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  靖

在托克維爾身后發(fā)表的《回憶錄》（1893）中，這位法國政治思想家總結(jié)自己的性格“……充滿著不協(xié)調(diào)。我的力量和精神是約束我的向心力，而我的情感和弱點則將我向外拉扯……這種病態(tài)的憂郁在我這一生中不斷地折磨著我”——這種“病態(tài)的憂郁”，照當代傳記作家布羅根（Hugh Brogan）的看法，就是托克維爾的焦慮癥。

早在1840年，托克維爾在致兄長愛德華（Edouard）的信中坦承：“這種精神焦慮，這種毀滅性的焦躁……這種性格讓我在某些時刻充滿活力。但是更經(jīng)常性的，它無緣無故地折磨人，毫無結(jié)果地煽動人……我常常莫名其妙地不高興。”在此后近二十年間，隨著法國政局持續(xù)動蕩，這種焦慮如影隨形，導(dǎo)致他健康狀況不斷惡化（最終因感染肺結(jié)核而病逝）。

據(jù)考證，焦慮癥源于他童年生活的陰影。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后，托克維爾的父母連同家族親友悉數(shù)被收押，等待“革命法庭”宣判。眼看周圍“所砍頭漸多”，他的父親、歷史學家埃爾韋（Hervé）心急如焚，一夜白頭。他的母親由于驚惶過度，精神遭受創(chuàng)傷，時常身陷痛苦絕望的深淵——這一創(chuàng)痛終生未得痊愈?！翱植澜y(tǒng)治”（Reign of Terror）的元兇羅伯斯庇爾幸而早死數(shù)日，托克維爾家人僥幸逃過一劫，但這一慘痛經(jīng)歷卻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他的父親余生中每到下午三四點鐘便坐臥不寧，精神高度緊張——因為這是獄中行刑的固定時間。年幼的托克維爾不幸繼承了父母焦慮的基因——傳記作家安德烈·雅爾旦（André Jardin）認為，托克維爾主要“遺傳了他母親郁郁寡歡的性情、時常焦慮的性格以及虛弱的體質(zhì)”；與此同時，大革命的專制和暴政也成了他終生揮之不去的夢魘。

托克維爾一家的遭遇顯然受到他外曾祖父馬勒澤布（Malesherbes）的株連。這位貴族政治家曾擔任法國書報總檢查官，但他對啟蒙哲人深表同情——不僅派人通風報信，放跑被巴黎高等法院通緝的盧梭，而且暗中支持（并資助）《百科全書》（共三十二卷）的出版。大革命爆發(fā)之際，馬勒澤布本已歸隱林泉，但在聽聞路易十六系獄后卻挺身而出，公開為之辯護，結(jié)果以叛國罪名被判處死刑，家人大多亦未能幸免于難。

馬勒澤布這種大無畏精神和貴族風范（noblesse oblige）令他的曾孫無限感佩。“我是馬勒澤布的后裔，他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又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日后托克維爾在一頁未刊稿中寫道：“他這樣一種雙重的典范，我過去不曾忘記，將來也不會忘記?！比欢矸陙y世，這一種情懷一方面激勵他勤奮著述，另一方面也加劇了他的焦慮。

托克維爾對時局的感喟與失望在1830年7月30日一則日記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清晨，我在凡爾賽宮的外環(huán)路上，遇見國王查理十世的幾輛馬車，馬車上的王室徽章已被涂掉，排成一縱隊緩緩前進，像出殯似的。見到這一情景，我不禁流下眼淚。”這位被廢黜的查理十世是路易十六的幼弟，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托克維爾家族的“恩主”——波旁王朝復(fù)辟后，王室感念馬勒澤布，拔擢埃爾韋出任省長，后賜封貴族；托克維爾的兄長愛德華長期擔任查理十世的侍衛(wèi)官，也備受寵遇。正如托克維爾本人后來在《回憶錄》中自陳：“對于查理十世，直到最后，我都保留著由家族傳下來的敬愛。但這位國王之所以垮臺，是因為他踐踏了我最敬重的各項權(quán)利。”

