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盛世隱憂

文景之治是中國信史里第一個治世。

根據(jù)文獻記載，到漢景帝執(zhí)政后期國家積攢起來的糧食錢財，已經(jīng)多到了放不下的程度。

《漢書》食貨志里說：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再對比一下大漢開國時的慘狀：漢興，接秦之弊，諸侯并起，民失作業(yè)，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似乎天下太平，大家就等著享樂就可以了。

然而在皇帝那個位置才知道，歌舞升平之下，到處都是巖漿滾滾、烈焰熔融。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何漢如此深入人心？

西漢被篡位滅國以后，劉秀很快就能重拾河山，直到我巨唐，大唐皇帝還在那里擔心有劉姓起來造反，重新回復大漢。

直到現(xiàn)在，兩千以后，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依舊以漢為名。

這一切肯定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那么到底這種族群凝聚力是怎樣形成的呢？

歷史是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一些事情，寫歷史的人都是有歷史觀的，你可以稱贊司馬遷偉大，班固才華斐然，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是史家了不起的著作，但他們都沒有告訴讀者，這種凝聚力從何而來。

可能當時的人以為理所當然，但站在歷史的天空下，今天的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依舊會忍不住想，為什么那么了不起的秦始皇沒辦到，而大漢做到了呢？

很顯然，到漢景帝的時候，這種凝聚力還沒有成型，為什么呢？

因為吳楚七國隨便就能拉起隊伍來作亂，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以地方攻擊中央的叛亂。

西漢末年的王莽謀朝篡位，以外戚執(zhí)政的身份，就能用中央號令地方，改朝換代，地方上先是集體臣服，叛亂那是再王莽把經(jīng)濟整個搞砸了以后才有的。

當初不是連劉秀都跑去京城求學，奢望當個金執(zhí)吾嗎？

這也從側(cè)面說明，直到西漢末年，強大的中央集權(quán)，對帝國整個范圍的掌控能力尚在，到了東漢末年的三國，曹操還能“挾天子以令諸侯”，為了拿到完整的權(quán)力，不得不跟世家大族們做交易，才有了后面深被詬病的“門閥制度”。

政治不是電視上的過家家，大臣、皇帝們耍耍心眼子，后宮的美人玩玩宮斗，就能奠定一個植入到基層的權(quán)力聯(lián)盟，并鞏固這套模式。

后世的文官體系特別喜歡拿文景之治出來說事，因為此時漢朝采用的是黃老之學，用個時髦的詞來說叫，全面的地方自治。

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到漢景帝平七國之亂以后，皇帝擁有了莫大的權(quán)力，也知道藩王造反的后果，即便如此，諸侯王制度并沒有被取消，有想過里面的原因嗎？

因為平亂的過程里，世家大族，地方勢力們表現(xiàn)出的調(diào)度能力，讓漢景帝心里發(fā)虛。一個大俠就能讓一地民眾景從，擁有這種號召力的不是漢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吏，這說明什么？民眾把地方自治看成是一種天經(jīng)地義的權(quán)力根基，跟中央政府之間，也僅僅是相對松散的約定關(guān)系。

再回看到秦漢之交的那段戰(zhàn)爭年代，以齊地為首的地方，屢次叛亂，屢次投降，像項羽這樣的崇尚蠻力的人被搞得極度火大，一生氣了動輒屠城。如果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悲慘的結(jié)局，各種史籍資料上記載的項羽絕非性格扭曲，人品低劣之輩，相反，他從小接受貴族教育長大，可能漠視底層人民的生死，但絕對不會無故嗜血，否則，劉邦早就死了不知多少次了。

漢朝從建立的第一天開始，就在擔憂地方勢力對政權(quán)的威脅，分封諸侯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同姓諸侯王們雖然各有各的弱點，但他們的功效畢竟是坐鎮(zhèn)地方，讓地方上的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個近距離去服從的對象。

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雖好，但他們是流官，如果在一地時間久了，就演化成了大大小小的趙佗；如果在各地頻繁流動，就導致間歇性的權(quán)力真空，這些真空很快就被當?shù)厮^的地方豪強自己的力量給填滿了，長期以往，朝廷形同虛設(shè)。

劉邦其實也是地方勢力崛起，推翻中央政權(quán)的獲利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防范地方勢力在漢朝的統(tǒng)治者看來，其重要性是遠大于防范諸侯王，畢竟諸侯王們還是姓劉的。

所以漢景帝無法解決地方自治這個困境，只能提拔酷吏對付地方豪強，使用君主權(quán)力去打壓影響到皇權(quán)的功臣和外戚。

他只能在原定的制度框架下進行改良，改制這件事，對于一個從小身體孱弱，又經(jīng)歷了一次全社會叛亂的皇帝來說，壓力太大。

這種實際上的地方自治制度到底利好誰呢？那就是地方豪強們了。

我們看歷史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站在上帝視角來看問題，從來豪強不是憑空變出來的，都是權(quán)力和財富通力扶持起來的。

