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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產生了55位上將和155位中將。其中，開國第一大將粟裕麾下著名的“三劍客”有喜有憂：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叱咤風云的葉飛被授予上將，而“王老虎”王必成和“拼命三郎”陶勇則被授予中將。有文章載，說譚震林對昔日助手和愛將王必成格外關心，特地找羅榮桓說關于授銜的事。但是，羅榮桓并沒有給“譚老板”面子：“王必成和葉飛不一樣嘛！”同為粟裕麾下“三劍客”，葉飛和王必成、陶勇確有不同。從年齡和家庭背景上來看，王必成、陶勇、葉飛依次差了一歲，完全稱得上同齡人。但是，三個人的家庭出身不一樣：葉飛是歸國華僑，王必成、陶勇則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將軍”。葉飛，1914年5月出生于菲律賓奎松省，父親葉蓀衛(wèi)是愛國華僑，母親是菲律賓人，所以一出生就有兩國國籍。葉飛7歲時，父親就把他送回祖籍福建南安讀書，18歲入黨，19歲參加游擊隊。陶勇，1913年1月出生于安徽霍邱。家境非常貧寒，幼年就失去父親，7歲時給人放牛，可以說童年和少年時期經歷了比別人更多的磨難，16歲參加游擊隊，18歲加入組織。王必成，1912年2月29日出生于湖北麻城一個貧農家庭，11歲才讀私塾，2年后就因為家里無力供他念書而輟學，15歲參加了農民義勇軍，17歲參加紅軍，18歲加入組織。古人常說“自古英雄出少年”，盡管家庭背景大相徑庭，但是為了救國救民的夢想，葉飛、陶勇和王必成都是在童年就在貧困的農村生活，并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加入了組織。第二點不同之處，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資歷和戰(zhàn)功。認為王必成應當授上將的觀點，主要理由之一是紅軍時期王必成擔任過鄂豫皖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師師長，而葉飛是閩西根據地的地方部隊獨立師師長，所以紅軍時期王必成的資歷高于葉飛。實際上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葉飛不單是閩東獨立師師長，還是根據地的創(chuàng)始人。當福建省委遭到破壞時，20歲的葉飛以特派員身份重建閩東特委，成立了閩東獨立師，和粟裕、劉英的挺進師匯合后，又領導了閩東根據地三年游擊戰(zhàn)爭，從這一點來看，葉飛的上將含金量十足。再來看同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王必成和陶勇：紅軍時期，王必成從勤務員做起，1934年9月任副團長，1935年任團長。1936年春，任紅30軍89師副師長，和葉飛相比依然還有一點差距。陶勇的境況和王必成很相似，從戰(zhàn)士、班長一步步干到團長，1936年春升任紅9軍教導師師長。這個時間點和王必成很接近，唯一不同的是陶勇參加了西路軍，被俘后經組織營救，進入抗大。第三點不同，是抗戰(zhàn)初期的定位和發(fā)展有所不同。葉飛就不用多說了，他和粟裕相識最早，1935年2月閩東獨立師和閩浙邊挺進師會師。但是由于游擊戰(zhàn)時期情況復雜，加之臨時省委劉英的多疑，葉飛和粟裕還差一點發(fā)生火并。1937年底，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粟裕在張鼎誠二支隊任副司令員（級別大致相當于八路軍的副旅長），擔任戰(zhàn)斗指揮；而葉飛所部則編為張云逸三支隊6團，葉飛任團長。葉飛成名之戰(zhàn)是1939年5月挺進東路戰(zhàn)斗，隨后葉飛出任“江南抗日游擊隊”司令員、挺進縱隊政委兼副司令員（司令員是管文蔚），鞏固了揚州、泰州地區(qū)為主的蘇北抗日根據地。王必成和陶勇，都是延安“空降”新四軍的干部：王必成先后任一支隊2團參謀長、團長，在賀甲村戰(zhàn)斗一舉殲滅日軍186人、俘虜3人。隨后屢戰(zhàn)屢勝，被譽為“王老虎”。陶勇先后任一支隊副參謀長、二支隊4團團長，開始和粟裕的合作。從全面抗戰(zhàn)前兩年的情況來看，葉飛任職和地位都略高于“空降”的王必成、陶勇。