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建農劉濰豪||鑄造人民軍隊：南昌起義軍兩支余部的發(fā)展歷程

憶茶陽風物 2023-03-22 發(fā)布于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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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開端，對其意義和影響的認識，絕不只是在打響第一槍和對起義時機的決斷、舉義地點的選擇、部隊的發(fā)動等組織決策方面，而主要在于南昌起義軍存續(xù)期間，圍繞如何把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而進行的實踐與奮斗。這包括起義軍在舉什么旗幟、進軍方向、黨的領導、軍事指揮體系、軍隊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等方面的得失；包括其余部之一董朗部隊開辟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經驗與教訓；包括其余部之二朱德部隊在贛南、湘南的努力與創(chuàng)造。分析南昌起義軍失敗的原因，比較董朗和朱德兩支部隊后續(xù)的斗爭歷程，對于豐富和深化關于人民軍隊創(chuàng)建史的認識，對于更深刻地領會人民軍隊的宗旨與性質，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南昌起義軍；余部；打造人民軍隊；比較研究

從南昌起義開始，中國革命“進入了創(chuàng)造紅軍的新時期”。南昌起義失敗后，剩余了兩支有組織的隊伍，一支是以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為主體，由董朗率領，后和彭湃領導的農軍會合，輾轉開創(chuàng)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另一支是以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和原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為主體，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zhàn)湘粵邊，發(fā)動湘南暴動，最后開赴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軍會師。剖析這兩支隊伍的成長歷程，有助于深化對人民軍隊建設歷史經驗的認識。

一、孕育：從鐵甲車隊到葉挺獨立團

中共領導的第一支武裝是1924年11月下旬組建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由中共廣東區(qū)委創(chuàng)建并領導，人數(shù)只有150多人，主要職責是拱衛(wèi)廣東革命政府、蘇聯(lián)顧問團及其他中樞機構。整整一年之后，1925年11月21日，仍是由廣東區(qū)委領導，以鐵甲車隊為基礎，擴充組建了由葉挺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后改稱第四軍獨立團，被各界稱為葉挺獨立團（以下簡稱葉團）。編制人數(shù)只有2100多人的葉團，已經具備了新型人民軍隊的主要元素：中共獨立領導，設有干事會（即黨支部），營有黨小組，連排級以上軍官多為中共黨員；周恩來“從鐵甲車隊、黃埔軍校畢業(yè)生、安源煤礦工人和農民運動干部中選派優(yōu)秀共產黨員到獨立團當骨干”，士兵主要成分是工農群眾和進步學生；認真開展軍隊政治工作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全團紀律嚴明；逐步形成官兵一致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并養(yǎng)成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作風；執(zhí)行黨賦予的政治任務，積極支持和保護工農運動與工農群眾等。

作為北伐先鋒，1926年5月20日葉團北上進入湖南，占領攸縣，首戰(zhàn)淥田，以一個團戰(zhàn)勝敵人六個團，打出了軍威，也堅定了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決心。隨后，葉團進攻醴陵，參加汨羅江會戰(zhàn)，奇襲汀泗橋，攻克咸寧，決勝賀勝橋，血戰(zhàn)武昌城，一路勢如破竹，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稱號貢獻巨大。據《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追悼陣亡將士大會特刊》記載：“入湘以來，葉團每戰(zhàn)皆列先鋒，其作戰(zhàn)之勇，軍紀之佳，犧牲之巨，為各軍冠?！?o:p>

葉團作為中共領導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軍事力量，對后來人民軍隊的誕生和發(fā)展壯大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1927年初，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后，北伐軍進行了擴編，葉團所隸屬的第四軍被擴編為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這個時期，中共對獨立掌握軍事力量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認識。為了增強在國共合作中推動大革命深入發(fā)展的話語權，保證廣大工農群眾的地位和利益，中共決定利用葉團在北伐中的戰(zhàn)功和聲望，以其為基礎擴充發(fā)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最終，葉團被擴充分編為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由第十一軍副軍長朱暉日兼師長，葉挺任副師長實際主持，李碩勛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轄第七十三團、七十四團、七十五團。每個團都有葉挺獨立團的骨干，如在葉挺親自兼任團長的第七十五團，一營營長孫一中（即孫德清）和三營營長練國梁，以及一度任副營長的袁也烈和蔡晴川，均來自葉團。其中，第七十三團保留葉團的底子最多，也是共產黨員最多的一個團，據張發(fā)奎所說：“在二十五師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團，多數(shù)軍官加入了中共，葉挺把這個團移交給周?！?927年3月25日，葉挺由第二十五師副師長轉任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該師下轄第七十團、七十一團、七十二團，一批原葉團軍官和黃埔軍校的畢業(yè)生，以及中共選派的黨員、進步青年和工農運動積極分子被充實到這個部隊，如派劉明夏為第七十一團團長；派許繼慎由第七十三團參謀長轉任第七十二團團長，宛旦平、袁也烈、黃克健分別擔任該團的三個營長；派董朗為第七十團一營營長，并成立第二十四師教導隊。朱德在1944年回顧這段歷史時，明確指出“葉挺獨立團后來發(fā)展為二十四、二十五兩個師”。

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wèi)集團實行“分共”，這標志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徹底失敗。被逼上絕路的中國共產黨人，很快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首先就是傾其全力在南昌發(fā)動武裝起義。當時由中共控制參加南昌起義的隊伍，有賀龍任軍長的第二十軍7000余人，有朱德率領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一個營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隊400余人，有蔡廷鍇任師長的第十一軍第十師4500人，有葉挺兼任師長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5500余人和由周士第率領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3000余人。可見由葉團擴展的這兩個師，在參加南昌起義的隊伍中，中共的影響力最大、人數(shù)最多、裝備最好又久經戰(zhàn)陣，因而是戰(zhàn)斗力最強的主力部隊。

二、誕生：南昌起義的波折與缺憾

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成為中共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開端。參加起義的全體將士，在起義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英勇無畏、機智果敢、堅定信念、犧牲奉獻、團結協(xié)作、愈挫愈勇等高貴品質和斗爭精神，其蘊含之深厚、珍貴和偉大，值得永遠銘記和秉承光大。但是，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成立僅僅六年時間的中國共產黨，面對顛覆了大革命的驚濤駭浪，初臨戰(zhàn)陣，不免有許多的遺憾。在敵強我弱的大形勢下，倉促舉事的南昌起義，失敗的結局似乎早已注定。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義部隊根據中共中央預定方針，分批從南昌南下，劍指廣東，期望重回廣東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但是，在南下途中，迭遭挫折。9月上旬，起義軍前委在長汀制定了“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監(jiān)視梅縣之敵，再經揭陽出興寧五華取惠州”的行軍路線。9月19日，起義軍占據三河壩，此時全軍“除葉挺之二十五師約二千五百人尚在上杭途中外，到大埔與三河壩者全體約八千五百人，而戰(zhàn)斗兵員只六千余人”。按照在汀州時的決策，實行了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九軍和剛剛歸隊的第二十五師共計3000余人駐守三河壩，警戒梅縣方面的敵軍；起義軍主力向潮汕進發(fā)。

