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錢輝

《兩代弦歌三春暉》近期正在本報連載

父親重回我們的生活

父親的來信

自從1948年父親離開家，去了廣州、香港，后來又定居臺灣。30多年，可以說是“漫長歲月”了。母親帶著我們兄妹五人，經(jīng)歷了一切。母親是小學(xué)教師，在我幼年，她是蘇州一個小學(xué)的校長。之后，母親因腦出血而致半身不遂，在長達28年里，她是以殘疾之軀在愛護、支持著孩子們。她于1978年早春，悄悄地走了。母親姓張名一貫，在她去世20年之后，我們給她做過一本書，書名定為《堅韌一貫的人生》?！皥皂g”，這個詞對于母親是非常確切的。

1938年張一貫與孩子們在北平東安市場照相館。前排孩子右起依次為錢拙、錢易、錢行、錢遜。

1980年春節(jié)剛過，大哥輾轉(zhuǎn)得到了父親的一封信，信是從香港新亞書院轉(zhuǎn)來的。父親離開家、離開大陸后，大哥聽從組織的安排曾經(jīng)同父親通過信，但由于“文革”，聯(lián)系中斷10多年了。多年來，我們兄妹間也是從不談到父親或與之相關(guān)的話題的。現(xiàn)在，忽然有了來信！

1965年6月，錢先生辭任新亞書院院長

1957新亞書院社員合影錢穆（前排右三）

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課

震驚之后是按照過去的慣例，由大哥給父親寫了信，報告自己的情況，報告家里的情況。大哥說母親已在前年走了，幾個兄妹都健康，也有安定的工作及和睦的小家庭，每家還都有兩個孩子。不久就又有父親來信說，既然如此，讓兄妹們各自分別給他寫信去。他們所聞，運動猶如洪水猛獸，像我們這么一個大家庭里五個兄妹個個活得健康，五個小家庭個個幸福美滿，幾乎是不可能的。父親很懷疑大哥是否只是編了一些好聽的話在安慰他。為了讓父親能安心，我們各自給父親寫了信。在父親確信我們都活著之后，父親和繼母決定暑假讓我們到香港去會親。

寄給父親的合照

北京和蘇州的臺灣事務(wù)辦公室、公安局都為我們忙開了。公安部門覺得，安排我們同時出境有困難，結(jié)果決定由三個哥哥和我同去香港會親，姐姐則留待第二年夏天再同偉長哥哥一起去。

1980 年，寄給父親的第一張照片。后排左起 ：二哥錢行、侄子錢松、大哥錢拙，中排左起 ：我、二嫂盛美芳、大嫂仲澤慶、姐姐錢易，前排 ：侄女錢靜驛、大阿姨張一飛

姐姐在春天到蘇州來出差，趁這個機會，大哥就召集我們?nèi)フ障囵^拍了一張照片，寄給父親。要知道，父親走的時候，大哥才18歲，而今，大哥的大兒子已經(jīng)19歲了。父親能想象照片上這些中年人就是他記憶里十幾歲的孩子嗎？暑假里，三哥又來蘇州，大哥就再一次約了我們大家一起去耦園、拙政園、虎丘等園林，拍了許多照片，這是專門為帶去香港給父親看而拍攝的。這一天共約集15人，有大哥、二哥和我三個小家庭全體12人，還有三哥、小阿姨一鴻和舒秀大姐。

1988年 錢易赴臺探望父親錢穆

這里說到的小阿姨一鴻，是母親的親妹妹，小學(xué)教師，已退休，時年69歲。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即我們的表妹和表弟。遠(yuǎn)在1940年10月，她曾給我父親寫過一信，報告“姐姐生下第六小妹妹”的消息。寫到這里補充一句，其實從1940年秋到1946年夏，父親都在內(nèi)陸，而母親和我們兄妹則一直在蘇州生活，我家當(dāng)時也并不團圓。

“是不是錢家兄妹？”

父親重又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需要從頭認(rèn)識我們的父親。到香港去是在8月底，在港逗留一周。

當(dāng)我們在擁擠的人群中正要通過紅磡火車站門口的鐵欄時，有人叫住了我們，問：“是不是錢家兄妹？”問話人的身邊穿著長衫的老人不正是父親嗎！想不到他竟親自到車站來接我們，他剛過了86歲的生日呀。原來問話人就是我們的繼母，居然不是父親認(rèn)出了他的孩子，也不是孩子們看到了父親，而是素不相識的繼母，她只是看過我們的照片，此刻就認(rèn)出了我們，這也是我們根本無法想到的。

錢穆與妻子胡美琦

我們到尖沙咀的半島酒店喝了下午茶。大堂里安靜得近似肅穆，但氣氛卻平和而安詳，客人不過三成，都很紳士。繼母說過去香港是英國人的，這半島酒家絕不讓中國人進入，是我們的父親在香港辦學(xué)卓有成效，提高了中國人的地位，后來這里才向中國人開放。盡管進入半島酒家的紳士們?nèi)嘉餮b革履，父親去時卻總是穿著長衫，帶著一個儒者、一個中國人的尊嚴(yán)。

我們又隨父親和繼母到山頂散步。忽然來了一場雨，雖然一圈已經(jīng)繞了十分之九， 沒有幾步路就到了餐館，我們卻都被淋濕了。繼母買來幾件汗衫，各自換上，父子們穿上了一樣的衣服，更親近多了。

在香港，逯耀東先生等為父親祝壽，壽宴后合影留念。攝于1984年7月，前排父親與繼母，后排左起：侄女錢婉約，我，三哥錢遜、二哥錢行、姐姐錢易、侄子錢松。

我們住在紅磡車站附近的伯樂旅社，每日早起晚睡，白天按照父親和繼母預(yù)定的計劃，由他們帶著吃、帶著玩，晚上則幾乎每日談話到凌晨。在香港一周，印象最深的就是累，就是欠覺。談話要到凌晨兩點或更晚，我們實際睡覺的時間每天恐怕只有三個小時。父親有說不完的話，他把32年里的所有的話都積攢起來想在這一周內(nèi)講完。他不斷地說，我們靜靜地聽。

從此我們與父親的聯(lián)系再沒有中斷，對我們來說，父親的形象漸漸地清晰起來，生動起來。我們從此得到了父親的關(guān)愛、教誨和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