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手記推理”作為一種較新的模式，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推理小說當中，所謂手記推理，是指在推理小說中出現大篇幅的“手記”，手記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相關者撰寫的日記、童話故事、書信等。

通常，這些手記的撰寫者要么失憶，要么直接被害。于是，偵探只能通過案件最直接相關人員留下的這些記錄，來破解現實中的案件。

手記推理在推理小說的寫作方式中，當屬于“作中作”模式，而在本就“詭計多端”的推理小說中，“作中作”的出現讓原本就陷阱密布的文本更加可疑，對讀者來說，當然看穿真相的難度成倍增加，對于作者來說，寫作的難度也在上升。

本期專欄，我們就通過六本具有代表性的推理小說，向大家介紹“作中作”這種套娃式的推理小說。前文所述的“手記推理”當然是作中作中最大的一類，在如今的新本格時代被反復利用，玩出了很多花活。

手記型作中作：島田莊司《占星術殺人魔法》

要說新本格的各種玩法，其實都可以在新本格導師島田莊司的小說中找到，手記推理當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的出道作、同時也是新本格推理的開山之作《占星術殺人魔法》，就是一本手記推理型作中作。

一位叫梅澤的男人在密室中被害，他留下了一本猶如瘋子狂想的手記，記錄自己根據占星術而殺害肢解自己的六個女兒，將她們重新拼湊成一個完美女神的行為。四十年后，名偵探御手洗潔重新調查這樁跨越日本多省的連續(xù)殺人肢解事件，因為這樁案件塵封已久，御手洗潔最開始、也是最重要的線索來源，就只能依據當年梅澤的那本瘋子手記。

《占星術殺人魔法》在一開始，就通過梅澤的手記將整個故事的前提交代了出來，因為是真假難辨的主觀手記而非客觀報道，所以案件部分充滿了不可思議、甚至是瘋子般的狂想。而御手洗潔正是憑借把“難以置信的瘋狂”還原成“符合邏輯的事實”這一特點迅速建立起“天才偵探”的名號。

《占星術殺人魔法》，[日]島田莊司 著，王鵬帆 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這本推理小說的地位多么重要已經不用贅述了，在新星出版社引進中文簡體版之前，這部作品最重要的詭計就已經因為某部國產連續(xù)劇和某部日本動漫為國人熟知。

所以我們能驚喜地看到，很多推理小說的腰封上都會寫：日本推理之神島田莊司力薦、日本推理之神島田莊司贊嘆不已、日本推理之神島田莊司也想看、日本推理之神島田莊司后悔不懂中文諸如之類的宣傳語。

而島田莊司自己的書呢，居然是——“豆瓣網友”推薦！可見這個多么深入人心！

在“改編”的國產劇和日本動漫中，都放棄了《占星術殺人魔法》的手記形式，雖然并不影響劇情和最終的解答，但我認為這個詭計的呈現，其實離不開手記形式的助推。整個大故事作為橫亙在手記和讀者之間的橋梁，可以讓讀者觀察手記的視角多一層折射，對于推理小說這種盡可能需要在謎面部分增加懸念的文學類型，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渾然天成。所以除了《占星術殺人魔法》之外，島田莊司在《異邦騎士》、《螺絲人》、《眩暈》等作品中多次使用手記的形式，而這些作品大多都屬于御手洗潔系列，偵探的天馬行空就是在這一本本手記推理中不斷地被讀者記住。

從歐美黃金時代的約翰·迪克森·卡爾到日本本格推理先驅橫溝正史，都會通過民俗傳說來為自己的作品烘托氣氛，根據“手記可以增加虛構文本的折射”這一說法，民俗傳說+手記形式的結合，無疑把作品的詭異氣氛烘托得更加濃厚，新本格作家中最擅長利用這一點的無疑是三津田信三。

