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已形成獨特的法典文化，其中一個表現(xiàn)是，評注在法律解釋中取得權威地位，以至于評注的解釋被認為是法典的含義，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法典。對這種現(xiàn)象，德國也有不少警惕的聲音，因為再往前一步，評注就成了實際的法律，可能會架空民法典本身，而評注的作者會成為真正的立法者，這不是好事。不過這是他們的顧慮，我們遠遠沒有走到這一步。

我們剛起步，不管是法律學者還是法律實務者，對于評注都基本上是一片茫然。其實我們寫評注的作者，對于評注到底應該是什么，同樣是在摸索階段，也不是特別清楚。但通過德國，我們能看到評注的意義最高能到什么程度，也能夠理解為什么像我們這種強調法典的國家走向評注是一條必由之路。

二、民法典評注的功能

評注為什么能產生這么重要的意義？為什么能形成那么獨特的評注文化？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評注有什么樣的功能。

評注的功能其實很復雜，不是只有單一功能，尤其是它的功能定位和評注類型密切相關。

（一）評注的功能定位與評注類型相關

在德國，按照規(guī)模，評注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大型評注、中型評注和小型評注，其中大型評注又包括超大型評注。超大型評注是施陶丁格評注，100多卷。其他的大型評注有幾種，例如慕尼黑評注。小型評注基本上是一卷本。介于二者之間的是中型評注。這是一個形式主義的標準。

隨著出版、裝幀技術越來越高，一卷本的小型評注會越來越厚，內容越來越多。比如說剛才說的帕蘭特民法典評注，它的定位是小型評注，所以一直堅持一卷本?？蓛热萦衷絹碓蕉?，怎么辦？只能增加厚度。另外，為了減少篇幅，帕蘭特評注還有一個特別煩人的地方，尤其是對外國讀者更是如此，就是使用大量的縮寫，一看過去簡直像密碼一樣。

小型評注里還有一些是體量更小的袖珍評注，不僅是一卷本，內容還比較少。袖珍評注的主要對象是學生。袖珍式本便于攜帶，便于查閱，相應的，它的功能就更側重于法學教育，講究用一些言簡意賅的注釋幫助學生理解法條。教科書并不是按照條文去一一注釋，學生如果想迅速知道某個法條的基本含義，袖珍評注往往比教科書還方便。

目前，國內有兩種學生版的評注：一個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徐滌宇教授領銜的評注，叫精要版，基本定位就是教學；另外一個是華東政法大學的楊代雄教授主編的學生版袖珍評注。

以教學為目標不是評注的主流功能，不過它能說明評注具有靈活而強大的適應性。前面說到，評注的一個重要意義是法律職業(yè)者的對話平臺，要體現(xiàn)這個意義，功能上就應該以法律適用為中心。學生版的袖珍評注在輔助法學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優(yōu)勢，但因為它的內容要求非常精簡，對法律適用來說，就有點不敷使用。

不過要注意，我并不是說袖珍評注對法律適用沒有意義，而是說有點不夠。因為它對法律實務中案例的使用量比較少，這樣難免削弱法律實務的覆蓋面。如果實務上遇到的案件在袖珍評注里也有體現(xiàn)，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要增加對法律適用的意義應該怎么做呢？增加篇幅，增加覆蓋面。以適用為中心是評注的基礎功能定位，否則不可能想象法官裁判席的案頭會放一本評注隨時查閱。那么多經典教科書，對于培養(yǎng)法官的學術素養(yǎng)當然是意義非常重大的，可是法官席上擺放的不是教科書，而是評注，這說明評注比教科書對于法律適用的參考價值更為直接。要全面整理典型案例并且作出學術分析，篇幅必然增加。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越是大型的評注，越是在乎法律學術和法律實務之間的溝通和對接。而且越大型的評注，就會越追求法律實務和法律學術的全面體現(xiàn)。這是通過體量觀察不同評注類型的不同功能定位。