葉飛是首任團長，同一時期王必成、陶勇都團參謀長、支隊副參謀長。等二人擔任團長時，葉飛已經是挺進縱隊的政委。第四點不同，同為粟裕麾下“三劍客”，發(fā)展趨勢各異。葉飛、王必成和陶勇第一次“三劍合一”，是1940年8月的蘇北指揮部。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由江南指揮部主力王必成2團、陶勇4團等部，與江北管文蔚、葉飛的挺進縱隊等合編而來。葉飛、王必成和陶勇處在同一起跑線，分任3個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隨后，陳毅、粟裕給王必成2縱配了政委盧勝；給陶勇3縱配了政委劉先勝。這是一個很微妙的變化，為什么王必成、陶勇配政委，而葉飛不配政委？因為葉飛擔任過軍、政主官，而王必成、陶勇則以軍事指揮為主，由于知識水平所限，政工方面并非所長。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此時葉飛在軍政兩個方面都很優(yōu)秀，是一個全能型的干部。“三劍客”的第一次協(xié)同作戰(zhàn)，就打趴了和新四軍搶地盤的韓德勤。皖南事變后，葉、王、陶又一同編入新四軍1師，由粟裕直接指揮。葉飛任1旅旅長兼政委，王必成、陶勇分任2、3旅旅長，政委則是劉培善、劉先勝。隨后，葉飛的最高職務是1師副師長（師長粟裕），王必成是6師副師長（師長譚震林），陶勇一直是旅長。從這一時期任職來看，“三劍客”齊頭并進，但是葉飛略略領先。第五點不同，解放戰(zhàn)爭時期，葉飛和王必成、陶勇拉開了差距。有的人對軍事主官兼任政委不以為意，實際上大不相同。政委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抗戰(zhàn)時期南京一度取消了八路軍的政委制度，代之以“政訓部主任”。但是不久，八路軍、新四軍全面恢復政委制度。軍事主官兼政委，意味著上級的絕對信任。抗戰(zhàn)勝利后，葉飛任山東野戰(zhàn)軍1縱司令員，王必成和陶勇留在華中分任6縱、8縱司令員。一年以后，山野和華中合編為華東野戰(zhàn)軍，葉飛、陶勇、王必成再次聚首，分任1、4、6縱司令員。“三劍客”合璧，首戰(zhàn)萊蕪團滅李仙洲，王必成6縱殲敵最多，但是陳毅、粟裕的野司還是認為葉飛一縱鉗制住了萊蕪城內4萬敵軍，為主力包圍李仙洲部贏得時間，從而立下頭功。再戰(zhàn)孟良崮，王必成6縱神兵天降拿下垛莊，套牢了敵整編74師。但是葉飛1縱也不含糊：先是占據制高點合攏包圍圈，接著葉飛又統(tǒng)一指揮1、4、6、9縱，導演了群毆張靈甫的好戲。此戰(zhàn)，主席和蔣氏都沒想到，粟裕用兵如神，一線指揮官葉飛也功不可沒。淮海戰(zhàn)役，葉飛因病缺席，但并沒有影響他的地位。三大戰(zhàn)役后，華野正式改稱三野，下轄4個兵團，王建安、陳士榘、宋時輪和葉飛分任司令員。同一時期，陶勇任23軍軍長，隸屬于王建安七兵團；而王必成任24軍軍長，隸屬于陳士榘八兵團。渡江之前的葉飛，已經和王必成、陶勇拉開了一個層次。1949年10月，葉飛十兵團28軍九千余人進攻金門，苦戰(zhàn)三晝夜最終失利。這也是我軍解放戰(zhàn)爭最大的一次成建制失利。但是，主席對葉飛依然信任，后出任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福州軍區(qū)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后，王必成任三野七兵團副司令員兼浙江軍區(qū)副司令員，而陶勇則以志愿軍九兵團副司令員身份參加了抗美援朝長津湖戰(zhàn)役，后接替宋時輪任代司令員兼政委。王必成也在王建安回國后，出任過志愿軍九兵團副司令員、代司令員。1952年評級，37位正兵團級除許光達、王樹聲被評為大將，徐立清主動降銜，葉飛等34人悉數被授予上將。44位副兵團級，王必成、陶勇等22人被授予中將，同為副兵團級，王必成和新四軍19位旅長之一的張愛萍、洪學智、劉震相比，顯然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將領，王必成授中將有些偏低，但總體來看，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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