9月24日，起義軍主力占領汕頭，并在此實行了第二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二十軍第十師1000余人警衛(wèi)潮汕地區(qū)，革命委員會各機關也一并駐此；參謀團則隨主力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第一、二師6000余人的戰(zhàn)斗兵力進占揭陽。28日，主力在進軍湯坑途中與敵軍遭遇，奮戰(zhàn)兩晝夜，傷亡2000余人，無力再戰(zhàn)，遂向普寧方向退卻。與此同時，在敵軍近萬人的圍攻下，潮州、汕頭同時失守。10月3日，周恩來和葉挺、賀龍等人到達普寧縣流沙，同先期撤到這里的革命委員會機關會合。隨后，周恩來主持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武裝人員盡可能收集整頓，向海陸豐撤退，今后要作長期的革命斗爭。這工作已經做得略有頭緒了。非武裝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經物色好了好些當?shù)氐霓r會會友作向導，分別向?？诔吠耍俜诸^赴香港或上海?！比欢瑫h剛結束，起義部隊就在烏石地區(qū)被敵伏擊，指揮機關和第二十四師被打散。幾天后，擔任前衛(wèi)的第二十軍殘余部隊，由于軍心渙散，在敵軍的包圍下于10月10日被繳械。至此，南昌起義及其南下行動徹底失敗。南昌起義的失敗，除去敵強我弱的決定性因素外，從中共的領導方面看：

第一，武裝起義倉促上馬，準備不足。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實行改組，成立中央臨時常委會后，根據蘇聯(lián)顧問加倫的建議，決定組織動員一批黨已經掌握或擁護中共主張的部隊，主要是隸屬于張發(fā)奎第二方面軍的第十一軍葉挺部和由賀龍任軍長的第二十軍，借武漢政府“東征”“討蔣”的名義，集結于九江、南昌，“依張回粵”，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占據出?？冢垣@得蘇聯(lián)的支持，再行北伐。20日，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葉挺、聶榮臻等人在九江舉行談話會，初步討論了起義事宜；24日，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等召開第二次九江談話會，會議決定7月28日舉行起義，并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批準。隨即，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會議，決定在南昌實行武裝暴動，成立由周恩來任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負責領導這次起義。25日，周恩來由武漢前往九江，隨后，舉行了第三次九江談話會，傳達了中央關于武裝起義和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25日和26日，葉挺部和賀龍部由九江抵達南昌。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宣布黨的前敵委員會成立，并決定把起義日期由28日推遲至30日。30日，中共中央臨時常委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傳達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爭取暴動成功就必須依靠張發(fā)奎，起義必須征得張發(fā)奎的同意，致使當天舉行起義的計劃被迫推遲。31日，前委擴大會議繼續(xù)召開，在前委的一致堅持下，張國燾被迫同意舉行起義。會議決定起義于8月1日凌晨4時舉行（實際打響第一槍是在凌晨2時）。南昌起義從醞釀到發(fā)動，僅有半個月的時間。

而秋收起義自5月21日馬日事變發(fā)生和長沙周邊10萬農軍撲城失敗后，即開始醞釀，到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fā)，其醞釀準備工作長達三個月。廣州起義醞釀發(fā)動的準備期更長，至少在南昌起義軍南下時已經開始布局，到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fā)，其醞釀準備期在三個月以上。

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領導的三大起義中，南昌起義的軍事力量最雄厚，但準備時間卻是最倉促的，這無疑嚴重影響到其結局。中共中央后來在總結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時，特別指出“因為前敵的指揮機關，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導，而本身的指導又犯了很多錯誤”。

第二，作為最早發(fā)動的武裝起義，南昌起義雖然在實際上完全是由中共獨立領導的，但在醞釀和發(fā)動之初，在舉什么旗幟問題上“舉旗不定”。大革命失敗之后，共產國際和新的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不肯放棄國民黨的旗子，試圖通過“國民黨左派運動”，重新建立一個“以CP占多數(shù)的與國民黨左派的聯(lián)合政權”，利用國民黨的“正統(tǒng)”地位和影響，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為代表的寧漢政府，以號令天下。因此，南昌起義使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進行發(fā)動，革命委員會由宋慶齡、鄧演達、周恩來等25名委員組成，作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同時成立以宋慶齡、鄧演達等七人組成的主席團。當起義軍到達汀州后，依然認為“名義上仍沿用國民政府，方可以應付外交，免帝國主義過分的干涉”“并決定以平山同志為委員長，而把陳友仁等都加入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之中”。與此同時，南昌起義軍仍然沿用國民革命軍的旗號，由革命委員會分別任命賀龍、葉挺為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代前敵總指揮，統(tǒng)一指揮全軍。之所以稱為“代總指揮”，就是要虛位以待張發(fā)奎。實際上在起義發(fā)動前，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就已經對張發(fā)奎不再抱有幻想，但卻在名號使用上仍要避免“僭越”之嫌。

秋收起義則不同。毛澤東在籌備起義時就堅決主張要高舉共產黨的旗幟，雖然由于中央的一再反對，秋收起義仍是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進行發(fā)動，但是秋收起義軍第一次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后來，中共中央根據南昌起義以來的實踐，于9月19日發(fā)布《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谔枦Q議案》才明確宣布拋棄國民黨的旗子。從此，中共必須獨立行使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成為全黨的共識。南昌起義軍失守汕頭以后，“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和'白色恐怖’的旗子”。10月3日，起義軍在流沙召開會議，決定革命委員會“去掉國民黨頭銜，分散各省活動”。10月15日，張?zhí)自谥泄仓醒肽戏骄峙c廣東省委聯(lián)席會議上宣布：“改用紅旗，以前只限于宣傳蘇維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边@次會議同時決定“軍隊一律改工農革命軍，指揮在參謀團，實則直接受南方局指揮”。可惜為時已晚，南昌起義實際上已經失敗了。

第三，在南昌起義過程中，中共的黨組織在軍隊中薄弱，黨的統(tǒng)一領導未能很好落實。南昌起義成立中共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其成員由中共中央指定，受中共中央管轄。這是中共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之初的一大創(chuàng)舉。毛澤東后來強調是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并在制定人民解放軍軍旗的方案上，明確要求在軍旗添加“八一”二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南昌起義是中共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開端這一史實的認定。對于前委的作用，劉伯承說：“各同志處理緊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開會決定的，黨的紀律亦甚松懈，統(tǒng)系不明，權力不聚，責任不專，已失掉了領導暴動的重心?！倍遥敻锩瘑T會成立后，前委成員便都加入革委中，前委也變成了革委會的黨團；但是，由于前委成員在南下途中較為分散，難以集合到一起開會，前委本身組織也較弱，以致前委“在政治上，幾乎完全失掉了指導”。

南昌起義軍中的黨組織，前委之下，“各軍設軍委，軍委之下設師委，師委之下每團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組”。軍委、師委等名義上均受前委領導，然而在實際中的情況是：“軍部方面的組織比較好，各種會議也比較的多，不過與前委的關系很壞，因為軍部在組織上是獨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領導都須完全經過軍部，同時軍委亦很弱，所以黨的政治的方針很難深入到軍隊中的同志去。”軍隊中黨的組織生活也較為欠缺，“就是當時負黨的責任的同志，在軍中也沒有什么積極的動作，比如十一軍軍部沒有開過小組會議，也沒有編過組”。劉伯承認為，因為起義軍中共產黨員少、黨的組織薄弱，而且政治工作有所欠缺，“我軍內大半非同志領導，而無政治認識的部隊，且訓練能戰(zhàn)的亦不甚多，因此無收指臂效果的可能”。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第四，南昌起義軍的指揮機關許多指揮失調的問題。南昌起義軍在指揮機關問題上，名義上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共前敵委員會、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和前敵指揮部等多重領導。其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在旗號和政府層面，對軍事干預很少；前委雖然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但主要負責大的方針，具體的軍事指揮工作并不由其負責；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則只是個名義，實際上并未設置；前敵指揮部就是第十一軍軍部，不能指揮全軍。真正負責軍事指揮的是在革命委員會下“組織參謀團主持軍事計劃”。周逸群指出，參謀團“等于軍委”。參謀團以劉伯承為參謀長，賀龍、周恩來、葉挺和蔡廷鍇為參謀。參謀團決定了許多有關軍事的重大問題，例如起義軍南下的路線，即是在起義當天下午經參謀團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起義軍南下到上杭后，曾由周恩來召開會議，“決定把參謀團改組為軍事委員會”。不過，參謀團的這次改組似乎并未落實，各軍的作戰(zhàn)行動常常自行其是，參謀團的主持者劉伯承認為“這次暴動軍事上之進行，事實上可以說誰不能指揮誰，完全是友誼的協(xié)商進行”。