我們也可以根據作者的構成來看評注的功能定位。即使大家使用的是同一套話語體系，思維方式也差不多，不同具體職業(yè)的關注焦點總有一些不同。

學者更關注偏理論性的問題，雖然也會關注實務，但可能只是拿實務案例來印證，或者引導，或者增加學術的說服力。基本底色是，以學術理論體系為主，案例只是輔助材料。很多法官理論功底也非常強，但他的職業(yè)是裁斷個案，不是做學術研究，所以案例和理論之間的關系就會倒過來，理論會成為工具，會成為他處理案件隱在背后的東西。

與之相應，每個人的作品就會反映不同的關注重點。如果一部評注的作者主要是由學者構成，一般來說學術色彩會更濃一些，可能會更關注理論體系。但如果作者主要由法官構成，實務導向就會更明顯，會更多去分析案例本身。德國很多評注在作者構成上都是既有法官也有學者。這也可以看到他們對話是沒有問題的。

但風格上還是會略有不同。為什么《帕蘭特民法典評注》會那么受法官的青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作者主要由法律實務者構成，寫作風格和實際的法律適用非常契合，裁判時非常好用。作為資深實務人士，作者非常清楚，法律適用中會遇到哪些難題，哪些需要多寫，哪些可以略寫，哪些雖然學術價值很高，但對于法律適用只是一個隱在后面的知識基礎，所以不必展開，一筆帶過甚至直接省略。

還有一種評注分類，我自己的劃分，叫集成評注和批判評注。

批判評注基本上指的是德國《民法典歷史批判評注》，它在德國是一種另類評注，屬于非主流評注和非典型評注，出現(xiàn)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也就一二十年。這部評注學術性非常強，主要功能在于追溯規(guī)則、制度的歷史淵源，以及反思、批判。寫法上，不以逐條的形式展開，往往把某個規(guī)范群集合在一起，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法條為線索，作集中討論。

和批判評注相對應的德國絕大多數(shù)評注都可以叫集成評注，以至于關于評注的功能，其中有一項會被描述為集成。集成什么呢？集成立法理由、案例和學術觀點，把所有這些集成在一部評注里。這樣，法律解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立法者的原意是什么，可以做法律規(guī)范意旨的解釋，也可以做歷史解釋、體系解釋，以便法律適用。把文獻全部集成，把學術通說和裁判的通行做法集成，可以進一步看到什么是法學通說。

（二）評注應是“以法律適用為中心，旨在追求理性而正當?shù)乃痉ú门?，在此目標下兼及學術討論并為立法提供可能的參考”

評注是一個國家的法治成熟度、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的成熟度以及法學研究成熟度的指標。如果有一部完善的法典可用來評注，有詳細的立法理由可用來追溯，也有成熟的、經得起推敲的裁判用來歸納、概括和總結，最后形成所有或者大部分法律人都認可的適用方式。如果這些都能做到，那么，這個國家的法律職業(yè)就非常成熟，它的法治環(huán)境也非常成熟，法治的程度當然也是非常高的。

德國以其評注文化為驕傲，其實背后是對他們法治、法學狀況的驕傲。成熟意味著穩(wěn)定，穩(wěn)定得就像科學定律。

我關注評注很多年，也建議過做評注。但觀察幾年之后，越來越悲觀。如果以德國目前的狀況為標準，中國無論在立法、學術研究，還是在法律實務上，沒有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具備做評注的條件。所以，有幾年很悲觀，覺得我們應該回到原點，先去準確闡釋概念，通過得到準確闡釋的概念來建構科學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回到教科書。我們所有的法學基礎不扎實，根源都出在教科書不夠好，我們大學的法學教育一觸即潰，重要原因也是教科書不夠好。我想，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現(xiàn)在的法律實務者都是受過專業(yè)法律教育的，可是不同職業(yè)之間對話依然很困難，根源可能就在法律教育上，法學教育沒有為學生建立起科學而牢固的概念體系。

如果這些基礎工作都沒做好，要往前走，要去做評注，基本不太可能。好些年的時間里，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教科書上，覺得自己作為法律學者，首要任務是盡可能在概念準確的前提下構建科學的理論體系，并體現(xiàn)在教科書中。