托克維爾“最敬重的各項權(quán)利”，一言以蔽之，即民主與自由。查理十世繼兄長路易十八而登大位——后者自幼流亡國外，曾任小學教師，性情溫和，飽知民生疾苦。復(fù)辟后即刻宣布謹遵憲章，甘當立憲之君主，頗得民眾擁戴。1825年，路易十八駕崩，無子，兄終弟及，查理十世由是登上歷史舞臺。據(jù)說他一向“胸懷大志”，崇奉君主絕對專制，登基后便對心腹宣稱：他“寧可去砍樹謀生，也決不像英國國王那樣統(tǒng)治！”

即位之初，查理十世選擇在蘭斯大教堂舉行加冕儀式，意味著他要撥亂反正，重回傳統(tǒng)。隨后，查理十世宣布廢除路易十八所頒行的憲章——盡管制定這一憲章的議會被嘲諷為“無雙議會”（因為?；逝扇硕鄤荼?，國王贊許它“舉世無雙”），然而這一憲章中不乏溫和、折中的原則，與1791年共和憲法頗多契合之處，深得民心。貿(mào)然廢除前朝規(guī)制，在查理十世看來，足以證明他的雄才大略，但事實上這一冒進卻引發(fā)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

一旦大權(quán)在握，查理十世開始施展權(quán)謀，努力推動各項舊制度的復(fù)辟，包括恢復(fù)大革命前的貴族等級制，重新確立長子繼承權(quán)，將貴族子弟安插進入政府，并向流亡貴族發(fā)放巨額“補償金”；同時將選舉資格限定為大土地所有者——他頒布法令（將營業(yè)稅排除在選舉納稅額之外），剝奪眾多工商界人士的選舉權(quán)，從而確保議會及行政權(quán)力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此外，他執(zhí)意廢除陪審團制，恢復(fù)書報審查，取消言論和出版自由——人人皆有權(quán)舉報出版和印刷商，被舉報者一經(jīng)查實，不僅要繳納罰款，且難免牢獄之災(zāi)。凡此種種，與法國人崇尚的“1789精神”皆格格不入，令人憤慨。

查理十世對學校教育問題高度重視。他下令查封盛行自由主義觀念的高等師范學校，同時責令關(guān)閉大學中的自由講座，開除招致當局不滿的十一名教授——大學的法學院尤其受到嚴密監(jiān)視，一些教授被勒令辭退。他詔令讓教士重新掌管教育——由教會學校的校長出任中等教育部門的主管。隨后，法國的教會學校數(shù)量日漸增多，甚至連小學教師也必領(lǐng)呈交由本堂神甫簽署的品德證明書，否則無法取得編制。

查理十世對支持他復(fù)位的羅馬教皇及教會的諂媚態(tài)度令法國民眾尤為反感。在國王默許下，天主教會向巴黎及外省派遣神甫布道團宣講教義，豎立“布道十字架”，舉行大規(guī)模宗教游行，試圖以此喚起民眾的宗教熱忱，恢復(fù)自大革命以來不再奉行的陳規(guī)陋儀（若干儀式象征著“王位和祭壇”的權(quán)威）。查理十世竭力主張法國回歸并重建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因此需要進一步強化對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更有甚者，1825年，在查理十世策劃和部署下，議會通過“褻瀆圣物治罪法”——在教堂行竊或褻瀆圣物者將被“依法”判處死刑。正如小說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刻畫的那樣：緊隨白色恐怖而來的，是查理十世最為倚重的黑袍教士所主導(dǎo)的黑色恐怖。

迫于國王壓力，取締出版自由（主要針對基佐、貢斯當、斯塔爾夫人等人主辦的自由派報紙）的法令在議會下院獲得通過。下院由此淪為巴黎知識界猛烈抨擊的目標，上院擔心殃及池魚，宣布否決該項法案。消息當晚傳至咖啡館、商店、酒館及市民家中，各處燈火齊明，民眾走上街頭，以此向上院表達敬意，同時宣泄對國王的憎惡。不久，當查理十世自凡爾賽出發(fā)，沿途檢閱巴黎國民自衛(wèi)軍時，圍觀的民眾將廢舊家具、馬車以及樹樁等雜物當街堆積，阻擋國王車駕前進。國王的護從慘遭市民襲擊，拋擲物如雨點般落下——他們只得一邊高呼“憲章萬歲”，一邊落荒而逃。