轉述型作中作：三津田信三《山魔·嗤笑之物》

《占星術殺人魔法》中的手記距離作品本身設定的年代隔了40年之久，久遠或模糊的年代感讓手記的真?zhèn)胃与y辨。以三津田信三《山魔·嗤笑之物》為代表的轉述型作中作則是距離正文故事近在咫尺，這種形式的作中作完全可以由對話來代替，但是對話的分段、聽者的打斷，甚至雙引號的存在都會破壞原本獨立連貫的故事。所以，如果轉述的故事較長，用作中作的形式會更加適合，第一視角的記錄會瞬間把讀者拉進講述者所描述的場景中去。

《山魔·嗤笑之物》的轉述來自剛剛進行過成人儀式的靖美，在靖美的老家有一個傳統，長到適合年紀的人需要在老家那邊獨自走長時間的山路，抵達終點的廟內參拜，才算完成成人儀式。靖美在走山路的過程中不僅迷了路，而且遇到了各種離奇事件，比如嬰兒的哭聲、鬼火、消失的一家人等等，但是他不能回頭，這樣會被“山魔大人”嗤笑。

《山魔·嗤笑之物》，[日]三津田信三 著，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

雖說成人儀式有難度，但按理說不會如此恐怖，于是，回去之后的靖美將這些事記錄下來，寄給了偵探，同時也借此寄給了所有讀者。

靖美的記錄長達百頁，如果沒有后續(xù)的故事，那就是一篇完整的恐怖小說或者說是偽紀錄片形式的恐怖故事。但是在后面的四分之三篇幅內，故事把百鬼夜行的風格逐漸轉變?yōu)楸靖裢评?，最后的多重解答的連續(xù)逆轉更是讓人大呼過癮。相比島田莊司“瘋子手記”的狂想浪漫，就在昨日的切身經歷更突出恐怖感。而解答也從“天才偵探的天外飛仙切入點”，在三津田信三筆下轉為了抽絲剝繭的邏輯推演。

三津田信三的“刀城言耶系列”故事都發(fā)生在偏遠且有著古老風俗的山村中，這無疑受橫溝正史的影響頗深，只不過在此基礎上，三津田信三加入了作中作的形式，把恐怖氣氛推向高潮。

第一人稱的作中作有天然的代入感，三津田信三的選擇是增加恐怖氣氛，而法月綸太郎的做法是讓他人感同身受。

日記型作中作：法月綸太郎《為了賴子》

這本小說以一位父親的手記開頭，講述了因為女兒被害，自己找出兇手并且給予制裁的經過。

這一章開頭的手記可以看成是一位父親絕對主觀的日記，從家庭關系到女兒身亡，再到推理出兇手的經過，最終完成自己的救贖。讀者仿佛不是在看一本小說，而是翻開某個人的內心獨白，它本身就包含推理過程——亦可看成推理小說，但手記里的推理相對簡單，也不會用小說技法來刻意營造懸念和設計逆轉，我們能看到一片赤誠之心，盡管這位父親采取的方式是極端的，但是在他敘述的過程中，讀者已經感同身受，和他站在同一邊了。

《為了賴子》繁體中文版書封。

而這正是法月綸太郎想要通過作中作給讀者帶來的印象，所以在后續(xù)故事中，與作者同名的偵探法月綸太郎發(fā)現父親的記錄中存在諸多矛盾，事情并沒有想象中那樣簡單時，讀者心里已開始甚至是抗拒多過于想要了解真相，因為對于父親這個角色和讀者來說，這個故事了結，它不完美，但是兇手受到了懲罰，懲罰兇手的人也有了相應的代價，可偵探偏偏要打破這種平衡。

于是在讀者擰巴糾結的心態(tài)中，故事持續(xù)展開，逆轉也隨之出現，讀者的心情起伏搖擺，最終落入推理作家精心設計的圈套。

在日本新本格作家筆下，作中作的玩法呈現愈加復雜的趨勢，自阿加莎以來，第一人稱的文本在推理小說中就有不可信的傳統，而在作中作的包裹之下，這種不可信正越來越肆無忌憚，但這是好事，推理小說本質上就是騙人嘛。

當然，依然有作為作品的一部分承擔客觀作用的作中作，在這一類作品中，作中作的出現往往是為了多提供一種視角，一種第三人稱視角或主人公偵探/助手無法觸及的角度補充，在歐美推理小說界被運用得更多一點，其中優(yōu)秀作品的代表是海倫·麥克洛伊。