第五，在軍隊政治工作和民眾動員方面存在不足。在南下初期，南昌起義軍的宣傳組織工作較為欠缺。起義軍剛到進賢，蔡廷鍇就驅逐所部的共產黨人，率第十師4500人成建制叛逃。起義軍的政治工作是薄弱的，第二十軍“無政治工作（沿途未組織宣傳隊，后來教導團有了，然亦僅貼標語而已）”?！白稣喂ぷ鞯模宦分?，只有吃飯睡覺，鬧得不但民眾不曉得我們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軍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眲⒉幸舱f：“我軍來在一地停駐，無從作我們黨的宣傳。革委各機關及各軍中負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寫得一些解放農民條例全文，沒收二百畝以上之土地，繼承國民黨正統(tǒng)，打到廣東去等等標語，順道貼在路旁，這樣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響?！边@些都反映了南昌起義軍在軍隊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方面的不足。

客觀地講，南昌起義軍始終處于轉戰(zhàn)途中，沒有機會像井岡山紅軍那樣提出并實踐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后來，毛澤東在談及井岡山紅四軍的變化時，指出：“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fā)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并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F(xiàn)在的隊伍，與葉賀時候的隊伍大不相同，葉賀的隊伍是單純打仗的，若在今日，決不能存在?！?o:p>

第六，南昌起義的主要目標是奪取和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其主要手段是號召開展土地革命和對起義軍進行改造，但由于一直處于艱苦轉戰(zhàn)中，不僅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計劃落空，而且開展土地革命和改造起義軍的設想也都沒有達到。中共中央在總結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時寫到：“關于土地問題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的主張。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種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上喪失其意義。廣東一個農民聽見這一主張便說道：'這叫做耕者無其田’！這句批評是再正確也沒有。”

在領導發(fā)動南昌起義的過程中，中央一方面不得不倚重葉挺、賀龍等率領的武裝力量，但同時又對他們心存疑慮，認為他們“仍舊是舊式的雇傭軍隊，不加入工農分子使之改組，是不能擔負革命任務到底的”，唯恐這次起義成為新的軍事投機。當時，中央對于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問題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只是籠統(tǒng)地認識到“創(chuàng)造新的革命軍隊，不要有雇傭的性質，而要開始于志愿兵的征調，漸進于義務的征兵制，建立工農的革命軍。這種軍隊之中要有極廣泛的政治工作及黨代表制度，強固的本黨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實于革命的軍官——這是現(xiàn)時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本這個目的，本黨應當努力的改組現(xiàn)時參加革命的雇傭軍隊。同時應當想種種辦法武裝工農（如某市工軍，某縣農軍的地方性質的武裝，不用舊的糾察自衛(wèi)的名稱），無論如何不能解散他們。從這些工農武裝，是造成新的革命軍隊之中心勢力”。

南昌起義既沒有實現(xiàn)重建革命根據地的目的，也沒有來得及進行土地革命和改造軍隊。這反映出南昌起義在如何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問題上的缺失。盡管如此，這些在探索過程中的得與失，都是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過程的艱辛寫照，是人民軍隊建設寶貴經驗的積累。

三、崛起：紅二師在海陸豐逆勢發(fā)展

失敗后的南昌起義軍，剩余下有一定建制和組織的部隊僅有兩支。一支是以第二十四師余部為主的部隊1200余人，在董朗的率領下轉戰(zhàn)至陸豐的激石溪；另一支是朱德率領留守三河壩的剩余隊伍。這里首先探討董朗這支部隊的發(fā)展情況。

董朗系黃埔軍校一期的學生，入校前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yè)后留校任第三期學員隊中尉副隊長。葉挺獨立團成立后，董朗被周恩來調去做團部參謀，并任葉團中共干事會的組織干事。北伐軍攻克武昌后，葉挺獨立團改編，董朗被任命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第七十團一營營長，參加武漢政府發(fā)動的第二期北伐。南昌起義爆發(fā)時，董朗隨第二十四師參加了起義，并擔任第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團長。

海陸豐有著悠久的革命歷史，1922年6月，彭湃就開始在這里開展農民運動；海陸豐農民運動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骨干，創(chuàng)建了農民自衛(wèi)軍，為后來的武裝斗爭打下了堅實基礎。1927年廣東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后，海豐、陸豐兩縣農軍在5月1日即發(fā)動武裝起義，成立了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組成的縣臨時政府，后在國民黨軍政當局三個團兵力的鎮(zhèn)壓下失敗。南昌起義后，中共東江特委接到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要求舉行起義、策應南昌起義軍進入東江的指示，立即著手部署海陸豐第二次武裝起義。起義武裝于9月8日和17日再次占領海豐、陸豐兩縣城。后迫于國民黨軍的壓力，起義武裝按計劃主動撤離兩縣城，轉移到山區(qū)和農村。

第二次起義失敗后，海陸豐黨組織更加期待南昌起義軍的到來。他們認為“葉、賀能給反革命一個打擊，影響到各縣農民起來爭斗，于海陸豐是有很大幫助的”。南昌起義軍前委曾經派人到海陸豐招兵，海陸豐黨組織“全力幫助，決招足三千人（他們原定二千人），因他們沒有帶招兵的款項，也預備一萬元借給他們作招兵之用”。然而，當招募的農民出發(fā)時，南昌起義軍便已經失敗了。得知起義軍失敗的消息，東江特委還曾計劃“分六路去找革命委員會，并請他們按原定計劃到海陸豐來”。初到海陸豐的第二十四師董朗部，部隊嚴重減員且又編制不整，更重要的是消極悲觀不滿的情緒彌漫。見此情景，東江特委當即決定重要的是“維持軍心，暫時避免作戰(zhàn)”。附近的農民紛紛被動員起來，參與慰勞部隊，傷員也得到了治療，“這樣一來軍心也漸漸安定了”，“經過幾天的休息整理，經過了一番的宣傳，軍中的黨部也成立起來了，一切的怨恨懷疑和幻想減少”。至此，部隊在激石溪完成了初步的整理。

隨后，這支部隊轉移到海陸豐縣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的駐地朝面山，在廣東省委的領導下對部隊進行整編，更改了部隊番號。當時考慮到“如仍名某團，恐目標太大”，東江特委便將這支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大隊”。董朗這支部隊的到來，使海陸豐縣委和東江革委對革命前途極表樂觀，他們認為：“黨員及群眾都以為海陸豐農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兩次奪取了海陸豐，現(xiàn)在當然更可以擴大暴動。”于是，東江特委決定先讓這支部隊去攻打南嶺。然而因部隊缺少攻碉樓的武器，屢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到與朝面山毗鄰的中洞。