1827年4月，美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英雄拉法耶特將軍領(lǐng)導(dǎo)的巴黎國民自衛(wèi)軍被解散——幾乎與此同時，為鞏固軍事指揮權(quán)，查理十世將曾為拿破侖一世效力的軍事將領(lǐng)悉數(shù)清洗。此舉激起民眾強烈不滿，引發(fā)數(shù)萬人大游行。由于內(nèi)閣持觀望態(tài)度，不肯迎合國王意旨采取行動，于是查理十世斷然將內(nèi)閣罷免，代之以親密戰(zhàn)友波利尼亞克(Polignac)親王為首的新內(nèi)閣。這位親王原本系修道院成員，曾一度自稱圣母瑪利亞“附體”，并稱圣母授予他“使法國擺脫國內(nèi)的敵人這一神圣使命”——這樣的鬼話，查理十世居然深信不疑，其智商可以想見。

根據(jù)托克維爾研究專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的看法，查理十世既缺乏長兄路易十六的仁慈寬厚，也不如次兄路易十八老成持重，但他自視甚高（他嘲諷兩位兄長渙散軟弱，而他本人則自比文治武功的曾高祖太陽王），且自信滿滿，認為放眼法國，唯有他才能重振舊制度，恢復(fù)絕對王權(quán)——他“以為他捍衛(wèi)了某種價值，能開辟國家民族發(fā)展的新方向……穿著古代的戲裝，卻在現(xiàn)代社會舞臺上表演，像墳?zāi)怪械挠撵`突然出現(xiàn)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靈，他卻以為自己是真神”，但事實上，他“選擇的理念，推行的政策，無一不是發(fā)霉的舊貨”。

相比于內(nèi)政，查理十世在外交方面更是乏善可陳。為贏取國民支持，同時更希望通過提升法國國際威望來鞏固政權(quán)，他強力介入希臘獨立運動，并派大軍遠征阿爾及爾。然而，查理十世對軍事一竅不通——盡管他也想仿效路易十四運籌帷幄，但收效甚微，民眾益發(fā)失望。不僅如此，在下院決定放松出版物管制后，查理十世惱羞成怒，蠻橫宣布暫停下院行使職權(quán)，并以君權(quán)神授之名對反對派議員大加訓(xùn)飭：“不幸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我遠比你們有經(jīng)驗。先生們，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時候你們還太年輕，讓我來告訴你們當時發(fā)生了什么。從我那可憐的兄長（路易十六）做出第一步退讓起，他的命運就已注定。革命分子要求他解除他的大臣，他妥協(xié)了——最終滿盤皆輸。”在查理十世的詞典里，從來沒有政治協(xié)商和妥協(xié)，只有蠻力和恐怖。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頒布圣克盧法令（Ordonnances de St. Cloud），悍然宣布解散議會、并通過新的選舉法，剝奪絕大部分合資格選民（多為中產(chǎn)階級）投票權(quán)。巴黎民眾再也無法忍受其倒行逆施，于是拿起武器，構(gòu)筑街壘，開始了以驅(qū)逐查理十世為宗旨的“七月革命”。

匪夷所思的是，僅僅三天時間，革命便取得決定性勝利——這位自命不凡的君主其實外強中干，根本拿不出有力的應(yīng)對舉措，一觸即潰。兵臨城下，查理十世被迫簽署退位詔書，遜位于他的堂弟、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后者是臭名昭著的陰謀家，托克維爾不齒其為人——他在寫給未婚妻瑪麗·莫特萊（Mary Mottley）的信中哀嘆：“至于波旁家族，他們像懦夫一樣行事，根本不值剛剛流掉的鮮血的千分之一。”