但后來又想，如果要等各方面的條件都具備了再啟動評注，評注也許遙遙無期，也許可以稍微試一下，給評注以不同的功能定位，借助評注反過來推動條件的成熟。當然，它的基礎功能，我們要堅持。考慮之下，我對評注功能的定位是這樣的：評注以法律適用為中心，直接目標是追求理性而正當?shù)乃痉ú门校诖四繕讼录骖檶W術討論并為立法提供可能的參考。

為什么會這樣表述呢？就像前面介紹過的，評注本身是以理解法條、解釋法條來服務于法律適用，這個基礎功能不能改，改了的話，就不用把它叫評注了。

我說旨在追求理性而正當?shù)乃痉ú门?，意思是說，我們的司法裁判得是一個理性可討論的，至少有可討論的裁判理由，并且這種裁判理由得是理性的、學術的，否則沒辦法去做有效的對話。司法裁判還必須是正當?shù)??！罢數(shù)摹本蜁婕笆裁礃拥睦斫獠攀钦斃斫獾膯栴}。我們知道，絕大多數(shù)法條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解釋者需要在各種理解中作出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應該是一種專業(yè)的選擇、科學的選擇。

追求理性而正當?shù)乃痉ú门校咨菍W術討論。我們希望能夠借助評注，通過理性的討論，同時促進司法裁判和學術討論的質量。

我們還希望評注能反過來為立法提供支持。比如說某個法條在哪些方面可以改進，在評注中結合學術論證和裁判分析加以顯示，為將來的修法提供更多可能的參考。

這種評注功能定位，和德國主流的集成評注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集成評注更多是一種描述性的工作，客觀展示立法理由、學術討論和司法裁判的現(xiàn)狀，同時要求作者盡量不加入個人理解，避免過于個人化。而我們的定位增加了大量的反思內容，在這方面有一點點像批判評注。原因在于，我們的現(xiàn)狀和德國的現(xiàn)狀不太一樣，我們還需要去構造理性而正當?shù)乃痉ú门蟹较?，去引導理性而正當?shù)膶W術討論方向。

（三）評注功能的具體化分解

將評注功能做分解觀察，大致包括五方面：

解釋——評注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法條為出發(fā)點，作出以適用為導向的正當解釋。這種解釋是單刀直入的，直接指向法官適用法條時面對的問題、法條所使用的概念和語詞。之所以要強調“正當”的解釋，是因為現(xiàn)狀不夠理想，通行的解釋未必具備足夠的正當性，所以需要評注作者再作權衡與論證。解釋是評注最基礎的功能。

整理——要實現(xiàn)最基礎的功能，就需要作者秉持客觀立場，盡最大的可能去整理所涉法條的立法、司法和學術文獻。在此基礎上，有通說就揭示通說，如果還沒有通說，盡可能推動通說形成。

評論——要做到上面兩點，要求正當?shù)慕忉?，推動通說的形成，作者免不了加入評論。因為，如果不認同既有的理論解釋或司法裁判，就必須說明為什么不認同，需要分析評論，在此基礎上闡明作者的明確立場，而不能簡單列舉甲說、乙說、丙說，甲裁判、乙裁判、丙裁判。這是和德國評注的重大區(qū)別。德國主流評注以描述性的整理集成為基本導向，雖然免不了會有作者個人見解滲入其中，但不是鼓勵的方向。

詳備——為了盡可能覆蓋法條所及各種情形，評注須詳備。

引領——因為想要對司法裁判、學術討論和立法的良性化改造都有意義，評注需要有一種引領意識。

功能設定非常全，而且不僅像德國那樣描述現(xiàn)狀，我們還追求在此基礎上的反思。想要的太多，篇幅也就難免變大，我們做的評注進度很慢，這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因素影響功能的充分實現(xiàn)。

（四）影響評注功能實現(xiàn)的若干因素

不得不承認，即使盡了最大努力，我們已經寫出的評注還是不敢說達到了既定目標。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作者自己就是反思的對象，不可能超脫。最后能做到什么地步，確實是不好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做評注，首先是對作者自己有意義，因為他要跳出自己，假定有一個超我在那里觀察現(xiàn)狀，尋求規(guī)范的理性而正當?shù)慕忉?。這要求作者全面反思自己，并在反思中推動自己進步。

