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5日，一封來自延安的電報，發(fā)送到了位于淮安的新四軍軍部。

電報中明確指示，要求陳毅同志即刻趕赴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之后，陳毅才能返回新四軍駐地，并向新四軍全軍及華中分局傳達黨的七大精神。

僅從電報內(nèi)容看，這只是一封簡單的通知，并無其他深意。

然而，黨的七大是定于1945年召開，距離此時還有兩年之久。

況且新四軍軍部在前不久剛剛轉(zhuǎn)移駐地，還與國民黨韓德勤部發(fā)生了不小的摩擦，尚存一大堆事務(wù)亟需處理。

為何在此關(guān)鍵時刻，延安要將身為新四軍軍長的陳毅調(diào)離部隊？

陳毅走時，新四軍上下所有干部竟無一人知曉，還有傳言說，陳毅是被迫離開新四軍，那么這一切的背后又有著怎樣的隱情呢？

“黃花塘事件”的起因

1943年1月10日，為了粉碎日軍的“冬季掃蕩”，新四軍指揮機關(guān)，由鹽城轉(zhuǎn)移到了位于江蘇省盱眙縣的黃花塘一帶。

這里原是新四軍二師師部的駐地，新四軍軍部及華中局轉(zhuǎn)移到黃花塘之后，便一直在這里指揮著新四軍進行著抗日斗爭，直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

在新四軍軍部來這里之前，翻遍中國歷史典籍，也無一處有關(guān)黃花塘的記載。這里一無秀麗風景，二無名勝古跡，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地方。

可正是在1943年，這里發(fā)生的一起事件，卻將“黃花塘”這個普通的地方與我黨兩位高級干部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

黃花塘事件中牽涉到的我黨兩位高級干部，正是時任新四軍軍長的陳毅和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饒漱石。而這起事件的起因，還要追溯到1942年，從劉少奇離開中共中央華中局開始說起。

1942年2月，在華中地區(qū)領(lǐng)導敵后抗日工作的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同志，收到了黨中央的命令，去延安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少奇離開華中局后，華中局書記一職，暫由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饒漱石代任。

該年5月，新四軍軍部決定在全軍展開廣泛的整風運動。為了掌握詳實情況，饒漱石決定帶著工作小組下去到新四軍各部實地檢查，饒漱石離開華中局后，由陳毅暫代華中局書記。

在戰(zhàn)爭年代，由于缺乏干部，那時我黨內(nèi)的許多同志往往都是身兼數(shù)職。由于早期在紅軍的革命經(jīng)驗，陳毅代理華中局書記之后，工作上并沒有遇到什么不適。反而因為其自身的突出能力，處理事務(wù)起來得心應手，受到了華中局諸多同志的一致稱贊。

本來，這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可饒漱石回來之后，面對這一情況卻感到了不小的壓力。因為饒漱石覺得，自己目前也是暫代華中局書記一職，中央還沒有正式任免。

而在此關(guān)鍵時刻，饒漱石的本意是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展現(xiàn)自己的能力，做出一番成績，得到中央的認可。

可是當饒漱石下去檢查部隊的時候，陳毅卻展現(xiàn)了比他更強的工作能力。面對黨內(nèi)許多同志的稱贊，饒漱石隱約覺得，陳毅極有可能是他出任華中局書記路上最大的“對手”。

自古田會議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一直實行“黨指揮槍”的原則。從職務(wù)級別上看，饒漱石是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新四軍軍長陳毅面前屬于下級。

可在黨內(nèi)職務(wù)上，華中局書記是華中軍區(qū)的最高領(lǐng)導，即使是身為新四軍軍長的陳毅，原則上也要服從華中局書記的領(lǐng)導。

正是因為這一點，在極具個人的政治野心的饒漱石眼中，華中局書記是他“升官之路”上的重要節(jié)點，不容有失。

在這個錯誤思想的指引下，饒漱石對陳毅的敵意驟升，此時正逢新四軍開展整風運動，饒漱石心想，也許可以借著這個機會，對陳毅進行攻擊。

1943年8月13日，饒漱石以華中局代理書記的名義，號召新四軍的干部們開會。

會議的主題也只有一個，那便是對新四軍當前存在的現(xiàn)象進行揭露、批判、整改。饒漱石還假意提醒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會議上，饒漱石利用領(lǐng)導身份，故意將批判的對象往陳毅的身上牽引。不料陳軍長因其平時工作態(tài)度認真，工作能力突出，受到了新四軍干部們的一致愛戴。

會上，干部們不僅沒有如饒漱石所預想的對陳毅提出意見，反而有不少同志對饒漱石的工作作風提出了質(zhì)疑，急得饒漱石趕緊結(jié)束了會議。

在這次會議之后，陳毅本打算將會上同志的意見整理成稿，送交延安研究。但此時的他還沒有意識到饒漱石心底打的算盤，這份材料在送交華中局討論時便被饒漱石扣下。

之后，饒漱石每天都會找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一些干部談話，談話內(nèi)容也無一例外，都是跟軍長陳毅有關(guān)。

