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和平:從和平進程中孤立的障礙到系統(tǒng)性模式 作者:Sandra Pogodda,曼徹斯特大學政治系講師,她的研究方向包括阿拉伯地區(qū)革命社會的國家形成過程,抵抗運動,和平與沖突研究的革命性挑戰(zhàn)和批判性的發(fā)展研究;Oliver P. Richmond,國際關系及和平與沖突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教授,他的主要專業(yè)領域是和平與沖突理論,尤其是其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相互聯(lián)系;Gezim Visoka,都柏林城市大學法律與政府學院的和平與沖突研究副教授,研究重點為當代世界政治中國家和和平進程的建立、重建和毀滅,沖突后和平建設和國家建設,及國家創(chuàng)建和外交承認政治。 來源:Sandra Pogodda, Oliver Richmond and Gezim Visoka, "Counter-Peace: From Isolated Blockages in Peace Processes to Systemic Patter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2, pp. 1-22. 導讀 在二十世紀的發(fā)展進程中,出現(xiàn)了一個由干預實踐、國際法、多邊機構、捐助方和民間社會組成的多層次框架,以支持和平進程、締結和平的工具和地方的和平行動主義。這個“國際和平架構”(International Peace Architecture, IPA)囊括了外交和權力平衡等較早的沖突管理方法,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國際框架、反殖民運動中對權利和發(fā)展的要求、自由主義和平建設、1980年后對除基本形式之外權利的進一步擴展及國家建設。這一過程與新興的全球民間社會的能動性密切相關。 然而,許多和平進程在過去30年里停滯不前、倒退或搖搖欲墜;目前的和平進程往往不能維護和平與安全,也不能在許多受沖突影響的社會中促進正義、權利和發(fā)展。國際和平架構(IPA)被不確定的妥協(xié)所困擾,其本體也已受到損害:它的一些構成要素之間相互矛盾,導致了和平進程的系統(tǒng)性阻礙。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了“反和平”(counter-peace)這一概念,并將其作為一種工具來批判性地從國際、國家精英和社會三個層面審視一系列潛在的系統(tǒng)性和平障礙。這些結構性障礙和本就有缺陷的和平進程帶來的意外后果很可能構成了一個全面的反和平架構,塑造了國際體系本身。 對“反和平”的定位:“反和平”與“反革命” 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這一概念最為清楚地分析了行為者試圖侵蝕、遏制或消除解放機構的方式。廣義而言,它與反和平的相似之處在于,我們對這兩個過程的理解都源于它們所反對的東西:作為積極、混合和日常和平標志的廣泛的安全、權利、正義和公平;這些要素與革命中的自由和平等的解放目標并行。這表明阻礙解放運動最明顯的策略包括動員強制性國家機構、媒體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社會和政治結構。 然而,反革命和反和平都涵蓋了對社會和國際變革壓力的一系列政治反應,其范圍遠遠超出了壓迫、修復和戰(zhàn)爭。如果不將這兩個進程看作革命與和平進程的對立面而是簡化的替代方案,那么它們都是最有效的,因為它們與原先的權力結構都具有連續(xù)性。為了避免根本性的轉變,反革命或反和平精英可能被迫進行實質性改革。但是,反革命性改革只屈從于一組有限的變革需求,以保護社會或政治等級制度免受深刻變革;在當代和平進程中,也有著類似類型的混淆。如塔伊夫和代頓協(xié)議分別阻止了黎巴嫩和波黑的進一步流血事件,但它們也構成了奪取和平的制度框架,前軍閥變成了政治當權者,保留了種族或教派的權力結構。 這種對反革命與反和平的理解與米歇爾·??聦嗔Φ睦斫猱a(chǎn)生了共鳴。在構成??碌臋嗔Ω拍畹母鞣N因素中,本文的反和平概念審查了主導權力關系的多樣性及其制度組織,它們的相互支持以及他們切斷和邊緣化改變和扭轉這些權力關系的斗爭的方式。這兩個進程都抓住了國家機構,以改變國家塑造過程中的戰(zhàn)略。精英和他們的犯罪網(wǎng)絡可以通過控制國家機構,在非戰(zhàn)爭的情況下繼續(xù)他們的國家塑造計劃,腐敗和國家暴力被用于反和平和反革命進程的新階段。由于外國政府與國家機構合作并通過國家機構工作,過度發(fā)展對國家強制力量的外國援助可能會加強反和平力量,而在當代非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外部支持同樣能夠強化國家的壓迫和排他性結構。