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蔣某人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的舉動，確實給1941年的那場悲劇埋下了一個伏筆，其政治陰謀在一定程度有所得逞。

最嚴重的后果，是造成新四軍成立之初，兩名軍政主要領(lǐng)導(dǎo)就出現(xiàn)不和，哪怕放在現(xiàn)在，如果一個單位的一、二把手互相不配合，工作怎么可能順利開展？

首先要了解，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南方諸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遠比陜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要困難得多。

一方面，江南地區(qū)蔣系的軍力和勢力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至1937年初，各游擊區(qū)的處境已非常困難，蔣某人自然不愿意“功敗垂成”，必欲除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關(guān)于八路軍改編的談判，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是因為蔣某人迫切需要紅軍主力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但是在淞滬戰(zhàn)場上，南京政府投入了70多萬主力部隊，重兵云集，并不在意紅軍游擊隊是否參戰(zhàn)，同時又擔心這些游擊隊一旦取得合法地位，會在其腹心地區(qū)發(fā)展壯大。

因此到了1937年8月底，在八路軍的改編基本完成時，關(guān)于南方紅軍游擊隊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jié)果，軍長人選更是爭論不止。

理論上說，是陳毅、項英領(lǐng)導(dǎo)了三年的浴血堅持，如果整編和改編為一支軍級部隊，當然應(yīng)以這兩人為軍政主官最合適，可問題是，蔣某人根本不同意。

正是在這樣的談判僵局中，富有政治智慧的周公，暗示已經(jīng)回國的葉挺將軍，通過陳誠的關(guān)系，自薦出任這支部隊的指揮官。

陳誠確實把話遞上去了，蔣某人一琢磨，與其將來不得不任命一位延安方面的軍長，還不如交給已經(jīng)成為“無黨派人士”的葉挺，何況又是北伐名將，我方也不好說什么。

于是1937年9月28日，軍事委員會發(fā)出通令：“經(jīng)委員長核準，任命葉挺為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這個消息令延安方面也很突然，畢竟之前只是一個動議，想不到這么快得到批準，于是稍后特別邀請葉挺赴延安一行。

應(yīng)該說，葉挺軍長所表現(xiàn)出來“堅決聽從黨的領(lǐng)導(dǎo)”的態(tài)度，延安方面還是比較滿意的，既然雙方均認可了軍長人選，則新四軍的組建總算進入快車道，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宣告成立。

此間葉挺被任命為中將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實同政委），而陳毅僅僅出任了第一支隊司令員。

稍后，根據(jù)延安的電令，軍部又組建了黨的機構(gòu)“新四軍軍分會”，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關(guān)于這個機構(gòu)，之前曾有專文介紹。

麻煩在于，葉挺將軍此時不是黨員，當然無法入選“軍分會”。

而我們的大原則又是“黨指揮槍”，也就是新四軍的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要由軍分會來決定，偏偏負責軍事指揮的葉挺軍長，又不是軍分會成員，這就比較尷尬了。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項英自恃資歷深厚（也確實深厚），雖然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到過延安，并且增選為政治局委員，但是執(zhí)行延安指示并不堅決，在工作中不太注意團結(jié)葉挺將軍，矛盾就逐漸激化了：葉挺認為項英不尊重他，很難順利履職。

還有另外一些原因，首先是項英對曾經(jīng)宣布離開黨組織的葉挺不那么信任，而葉挺的一些做派也讓他反感，比如黃呢軍裝筆挺，還帶有專門的廚師等等，這都與艱苦樸素的紅軍作風格格不入。

這樣的反感和不信任，在工作中難免流露出來，甚至在研究新四軍的作戰(zhàn)事宜時，項英也召開軍分會的會議進行研究，干脆不跟葉挺打招呼，這就有些過分了：軍長指揮作戰(zhàn)，居然不能參加作戰(zhàn)會議，哪怕是列席也是應(yīng)該的嘛。