饒漱石當初是周總理親自推薦，作為延安代表來到的新四軍工作，他手中還有一部跟延安獨立聯(lián)系的電臺和密碼本。

知道這些情況的新四軍和華中局的干部們，在饒漱石有意無意的暗示下，都誤以為饒漱石是代表延安來對陳毅軍長進行清算的。

盡管在談話中，這些干部們也確實沒有對陳毅軍長說出什么不利的言辭，但在談話之后，這些人都對陳毅避之不及，生怕自己也牽扯其中。

“黃花塘事件”的結(jié)果

在后來的回憶錄中，陳毅形容這段時間他的住所是“鬼都不敢靠近”。

到了這個地步，陳毅即使再后知后覺，也明白了饒漱石此舉是有意針對自己。了解到事情真相后，性子一向較直的陳毅直接找到了饒漱石，并問他是否中央真的打算調(diào)查自己。

面對陳毅的質(zhì)問，饒漱石本就心虛，此時更是不敢拿中央給自己扯大旗，他只能含糊其辭，避實向虛。

兩人的矛盾后來傳遍了整個新四軍軍部，所有人對此都心有余悸，不敢多言。

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對于一支部隊而言，高層領(lǐng)導發(fā)生了矛盾都是一次不小的危機，更何談此時還在抗日期間？

新四軍軍部轉(zhuǎn)移到黃花塘，本就是因為日軍正在對新四軍進行大肆掃蕩，今年開春之前，國民黨韓德勤部還與新四軍發(fā)生了不小的摩擦，甚至一度陷入激戰(zhàn)。

于此危險之極，如果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再激化下去，恐怕整個新四軍都會陷入危險之中。

于是在10月下旬，毛主席給新四軍發(fā)電，要求陳毅即刻到延安來匯報工作，并準備參加中共七大。

同時，毛主席在給華中局的回電中，也給陳、饒二人的矛盾做了總結(jié)。

毛主席說：“陳、饒同志皆對抗戰(zhàn)有功，兩人之間的爭論，屬于個別問題的矛盾，并非路線之爭。陳毅同志也不是項英，不能一概而論?！?/strong>

從這封電報來看，對于陳毅和饒漱石的矛盾，毛主席還是相信陳毅的。

早在井岡山時期，陳毅就是紅軍總前委的一員。值得一提的是，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和朱德也曾短暫的有過矛盾。

那時候，在紅軍早期有關(guān)斗爭地點的選擇上，朱德堅持以攻打城市為目標，毛主席則覺得城市敵人力量過于強大，應該先在農(nóng)村地區(qū)發(fā)展根據(jù)地。

兩人爭執(zhí)不下，陳毅則是一直居中調(diào)和，才讓兩人的矛盾沒有擴散至全軍當中。

后來在古田會議上，毛主席與朱德也互相道歉，徹底解決了分歧，方才有了后來的“朱毛紅軍”。

自那之后，毛主席對陳毅一直保持的絕對的信賴，陳毅也沒有辜負毛主席的信任，在紅軍長征時期，陳毅則是一直堅持在南方領(lǐng)導游擊戰(zhàn)爭。

正因為有過這段經(jīng)歷，陳毅才知道領(lǐng)導人的矛盾對部隊的影響有多大，也明白毛主席將他調(diào)走的真正深意。

11月初，陳毅離開黃花塘，前去延安。

在陳毅離開的前一天，饒漱石早早地就告知其他干部，陳毅是去延安接受詢問的，因此不準送行。當時新四軍的不少干部雖然不相信饒漱石的這套說辭，但也擔心激化矛盾，因此只好當作不知道陳毅的離開。

最終，發(fā)生在江蘇盱眙縣的“黃花塘事件”，以陳毅暫時離開新四軍的結(jié)果告一段落。

從性質(zhì)上來看，“黃花塘”事件起因是源于饒漱石同志的個人野心。他為了華中局書記的位置，利用黨中央的信任，借整風運動趁機對黨內(nèi)同志搞清算和壓迫。

在這關(guān)鍵時刻，遠在延安的毛主席為了抗日大局，并沒有選擇對饒漱石進行處理。而從后來他與陳毅的對話之中，我們能夠得知，對于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毛主席其實是明白真相的。

陳毅在到達延安之后，毛主席很快就接見了他。

在談話中，毛主席勸解陳毅，說：“凡事忍耐，忍耐最為艱難，也最為需要。作為一個政治家，你必須要顧全大局，忍耐為先?！?/strong>

聽到毛主席的話，陳毅頓時便知，在這件事上，毛主席還是信任自己的，否則怎么會以忍耐來勸解自己？

時間來到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敗退，在華日軍也無力發(fā)動大的進攻，只能龜縮在城市碉堡之中，不敢出來。

抗日形勢一片大好，陳毅也不著急回到軍中，就順勢留在了延安，跟在毛主席后面，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1945年10月，此時日本已經(jīng)宣告投降，陳毅也該回去布置新四軍下一階段的任務(wù)了。