對這兩個進程來說,國內和國際反和平反革命行動者之間的聯(lián)盟及其產(chǎn)生社會支持的能力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從反革命學術研究中獲得靈感,探究民眾與反和平精英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聯(lián)系,分析反和平行動是否在其各行為者之間表現(xiàn)出類似反革命進程中出現(xiàn)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一和不統(tǒng)一的混合,這導致了反革命聯(lián)盟的脆弱與崩潰。 “反和平”的實證表現(xiàn) 僵局模式(stalemate pattern) 這一模式的核心是“正式的政治動蕩”,雖然沖突被凍結且暴力行為受到限制,但群體間的緊張關系持續(xù)存在,并有增無減。在民間社會的僵局格局中,國際捐助者和多邊組織形成了一個弱聯(lián)盟,國家融入和平與發(fā)展進程,各方各層相互依存。它們被一系列法律、政治、經(jīng)濟和地緣政治的相互依賴所俘獲,這種相互依附關系達到了非常微妙的平衡,但既阻礙了和平進展,也阻礙了僵局的瓦解。僵局模式的沖突是國際贊助的和平解決方案、長期依賴外部援助和干預的后遺癥。 僵局是反和平精英占領國家的產(chǎn)物,這導致民間社會和國際和平干預無法推動和平進程向前發(fā)展。首先,權力分享的協(xié)議鼓勵單一種族或宗派政黨,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基于身份的政治模式,為前沖突行為者創(chuàng)造了封地,從而將腐敗、庇護主義(Clientelism)和贊助政治納入國家機構。由于新自由主義擴大了贊助和腐敗政治的受益者與貧困人口之間的差距,宗派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加劇了政治不穩(wěn)定。此外,如果通過建立持續(xù)有爭議的邊界和種族隔離來結束戰(zhàn)爭,就會出現(xiàn)僵局,例如在克什米爾、塞浦路斯和科索沃。新設立的邊界可能會終止敵對行動,但只會凍結而不是解決潛在的沖突,且對僵局的地緣政治干預往往會扭曲沖突動態(tài)并降低沖突解決的可能性。 雖然這兩種局面(權力分享協(xié)議和種族隔離)在民眾中產(chǎn)生了不同的反應,但都通過身份政治促成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反和平聯(lián)盟。在隔離的沖突背景下,只要民族主義或宗派主義構成文化霸權,就可以確保民眾對正式政治動蕩的支持。但這種聯(lián)盟是極不穩(wěn)定的,甚至醞釀著革命的可能。然而,由于在社會的集體記憶中仍然存在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大量受沖突影響的社會可能會盡量避免革命,這進一步導致形式化的政治動蕩和沖突的凍結繼續(xù)存在。 有限的反和平 這種模式的特點是該國某些地區(qū)表面穩(wěn)定,但被戰(zhàn)爭和平行機構所打破。位于這個模式核心的是準國家(quasi-state)及它們的缺陷。全球南方的大多數(shù)后殖民國家都面臨脆弱的國家邊界、對發(fā)展援助的依賴和持續(xù)的榨取主義等問題,這縮小了它們在國內提供安全和發(fā)展的可能性。地方和平委員會雖然能夠在短期內解決懸而未決的爭端,但往往受到國家支持和資源的缺乏、生態(tài)破壞導致的流離失所、及持續(xù)沖突的快速變化等條件的限制。 自由化創(chuàng)造的贊助網(wǎng)絡加劇了腐敗與不平等,同時減少了為群眾提供的關鍵國家服務。國家對教育、衛(wèi)生、安全和發(fā)展(尤其是在農村地區(qū))投資的缺乏使民兵能夠提供原本缺乏的經(jīng)濟機會,例如收入、議價能力和資源控制,由此在外圍邊緣地區(qū)產(chǎn)生了持續(xù)沖突。鑒于這些原因,后殖民地的國家地位往往仍然不完整。此外,叛亂和有組織的犯罪結合了父權制對婦女系統(tǒng)性壓迫,造成了好戰(zhàn)的男性過剩人口,同樣使以氏族和部落等父系組織陷入持續(xù)爭奪統(tǒng)治地位的斗爭中。 這些持續(xù)的局部沖突和斗爭繼而助長了政治精英在國家建設中的獨裁傾向,特別是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如果盟友或和平進程支持準國家政府越來越多的鎮(zhèn)壓和排他行為,后者可能會變?yōu)榈谌N模式中的核心:激烈的國家(fierce state)。全球反恐戰(zhàn)爭助長了這種轉變:由于對反叛亂的援助已被納入發(fā)展援助的主流并與和平建設相結合,發(fā)展和國家建設干預措施中的雄心受到侵蝕。