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故事家喻戶曉，他的故事開端便以東漢末年時期作為背景，黃巾起義的故事作為引領。

也可以說，黃巾起義促使東漢王朝分崩離析，也間接造成了三國時代的來臨。雖然在書中，關于東漢和黃巾描寫并不占據(jù)著過多的內(nèi)容。

黃巾起義

但是在歷史文獻中，黃巾起義對東漢王朝末期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黃巾起義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準備的農(nóng)民大起義。作為一場全國性的危機，它的爆發(fā)與東漢王朝應對的失誤，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黃巾起義醞釀期

李振宏說過：“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畢竟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度的發(fā)展史。農(nóng)民問題、 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畢竟是貫穿于中國古代歷史兩千年的重大歷史現(xiàn)象。”

所以，從新的研究角度，去看待和解讀類似于黃巾起義這種歷史問題，具備的史學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是極其重要的。

黃巾起義醞釀的時期，東漢王朝的所作所為，直接影響了這場動亂爆發(fā)的進程。在后世的研究中，也很少在朝廷層面去探討，黃巾起義與其的關系。

這種做法很難徹底分析出黃巾起義的歷史面貌，所以在歷史的研究中，東漢王朝應對黃巾起義的政治行為和舉措，對探討這場農(nóng)民動亂，是非常有意義的。

黃巾起義爆發(fā)于184年，帶來的影響十分廣泛。在最開始的時候，黃巾起義幾乎沒有遭受到東漢王朝的控制。

它以地方片面的宗教勢力作為根基，進一步發(fā)展壯大為全國性的農(nóng)民起義。在桓，靈兩位皇帝在位的幾十年，黃巾起義幾乎沒有停止過發(fā)展。

甚至在此期間，東漢朝廷早就了解到張角和民間流傳的太平道，已經(jīng)具備了一定的規(guī)模了。

張角

東漢朝廷沒有阻止，反而還說他們是“善道”。而且在這個時期，其他宗教組織，卻不能被朝廷所容忍。

歷史文獻中有過一段記載說：“二月，扶風妖賊裴優(yōu)自稱皇帝，伏誅。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p>

在古代史學家的筆下，賊一般都指的是土匪和強盜。如果加上一個妖字，就賦予了邪教的含義。

而在那個時期，張角所領導的太平道，也是和“妖賊”所類似的民間宗教組織。東漢王朝對其的打擊很殘酷，但是面對太平道時，變現(xiàn)的態(tài)度卻有些不太一樣。

簡單來說，是東漢王朝對太平道的性質(zhì)沒有正確理解。張角便借助這個機會，開始瘋狂地發(fā)展教徒，增加自己的勢力。

《后漢書》中，曾經(jīng)記載了太平道的資料，也有助于后人了解它們的性質(zhì)。文中提及道：

“初，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jīng)，乃收藏之。后張角頗有其書焉?！?/p>

東漢王朝的錯誤

《太平清領書》其實就是《太平經(jīng)》，這是張角尊奉的經(jīng)文，是被皇帝所認可和接受的一種宗教理念。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張角所宣揚的太平道，是特意為了迎合皇帝而做的。他在表面假托大道，實際上則控制著民眾，宣揚一種不軌的思想。

這種行為在信息交流不順暢的古代，是非常具有迷惑行為的。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以及生活在底層的民眾，都錯誤地以為，張角的做法是在“以善道教化天下?！?/p>

東漢王朝的錯誤做法，也給了黃巾軍茁壯發(fā)展的機會。在朝廷信任的基礎下，十幾年里，太平道便聚集了幾十萬的忠實教徒，幾乎遍布了東漢王朝的領土。

黃巾軍越聚越多，農(nóng)民起義的爆發(fā)征兆也開始顯現(xiàn)，地方性的動亂頻頻發(fā)生。面對充滿危機的局勢，東漢王朝的內(nèi)部，又產(chǎn)生了一些分歧。

這些分歧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是皇帝認為，張角的太平道，對于皇權來說沒有任何威脅。二是一些有志之士，意識到了危險的來臨，提議皇帝要采取措施去應對。

可是皇帝不僅沒有采納這種意見，還終日飲酒作樂，在宮中逍遙快活，一點危機的意識都沒有。

古代皇帝，很重視一些民間流傳的預言暗示。在桓帝時期，社會上便出現(xiàn)了“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街”以及“沛國言黃龍見譙”。