葉挺將軍性格素來剛烈，當年宣布離開組織也與此種性格有關(guān)，而項英的種種排斥，他感覺實在難以忍受，結(jié)果就有了第一次離隊，時間是新四軍成立半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6月間。

第一次離隊

葉挺本來是去武漢索要新四軍的軍費，同時也鬧了情緒，他在跟周公會面時就表示：“我在那里干不下去了”！周公大為驚訝，請他詳細說明原因。

于是葉挺介紹了他在新四軍軍部的實際情況，自然大訴其苦，同時要求成立一個軍政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便他能參與軍事決策，否則的話實在難以為繼。

周公和在場的葉帥聽完情況介紹，非常理解葉挺的困境，當即表示：“我們馬上和延安聯(lián)系，解決這個問題”。兩天以后，延安復(fù)電批準：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項為主任，葉為副之。

葉挺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于是很高興地回到了云嶺軍部，這次離隊時間并不長，前后不到半個月時間，然而回去以后面對的事實，卻讓他大失所望。

第二次離隊

前面介紹過了，項英由于自身原因，并不太堅決和完全地貫徹延安的指示精神，盡管遵令成立了“新四軍委員會”，可他畢竟是主任，又是東南局書記、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在工作中對葉挺的態(tài)度并沒有什么大的改變，還是將其排斥在決策圈之外。

葉挺自尊心嚴重受挫，一氣之下發(fā)電給武漢，請求辭去軍長職務(wù)，周公復(fù)電挽留，并且說明不久會親赴皖南協(xié)調(diào)，請他耐心等待。

然而葉挺去意已決，于1938年9月撩挑子回了廣東老家，當時主粵的余漢謀，正是葉挺的粵軍老友加保定校友，遂邀請葉挺出任“東江游擊司令”。

葉挺認為反正都是拉隊伍打鬼子，沒有請示延安就接受了邀請，這就讓我方非常被動了，也給了重慶當局以口實，道理不說大家也懂。

周公心急如焚，迭電說明利害關(guān)系，如此四個多月之后，葉挺才離開廣東回到重慶，再與周公一番長談后，總算在1939年2月底回到新四軍軍部，這次離隊的時間前后大約五個多月。

隨后周公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對江南抗日戰(zhàn)場進行了巡視，其中云嶺成為重要一站，中心工作就是研究新四軍的發(fā)展方向，以及解決葉、項之間的矛盾問題。

在周公的耐心說服下，項英給葉挺當面作了一個自我批評，而葉挺將軍也表示了諒解。

應(yīng)該說，這次事件以后，葉、項之間的關(guān)系融洽了一些，然而時間不長，葉挺過江主持組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1939年6月間因擅殺不執(zhí)行命令的四支隊高司令員，遭到延安方面的嚴電批評，加之第三戰(zhàn)區(qū)不斷搞摩擦限制我軍發(fā)展，內(nèi)憂外困下，葉挺于9月間再次提出辭職。

第三次離隊

此時周公正在蘇聯(lián)，一時無法親自處理此事，因此葉挺在重慶、澳門等地一呆就是大半年，直到1940年夏天周公回國后，葉挺才接受勸告于8月間返回云嶺軍部，算起來這次出走的時間，長達十個多月，并且距離事變爆發(fā)僅有四個月左右了。

客觀來說，葉挺將軍在新四軍軍長任內(nèi)，多次提出辭職并兩次長時間離隊出走，固然有葉、項關(guān)系不睦的因素，確實也有個人性格方面的的因素。

從1937年12月底軍部成立，到1941年初遭到無理扣押，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里，葉挺將軍前后五次提出辭職，其中三次是跟我方提出，二次是跟蔣某人提出，原因自然是重慶當局總是克扣軍費糧秣等等。

而葉挺軍長的離隊時間累加起來，竟然多達十六個月，確實占到了將近一半，其中真正負氣離隊的時間，大約十四個月，其他時間則是到武漢、到重慶等地，跟軍事委員會乃至和蔣某人進行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