補充視角型作中作：海倫·麥克洛伊《獨行女》

海倫·麥克洛伊很多中國讀者并不熟悉，其實她是美國推理小說的代表人物。在歐美黃金時代過去之后，英式謀殺小說的經典余暉逐漸遠去，美國的國家、城市氣質本身又和本格推理格格不入，所以繼承古典推理作品風貌的是來自法國歐洲的保羅·霍爾特，最近重新流行的現代本格如安東尼·霍洛維茨、理查德·奧斯曼等人皆來自英國。

作為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第一位女性主席，這位承襲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細膩的女性筆觸和黃金時代其他男性作家縝密周全的邏輯布局的海倫·麥克洛伊，在19世紀50年代，二戰(zhàn)后推理小說審美發(fā)生劇烈變化之時，還在安心地、認真地撰寫著本格推理。

《獨行女》，海倫·麥克洛伊 著，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

《獨行女》的故事發(fā)生在一艘航行的船上，船長在通風口發(fā)現了一封信，寫明“待我死后方可打開”，信中記錄了一個離奇的故事。與此同時，船上狀況不斷，有人被毒蛇咬傷，有人被謀殺。作中作在本作中作為輔助視角的功能和推進劇情的功能一共出現兩次，在結尾的時候都做到了綿密的伏線回收和細節(jié)逆轉。

故事層面，《獨行女》可看成阿加莎·克里斯蒂式小說的沿襲（當時，阿加莎仍處于巔峰晚期，影響力巨大），除了同為女性作者對于細節(jié)的描寫和人物心理的把控，故事舞臺設定在一艘正在航行的船上，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尼羅河上的慘案》、《東方快車謀殺案》等經典作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書名作品內容，女性角色的豐富形象以及在作品中充當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那個時代古典推理小說內欠缺的。多樣性的女性角色在推理小說中挑起大梁，要一直等到新本格時期才會有所改變。

海倫·麥克洛伊用完整的小說在氣質上寫出了阿加莎式的小說，又用作中作這樣獨特的形式為作品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又過了幾十年，有人卻用作中作的形式直接致敬了阿加莎。

致敬型作中作：安東尼·霍洛維茨《喜鵲謀殺案》

即便是第一次知道安東尼·霍洛維茨這個名字，即便沒有看到任何《喜鵲謀殺案》的宣傳和成績（事實上它的成績非常驚人），只需讀完這本作品，任何人都會確信一點，安東尼·霍洛維茨是阿加莎的忠實粉絲。

這是一本非常巧妙的致敬作，作者完成這個“巧妙”只用了一招，就是作中作。主角是一位女編輯，某日她收到合作很久的著名偵探小說作家的書稿——沒錯，這顯然是最名副其實的作中作，目錄、人物介紹、副標題等一應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在續(xù)作《貓頭鷹謀殺案》中，新星出版社真的把作中作做成了一本真實的書的樣子。于是，故事就以編輯的現實故事和作者文稿交叉推進。

《喜鵲謀殺案》，安東尼·霍洛維茨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6月。

在主線故事中，我們會了解到女編輯的家庭、工作等和推理小說無關的信息，這些信息帶有強烈的現代烙印，是一位獨立女性對于生活方式的思考，這是維多利亞晚期的作者所不具備的特質，即便阿加莎如此特立獨行且前衛(wèi)，她的小說中也有當時的女冒險家作為大女主登場，但依然沒有擺脫時代窠臼。從這方面來看，《喜鵲謀殺案》的底子無疑是現代的。

而那本作中作，則把故事放在典型的阿加莎小說世界觀中來講述，幾乎可以以假亂真。作者的手稿缺失了最后一章，作為推理小說，即丟失了謎底。更要命的是，作者在給出這份稿件之后，也離奇死亡了。因此，作品中的“現實世界”和“作中作世界”在某個奇妙的點上完成了交互，女編輯需要找到作者的真正死因，采用的方式，也只能是破解死者小說中的謎團。