除了學術能力的制約，影響目標達成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考評機制。如果僅僅是寫出一條一條評注出版，在學術評價機制中意義很小，可是付出又非常大。中國當然會有理想主義的學者投入其中，但評注尤其是大型評注需要多人通力合作，因此必須兼顧到更多現(xiàn)實的作者。為了稍微平衡付出和收益，高圣平教授決定在他做責編的《法學家》開辟專欄，刊載評注作品，隨后，《南大學報》和《南大法學》先后跟進，開辟評注專欄。基本想法是，希望我們的評注寫作，一方面既踏踏實實做評注的本份工作，另外一方面也盡量減少作者的犧牲。完全不顧考評機制、犧牲自己的職業(yè)生涯來寫評注，這個要求太過苛刻。

另外，評注的風格把握也是一個難題。如果學術性太強，又如果再加上篇幅太長，讀者就會大幅銳減，甚至法律實務者根本不看。這時候談“評注以法律適用為中心”，多少顯得一廂情愿。但如果降低評注的學術性和篇幅，又很難揭示法律適用中的知識問題，從而阻礙評注各項功能的實現(xiàn)——雖然受制于學術能力，即使放開學術性討論，也未必有能力透徹揭示當中知識問題。

總而言之，現(xiàn)實有很多制約，我們注定要戴著鐐銬前行，只不過希望在前行中、并且通過勉勵前行，一點一點改良現(xiàn)狀，一點一點減輕鐐銬負累。

相比之下，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徐滌宇教授采取的做法更為理智冷靜。法學教育雖然不是評注的核心意義，但以此為目標，更為單純，也更容易做成。再說就像前面說到的，共同體的脆弱，專業(yè)方面的根源在于法學教育。如果能借助評注提升法學教育的質量，幫助法科學生夯實法律知識，對于加強職業(yè)共同體以及法律適用的專業(yè)性和科學性來說，也具有根本意義。

我走的這條路非常不理性，大概率完不成，基本上是吃力不討好。我也反復想過，反正有很多團隊在做評注，我們這套多一套不多，少一套不少，這樣還不如試試最大限度發(fā)揮評注各方面功能的那條路，不管怎么樣，總得有人去試。試過了，無論成與不成，留下的經驗教訓總能有點意義。

三、法典評注文獻屬性

關于評注，除了功能設定，經常還會有一個疑惑：法學文獻已經有很多種，為什么還有必要增加一種陌生的文獻形式？即使評注有這些功能，難道既有文獻不能實現(xiàn)？這涉及到引入評注這種文獻形式的必要性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簡單了解法律人（法官）的工作內容。

當一名法官被要求依據給定的制定法對個案作出裁判時，專業(yè)范疇內，他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正確將抽象的法律規(guī)范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并且保證裁判合乎正義。技術上，這一核心問題可分解為三個小問題：如何準確理解法律規(guī)范、如何恰當提取案件事實以及如何為案件事實適配法律規(guī)范。這是法律適用的三步驟，幾乎覆蓋法律人的全部常規(guī)工作。

既有文獻形式對這三項工作的適應度怎么樣？

先看我們接觸最多的教科書。教科書是奠定我們專業(yè)素養(yǎng)最基礎、最重要的文獻。教科書越好，法學教育質量越高，職業(yè)共同體的知識越統(tǒng)一扎實。如果教科書提供的概念是錯亂的，怎么會有知識共同體？也恰恰是因為這樣，教科書的關注點在于概念的精準度，以及通過概念建構起來的理論體系的科學度，對于具體的法律適用關注度必然不夠，它要做的，是為具體的法律適用填充底色。因為評注增加了教育功能，德國有學者樂觀地認為，評注會逐漸取代教科書。不過我對這個判斷持保留態(tài)度。評注雖然也具備教育功能，但是以法條為中心而不是以概念-理論為中心，相應的，評注更多是使用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不太適宜成為教科書。

再說專著。專著有兩類，一類是對某個學術問題的深度討論，這是學術專著，另有一類是案例專著，就是對某一類案例做深入討論。它們顯然也不能實現(xiàn)評注的目標。原因很簡單，不全。評注追求全面，專著只研究部分甚至個別問題。