根據1927年10月15日張?zhí)讉鬟_的中央關于放棄國民黨旗子的指示，廣東省委和南方局認為，部隊應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但是考慮部隊現(xiàn)有人數(shù)不足一個師的編制，決定先暫時組建一個團，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四團，由董朗任團長，顏昌頤任黨代表。第四團下轄第一營、第二營，張寶光任第一營營長，劉立道任第二營營長。團、營、連三級干部均為共產黨員擔任，在營級建立黨支部，積極發(fā)展黨員。對于部隊中存在的非共產黨員干部，則由其自行決定去留。此時，領導南昌起義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已經不復存在，董朗部隊的上級黨組織是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F(xiàn)存史料中沒有看到中央對第二十四師（第二師第四團）的具體指示，參照10月23日《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轉廣東省委信》關于“惟二十五師則設一特委歸廣東省委指揮，但特委所到地應與該地黨部發(fā)生密切關系，共同領導該地工農暴動工作”的表述，中央對于第二十四師余部組織隸屬關系的設想，大體應是如此。10月間，廣東省委發(fā)布指示，取消5月份設置的中共東江特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并在“第二師成立特別委員會為公開領導機關。特委直接受省委領導，各縣委與之發(fā)生密切關系”。事實上，第二師特委不能領導各縣委，地方黨組織常常自行其是。11月，彭湃請示廣東省委“黨應否要有能指揮各縣權限的組織”，得到廣東省委肯定的答復“設東江特委管轄海陸豐、普寧、五華、惠來、紫金等縣”。就此成立了新的東江特委，彭湃任書記，顏昌頤等人為委員。東江特委下轄軍委、宣委、經委，顏昌頤任軍委主任。東江特委成立后，原第二師特委撤銷，第二師黨委置于東江特委領導之下。

經過第二次改編和休整，第四團的戰(zhàn)斗力得到提高，成為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主力。按照廣東省委準備發(fā)動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示，10月25日，彭湃發(fā)布舉行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命令。30日，第四團和海豐農軍首先在公平區(qū)舉行暴動，占領了公平鎮(zhèn)。梅隴、汕尾等區(qū)也被農軍攻下。起義發(fā)動后，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四團與海陸豐農軍緊密配合，收復海豐、陸豐兩縣城。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廣東省委要求海豐、陸豐縣委“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組織蘇維埃”。11月初，彭湃返回海陸豐，領導籌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11月13日、18日，陸豐縣和海豐縣相繼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政府。這標志著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

12月中旬，根據廣東省委指示，東江特委將第四團正式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后改稱工農紅軍第二師，簡稱紅二師）。除原有的第四團外，另成立由海陸豐農軍與青年團員組成的第五團，全師共有1800余人。董朗任第二師師長，仍兼第四團團長，顏昌頤以東江特委委員兼第二師黨代表及第四團黨代表，王備以東江特委辦公廳主任兼第二師參謀長，劉立道升任第五團團長，張壽輝為第五團黨代表，高山子、于以振分任第五團第一、第二營營長。擴編后的紅二師加強了自身建設，在軍隊中大力發(fā)展黨、團員的工作。“軍隊中黨員，初在二師中，只百余人。至后增加黨員團員六百余人。每連、團設支部，支部中干事書記等，士兵平均占三分之二。該團、連發(fā)生校內校外事時，該支部等有全權呈請上級黨部取決辦理。每連、團設有黨代表專司黨務及政治工作。”部隊“打破雇傭制發(fā)餉制”，“每連士兵，組織一經濟委員會，營、團亦然”，代表士兵利益，實行經濟公開，改變官兵不平等的發(fā)餉制度。同時，紅二師還加強了后方留守處中洞的建設，建立了槍械修造廠、被服廠、紅軍醫(yī)院、報社和印刷廠，修筑了碉堡、戰(zhàn)壕等軍事設施，鋪設了通往其他關鍵地區(qū)的電話，還儲存了大批糧食和其他物資，使中洞成為紅二師和東江特委重要的軍事基地。這樣，董朗等人率領的南昌起義軍第二十四師余部，在廣東省委領導下和彭湃領導的農軍配合下，在海陸豐逆勢崛起，成為點燃中國革命燎原之火的一束火炬。

然而，第二師和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發(fā)展，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問題。

第一，“城市中心論”錯誤定位的影響。八七會議以來，急于從大革命的失敗中重新崛起的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一個最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即如何把“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理論與實踐難題。在半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由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和經濟形態(tài)的多樣化，以致城市不能領導鄉(xiāng)村。中心城市廣州是反革命力量最強大最集中和防范最嚴密的地方，而自四一五反革命政變以來中共在那里遭受了慘痛的犧牲，成為革命力量最單薄的地方；廣大農村是敵人統(tǒng)治力量薄弱的地區(qū)，中共在那里聚集了相對雄厚的力量。在城鄉(xiāng)之間敵我力量形成巨大反差的狀況下，中共卻偏偏在自身力量薄弱的城市舉行暴動。南昌起義失敗后，根據廣東省委新的暴動計劃，仍然要求“各地農民暴動的潮流應導之使趨向政治、經濟及無產階級中心之廣州”“各地農民暴動要與廣州工人聯(lián)絡成奪取全省政權的總暴動”。中央認為：“城市工人之暴動的發(fā)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作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斗爭，發(fā)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fā)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fā)展的先決條件?！边@種嚴重脫離實際的本末倒置，從根本上束縛和制約了第二師與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健康發(fā)展。

第二，對脫胎于國民革命軍但已經成為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中共極度不信任。中央唯恐以中共影響下的革命軍隊為主力發(fā)動的武裝起義成為新的軍事投機。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后，中央要求“葉、賀之殘余部隊應積極擁護農民暴動，剩余之槍支盡數(shù)武裝農民，不可靠之部隊以農民改編”。廣東省委、東江特委機械地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在制定和執(zhí)行10月底武裝起義計劃的過程中，一味地安排農軍攻打保安隊民團的據點城鎮(zhèn)，卻把正規(guī)武裝第四團擺在輔助位置。農軍或是不愿意攻堅，或是沒有能力攻堅，既造成無謂的犧牲，又錯失時機，并嚴重挫傷了第四團官兵的革命熱情。實際上，最后大部分戰(zhàn)斗的勝利都是依靠第四團。廣東省委書記張?zhí)追Q贊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中的第四團“軍隊精神很好，打仗甚勇，與工農攜手”。當時陸豐的反動地主亦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攻河口時，其主力軍，是葉挺、賀龍殘部三百余人，由紅軍第二師長董朗指揮。該殘軍勇悍善戰(zhàn)，槍彈充足，并有水機關五架，一分鐘可發(fā)百彈，其戰(zhàn)斗力充分若壯，故河口失守?！?o:p>

第三，領導機制脫節(jié)。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遙控指揮海陸豐的斗爭，第二師黨委置于東江特委的領導之下，幾乎無權過問地方的事務，而地方黨組織領導鮮有軍事斗爭經驗。這與井岡山紅四軍前委指導井岡山根據地地方黨組織的機制大相徑庭。其危害主要表現(xiàn)在武裝力量體系問題上，主力武裝與地方武裝成為不相干的兩張皮。從董朗率軍進入海陸豐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淪陷，紅二師第四團事實上一直處于官兵數(shù)量日益減少而鮮有補充的境地，很難得到地方的有效幫助。1927年10月董朗率軍初到海陸豐時，海陸豐縣委曾命令30名黨員前往董朗部接受軍事訓練，以增強海陸豐的軍事力量，然而沒有一個人前去受訓。中共六大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中共六大認為“紅軍一定要在蘇維埃政府指揮下，絕不能單獨受黨直接指揮。海陸豐紅軍在黨東委指揮下，實際在東委書記一人指揮。脫離群眾政權的指揮，這應改正”。

