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以降，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民族自稱為華夏，而稱鄰近四境的民族為蠻、夷、戎、狄。

后世在“千古一脈”觀念和“攀附心理”的影響下，將邊裔各族全部系于黃帝名下。

遍檢早期典籍可知，《國語·晉語四》將少皞（青陽）以晚的歷代古帝全部納為黃帝族裔，就是這種觀念的始作俑者。

1、被混淆的上古史

《史記·五帝本紀》說舜代帝堯攝政，共工、驩兜、三苗、鯀不用帝命，“于是舜歸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繼承并進一步闡發(fā)了《晉語》的觀點。

完全混淆了中華古族的族緣關系，抹殺了中華早期文明區(qū)域多元的歷史特征，并導致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一直占據(jù)著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導地位。

距今萬年前后至7000年左右，人類歷史的列車已駛入相對快速發(fā)展的軌道，社會組織結構相對更為緊密，先民已開始主動、有意識地追溯自己的先祖，留意本部族的發(fā)展軌跡，以及與其他部族之間的相互關系。

此一時期，東方海岱地區(qū)的后李、北辛文化系統(tǒng)，與風俗習慣、文化傳承較為密切的桑衛(wèi)地區(qū)石北口、后崗一期文化系統(tǒng)，洛潁地區(qū)賈胡、裴李崗文化系統(tǒng)，共同占據(jù)著“遠古中國”歷史的中心舞臺。

遠古各部族先民心目中的“百王之先”是太皞炎帝族系。

西方的黃帝族系偏居于以陜晉豫結合部為中心的西北地區(qū)，雖然也有較好的發(fā)展，對洛潁地區(qū)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其對“遠古中國”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xiàn)出來，故而還沒有進入當時人們“歷史的視野”。

半坡、廟底溝時期，黃帝族系大舉東擴，經過數(shù)百年的“中原逐鹿”，將勢力范圍擴展到洛潁、桑衛(wèi)民族的大部分地區(qū)，海岱地區(qū)也感受到其深刻、強烈的影響。黃帝族系的勝利，打破了炎皞族系“獨大”的原有模式。

“久亂思治”，經過大規(guī)模、高強度、慘烈而持久的“中原逐鹿”，民生凋敝，人心思治，部族集團之間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平衡和妥協(xié)。

由此開始了“五帝共和輪值”時代。

黃帝族系正式進入古史體系，并一度占據(jù)中心位置。

以現(xiàn)有資料觀察，在《周易》、《逸周書·嘗麥》和《左傳》中，上古圣王還是各自獨立的族群，到了《國語·晉語》那里，這些帝王突然都變成了黃帝的“家人”。

2、黃帝的“家族史”

太史公司馬遷在編撰《五帝本紀》時，秉承先祖“世典周史”的觀點，對先秦其他史籍有關古帝的記載視而不見，而獨采《晉語》之說，謂之曰：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把一部中國上古史完全變成了黃帝的家族史。

《國語·晉語四》：

“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渫愋照?，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藤、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p>

又：

“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也，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p>

晉大夫司空季子的這段說辭，比較清楚地透露出姬周一代對古帝世系的“良苦用心”：

將遠古部族全部納入黃帝族系，把比黃帝早若干個世紀的炎帝列于黃帝之后，其“尊黃貶炎”已達到了毫不掩飾的程度。

主張“同姓為兄弟”，卻又把異姓的炎帝變成黃帝的親兄弟，進而又說炎黃是“異姓則異德”的異類；主張“娶妻避其同姓”，“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也”，卻又說炎黃“兩兄弟”是“男女相及”、“異德合姓”的通婚之族；強調“同姓合婚將導致毓災滅姓”的生育災難，“同出一父”的炎黃兩族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合婚生子，“毓災滅姓”似乎變成了一句空話！

前后矛盾，不知所云。

司空季子的“呈口瞎說”恰恰是因為其“胸有”定見，其真實目的就是宣揚姬姓周人的“天命所歸”和“唯我正統(tǒng)”。

這是中國古史被“層累地造成的”主要原因。正所謂“誣古圣而惑后儒者，皆《國語》(《晉語》)為之濫觴也”。

《易·系辭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wǎng)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所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由《逸周書·嘗麥》及其他文獻關于炎黃二帝的興替順序可知，《易·系辭》中的神農氏就是炎帝的代指。