案例專著可以擴大案例的討論范圍，也可以寫成案例教程，這種文獻可以叫案例書。案例書直接討論個案的法律適用，這和評注以法律適用為中心比較接近。但案例書還是沒辦法實現(xiàn)評注的功能。一是案例書涉及的案例仍然有限，更重要的是，案例書以案例為出發(fā)點，但制定法國家不認可案例的規(guī)范拘束力，每次面對個案的法律適用，都得回到抽象的法條，即使是案例教程，主要目的也還是通過案例理解法條。而評注正是以法條為出發(fā)點，力圖在經驗和邏輯上覆蓋各種適用可能。案例書和評注側重點各有不同，很難相互取代。

我們還有一種比較獨特的文獻形式，釋義書。釋義書是對法條的逐條釋義，形式上和評注很接近，甚至可以說，釋義書是評注的初級形式。不過，釋義書仍有其自身特點。例如釋義書往往講求時效性，一般在新法頒布之初，釋義書大量出版，這是因為，釋義書的目的之一是第一時間向公眾闡釋新法含義，相應的，越是新法，案例越少，所以釋義書普遍很少使用案例。相反，評注意在整理集成，法律施行越是成熟平穩(wěn)，評注意義越大。

通過比較，可以看到評注和各種文獻形式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大致也就可以看到評注獨立的文獻屬性。

四、法典評注撰寫方法

了解評注功能和文獻屬性后，接下來是怎么寫的問題。這個要說起來就沒邊兒了，而且最好要結合具體的法條，一條一條來說。那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評注。每一條法條評注寫出初稿后，我們都要開工作坊討論，每篇用半天時間，參會的人用最苛刻挑剔的眼光提出各種意見，作者需要一一回應并且反復修改，才能發(fā)表。

所以，關于撰寫方法的問題，這里只能非常概括地說一下，讓大家對我們評注追求的方向有個大致了解。

不同類型的評注寫法不一樣，不同的法條寫法也不一樣。我們追求的評注是以德國的大型評注為參照對象，基本形式是對法條逐條注釋，以便確保覆蓋所有法條的適用問題。

實踐中發(fā)生的案例有無數(shù)多，可是在制定法國家，無論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案例，都要回去找法條來作為裁判依據。從理論上來說，只要覆蓋了所有的制定法，然后以制定法為線索去尋找它的適用，就最有可能覆蓋所有的適用情形。所有的法條適用又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模式或者說框架，即構成要件-法律效果。

所以，我們把所有法條都回歸到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分析當中。這樣，我們的思考也會比較有序，以什么為切入點，一步一步分析什么問題，最后如何得出結論，每一步的思考都依序展開，可以避免凌亂和遺漏。

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思考框架又可以通過請求權基礎方法進一步清晰化。這幾年，理論和實務在請求權基礎的研究與運用方面有很大的進展，原本陌生的概念到現(xiàn)在幾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兩句。我們評注團隊里恰好有好多作者對請求權基礎很有研究，例如法大的吳香香教授、華政的姚明斌教授等等。請求權基礎方法非常講究思考的有序性，同時直接以問題的解答為指向，把這個方法運用到評注的寫作中，評注可以更加規(guī)范和高效，并且通過請求權基礎體系看到每個法條在法律適用中所處坐標，清晰透徹。吳香香教授還從請求權基礎體系的視角，梳理標注了民法典全部條文的規(guī)范性質，這對評注寫作非常有幫助，起到工具書的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評注寫作其實是在幾個方面同步推進，不僅是前面說的各種功能的承載，法律教義學、請求權基礎等這些方面，也是在通過評注這種文體來推進。

具體結構上，評注一般分成規(guī)范意旨、構成要件、法律效果與舉證責任四個部分。對于法條的解釋，首先關注規(guī)范意旨，無論是立法者意志，還是規(guī)范的客觀意旨，在法條解釋中具有指針意義，然后在規(guī)范意旨的指引下，去分析拆解法條的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最后關注法條適用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評注要把實體法和程序法打通，把具體的案例適用和抽象的法條解釋結合在一起。