由于害怕內(nèi)戰(zhàn)蔓延，托克維爾選擇向新君路易-菲利普宣誓效忠，但他對政局的動蕩始終憂心忡忡。1831年，他和好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商定，以考察監(jiān)獄為名，前往美洲游歷。研究表明，作出這一決定，并非是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首先，這一想法源自他的精神偶像馬勒澤布。這位富于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一直將美國視為樂土，認為它與陳腐的舊大陸判然有別，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和希望。由此愛屋及烏，他對來自美國的客人極為友好——美國派駐巴黎的代表如富蘭克林和杰斐遜等都曾受到他的熱忱款待（事實上，托克維爾訪美受到超規(guī)格的禮遇，也可算是美國人對馬勒澤布這位長者的回敬）。為促進法美聯(lián)盟，馬勒澤布還派遣一名親信擔任法國駐大陸會議的常任代表。此外，他曾經(jīng)也做過規(guī)劃：一旦政壇失勢，被反對派逐出法國，他將選擇美國作為落腳點（他猜到故事的開頭，卻未能猜到結(jié)局）。

其次，托克維爾的計劃也受到姻親夏多布里昂的影響。后者同樣出身于貴族之家，但政治立場傾向于自由派。夏多布里昂較早注意到法國社會民主與自由對立的嚴重問題——尤其是拿破侖一世當政時期，法國人甘愿為所謂平等犧牲政治自由，淪為皇帝陛下“馴服的臣民”，令他痛心疾首。十八世紀末，這位浪漫派小說家曾親赴美國考察（長達一年時間），并有若干著作探討民主政體之得失。夏多布里昂是托克維爾步入政壇的領(lǐng)路人——他最早介紹后者進入巴黎名媛雷卡米埃夫人（Madame Recamier）的沙龍，由此接觸到各式各樣的啟蒙和進步思想——正是在他的建議之下，托克維爾決定訪美：一方面進行政治科學的考察，一方面也借機排遣對政局的焦慮和憤懣。

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托克維爾本人想要近距離了解美國，并試圖從新興的美國民主政治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xùn)，為根除法國政治中的不安定因素提供鏡鑒。由于法國大革命血腥暴力遺留的陰影，他對“多數(shù)的暴政”這一問題尤為敏感——事實上，監(jiān)獄改革只是一個名頭（他的友人博蒙據(jù)此提交了一份詳盡的考察報告），他在美國所到之處，關(guān)注的焦點始終是新大陸的政府和人民如何既能實行民主，又能防范“多數(shù)的暴政”。

回國之后，托克維爾于1835年發(fā)表《論美國的民主》，大獲成功。他憑借此書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不久當選議員。然而在隨后十余年時間里，他并未感受到常人功成名就的滿足和愉悅，相反，他依然憂心忡忡，時常焦慮不安。眾所周知，在法國政壇，演講術(shù)是政客的必備技能，而托克維爾對此并不擅長。他思維縝密，但往往陷于自我觀念之中，導(dǎo)致思路不暢，語速緩慢，再加上語調(diào)柔和——在以博取喝彩見長的議會舞臺上，這一缺陷可謂先天不足，使他很難脫穎而出。正如傳記作家所說，他長于文字表達但拙于口舌之爭，因此唇槍舌劍的公開辯論對他而言無疑是一件“痛苦的差事”。緊張之下，他常常為準備一次演講而耗費數(shù)日時間；演講結(jié)束后，他那“緊張而倔強的胃難以做到同步松弛”，導(dǎo)致他“根本無法進食”。即便如此，他的演講仍多以失敗告終，毫無成就感可言。

1848年1月27日，托克維爾在議會發(fā)表他平生最著名的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以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神廟女祭司卡桑德拉自況——盡管她做出的預(yù)言日后終將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但在當時卻無人相信。他大聲疾呼：“難道你們沒有感覺到——叫我怎么說呢——一股革命的風波正在蔓延嗎？”并告誡與坐的袞袞諸公：“列位大人，此刻，我們正在火山口上酣睡?！币粋€月之后，革命爆發(fā)。路易-菲利普被推翻（循慣例流亡英格蘭并終老于斯）。革命結(jié)束后，路易·拿破侖卷土重來，當選總統(tǒng)，隨后力邀托克維爾入閣擔任外交部長，但后者沉重的心情并未見好轉(zhuǎn)。正統(tǒng)?；逝杉皧W爾良派原以為這位其貌不揚、從未受過正規(guī)教育的小個子（拿破侖家族遺傳）是容易操控的傀儡，結(jié)果卻發(fā)現(xiàn)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權(quán)謀大師。在致博蒙信中，托克維爾寫道：“總統(tǒng)是個偏執(zhí)狂。只要一息尚存，他都不會放棄自己的帝國夢想?！?/span>