這些預言都在唱衰漢朝的氣運，但是并沒有引起當朝皇帝的重視。而且在靈帝時期，還出現(xiàn)了“黃人事件”。

民眾為了觀看“黃人”，甚至阻斷了道路，引起了社會動蕩。而政府沒有進行正確的引導，甚至都沒有管理聚集的人群。

這是張角的一次試探，也是為黃巾起義的爆發(fā)造勢。而東漢王朝的錯誤應對，也給了農(nóng)民爆發(fā)動亂的可乘之機。

但是在地方官員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皇帝一樣麻木。有一些官員開始依托政策，削弱黃巾信徒的勢力，針對性剿滅黃巾部落的首領。

這些有識之士，向皇帝上書進言，提出治理黃巾的政策?；实垭m然認可了它們的行為，卻依然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這個時期的黃巾起義，已經(jīng)處在爆發(fā)的階段了，幾乎隨時都可能發(fā)生動亂。但是皇帝視而不見，一直在任由著黃巾的發(fā)展。

靈帝在位后期，黃巾的勢力已經(jīng)深入到國都內(nèi)部了。就連東漢末年著名的“十常侍”，都和黃巾軍有了某種聯(lián)系。

一些地方官員和朝廷一樣，覺得太平道是善道，不敢隨意地禁止，害怕會遇到麻煩。甚至一些州郡的高級官員，都開始信奉太平道，對它們的做法也隱瞞不報。

面對爆發(fā)前的危機，能人志士的勸諫，靈帝還是沒有做出抉擇。最終，這看似能夠挽救危局的最后機會，也被東漢王朝徹底放棄了。

十常侍

黃巾起義爆發(fā)期

在東漢王朝一系列錯誤的做法后，黃巾起義于中平元年春二月正式爆發(fā)了。在這個時期，政府才開始緊急應對起來。

正如《三國演義》中描繪的片段一樣，朝廷派出何進，皇甫嵩，盧植等著名將領，開始討伐黃巾軍。

黃巾起義爆發(fā)前期，隨著張角的病故，主力部隊被東漢軍隊擊敗，局面一時得到了控制。可是這個時候，朝廷并沒有進一步清剿黃巾余孽，又為以后留下了隱患。

一方面是信徒太過于狂熱，對黃巾盲目信仰和追崇，導致農(nóng)民起義接二連三地爆發(fā)。另一方面則是朝廷內(nèi)部腐敗不堪，宦官與將領做斗爭，導致黃巾殘存力量得到了恢復的時機。

《后漢書》中，也記載過很多忠良進言，表明了一個態(tài)度說：“朝廷的宦官弄權，陷害忠臣，真是與黃巾勾結，想要顛覆朝廷?！?/p>

這些有識之士找準了問題的關鍵，想要消滅黃巾，首先要解決宦官問題?？墒腔实鄄]有認可這個意見，依然對宦官非常信任。

忠臣的進言自然也惹惱了奸臣，朝廷內(nèi)部的斗爭越來越激烈，重臣爭功奪權，甚至開始鎮(zhèn)壓清剿黃巾功臣。盧植便曾經(jīng)遭受過這種待遇，被宦官陷害后，一下就變成了“罪臣”。

這種類似的行為，也變相助長了黃巾軍的氣焰。宦官只顧及個人利益，不在乎國家大局。而黃巾起義的爆發(fā)，也拉開了東漢王朝的顛覆序幕。

宦官貪圖利益，皇帝是非不分，國家的形勢，便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亂。在靈帝后期，也曾反思過宦官的問題。

《后漢書》記載道：“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獨發(fā)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p>

在這個時期，皇帝已經(jīng)逐漸明白了一些問題。他對宦官的縱容，使得朝廷內(nèi)部分化，力量被削弱，這才給了黃巾喘息的機會。只是這個醒悟時機，已經(jīng)有些太晚了。

黃巾起義爆發(fā)之前，社會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征兆。如果東漢王朝能夠準確判斷，去下達一系列的解決措施，便可以將危機更輕松地解決掉。

可是東漢王朝的舉措并不明智，皇帝也是一再失誤。這場危機的爆發(fā)，東漢王朝有著無法避免的責任。

東漢王朝分崩離析的開端，就是黃巾起義。而這場動亂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政府所做出來的一切應對方式，并不是正確的。

在大體上去看待這段歷史局勢，黃巾起義是東漢王朝走向滅亡的轉(zhuǎn)折點。同樣，他也為三國時代新的政治格局開辟了道路。

即使放在當下來看，東漢末期所發(fā)生這場動亂，也擁有著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無論是什么樣的群體性突發(fā)事件，政府的應對，都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資料：

1. 誤判，輕視與放任—東漢朝廷在黃巾起義爆發(fā)前后的應對｛知網(wǎng)｝

2. 論黃巾起義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知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