側重于安全機構的能力建設而導致對沖突根源的忽視則進一步反映了國家建設的失敗。因此,有限的反和平模式的特點是以犧牲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為代價而產(chǎn)生的軍事化的準國家與其國際支持者之間以穩(wěn)定為中心的聯(lián)盟。穩(wěn)定化范式限制了和平塑造,并讓政府承擔責任,提供局部沖突解決方案。這不僅使國際和平架構在當?shù)睾蛧H上失去合法性,而且使有限的反和平模式容易滑入徹底的反和平模式。 徹底的反和平 這個模式的特點是嚴重的壓迫和對人權在國內的系統(tǒng)性侵犯(即威權統(tǒng)治、軍事政權和內戰(zhàn)/州際戰(zhàn)爭)。在這種情況下,反和平力量基本上不受約束地運作并接管了國家。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權力不對稱十分明顯,國家和社會之間不是公民社會的空間,而是真空。因此,一個由文化、商業(yè)和軍事精英主導的掠奪性、利維坦般的國家阻礙了公民社會的出現(xiàn),并將國際和平架構( IPA)拒之門外。它永遠在尋找地緣政治和安全聯(lián)盟來支持其粗糙原始的的權力累積戰(zhàn)略。國內精英在國際舞臺上尋求與類似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反和平勢力結盟,從而形成威脅與更強大的反和平架構。 位于此模式中心的是“激烈的國家”。在以激進的社會力量和其他形式的內在不穩(wěn)定為特征的政治環(huán)境中,激烈的國家過度發(fā)展了它的“專制權力”,而缺乏了和平規(guī)范社會進程的基礎設施力量,并可能構成一種外在的治理模式,針對外部軍事控制下的領土。 在其自己的領土上,激烈的國家則受到《聯(lián)合國憲章》的保護,該憲章強調不干涉主權國家作為后殖民國家自決的保障。然而在地緣政治野心超過規(guī)范考慮的其他情況下,自由主義和威權政府——特別是安理會的成員國,可能會主導開發(fā)一系列工具以忽略不干涉原則,無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向專制政權提供援助、資助代理人戰(zhàn)爭和保護軍事占領不受國際法適用來保護激烈的國家,如2011年以“保護的責任”為名義對利比亞的行動。為了補償外部支持者為支持激烈的國家而進行的投資,有爭議的資源開采形式可能會加劇緊張局勢,使和平進程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不可能。 結論 本文借鑒反革命文獻,追溯了系統(tǒng)性阻礙和平進程的反和平進程的出現(xiàn)。本文詳細闡述了三種反和平模式:在“僵局模式”中,暴力被禁止,而“有限的反和平”和“徹底的反和平”則劃定了暴力的流動范圍,沖突可能會在其中發(fā)生變化。在這些模式的中心存在著不同的核心障礙:僵局模式圍繞著一場正式的政治動蕩,表現(xiàn)為有爭議邊界上的種族隔離,或存在嚴重缺陷的權力分享協(xié)議。相比之下,有限反和平模式以準國家的不足為中心;而如果推動暴力國家形成過程的反和平精英得到了足夠的外部支持,沖突可能會升級為徹底的反和平。 這三個模式中的核心障礙都很難解決,因為反和平的中心也構成了現(xiàn)有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核心,這往往與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經(jīng)濟有關。反和平進程不僅說明了 IPA 的嚴重局限性,還突出了其內部矛盾和反和平勢力的滲透,它代表了一種使精英權力在歷史上運作的等級分層現(xiàn)代化、持續(xù)化或恢復的嘗試。它旨在消解解放進程,同時利用 IPA 的穩(wěn)定要素。這表明反和平進程通過意向性、結構性力量和干預的意外后果之間的聯(lián)系而建立。 詞匯積累 “國際和平架構” International Peace Architecture(IPA) 反和平 counter-peace 反革命 counter-revolution 僵局模式 stalemate pattern 準國家 quasi-state 激烈的國家 fierce state 譯者:周谷子,國政學人編譯員,曼徹斯特大學和平與沖突專業(yè),研究興趣為和平與沖突及安全研究中的建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理論。 校對 | 汪佳镕 陳想 審核 | 施榕 排版 | 楊文杰 本文為公益分享,服務于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臺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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