親王總統(tǒng)路易·拿破侖于1851年末發(fā)動政變，改國號為法蘭西第二帝國，自任皇帝（拿破侖三世）。盡管皇帝屈尊向托克維爾示意：只要他像其他人一樣心悅誠服，皇帝不僅既往不咎，而且可以為他在朝中“保留一個很好的位子”，但托克維爾絲毫不為所動。他痛斥拿破侖三世是跳梁小丑，是“一個偉大民族面前……最拙劣的篡權(quán)者”。托克維爾斷言，拿破侖三世這類無恥政客的倒行逆施，使得偉大的法蘭西民族“正在喪失其作為世界思想中心的地位”，并且宣稱，如果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和帕斯卡爾造訪十九世紀，他們一定會認為法國正“向半野蠻狀態(tài)倒退”。

拿破侖三世政變使得政局再度動蕩，國內(nèi)外各方勢力摩拳擦掌，內(nèi)戰(zhàn)的幽靈悄然浮現(xiàn)。被解職一個月后，托克維爾在寫給博蒙的信中說，最近以來，他的內(nèi)心一直被監(jiān)禁或被流放的念頭所占據(jù)——“我要考慮一下入獄的可能性……過去的四十年表明，事先為此做好準備并不可笑。我對恐怖之地為自己設(shè)想了一個還算不錯的安排：一個遭受監(jiān)禁之人，有了書、紙和筆，應(yīng)該不難找到打發(fā)日子的辦法”。果不其然，他的預(yù)言很快應(yīng)驗。拿破侖三世派人將拒不服從的五十余名議員悉數(shù)囚禁于奧賽碼頭（Quai d'Orsay），而后轉(zhuǎn)移他處。其間，托克維爾偷偷送出一封抗議信，后刊載于倫敦《泰晤士報》。盡管憑借巨大聲望他很快獲釋，但自1830年代以來他一直為之奮斗的自由事業(yè)遭遇重挫乃至慘敗，令他心灰意冷。于是，像當年的外曾祖父，他選擇退隱鄉(xiāng)間，專心著述。

但沉迷學術(shù)并未能完全治愈他的焦慮和憂傷——他終身被這種焦慮所困擾，不得解脫。這一“漫長的疾病”，對他而言意味著“無端的折磨，徒勞的躁動，以及巨大的痛苦”（致巴黎沙龍女主人索菲·斯威特切尼夫人書信）。1858年4月，托克維爾在寫給妻子的信中哀嘆：“我迷失于文獻的浩瀚海洋中，以致常常陷入深深的悲哀……在這場大革命的疾病中，有某種特別的東西，我能感覺它的存在，卻無法描繪，也無法分析其原因。這是一種全新的、未知的病毒?！边@一種病毒，根據(jù)哈佛法學院格倫東（Mary Ann Glendon）教授在《論壇與高塔》（The Forum and the Tower: How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have Imagined the World, 2011）一書中的闡釋，即對專制權(quán)力的絕對迷戀——從羅伯斯庇爾到拿破侖，無一例外。

在托克維爾身后出版的《美國游記，1831-1832》中，“荒野十五天”堪稱名篇。在這篇頗具夏多布里昂風格的游記結(jié)尾處，托克維爾記錄他和博蒙離開晶瑩剔透的卡斯河（Cass River）不久，便“來到一個有幾條小路分岔的地方”。他們隨機選擇了一條小路，但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確完全沒有把握，因為“這條小路似乎快要消失在茂密的森林中”。然而，“正是在這深沉的孤寂中，我們突然記起1830年法國革命，革命一周年才剛剛過去……戰(zhàn)斗的嘶喊和硝煙，大炮的轟鳴聲，火槍的齊射聲，可怕的警鐘的鏗鏘聲……當我抬頭環(huán)顧四周時，那個幽靈（apparition）已經(jīng)消失不見”。

預(yù)言家托克維爾怎么也沒料到，他年輕時代以為早已被祛除的專制和復(fù)辟的幽靈，到了他的晚年居然卷土重來。這無疑加重了他的焦慮癥，使得他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859年，托克維爾赍志以歿（《舊制度與大革命》僅完成第一卷），年僅五十三歲。

南京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