12月中旬，在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的高潮時，雖然發(fā)展組建起第五團，但是“這一團士兵都是海豐的工農分子，而且黨員要居多數(shù)，至于各連的黨代表都是海豐的同志，他們一到軍隊中來，過不慣軍隊的生活，不但士兵完全逃回家，就是黨派到各連任黨代表的，也各人完全逃回家去了。第二師的黨代表顏昌頤向海豐縣委提出執(zhí)行紀律，海豐縣委以一個莫可如何答之就了事”，第五團很快就散了。后來，廣東省委軍委在總結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原因時指出：“第五團的經濟待遇等都比第四團好，但因為他們大部分是農民，沒有相當?shù)挠柧?，所以表現(xiàn)得不好。他們也是要求加薪餉等問題，目的達不到，就跑回家去。第五團在高潭變走也是為此。現(xiàn)僅有百余人?！睆V東省委軍委給中央的報告還指出：“農民不愿當紅軍（雖然是宣傳的錯誤，使農民依賴紅軍，鄉(xiāng)土觀念重不愿當紅軍，恐調外縣打仗，但是他見到紅軍作戰(zhàn)的勇敢與犧牲，生活的困苦等，無法引起他們當紅軍的興趣），所以打來打去把這幾個紅軍打完了?！钡拇_，當時海陸豐的農軍不止一次地被指責“無軍隊紀律”，而招募的工農革命軍“無論同志或非同志，十之八九皆潛逃”。

其實，問題的實質在于，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初，在強敵的包圍下開展軍事斗爭是蘇區(qū)黨、政府和軍隊共同的第一位的中心任務，是生存和發(fā)展的前提。黨政軍都應圍繞這個中心開展工作，而不是各行其是。但是，海陸豐的斗爭，事實上只是紅二師的單打獨斗。像井岡山紅軍那樣，主力武裝撥槍派人建立赤衛(wèi)隊、發(fā)展地方武裝，經過鍛煉的地方武裝充實壯大主力武裝的良性循環(huán)，以及紅軍、游擊隊、赤衛(wèi)隊三級一體化的武裝力量體系，始終未能在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形成。紅二師不得不持續(xù)地打消耗戰(zhàn)，并得不到補充，其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與此相關，由于地方黨組織與軍隊黨組織關系的脫節(jié)，無法得到海陸豐農軍和赤衛(wèi)隊的配合，紅二師一直沒有完成由正規(guī)戰(zhàn)到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術轉換，無法適應敵強我弱形勢下農村游擊戰(zhàn)的新環(huán)境，只能在強敵進攻下苦撐并日漸萎縮。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fā)后，本來有一次轉機。被迫撤出廣州的起義軍余部，在花縣整編為紅四師，師長葉鏞，黨代表袁國平（袁裕），全師共1400余人。隨后，紅四師奔向海陸豐。1928年1月，東江特委趁粵桂軍隊在東江混戰(zhàn)的有利時機，借助紅四師這支重要軍事力量，擴充根據地的規(guī)模。東江特委決定，紅四師“一團留海豐，兩團收復陸豐后，即向普寧發(fā)展，第二師第四團向紫金、五華發(fā)展”。從1月14日起，紅二師、紅四師陸續(xù)發(fā)起了紫金南嶺之戰(zhàn)，海豐赤石之戰(zhàn)，普寧果隴、和尚寮之戰(zhàn)，惠來葵潭之戰(zhàn)，攻克南嶺、果隴、葵潭，取得了赤石大捷，使紫金、惠陽、海豐、陸豐、惠來、普寧六縣的紅色區(qū)域連成了一片。海陸豐蘇維埃區(qū)域人口達到70余萬，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再次出現(xiàn)大好局勢。但是，由于上述問題沒有解決，轉機稍縱即逝。

1928年2月中旬，在與張發(fā)奎等軍閥混戰(zhàn)中勝出的李濟深，調集大軍分路圍攻海陸豐革命根據地。2月下旬，海陸豐軍民同時在兩縣與敵軍展開激戰(zhàn)。紅二師、紅四師由于主力分散在各縣，無法匯聚力量組成有效的反擊。2月29日和3月1日，陸豐、海豐兩縣縣城相繼失守。到3月底，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大部分地區(qū)淪入敵手，東江特委和紅二師、紅四師撤往惠來。5月3日，廣東省委派來曾經先后主持鐵甲車隊、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和廣州農講所軍事訓練的趙自選，統(tǒng)一指揮紅二師、紅四師和海陸豐工農武裝對海豐縣城展開了攻擊，這是紅二師、紅四師在海陸豐發(fā)起的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戰(zhàn)斗。然而，由于各部配合失調和敵軍防守嚴密，這次戰(zhàn)斗最終失敗。此后，紅二師撤入陸豐激石溪山區(qū)，“有步槍及短槍四百余支，人數(shù)五百余人”。隨著國民黨軍不斷地“會剿”，至1928年秋，紅二師僅剩140余人。12月5日，廣東省委指示海陸紫特委：“紅軍同志經過長期的時間，而現(xiàn)在多有病者，且現(xiàn)在經濟上大為苦難，省委同意送他們離開海陸豐。”接到省委指示后，海陸紫特委成立了遣送紅軍出境委員會，開始分批遣送紅二師、紅四師官兵離開。

海陸豐曾經是全國農民運動最發(fā)達的地區(qū)，是毛澤東所說的“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也是“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fā)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那里接連發(fā)動了三場起義，在全國率先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并且最早創(chuàng)建起縣級蘇維埃政權（1927年11月13日和18日分別成立的陸豐、海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略早于11月28日的茶陵工農兵政府），是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步建立的最早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參與創(chuàng)建海陸豐根據地的紅二師，源自葉挺獨立團，其前身第二十四師成立時，由葉挺親自任師長，是中共領導下歷經百戰(zhàn)的主力武裝，其戰(zhàn)斗力、戰(zhàn)斗作風和革命精神均是頂級的。然而，令人唏噓的是，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卻成為最早淪陷的蘇區(qū)，紅二師也成為劃過慢慢長夜的一顆彗星。

四、突圍：從三河壩到贛南湘南的新征程

1927年10月2日至4日，南昌起義軍留守三河壩的部隊，在朱德帶領下與敵激戰(zhàn)三晝夜，傷亡近千人，被迫撤出戰(zhàn)斗。朱德指揮余部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聽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沒有到汕頭，就轉道饒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區(qū)”。途中在饒平接收到從潮汕地區(qū)撤出的第二十軍一部，約200人，并得知主力部隊已經在潮汕失敗的消息。此時部隊“尚余兩千余人，槍支約千余支”。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黨代表李碩勛和七十三團團長黃浩生（聲）、參謀長袁也烈等人，根據師黨委會的決定離隊尋找中央請示部隊的行動方針。他們的離隊，進一步加重了部隊的悲觀情緒，許多人紛紛不辭而別，當部隊經福建武平到達江西安遠天心圩時，隊伍僅剩1500人左右。

關于此后朱德和陳毅等人如何挽狂瀾于既倒，通過“贛南三整”或“贛南四整”，使這支隊伍重振雄風的歷史，學術界已經有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豐碩，這里不再贅述?，F(xiàn)就整頓思想、整頓紀律、整頓組織和軍事整訓以外，朱德等人何以能夠逆勢而起重整旗鼓的原因，作一些分析。

（一）朱德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

出身云南講武堂的朱德，雖然在護國戰(zhàn)爭中已經嶄露頭角，成為少將旅長，后又在蘇聯(lián)學習軍事，在西南軍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但是，在南昌起義時，他擔任只有區(qū)區(qū)幾百兵力的第九軍副軍長（軍長韋杵未到任），甚至不是起義軍軍事決策機構參謀團的成員。陳毅說，當時朱德的“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三河壩分兵，使他有機會指揮南昌起義軍主力之一的第二十五師。該師是直接由葉挺獨立團擴充而成的，其中第七十三團就是葉團的正身。師長周士第黃埔軍校一期出身，鐵甲車隊隊長、葉團參謀長、第七十三團團長的任職履歷和東征、北伐、第二期北伐等戰(zhàn)場錘煉，使他成為比肩葉挺的著名將領，如果不是他在撤守三河壩之后離隊，朱德對這支部隊指揮權的行使能否繼續(xù)有效，將會有很大的未知數(shù)。聶榮臻當年在給中央軍委的信中就曾指出朱德掌握部隊的困難，并對他率部進軍湖南擔憂地說：“玉階（朱德字玉階——引者注）既不能全掌握軍隊，而兵士又多湘人，入湘后部隊更難維持了?！?o:p>