兩個案件雖然氣質迥然不同，但人物形象、故事的走向卻有諸多相似之處，讀者都知道表里兩個故事的終點是同一個地點，在這個過程中數次在現代與古典之間穿梭，謎團與謎團里面迷路，這一切都是非常特殊的體驗。

可以說，安東尼·霍洛維茨通過女編輯的視角，完成了自己對阿加莎作品、或黃金時代那些推理作品的審視和解構，進一步又貼合到與自己相關的現實層面，實現了讀者—編輯—作者的完美閉環(huán)和無言默契。

與其說《喜鵲謀殺案》是一本優(yōu)秀的推理小說，不如說這是一本雙向的情書，它寫給過去的他們，也寫給未來的我們。

當然，這本書對于作中作的玩法并沒有做出技術層面的挑戰(zhàn)，作中作是一種方式，而不是一個目的。要說以作中作為目的炫技型推理小說，不得不提到后藤均的那本作中作中作。

炫技型作中作：后藤均《繕寫室迷宮》

作中作已經很復雜了，作中作中作更是難以想象。如果我們把作中作簡化成數字1和2，那么作中作頂多就是1-2-1，但只要多加一個數字，就會變成1-2-3-2-1，幾乎是成倍地增加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交互方式，更別說組合方式，那就更不計其數了。

所以盡管對讀者來說，作中作中作無疑是更加強烈和極致的燒腦體驗，但對于作者來說，寫作也更具挑戰(zhàn)，如果只用作中作就能完成的詭計和故事，硬湊到三層，反而會引起讀者的反感。

《繕寫室迷宮》，后藤均 著，新星出版社2022年11月。

后藤均的《繕寫室迷宮》，可以說在作中作中作的玩法上，交出了一份所有人都滿意的答卷。

故事講述一位大學教授在蘇黎世的畫廊看到了一幅畫作，他對畫作展現出濃厚的興趣，畫廊主人交給他一份手記，正是畫家委托他代為轉交的。

手記中，畫家講述了一個自己無意中來到一棟別墅，參加推理小說解謎賽的故事，并且把當時用來作為解謎游戲的小說也附在了手記中，小說作者在給出謎面后，就被殺害了。

小說是一篇名為《英國鞋之謎》的推理小說，顯然是致敬了埃勒里·奎因的“國名系列”。

于是，大故事-手記-小說，三份文本完成了作中作中作的形式，小說的謎底直接影響手記中的兇手，而破解手記，也就破解了大故事中大學教授和畫家的淵源，以及所有的答案。

雖說是炫技，但《繕寫室迷宮》作為一本十萬字出頭的小說，要在不長的篇幅內寫清楚三份文本，并且做出勾連，作者后藤均采用的是最簡單的以小見中，以中再見大的模型，相當于在以小見大的傳統作中作內多插入了一次跳轉和折射。即便看起來結構并不復雜，但作中作推理本來就一加一大于二的特點還是讓這本三重作中作綻放出了絢麗的結構之花。

故事本身，作者加入了大量的炫學，尤其是歷史、文化相關的炫學，讓作中作中作這朵平地而起的鮮花上又開放出了多姿的色彩，是一本完整、聰明、謹慎又充滿能量的小說。

前文所述的六本作中作，它們各自想要憑借這種形式做到的目的都不盡相同，有純粹的致敬，有結構上創(chuàng)新，有讓讀者感同身受，有讓氣氛更具說服力。

雖然好用，但作中作毫無疑問是需要技巧的小說，它考驗作者的布局能力，考驗細節(jié)的把控和瞬間抽離又緊密結合的寫作技巧。作為回報，這種較高難度的小說也能給作品增加別樣的魅力，完成原本需要在其他地方下功夫才有可能完成的目的。

國產原創(chuàng)推理小說中，同樣有很多作品加入了作中作的元素，如時晨《黑曜館事件》、白月系《積木花園》、平山君《白澤先生志怪譚》等。細細想來，作中作已經成為優(yōu)秀的推理作家常備的一種寫作技巧。

各位讀者還看過哪些優(yōu)秀的作中作推理小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