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11期P111—P112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摘自《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2年3期，王博摘

檢索文獻，“法理”語詞首見于《漢書》，可見在東漢以前“法理”不是歷史書寫的核心，那么以語詞表征概念進而描摹思想的認識進路在某種意義上就存在偏失，既忽略了未見“法理”語詞卻安頓中華文明生活秩序的原始經典，又脫離了賦予“法理”語詞以特定意義的歷史情境。實際上，清末沈家本、梁啟超為襄助法政改革而高揚中國古代法理，他們疏通知遠而不囿于語詞本身，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法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法理的經驗之維

在中國古代廣闊而豐富的生活世界中，法理是具體的“事”的經驗沉淀。一方面，中國古代法律緣起于社會生活事務，所謂“刑起于兵”，又直面社會生活事務，所謂“斷事以理”；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法理深受“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思想傳統(tǒng)影響，拒絕脫離質料（社會生活事務）而訴諸形式（抽象學理）的絕對普遍性，強調即事明理的具體普遍性。為了使敘述井然，按照“事”的意義范圍和記述載體，區(qū)分為政事、獄事和細事。其中，政事載于經史典籍，是言說法理的思想文化基底；獄事載于龜鑒、書判和匯覽等刑案著述，是言說法理的主要對象；細事載于田土契約，是成文法之外的法理，也即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所謂的“私法性論理”。古代刑官誦讀經史以明政事，掌理刑名以斷獄事，諄諭禮義以平細事，深刻體現著法理的經驗之維。

從經驗的維度看，中國古代法理寓于具體的社會生活事務之中。古代刑官誦經讀史，以儒者之資進入仕途，始終關切治平之道。他們追隨孔孟之道，主導法律的制定與執(zhí)行，即使州縣以下并不為制定法直接調整，但如若產生細事糾紛，州縣官員往往諄諭禮義以息事寧人。同時，政事、獄事與細事往往彼此關涉。例如，宋神宗于熙寧六年置律學，后來者多有非議。沈家本認為，“律學明而刑罰中，與政治關系甚大”，宋神宗的這一政治舉措不應受到批評。但是，對于王安石的變法之舉，沈家本征引陳旸叔“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認為這是對王安石最合適的評價。沈家本繼而申言，“評不曉事人用事，未有不僨事。夫子論端木氏曰'達者’，通事理曉事之謂也。天下不曉事人多矣，不曉事而又執(zhí)拗，此所以禍及天下后世也”。在這里，沈家本取“子貢問仁”之事評定王安石不曉事而僨事，再結合前文他在阿云之獄中對王安石怙勢而勝的批評，可見沈家本對明通事理的“達者”的追求。他的這些議論，體現著中國古代即事明理、斷事以理的敘事傳統(tǒng)。

法理的歷史之維

就法律而言，懸法象魏載于《周官》、鑄刑鼎載于《左傳》，緹縈救父載于《史記》，凡此承載重大法律意義的歷史事件，始終是后世立法、用法的精神源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法理附麗于法律的歷史敘述，認識法理首先應當重視文獻，既包括有關法律的出土文獻，又包括有關法律的傳世文獻。禮制變遷史觀照歷代禮書基于治理實際對“三禮”禮經的因革損益，刑罰發(fā)展史觀照對中國古代刑制、律令、刑官、刑具等的考察，它們彼此關聯(lián)又各有側重。

儒者言三代之事以明三代之理，又以三代之法所蘊藏的價值評定歷代法律得失?！爸苡萌识赜眯潭觥保ā缎绿茣ば谭ㄖ尽罚?。法律由君主創(chuàng)設與改易，它的得失便體現為施行法律的理念是崇尚仁義還是主張刑威。崇尚仁義的三代作為中國文明的開端，代表了明刑弼教在社會秩序中的完美呈現。刑官誦讀六經，于先王政典中體認蘊藏在社會生活事務之中的價值理念。申言之，回向三代就是指向未來，在先王遺意的觀照下，歷史的褒貶與啟示由此展開。消極地看，秦朝二世而亡不是法律的過錯，而是用法者的過錯，用刑者應當引以為戒，“勿若以刑殺為威，而深體唐虞欽恤之意”。積極地看，唐代高祖、太宗善于治理，甚至可以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論，使得后世的治律之士莫不以唐律為圭臬?？傊h法者欲明乎法理，應當考訂歷代法律沿革，推闡法經的義例，參稽明辨律文之間的異同?！靶塘P世輕世重”強調立法用刑應當趣時變通、因時制宜，以經史互現的方式與時偕行，最終達成過去與現在、思想與實踐的統(tǒng)一。