朱德在撤守三河壩后，這支由多個方面拼湊組合的部隊，雖然到大余時還剩下七八百人，但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指揮中心。朱德遂對部隊進行整編，取消只剩下空架子的“軍、師、團”建制，將“二十五師及第九軍，合編為一縱隊，朱德充縱隊司令，七十三團編為第一路，第九軍編為第二路，七十四團編為第三路，七十五團編為第四路”，共組成七個步兵連、一個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連。為了縮小目標便于隱蔽，縱隊采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的番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員，陳毅任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參謀長。這樣，部隊的人數(shù)雖然少了，但編制和軍令統(tǒng)一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得到鞏固。

需要強調的是，朱德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絕不只是軍事指揮權的確立，而是通過“贛南三整”在堅定全體將士革命必勝信念的前提下、在加強黨組織對部隊絕對領導的前提下確立的。陳毅回憶朱德在天心圩的講話時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朱德后來談及此事時，也強調“在當時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并且，當時確立的不只是朱德一個人的領導，而是以朱德為主，輔以陳毅、王爾琢的三人領導。

南昌起義之前，陳毅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是軍校的實際負責人政治總教官惲代英的主要助手。南昌起義后，陳毅從武漢到南昌，后在臨川趕上起義部隊，被任命為第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與朱德一道率軍從三河壩撤出西進的過程中，干部不斷離開，后來在師團級政工干部中只剩下陳毅。粟?；貞洰敃r的情況說：“陳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開始和堅持工作的。那時候他來到部隊不久，上下關系都很陌生，職務也不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當時政治工作人員是不被人們所看重的?！比欢愐阌彩菓{著“他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實際行動，逐漸在部隊中建立起威信”。

王爾琢，黃埔軍校一期畢業(yè)，參加過廣東革命政府平定商團叛亂和二次東征的戰(zhàn)斗。北伐中，他任由滇軍改編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三師黨代表，與他們一起三戰(zhàn)南昌，通曉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的情況。南昌起義時，王爾琢任第七十四團參謀長。因而他成為溝通第九軍軍官教導團和第二十五師官兵之間的一個關鍵人物。

“贛南三整”期間，陳毅和王爾琢堅定地與朱德站在一起，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樣一個在黨的原則基礎上形成的領導核心，及其作用的發(fā)揮，是這支隊伍能夠團結統(tǒng)一和保持正確方向的根本保證。蕭克回憶井岡山時期的朱德說：“當時四軍官兵特別是參加過南昌起義在三河壩失敗后繼續(xù)戰(zhàn)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只要朱軍長在，大家就感到踏實。”

（二）加強部隊基層黨建

1927年10月底部隊到大余時，有黨員五六十人，不及部隊人數(shù)的十分之一。粟?；貞洠骸爱敃r這支部隊只是在上層領導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shù)黨員，在士兵中，……一般是沒有黨、團員的。因此黨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痹谥斓碌闹С窒?，陳毅具體主持黨、團員重新登記工作，成立黨支部，并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中去，同時選派一些優(yōu)秀黨員下去擔任政治指導員，加強黨在軍隊基層的工作。雖然這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作為制度建設，明確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做法還有差別，但方向是一致的。蕭克后來評價道：“當時各個地區(qū)的革命領導人，都在尋找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辦法，南昌起義軍在崇義、上猶的整編與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意義是一樣的，都在探索并實踐建立新型的革命軍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o:p>

要知道，當時在中央層面尚無這樣的覺悟。12月21日中央給朱德等人的指示信中，雖然明確強調“軍中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但具體的規(guī)定仍然是“你們必須依照從前的組織系統(tǒng)——團成立支部下分小組，師成立委員會——管理支部生活，執(zhí)行黨的政策，監(jiān)督軍隊行動”，還是停留在葉挺部隊黨組織設置的水平。朱德等人根據當時部隊的現(xiàn)狀，加強部隊基層黨的力量，突出黨員的帶頭作用，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三）從實際出發(fā)做決策

黨的領導是鍛造新型人民武裝力量的重要前提條件。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確定實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切合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任務，最大程度地動員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抓住了中國革命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特點——以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敗之后，也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確的總方針，指明了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人民軍隊的根本路徑。但是，如何貫徹這一總方針，對于全黨上下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出現(xiàn)某種偏差和錯誤勢在難免。特別是在一些具體的斗爭決策方面，遠在上海、廣州、長沙的中央和省委，其決策的正確性和及時性，往往滯后于在斗爭第一線的同志。從中共中央1927年12月21日給朱德等人的信中可知“自從三河壩與潮州的交通被敵人切斷后，黨的指導機關即與二十五師全體同志失了聯(lián)絡。潮州失守后，粵省委曾兩次派人追趕你們，及你們退武平轉入江西信豐時，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你們已越大庾嶺而入湖南，中央又乃命湖南省委派人與你們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始終未得趕著你們”。這種情形逼迫朱德等人必須獨立自主地依據實際情況，決定自身發(fā)展中的問題。這在客觀上為這支隊伍的生存與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兩個非常好的契機。

一是免遭“城市中心論”之累。對于這支在潰敗中重新收攏起來的隊伍來說，無需再強為所難，這是他們得以避敵生存的重要條件。那時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廣東軍政當局，發(fā)動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是全國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地區(qū)之一。為了對各地奮起反抗的工農武裝起義實行軍事鎮(zhèn)壓，廣東當局調動大軍，實行分區(qū)“清剿”。其中，“陳濟棠、薛岳負責東江及海陸豐，重點在海陸豐”。

朱德所部卻能反其道行之，繞行閩西，脫離重兵堵截，進入敵人統(tǒng)治薄弱的贛南地區(qū)，得以喘息和休整。1927年10月7日在饒平茂芝召開的會議上，朱德說：“湘粵贛邊界地區(qū)，是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個三不管的地帶，這一帶農民運動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們應當以此為立足點?！睅Р筷犖餍羞M入贛南的另外一個目的是鑒于官兵多為湘籍，下一步的目標是要到湘南去。趙镕回憶在10月間確定的戰(zhàn)略是“隱蔽前進，穿山西進，直奔湘南”，他特別記述朱德當時提出北伐軍經過湘南時，是如何擁護北伐，黨組織普遍的有了，湘南農民也都起來了，湘南條件很好。關于贛南和粵贛邊界地區(qū)敵人兵力空虛的情況，還有新聞報道可以印證。《大公報》1927年9月10日消息：“同時又令駐贛粵邊界之錢大鈞部，回師東江，以期夾擊葉賀。其進逼湘南及駐樂昌之第十六軍范石生部，亦令撤回，集中仁化，必要時則由粵漢路南下，轉往東江?！?月26日的《申報》也報道：“錢大鈞已赴滬，粵贛邊境部隊千余，由陳濟棠收編?！痹跀硰娢胰醯目傮w形勢下，敵人統(tǒng)治薄弱或間隙的贛南地區(qū)，正是朱德所部獲得喘息、休整的生存之地。

