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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笑遠

　　何謂石窟？常青先生在《中國石窟藝術精講》一書中，用極為精短的語言概述為：“石窟，就是開鑿在河畔山崖間的寺院。因為它們絕大多數(shù)是一座座石質的洞穴，有著佛教寺院性質的使用功能，所以，石窟也叫'石窟寺’?！睂τ谑叩亩x，用這樣言簡意賅的論述，讓我頗感震撼。因為像我這樣的石窟外行，雖也親身體驗過云岡石窟的魅力并為之傾倒，但卻并不真正知道何為石窟？而只有常青先生這樣的專家，才可能運用深入淺出的語言一語道出。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結合的范例，中國石窟源遠流長，且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藝術風貌，正如本書作者常青先生所言：“這種建筑形式起源于古代印度，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造就了一大批中國獨特的石窟藝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笔咦怨庞《葌魅胫袊?，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歷經多年，逐漸形成獨具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石窟藝術，典型地體現(xiàn)出空間與時間凝結的中國石窟之美，屬于先人留給我們的寶貴歷史遺產、文化遺產和藝術遺產。

云岡石窟第3窟中心柱前壁大龕

　　石窟藝術的空間之美

　　中國石窟藝術具有宏闊博大的空間之美。據(jù)本書統(tǒng)計，就全中國的范圍來看，石窟與摩崖造像地點的總數(shù)約在五千處以上，而石窟洞和造像龕的數(shù)量在各地的保存有多有少，總數(shù)很可能會超過十萬處。所有地點，按其窟龕造像數(shù)量之多少，空間與體量之大小，可以分為四個級別。第一級為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三大石窟。第二級為窟龕數(shù)量在兩百處左右或規(guī)模相當?shù)氖呷海浯碛行陆莩强俗螤柺?、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甘肅慶陽北石窟寺等。第三級為窟龕數(shù)量在一百處左右或規(guī)模相當?shù)氖呷海浯碛兴拇◤V元千佛崖石窟、浙江杭州飛來峰石窟等。第四級為窟龕數(shù)量在五十處以下或規(guī)模相當?shù)氖呷?，其代表有河北邯鄲北響堂石窟、河南鞏縣石窟、云南劍川石鐘山石窟等。中國石窟的時代延續(xù)之長久，保存內容之豐富，是其他信仰佛教的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各個地區(qū)、各個地點藝術風格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在它們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關系，不斷地推動著石窟寺向中國民族化的風格邁進。如以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為例，書中說，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該窟群依山而鑿，東西綿延一千米，是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并稱為“中國三大石窟”。在45座主要洞窟中，大窟有20座，還有很多中小型洞窟圍繞其四周，氣勢十分宏大。各窟內的五萬一千余軀石雕造像各具特色、神態(tài)多樣，裝飾圖案與建筑形式錯綜復雜，體現(xiàn)出中國人極高的審美水平，記錄了佛教藝術傳入中國后逐漸世俗化、民族化的過程。

甘肅安西榆林窟外景 圖片選自《中國石窟藝術精講》

　　石窟藝術的時間之美

　　中國石窟藝術還具有歷史久遠的時間之美。作為佛教的產物，石窟具有悠久的歷史，書中指出，隨著佛教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佛教信仰在東漢末年確立，石窟這種集建筑、雕塑、繪畫于一體的藝術形式也在4世紀以后落地中國。5至8世紀是中國石窟發(fā)展的最盛期，最晚的可以到達19世紀。

　　還是以三大石窟之一的云岡石窟為例，“云岡石窟主要分為一、二、三期。第一期開鑿時間在北魏和平（460—465）初年，以曇曜五窟（第16窟至20窟）為代表。第二期開鑿時間在470至493年，包含第1—15窟，其中第14、15窟開鑿后并未完成。第三期開鑿時間在493年以后，包括第20窟以西洞窟，以及在第1—20窟間和一些窟內補作的部分?！?/p>

　　據(jù)此書中最終總結為，云岡石窟的發(fā)展主要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以曇曜五窟為代表，包括第16—20窟，開鑿時間在460年之后不久的年代里。五窟的主要功能是展示北魏五世帝王的化身佛像。第二期規(guī)模最為龐大，主要開鑿時間在470至493年，包括第1—15窟。以太和十三年（489）為界，第二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佛與菩薩裝仍為印度和中亞的舊式，后期改為漢民族的褒衣博帶式佛裝和帔帛交叉的菩薩裝，體現(xiàn)著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在佛教藝術界的反映。此外，第二期的大型洞窟往往成雙出現(xiàn)，有的則是一組三窟，很可能與當時朝廷的統(tǒng)治者以馮太后（441—490）與孝文帝兩圣為中心有關。酈道元的“真容巨壯，煙寺相望”，形象地評價了第二期洞窟的盛況。第三期開鑿于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即493年以后，包括第20窟以西諸小窟，以及第1—20窟間補鑿的小窟，還有一些沒有按時完工的二期洞窟內補雕的龕像。第三期造像全盤接受了南朝典型的樣式與風格，佛像表現(xiàn)為褒衣博帶裝與秀骨清像風格的結合。