評注的核心是法律解釋。對每一條法條的解釋，都遵循法律教義學的解釋方法，綜合運用文義、目的、歷史、體系等各種解釋方法，達到最終的解釋結果?；疽笫?，從文義出發(fā)，最后回到文義。

寫作評注使用文獻也有排序。我們確定的排序是，首先關注立法文獻，這是理解規(guī)范意旨最重要的輔助文獻；其次是司法文獻，這是因為評注以法律適用為中心，司法文獻處理的就是法律適用中的各項具體問題；學術文獻位居最后，尤其忌諱脫離司法適用進行漫無邊際的“法哲學”討論。這和一般的學術著作寫法不太一樣。在本土文獻和比較法文獻之間，本土文獻優(yōu)先考慮，等我們自己的學術與實務足夠成熟時，比較法文獻甚至不必出現(xiàn)。即使目前不得不使用，我們也反復強調比較法文獻盡可能隱在背后，比較法文獻只是起到輔助理解自己法條的作用，不能反客為主。

除了實質寫法，評注寫作還有一些獨特的形式技術。編排、行文風格以及引注方式等等，都有具體的技術要求，這些就不在這里說了。

五、法典評注組織形式

評注是少有依賴團隊合作的法學研究方式，所以評注的組織形式也值得關注。評注團隊怎么組織，和評注規(guī)模、作者構成、目標定位這些因素密切相關，沒有固定的組織方式。以現(xiàn)在已經出版的評注為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評注，作者構成非常明確，就是本校教師，這樣的構成，組織、交流都比較方便，通過評注推出“中南學派”也順理成章；王利明教授以民法學會名義組織的團隊，作者都是民法學會的會員，這種組織形式，因為有民法學會背書，有權威學者支撐，工作推進方面比較有保證；社科院法學所的評注，作者以法學所培養(yǎng)的任教于各高校的博士為主體，有師承關系這層聯(lián)系，效率會比較高；楊代雄教授的評注，作者大部分也是以師生關系為紐帶。

我們做的評注，組織形式和這幾種又有不同。民間，不在同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師承關系，來自于組織、領導、師長等等的壓力幾乎都不存在，純屬自愿松散集合。評注要往前推進，基本上只能靠作者對這項事業(yè)的認可度與奉獻精神來支撐。作者愿意投入多少時間來做這件事，完全由作者自行決定。加之按照計劃，我們不追求畢其功于一役，這就更需要作者的長期堅持。這個特點，既影響我們評注的寫作速度，也是我時刻做好不能最終完成心理準備的重要原因。

撰寫分工上，我們將《民法典》全部1260個條文依規(guī)范意義脈絡劃分為90余個規(guī)范群，以規(guī)范群為單元由作者認領。寫作進程與發(fā)表出版則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經工作坊討論修改后的評注作品，適于發(fā)表者，先行發(fā)表于期刊；第二階段，發(fā)表于期刊的評注作品以《中國民法典評注·條文選注》之名結集出版，以“冊”計序；第三階段，規(guī)范群評注完成后，符合單獨出版條件的，以《中國民法典評注·規(guī)范集注》之名出版，以“輯”計序；評注撰寫的最終成果呈現(xiàn)于第四階段，屆時，所有條文評注回歸法典條序，出版以“卷”計序的《中國民法典評注·體系評注》。雖稱四階段，時間上卻未必嚴格區(qū)分，各階段無妨視其完成程度交替展開。此外，另行出版《中國民法典評注·評注研究》系列叢書，以呼應評注撰寫實踐。

第四個階段完成后，可說是大功告成，也可以說是從此被套牢。因為，評注要維持生命力，就必須回應司法、立法及學術變遷，適時作出修訂，綿綿無絕期。

結 語

最后稍微做個結語。我對評注在學術上的期待是什么呢？借用賀劍教授那篇大作的標題，就是登上法教義學的巔峰。至于我個人的學術追求，則是在不同場合反復提過的“通過教義法學，超越教義法學”。登頂與超越未必有嚴格的先后次序，也許無妨齊頭并進。無論是什么目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無所謂終點。能走到什么地步，我心里完全沒底，不過，只要腳步不停，總會有意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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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靖力

責編：林慧

審核：劉逸凡 王雅玉 陳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