二是建立與滇軍范石生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關系，使部隊在那里得到庇護和物資補充。在朱德率領部隊轉戰(zhàn)粵贛邊區(qū)時，以范石生為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已從廣東韶關移防湖南郴州、汝城一帶。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時的同學，他們曾一起參加反對袁世凱的護國戰(zhàn)爭。北伐開始之后，第十六軍與中共方面也一直保持著統(tǒng)一戰(zhàn)線關系，軍內有中共黨組織。南昌起義軍南下時，周恩來就給朱德等人寫了組織介紹信，“以備可能同范石生部發(fā)生聯(lián)系時用”。所以，當朱德從報紙上得知第十六軍移防的消息后，便給范石生寫了一封信，希望與他建立合作關系。半個月后，朱德接到回信，范石生邀請朱德到汝城會晤。朱德召集黨內會議討論后，決定前往汝城。在范石生接受朱德提出的必須保證自己隊伍獨立自主的條件下，朱德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〇團，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師副師長兼一四〇團團長，不久又掛上第十六軍總參議的頭銜。同范石生合作為部隊帶來許多好處，朱德曾總結道：“第一，可以暫時隱蔽目標（我當時化名為王楷），求得休整的機會，待機行動。第二，可以得到物資補充。合作時，他給我們發(fā)了兩個月的軍餉，補充了被服彈藥等，我們臨走時，他又給了我們幾萬元現(xiàn)洋作為路費?！?o:p>

與范石生合作的好處，還不止朱德總結的這兩條。1927年10月下旬，初到井岡山的毛澤東，率秋收起義軍第一團往遂川途中受到地主武裝蕭家壁的靖衛(wèi)團伏擊，隊伍被沖散。張子清率領第三營一路轉戰(zhàn)，于11月上旬至上猶縣營前，與正在那里集結的朱德所部會合。楊至誠回憶：“我們又與井岡山來的工農革命軍一師一團三營匯合了，經張子清、伍中豪同志介紹，我們才知道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這更增加了我們的勇氣和信心。部隊中湖南人很多，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同志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領袖，他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多同志都讀過，影響很大。于是'到井岡山去找毛澤東同志去’便成了我們每個人的希望?！币粋€多月后，張子清率領同樣獲得范石生彈藥物資補充并且更換了新裝的第三營回到井岡山。這樣，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軍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之間，互通了消息。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朱德與范石生的合作，在執(zhí)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中央那里，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是大不韙的。12月21日，中共中央給朱德等人的指示信中，明確要求他們立即從范石生部撤出：“假使你們已經與范石生發(fā)生了組織的關系，你們便應很堅決根據上述的使命，從他的軍隊中分化出來。”12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朱德，措辭嚴厲地要求他們“堅決的脫離范石生”。歷史不能假設，如果朱德沒有與范石生的合作，會是什么樣的一番情形。

（四）開始由正規(guī)戰(zhàn)到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術轉變

第二十五師不僅作為葉挺獨立團的嫡傳，養(yǎng)成了英勇頑強、勇往直前的戰(zhàn)斗作風，而且作為國民革命軍的正規(guī)部隊，保持著正規(guī)戰(zhàn)的戰(zhàn)術。撤離南昌南下廣東的戰(zhàn)斗，在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下，南昌起義軍的正規(guī)戰(zhàn)戰(zhàn)術已經受到新的戰(zhàn)爭條件的挑戰(zhàn)。特別是三河壩戰(zhàn)斗后，千余人的小部隊在偏僻山區(qū)行軍和作戰(zhàn)，更顯露出正規(guī)戰(zhàn)戰(zhàn)術的不適應。因此，朱德在江西崇義就提出把一線式戰(zhàn)斗隊形改為“人”字戰(zhàn)斗隊形的問題，開始揣摩訓練部隊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問題。朱德回憶：“關于游擊戰(zhàn)爭，我還有點舊的經驗。過去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眾。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后怎樣打仗，我回答：戰(zhàn)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到批評。其實，這就是游擊戰(zhàn)爭的思想?！?o:p>

朱德認為，南昌起義留下來的這支隊伍，真正開始新的整訓還是在崇義上堡，從南昌起義后經過三個月的行軍和作戰(zhàn)，直至轉到上堡后，才算穩(wěn)住了腳。他回憶在上堡一項主要的事務就是“進行軍事訓練，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保持天天上”。朱德對部隊提出了“新戰(zhàn)術問題，主要是怎樣從打大仗轉變?yōu)榇蛐≌?，也就是打游擊?zhàn)的問題”。這種適應戰(zhàn)爭環(huán)境和敵我力量變化而進行的新戰(zhàn)術養(yǎng)成，既是朱德部隊當時的生存和發(fā)展之道，也是后來井岡山紅軍“十六字訣”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的源頭之一。

經過為期20天左右的“贛南三整”，1928年1月中旬，朱德和陳毅率領部隊由粵北轉移到湘南宜章，揭開了粵北湘南暴動的序幕。隨后，朱德和陳毅對部隊進行整編，成立了湘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朱德任師長，陳毅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宜章暴動后，國民黨軍政當局命令許克祥率領六個團從廣東樂昌趕來鎮(zhèn)壓。朱德采取誘敵深入的戰(zhàn)術，一舉重創(chuàng)敵軍，起義部隊取得第一個大勝仗，聲威大震。接著，朱德率部北上，發(fā)動湘南總暴動。在起義中心區(qū)域各縣的影響帶動下，鄰近地區(qū)的黨組織也紛紛響應，革命烽火迅速燃遍湘南，武裝起義席卷二十余縣，上百萬工農群眾參加了暴動，聲震湖南、廣東、江西三省，呈現(xiàn)了“紅旗漫卷南天亂，湘南這邊紅一遍”的新局面。朱德和陳毅以及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組織發(fā)動的湘南起義，是繼三大起義后規(guī)模最大、參加人數(shù)最多而又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一次起義，歷時三個多月，先后建立了八個縣級蘇維埃政府，組建了工農革命軍四個師和兩個獨立團，兵力達到8000余人，極大地鼓舞了工農群眾的斗志，表明在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強勢復出。

五、新局：潮汕失敗與井岡山會師

四一二事變以來發(fā)生在各地的反革命政變，使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被傾覆，廣大工農勞苦大眾再度被拋入黑暗的深淵。2.6萬多共產黨人和31萬工農群眾被屠殺的慘痛現(xiàn)實，使中國共產黨人比任何時候都愈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從失敗中崛起的共產黨人，獨立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復興的歷史重任。南昌城頭的第一聲槍響，是中共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開端，也是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起點，并且昭示著一個真理：“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o:p>

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目的，是同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使命緊密相連的。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就必須首先動搖其社會經濟基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喚起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億萬農民。因此，八七會議確定的總方針中，把開展土地革命排在武裝反抗的前面，南昌起義軍就是高舉著土地革命的旗幟進軍廣東的。但是，如何才能把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有機地結合起來，卻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學術界對南昌起義奪取中心城市廣州的進軍目標多有詬病，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也曾不無懊悔地說南昌起義“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fā)展自己的力量的”。朱德后來也總結指出南昌起義失敗的主要教訓是沒有留在江西而去了廣東，“假如當時能夠利用軍閥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開展農民運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革命根據地，同時改造起義軍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住腳的”。但實際上，南昌起義的領導層在執(zhí)行中共中央指示的過程中，是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的。他們在汀州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把主力引向潮汕地區(qū)，并且在1927年9月24日攻占潮汕后建立革命政權——潮汕革命委員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為了貫徹中央的初衷，占據出?？冢阌讷@取蘇聯(lián)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從實際出發(fā)借重彭湃等人過去在這里開展農民運動所打下的群眾基礎。這一點，周恩來在起義軍南下途中給中央的信中說得十分明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陸豐，建立工農政權。如情勢許可，自以早取廣州為佳，否則，在潮、汕須一月余之整頓”，并要求中央“電知粵省委號召東江潮汕工農響應一切，以鞏固工農政權及其武裝”?？上У氖牵趶姅车膰逻M攻下，起義軍很快就失敗了，潮汕政權僅存在了7天。歷史沒有給南昌起義軍進一步施展其抱負的機會。