在這里我們看不出黃帝與炎帝、堯、舜之間的任何血統(tǒng)關聯(lián)。

3、為何上古史變成黃帝的家族史？

考古學文化的互動和各類文獻揭示的古史框架表明，自炎帝開始，遠古中國的權力運行，似乎是按“東西方”輪流坐莊的模式“設計”的：

東方的炎帝族系與西方的黃帝族系在發(fā)展擴張的過程中，相遇于中原大地，經過數(shù)百年的逐鹿鏖戰(zhàn)，達成某種妥協(xié)，中國模式的早期國家形態(tài)，“酋邦聯(lián)盟”遂告建立。

此后權力更替的依次是：

少皞部（炎帝系）、顓頊部（黃帝系）、帝嚳部（炎帝系）、帝堯部(黃帝系)、帝舜部（炎帝系）。

到了后來家天下的夏商兩代，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如伯禹部（炎帝系）、殷商（炎帝系）、姬周（黃帝系）、秦（炎帝系）。

但是在“層累地造成”的傳統(tǒng)“正史”中，自少皞、顓頊以迄夏商，卻都變成了黃帝的嫡傳子孫。

是什么原因讓“遠古中國”和“三代”歷史變成了一部“家族史”？

為什么古史傳說中的諸帝，其時代越早，見于正統(tǒng)典籍的時間反而越晚，且錯誤百出？

作為“百王先”的太皞伏羲氏，又何以直到春秋以后才始見于文獻？

試作如下梳理：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西周有了正式的紀年歷史，標志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發(fā)展，對歷史的認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們開始主動、有意識地對逝去的時代進行追溯、解釋，一種順應時代發(fā)展的“歷史自覺”開始形成。

中原逐鹿，炎帝族系失利，黃帝族系一度占據(jù)了遠古中國的中心舞臺，最終形成了“炎黃共治”的“酋邦聯(lián)盟”體制。

然而，世事莫測，當新的、比較強烈甚至是沖動的“歷史自覺”形成之時，恰逢黃帝裔族姬姓周人位居“九五”，得以執(zhí)歷史之牛耳。

為光大自己的先祖，強調其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合法性，遂利用手中的話語權，按照“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的分類原則，對過往的部族發(fā)展源流進行了“層累”系統(tǒng)的整理。

《尚書·武成》所謂“惟先王建邦啟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表明姬周一族早在立志“問鼎”之初，就開始了類似的輿論準備。

直至周室敗亡數(shù)百年間，歷史詮釋的話語權始終把持在黃帝族裔姬姓周人和自認宗承黃帝者的手中。

而《史記》的編纂者司馬遷，其先祖也曾“世典周史”。于是歷史就變成了正統(tǒng)典籍所記述的模樣。

《論語·泰伯》所謂“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是為周人自恃德高的真實寫照。至今“周人”所把持的古史話語權，仍被部分“文明起源中原說”的學者所承襲。

“真作假時假亦真”。經過數(shù)十代人的綜合加工和周邊四裔的攀緣附會，最終形成了東西南北，撫遠無界；古往今來，萬邦莫外，無不系于黃帝的古史架構。

4、炎黃子孫的真相

在華夏文明形成過程中厥功至偉的炎（帝）（太）皞族系，反而成了無關緊要的“旁系”，被打入另冊。

炎帝“本人”作為年代更早的人文始祖，雖然得以留在“天潢貴胄”的序列之內，也只是作為黃帝族系崛起的襯托而存在，并被渲染、塑造成一個“德衰、無道”，等待黃帝救援的無能老朽。

于是炎帝成了黃帝同父異母兄弟，于是有了“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籠統(tǒng)說辭。

少皞明明為一代圣王，因其曾為黃帝“司馬鳥師”，“孺養(yǎng)”過帝顓頊，乃得假為黃帝之子。

但終因其“非我族類”，而不得入列帝系之序，其“在位百年”的發(fā)展史也一并歸入黃帝嫡孫顓頊名下。

《左傳》、《國語》是比較可靠的早期文獻，對少皞的記錄很是清晰。而自稱崇信《春秋》、《國語》的太史公，在《五帝本紀》中竟然沒有提及“少皞”，僅用“黃帝子，日玄囂，是為青陽”寥寥數(shù)字作為交代。