　　石窟藝術伴著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隨著時間的流轉，石窟在布局、洞窟、佛像等方面不斷中國化，對此，書中總結為，石窟與寺廟是傳播佛教的媒介，在北魏建立前就已存在用于講經說法和修行的佛教石窟。與以前不同的是，云岡第一期石窟在表現(xiàn)北魏初期的佛教文化外，還特別雕鑿了用以象征皇帝的大佛造像，這是之前盛行佛教的地區(qū)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曇曜五窟的大佛不完全是佛經里的人物。他們既代表了宗教領袖，也代表了人間統(tǒng)治者，是宗教神權和皇權的完美結合體。這樣用佛代表皇帝的形式，使這里的石窟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人情味，開創(chuàng)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國佛教”，為佛教藝術以及價值的本土化作出巨大貢獻。

　　面向大眾的藝術索引

　　常青先生在后記中說，此書最初的形成是緣于他在線上舉辦的系列講座，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個便是《中國石窟藝術精講》（25講），本書就是在此次講座的講稿基礎上形成的。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書，他說：“本書的主旨就是依次介紹這些精華石窟。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石窟藝術，特意在緒論部分講解'佛教藝術的基本常識’，使大家對佛教藝術的一般知識有所了解。在每一小節(jié)中對各地精華石窟進行敘述，內容包括石窟的概況、開鑿背景、延續(xù)年代，以及對代表性洞窟的分析，對具體圖像宗教意義的講解等，還將涉及印度、中亞和中國的文化藝術交流等。如果這本書能陪伴石窟寺愛好者走完上述精華石窟，是我倍感欣慰之事！那么，為編寫本書所付出的心血都是值得的。”

　　因為中國石窟藝術是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步華化的產物，故其中包含著豐富復雜的佛教概念，為了幫助普通讀者更好地了解和學習佛教知識并進而更好地欣賞中國石窟藝術，本書在“緒論”中還專列了“佛教藝術的基本常識”。例如，其中提到，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佛教在古印度誕生。公元67年前后（東漢明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經過在中國近兩千年的漫長歷史演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與中國佛教相關的藝術作品不僅種類豐富、形式多樣，更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而石窟是起源于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筑形式，指開鑿在河畔山崖間的佛教寺院，因此又稱為“石窟寺”。雖然中國最早的石窟是模仿印度石窟開鑿的，但中國現(xiàn)存石窟數(shù)量已超過了印度。規(guī)模不一的石窟寺群分布在全國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石窟群為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石窟寺的形制通常反映著地面寺院大殿或佛教的布局，我們可將其細分為不同的種類，較為典型的是中心柱窟、佛殿窟。中心柱窟的窟室平面為方形或長方形，中間有方形的塔柱直通窟頂，在中心柱窟的四面開龕造像，或者繪制壁畫。進入唐代以后，中心柱窟數(shù)量逐漸減少。佛教窟開始占據(jù)主要地位。佛教窟，主要用以講經說法，形制為方形或長方形平面，穹頂或覆斗頂。除了中心柱窟和佛教窟之外，供僧人坐禪、修行的小禪窟也是常見的形制之一。在印度，小禪窟通常開鑿在石窟后壁或左右側壁，供僧人坐禪、修行之用。在中國，小禪窟的大小僅可容一人坐入，如敦煌莫高窟西魏雕鑿的第285窟就是這種形制。

　　莊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同樣，吾生也有涯，而觀中國石窟也無涯。中國的石窟歷史久遠、分布廣泛，呈現(xiàn)出豐富多樣的形態(tài)。為了更好地幫助普通讀者了解和參訪中國的石窟藝術，常青先生貼心指出：“在一個人有限的生命中，是不可能走完全中國全部石窟地點的。但其中最著名的石窟有三十處左右，是石窟藝術研究者與愛好者必須要參訪的，因為它們是中國石窟藝術的精華，譜寫著這個特殊藝術形式的發(fā)展史。這些精華石窟包括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永靖柏孜克里克石窟，甘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吐魯番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山西的大同云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河南的洛陽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寺、河北的南北響石窟，陜西關中唐代石窟、延安宋金石窟，四川的廣元石窟、安岳石窟，重慶的大足石窟，浙江的杭州飛來峰石窟，以及云南的劍川石鐘山石窟。走完了這些石窟地點的人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已經領略到了中國石窟藝術的精華！’”

　　作為一名非專業(yè)的普通讀者，我對佛教和石窟藝術完全是門外漢，但當我捧讀此書時，仿佛跟隨著常青先生深入淺出的講解，依次走過、賞過中國石窟藝術的精華，從中獲益匪淺。相信其他各位讀者朋友在讀后也會有與我一樣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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