董朗率領的起義軍余部組建第二師則續(xù)寫了主力軍未竟之業(yè)，他們與彭湃領導的農軍相配合，成功開辟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這個事實表明南昌起義軍進軍潮汕的決策是正確的，是在解決武裝斗爭如何與土地革命結合問題上的一次極為寶貴的探索，對此應該予以充分肯定。董朗部開辟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事實，為學界全面準確地認識南昌起義的歷史作用提供了重要佐證。它表明，無論是在江西就地與農民運動相結合，還是在廣東，只要把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都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后來的問題是，中共中央、廣東省委、東江特委把海陸豐的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僅僅作為奪取中心城市廣州的一種配合。中共中央認為南昌起義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只想在汕頭建立政府”，“東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須起來，以圍攻廣州為主要目標”；并且沒有認定第二師已經是中共自己的武裝力量這一基本事實，反而要用農軍去改造，過于強調農軍的作用和革命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在領導機制上的問題。有的學者還從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土地政策偏頗、階級路線過左等方面，闡述第二師為什么沒能成長為一支主力紅軍和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為什么很快失敗的原因。

從第二師來說，他們在起義軍主力失敗和敵人重兵“清剿”的嚴峻形勢下，革命信念不變，革命意志不減，通過加強自身黨的建設，通過開展軍隊的民主主義，通過整編、整紀，通過密切與海陸豐人民群眾的關系，頑強地生存下來，不僅保持了戰(zhàn)斗力，而且發(fā)展了隊伍，打擊了敵人，并且和地方黨組織一起成功開辟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他們的努力當年就曾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中央在要求朱德率第二十五師去湘南發(fā)動武裝起義的信中介紹：“舊二十四師在海陸豐參加農暴，不但自籌給養(yǎng)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贊助農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財產給貧苦無業(yè)的農民，這一工作你們應該首先注意?！边@些充分表明，第二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堅強可靠的革命軍隊，他們的犧牲和奮斗，在人民軍隊創(chuàng)建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在人民軍隊的發(fā)展史上，大革命失敗后創(chuàng)建的各路紅軍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發(fā)動武裝起義過程中組織起隊伍或播下了火種，然后逐步發(fā)展起來的。當時全國發(fā)生了大小不等數(shù)以百計的暴動和武裝起義，但并不是每次起義都能組建起一支軍隊。起義前后組建軍隊的情況也各異，如果將其集中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則會大大深化和豐富學術界對人民軍隊創(chuàng)建史的認識。

南昌起義集中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主要部隊，可以說是傾盡全力奮起一搏。這次起義失敗后剩余的兩支部隊，其主體力量——第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同根同源，均出自中共組建的第一支武裝力量——葉挺獨立團。他們在三河壩分兵之前的經歷、編制、構成、作風、戰(zhàn)術、訓練方式等，幾無二致。但他們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的境地和發(fā)展情況，卻有了很大的不同。對他們的發(fā)展過程進行比較研究，更是具有典型意義。

其一，董朗部重新聚攏后，得到具有深厚農民運動基礎的海陸豐地區(qū)農民群眾的熱情接待和妥善安置，這是他們自南昌南下后不曾有過的待遇，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創(chuàng)建根據地重要性的認識。朱德部遠走湘南，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免遭“城市中心論”錯誤之累，但他們轉戰(zhàn)的區(qū)域，黨組織和農民運動基礎相對薄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孤軍奮戰(zhàn)，這迫使他們要用更大的氣力進行思想信念、部隊士氣、群眾紀律和部隊內的黨建，磨煉部隊的毅力和戰(zhàn)斗力。

其二，董朗部主要成分都來自第二十四師，內部團結。朱德部則既有第二十五師的，又有原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的，還有在饒平收留的第二十四師的200余人，存在著如何增強團結、統(tǒng)一指揮和確立新的領導核心的問題。

其三，董朗部自轉戰(zhàn)至潮汕地區(qū)起，就和東江特委建立了聯(lián)系，進而得到廣東省委的領導，有上級黨組織引路，一方面增強了部隊戰(zhàn)勝困難的信心，但同時由于廣東省委執(zhí)行中央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給他們的發(fā)展造成不良的后果。朱德部一度和上級組織失去聯(lián)系，使得他們不得不獨立自主地決策如何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反而在逆境中找到轉變正規(guī)戰(zhàn)戰(zhàn)術和發(fā)展與范石生部統(tǒng)戰(zhàn)關系等謀求生存的路徑。

如果說兩支部隊的共同之處，最主要的就是他們都自覺地堅決執(zhí)行上級黨組織的命令。

以朱德部來說，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fā)，朱德部收到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要他們“從韶關直下廣州，以援助廣州暴動”。朱德立即率部兼程南下，直奔廣東，走到曲江，得到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部隊收容了廣州起義失散人員200余人，隨后在韶關西北的犁鋪頭駐扎下來。12月21日，中共中央給朱德等人發(fā)來指示信，要求他們與毛澤東所帶領的部隊聯(lián)絡，“共同計劃一發(fā)動群眾以這些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如果無法與毛澤東部聯(lián)絡，也應該與當?shù)攸h組織合作，“采取適當機會舉行暴動”。根據這一指示，1928年1月中旬，朱德和陳毅率領部隊轉移到湘南宜章，發(fā)動了湘南起義。湘南暴動后，還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時也是迫于敵人重兵壓迫和處境艱難，3月29日，朱德正式下達撤退命令，部隊開始向井岡山轉移。朱德和陳毅兵分兩路，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經安仁、茶陵方向到江西寧岡；陳毅則率領宜章第三師、耒陽第四師、郴縣第七師向資興、桂東移動，逐漸向江西寧岡靠攏。1927年4月24日前后，朱毛兩軍終于在井岡山會師。井岡山會師和紅四軍的成立，開創(chuàng)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新局面，使井岡山地區(qū)革命武裝的人數(shù)，由不足2000人增加到1萬多人，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興盛和發(fā)展，不僅注入寶貴的有生力量，而且?guī)硇碌亩窢幗涷?。正如粟裕所說：“井岡山會師，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當時堅持井岡山地區(qū)的斗爭，而且對爾后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堅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動全國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o:p>

朱德和董朗的部隊在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之后，在極端艱險困難的處境下，繼續(xù)高舉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大旗，把求生存的意愿和開創(chuàng)新局面的志向凝結起來，整頓內部，積蓄力量，堅決開展對敵斗爭，不僅保留了革命火種，而且壯大了人民軍隊的力量，還分別開創(chuàng)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粵北湘南暴動。在這個過程中，這兩支部隊為探索人民軍隊的建軍道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yǎng)鍛造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繼南昌起義之后，續(xù)寫了人民軍隊創(chuàng)建史的新篇章。把他們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的斗爭實踐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結合起來考察，就不難看出在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是如何將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有機結合起來的探索過程，看出人民軍隊是如何鍛造的，這包括：加強和發(fā)展黨的組織，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堅決執(zhí)行黨交付的各項任務；發(fā)揚軍隊民主，完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整頓紀律和嚴格執(zhí)紀，密切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彰顯人民軍隊的宗旨；發(fā)揚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作風，養(yǎng)成適應農村斗爭環(huán)境的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深入敵人統(tǒng)治薄弱的農村，動員廣大農民群眾，以武裝斗爭為基本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根據地建設為根本依托，全面推進中國革命的復興。

［蔣建農，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劉濰豪，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