中國古代有個說法就是：滅門的縣令，意思是，哪怕你財富滔天，但在權(quán)力面前，一個縣令就能讓你滅門了。

所以富裕階層一定要追求權(quán)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謂的法國大革命、英國內(nèi)戰(zhàn)，也是富裕起來的資產(chǎn)階級追求權(quán)力發(fā)動的暴力奪權(quán)活動。

中國的社會可是個異常早熟的社會，漢代的地方豪強跟后來各朝各代的地方豪強士紳沒啥兩樣，都是多多少少跟權(quán)力場能考點邊的，真要是那種裸奔型的小地主土豪，早就在歷次酷吏清洗運動中被滅掉了。

對于官僚階層來說，人人都有私心，在私的一面，誰不愿意自己的家族能從地方自治制度里分一杯羹？最好權(quán)力世襲下去，最后到魏晉，這種世襲豪強勢力就演化成世家大族，上品豪門，牢牢把持住了權(quán)力。

文景之治里，對于地方自治勢力的寬容，所謂無為而治的推崇，何嘗不是后世掌握了話語權(quán)的文官階層們的一種向往？

但任由這種情勢繼續(xù)下去，難道利益受損的僅僅是皇權(quán)嗎？

文景之治里，錢谷滿倉，就好像我們現(xiàn)代社會里，考量財政盈余，考量GDP，看起來很美，其實問題也很大。

有時候盈余很多，并非賺的錢多，有可能是花的錢太少了。

漢文帝的節(jié)儉在歷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但帝國正常的開支是否到位此處就有疑問了。

從劉邦開始，漢朝一直用和親的方式來處理漢匈之間的關(guān)系。

這跟后來檀淵之盟形成以后，北宋跟遼之間的關(guān)系很像，用錢來賄買一個平安，但到底平安與否，其實是取決于擁有更機動武力的一方。

但付錢買和平的以為自己在這里付錢了，那么就必須在軍費上減少開支，于是河北向來出強兵的地方，邊軍集體糜爛，最終導致北宋滅國。

因為大漢最后崛起，把匈奴人給打廢了，漢朝最后是亡在外戚手中，所以并沒有人去思考文景之治時漢朝邊軍的戰(zhàn)斗力。

我們都知道，冷兵器時代，要保持良好的戰(zhàn)斗力，是需要高昂的財政支持的，漢武帝固然因為打仗打得國庫空虛，讓文官群體罵了兩千年。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也許文景之治里的大漢，邊軍的虛弱跟北宋也差不多，只不過那時候運氣好，燕云之地還在大漢手中，占了地理上的優(yōu)勢，所以邊患無非就是匈奴們餓極了，沖進邊關(guān)以內(nèi)劫掠一番，搶夠了，心滿意足就跑了。

當年的地方豪強們還沒有跟異族合作的習慣，所以匈奴人入侵也留不住，無法形成長期穩(wěn)固的統(tǒng)治。

反正受苦的不過就是邊地的老百姓，大漢朝有那么大，匈奴人再能打，還能打到中原腹地嗎？

從來厄運發(fā)生在別人身上，沒有人會覺得心疼，反正就是個數(shù)字罷了，對龐大的帝國而言，幾個邊郡遠地，發(fā)生一點劫掠，又算的了什么呢？

可是發(fā)動帝國龐大的動員機器，那么地方自治就要被打得稀爛，打破的是大家苦心造詣經(jīng)營幾十年，準備傳承幾十輩子的金飯碗。

于是朝堂之上，各種反戰(zhàn)的聲音響徹云霄，漢以孝治天下，所謂孝，不就是要遵循傳統(tǒng)嗎？傳統(tǒng)是自治，傳統(tǒng)是小政府，傳統(tǒng)是皇帝自我約束，寬縱貴族和官僚，傳統(tǒng)是和親，拿漢家女兒和錢財去賄賂邊境的強盜。

于是天下太平，百姓呼喊盛世。

文景之治看起來繁花似錦，其實各種復雜的問題交織在一起，皇帝當然想解決，沒有誰愿意將麻煩問題留給子孫后代，但漢景帝處理完七國之亂的殘留問題，身體開始迅速的垮掉了，已經(jīng)沒有更多的精力去跟利益集團們斗下去，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劉啟自己已經(jīng)感覺到人生走到了盡頭，于是強撐著為太子劉徹主持了加冠禮，因為按照風俗，加冠以后就是成年人了，成年的皇帝可以自行獨立處理朝政，既不需要太后垂簾，也不需要權(quán)臣顧命。

當年三月，漢景帝病死于長安未央宮，享年48歲。

太子劉徹登基為帝，他就是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