到了離開之際，毛主席找到陳毅，并對他說：“心病一除，便是坦途。如今你思想順通，回去之后想必已沒有能阻礙你的難處了，不過還是要警惕非法活動?。　?/strong>

陳毅點點頭，他緊緊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說：“感謝中央和主席對我的信任，我回去之后肯定好好工作，不把這些個人恩怨帶入到工作之中。”

等陳毅再回到新四軍，饒漱石即使心中多有不滿，也明白此時不可能再有機會“扳倒”陳毅了。

結(jié)局

在陳毅重新回到新四軍中后，饒漱石收起了對他的敵意，假意與他道歉。陳老總接受了饒漱石的道歉，并向他也道句抱歉，兩位同志就此盡釋前嫌，重新站在一處。

但是，此時的陳毅并不知道，饒漱石的野心只是藏了起來，卻并沒有消失。

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陳毅華東軍區(qū)司令員，饒漱石任華東軍區(qū)政委。在具體指揮上，陳毅與粟裕指揮華東野戰(zhàn)軍對國民黨作戰(zhàn)，饒漱石則是和張云逸一同指揮華東軍區(qū)的部隊。

陳毅與饒漱石二人雖屬同一軍區(qū)，但并不在一起工作。身為政委的饒漱石在職務(wù)上比和他搭伙的張云逸要高上一級，因此在整個解放戰(zhàn)爭中，饒漱石并沒有再發(fā)起過類似的“黃花塘事件”，排齊黨內(nèi)其他同志。

時間來到建國后，1953年，饒漱石從地方調(diào)任北京，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提出了要將中央領(lǐng)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設(shè)想，他退居二線。

毛主席的這個構(gòu)想，本意是為了防止個人權(quán)力的集中，可在饒漱石的眼中，卻成了他借機更上一步的“機會”。

于是，在1953年下旬，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在全國財經(jīng)會議期間利用自身職權(quán)散布謠言。

兩人對黨內(nèi)的許多同志都進行了大肆批判，饒漱石舉報陳毅在主政上海期間利用個人職權(quán)斂財，高崗則直接指責薄一波的工作路線是“走資派的復蘇”，高、饒二人把自己所做的行徑美化為“兩條路線的斗爭”。

無論是對陳毅的舉報，還是對薄一波等人的指責，都只是表象，高、饒二人的主要矛頭還是集中在中央的劉少奇、周總理身上。

毛主席的本意是他退居二線后，由劉少奇同志擔任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高饒二人預想奪權(quán)，其最終目標便是劉少奇。

高崗、饒漱石在1953年下半年所做的種種舉動，都被毛主席清楚地看在眼里。

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兩人做出了嚴厲的警告與批評。會議結(jié)束之后，饒漱石還想為自己辯解，于是又拿出當年的“黃花塘事件”出來，想將這一切的原因都推到陳毅的頭上。

面對這樣的指責，陳毅自然不能接受，他親自找到毛主席，向毛主席一五一十地將當年在黃花塘發(fā)生的事情經(jīng)過全部講與毛主席聽。

黨內(nèi)的其他同志聽說后，如粟裕，黃克誠等當年親身親歷的同志，也提交了一份報告交給了周總理。在報告中，所有同志無一例外，全部支持陳毅，并說饒漱石才是那個想借整風之名為自己爭奪權(quán)力的人。

到此，真相終于大白天下，當年為了抗日大局，維護新四軍內(nèi)部團結(jié)，毛主席選擇不去追究饒漱石的錯誤，希望他能夠及時改正。

可是饒漱石卻辜負了毛主席的信任，反而在多年之后變本加厲，與黨內(nèi)的另一名野心家高崗一起密謀，妄圖染指中央最高權(quán)力。

1955年3月，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對高崗、饒漱石兩人的反黨陰謀做了總結(jié)報告。在會議中，經(jīng)由投票表決，高崗、饒漱石最終被撤銷一切職務(wù)，并開除黨籍。

至此，“高饒事件”歷經(jīng)近三年風波，終于以高崗、饒漱石兩人的陰謀徹底敗露而結(jié)束。陳毅當年在黃花塘所蒙受的冤屈，如今也一并洗去。

毛主席深知黃花塘一事乃陳毅心中的頑疾，在會議召開之前，毛主席還特意詢問了陳毅的意見。

對此，陳毅只是將當年恩怨歸結(jié)為“兩人之間缺乏溝通”還說：“我個人沒有什么意見，一切聽從黨中央的安排?！?/strong>

在這特殊當口，陳毅并沒有“抓住機會”表達自己對饒漱石的恩怨，也沒有請求毛主席對其如何處罰，只是客觀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如此胸襟，就可想而知當年饒漱石對陳毅的批判有多么荒唐。

革命漫漫，前赴后繼。在新中國建立的征程上，既有向陳毅這樣大公無私的、寬厚的革命者，也有如饒漱石這種只想為自己謀取權(quán)力的投機分子。

事物總有其兩面性，有積極的部分，亦有消極的部分。

好在，在革命道路中，如陳毅元帥這樣的革命者總歸是多數(shù)。

至于那些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也終究被革命的洪流席卷而過，淹沒在歷史的進程中。

#頭條創(chuàng)作挑戰(zhàn)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