對于“后少皞時代”的“少皞氏之摯”，則用“帝摯立不善”一筆帶過。

直到西晉時期的《帝王世紀》，少皞才得以回歸本位。

更有甚者，炎帝也差點變成了黃帝的子嗣。

如前述虞舜之子商均，史有明載，亦無爭議。

然而在《大荒北經》的記錄中，商均變成了黃帝屬臣叔均，又有“禹生均國”之說。在《海內經》、《大荒西經》中叔均又成了后稷的孫子或子侄，甚至說“黃帝之孫曰始均”。

而這個始均、叔均又是“始作耕，始播百谷”的田祖，活脫脫的神農氏翻版。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

是否有人出于某種目的，早在周人立志“問鼎”之初，就有意識在民間散布這樣的傳說，很值得懷疑。

太皞部族是華夏文明的締造者之一，大有功于社稷，卻被一分為三：

作為人世間的部族領袖，被正統(tǒng)史家完全隱去，而將其稱作帝嚳、帝舜，并借顓頊曾假為少皞族子的名義，將帝嚳“納為”顓頊族子，將帝舜“欽定”為顓頊的七世玄孫；

在民間，太皞則被傳為神話人物，稱之為帝?。?/p>

后世在追溯人類起源的過程中，又把他同伏羲的傳說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有了太皞伏羲氏的稱謂，最終演變成執(zhí)掌東方的天神大帝。

蚩尤強兵，奮起抗敵，功敗垂成，殺身成仁，而被塑造成反派人物的典型；始皇功敗垂成，二世敗亡，六國復辟，楚漢繼興，終致秦贏徒留千古罵名。與此相比較，天命所歸的“天潢貴胄”們對炎帝、少皞、太皞的史評，尚屬優(yōu)渥。

正所謂：成王敗寇，任人評說！

5、禪讓制的本質

需要特別強調一點，所謂“禪讓制”，乃是中原逐鹿后期，黃帝與少皞媾和時，“用大正順天思序”建立的“軍事民主制”式的五帝共和輪值體制。

故而在原始社會末期，出現(xiàn)了中國特有的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和“官以傳賢”的權力更替方式；“天下為家”，“家以傳子”的傳統(tǒng)世襲模式，因此而遭遇短期(堯舜兩代)的干擾。

應該說，大禹“傳子”帝啟，只不過是憑借家族的強勢地位恢復了舊有的傳統(tǒng)模式，也就是“世襲模式”的復辟。

就事物的本質而言，“禪讓制”仍是一種實力的對比。

《竹書紀年》關于“舜囚堯、放丹朱”，“益干啟位，啟殺之”的記載都是很好的證據(jù)。

若依《世本》、《大戴禮·帝系》、《史記·五帝本紀》“自顓頊以迄西周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統(tǒng)關系而言，黃帝以來，至于帝禹，都只能是“家族世襲”，“禪讓”之說根本不能成立。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周族之外的異姓知識分子開始追溯自己的族源，塵封已久的“歷史口碑”、“歷史傳說”，乃至于“神話故事”逐步被發(fā)掘面世。

寬松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為“百家爭鳴”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各種新說的不斷推出，為“還歷史本來面目”，保留了大量處于瀕于失傳狀態(tài)的珍貴史料。

但遠古時期，部族林立，此衰彼興，無計其數(shù)。加之年代久遠，那些沒有文字的“口碑”和“傳說”，也在歷史長河的沖刷磨礪中，變成了卵石，甚至是沙子，隱沒在社會基層的不同人群之中。

求知者在這種境況之下，你搜我輯，相互傳抄，張冠李戴、自相詰誤也就在所難免了。

另一方面，受此條件的限制，人們追憶歷史只能由近及遠，從近世先祖溯起。是以帝堯、虞舜、夏禹的事跡依次漸為詳細，而帝嚳以前，就只有籠統(tǒng)的記述。

這應是“時代愈早文獻所見愈少”等倒裝現(xiàn)象的主要成因。而少皞、太皞等稱謂，原是本族的自稱，且常與炎帝相混；作為神話人物，太皞又被稱作帝俊。

周人所傳正史，又把少皞族裔統(tǒng)統(tǒng)安在顓頊名下，把太皞記為帝嚳、帝舜，是以文獻所見較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