法理的哲學之維

“哲學”是深具西學淵源的外來詞，其是否契合中國傳統(tǒng)學術至今仍有爭議。本文遵循馮友蘭先生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將中國義理之學視為中國哲學。對認識古代法理而言，程朱理學的積極意義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朱熹秉承二程，將“理”“天理”等核心概念始終如一地注入《四書章句集注》，其借重經典注釋創(chuàng)構的哲學體系有助于我們融貫地理解中國古代的法理言說。其次，二程與朱熹對“理一分殊”“格物窮理”等哲學命題的闡釋，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的“道理”世界，判別事理、法理與天理的相互關系。

天理、國法與人情被視為“古代中國法理學的核心命題”或者“源于古代中國又綿延至今的法哲學問題”。由于古代刑官“準情酌理”“情法兩盡”等論斷始終圍繞具體案件展開，鮮少圍繞概念作抽象的學理辨析，這使得法史學者對天理、國法與人情的相互關系言人人殊。沈家本說：“律者，民命之所系也，其用甚重而其義至精也。根極于天理民彝，稱量于人情世故，非窮理無以察情偽之端，非清心無以祛意見之妄?！墙裰樱斏钋笃湓?，而精思其理也?！边@段勸勉士子講求法律之學的諄諄之言飽含理學色彩。法律“根極于天理民彝”，講求法律應“窮理”“清心”，借助程朱理學對此作哲學的理解，對認識中國古代法理頗有意義。

“內向超越”語出余英時，他考察“天人合一”觀念在中國古代的起源和演變，認為相較于其他文明的“超越”形態(tài)（以柏拉圖理論的超越世界為例），中國的超越具有“內向”的特色，即中國的超越世界和現實世界有著“不即不離”的文化特色。這一“內向超越”經由孔子展開，即孔子通過創(chuàng)建“仁禮一體”將作為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從外在的“天”移入人的內心并取得高度的成功，對中國文明產生了深邃而持久的影響。受到孔子開啟的“仁禮一體”的規(guī)定，法理所承載的價值未曾脫離人的內心，所謂即事而明理，應當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事務中體認。對此，程朱借重經典詮釋進行了系統(tǒng)的說明。

朱熹說：“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睋耍戆八匀恢省焙汀爱斎恢畡t”兩個方面。依朱熹之見，有一物，必有一理。天下萬事萬物皆有一個“所以然之故”和“當然之則”。其中，當然之則即“事物上正當合做處”，既無“過”又無“不及”。物又被視為氣，所謂“理離氣不得”“理未嘗離乎氣”。理氣相即與道器一體同構，結合《易傳·系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理不離事物，所謂道器合一，這正強調沒有脫離現實世界的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的超越性是內向的而非外在的。

中國古代并不尋求一個與現實世界不同的法的世界，于是，天理自然等觀念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承載不同的歷史內容。正如溝口雄三說：“在以托馬斯、霍布斯和盧梭的理性或普遍意志為基礎的關于法的假說中，都是構筑了一個和現實世界不同的法的世界，而中國從來沒有這些?！袊闹刃蛴^念則是常和現實相即的、可稱為現實性或事實性觀念，它直接地描繪出現實，因而他不是法思想史，而是與自然相即的理的觀念?！迸c自然相即，對天理的解釋與運用都應放置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之中。于是，上揆天理的法理，性質上不離具體的社會生活事務，功能上則依據具體的社會情形而變化，其蘊藏的“當然之則”具有內向的超越性。

余論

本文主張認識法理而非構建法理，意在最大限度地觀照中國古代法律的面向。借用史學家安克斯密特的“歷史表現”這一術語，中國古代法理應當在多樣化的法律歷史現象中達成最大限度的統(tǒng)一性。當然，認識中國古代法理絕不是對歷史的懷鄉(xiāng)，不應以同情理解為名，賦予古代法律浪漫的色彩?？傊袊糯ɡ砬∪邕h離法理新大陸的一座島嶼，雖然乏人問津，卻始終真實地存在著，并自成生態(tài)、郁郁蔥蔥。對于生活在新大陸的人們，要真切地認識這座島嶼，必須深懷敬畏地駛過那片迷霧層層的時空之海。這是一場長期、艱難卻又意義深遠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