭總，你不要鬧了，中央目前一定要團結，我是快死的人了，你聽我一句勸，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話……”

看著面容枯槁的關向應，彭德懷心中也十分難受，他連連點頭：“我聽你的，我聽你的。”

在關向應的勸諫下，彭德懷最終冷靜下來，開始反思自己的問題。他本著毛澤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方針一再反省自己，將自己的缺點、錯誤提到原則高度來認識，有時一連幾天茶飯不思，他確實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論修養(yǎng)上的不足。

在檢討中，彭德懷總結自己“入黨帶來的三個東西：舊軍事觀點、個人英雄主義、恩賜的群眾觀點”，“18年來一直沒有很好的清算過”。表示今后一定要增加一些馬列，向毛澤東學習。

彭德懷在會上詳細報告了華北的斗爭情況，還深刻地檢討和反思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當眾吐露出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對毛主席認識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領袖。

通過8年抗戰(zhàn)之實踐，他深感毛澤東的英明，認為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高層對于如何抗日達成了最終的一致，即山地游擊戰(zhàn)。

我軍與日軍的戰(zhàn)斗規(guī)模變小了，但戰(zhàn)斗頻率卻急速上升。我軍通過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不僅在敵人的絞殺之下存活了下來，同時還擴大了軍隊，在全國淪陷區(qū)展開了游擊戰(zhàn)，從而解放了大量國土，將無數(shù)同胞從日寇的鐵蹄中解放出來。

雖然我軍作戰(zhàn)規(guī)模較小，但是這種零敲碎打，卻實實在在地打擊到了日寇，可謂是積小勝為大勝。到了抗戰(zhàn)后期，華北、山東已經成為了抗日軍民的海洋，日軍只能龜縮在交通線和大城市里茍延殘喘，再無出擊的本事。

到了抗戰(zhàn)末期，我軍已經建立19塊抗日根據(jù)地，面積百萬，人口多達一億，人民軍隊也發(fā)展到120萬人。人民軍隊的百萬大軍，絕不是躲出來的。

作為軍人，彭德懷有著旺盛的斗志、愛國的血勇和不竭的愛國精神。他非常希望與日軍硬橋硬馬地打一仗。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想要與日軍正面對壘，需要時間，也需要時機。對此，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把握了這一點，提出了“山地游擊戰(zhàn)”的作戰(zhàn)方針。而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選擇是對的，八路軍從無到有，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根據(jù)地和強大的人民軍隊，不僅趕走了日本侵略者，還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

到了1950年，彭德懷率領數(shù)十萬志愿軍入朝。此時的人民軍隊已經能與強大的美軍正面交鋒，這一次人民軍隊不用再打游擊戰(zhàn)。而是拉開陣勢，與美軍來一場真刀真槍的對決。不得不說，統(tǒng)帥的智謀就是高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