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心系祖國和人民,不畏艱難,無私奉獻,為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中華民族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日,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中國青年報社聯(lián)合策劃推出“大國科學家”系列稿件,向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集中展示中國科學家的感人故事,彰顯老一輩科學家的理想與使命,弘揚科學家精神,傳播科學思想。老科學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專業(yè)人員采集挖掘。
鄭作新見過的鳥兒,實在太多了。
但他總是興致勃勃。同樣是觀鳥,他能看出更多層次和樂趣。他眼中的天鵝千姿百態(tài),一會兒低空盤旋,一會兒又把脖子扎進水里?!叭绻闶稚夏弥灨?,它們會把嘴直伸到你手上來。這時你可以抱住它,撫摸它全身柔軟豐滿的絨毛?!痹卩嵶餍卵壑校B兒的任何舉動都彰顯生命的活力。每每看到鳥兒在樹枝上親昵地互相梳毛、爭吵或鳴唱,他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躍動。
觀鳥時,他飽含深情,筆觸浪漫;科研時,他沉心靜氣,在鳥兒眼皮底下隱匿行蹤;野外調(diào)查時,他和同事為了不驚擾鳥兒,不顧爬上臉的螞蟻,忍受衣衫被露水弄濕,只為得到合乎實際的觀察結果。
鄭作新接受“動物資源保護特殊成就獎” | “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他帶動中國的鳥類研究從零發(fā)展,被后輩視為一代宗師。他的《中國鳥類名錄》是中國學者自行研究編纂的第一部全國性鳥類名錄。他用英文編寫的《中國鳥類區(qū)系綱要》首次對國內(nèi)鳥綱進行了系統(tǒng)總結,堪稱國際經(jīng)典。1989年,為了給83歲的鄭老頒發(fā)國際自然保護特殊成就獎,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xié)會會長專程來到北京。這樣的操作是該會歷史上首次,也是該獎第一次頒發(fā)給中國學者。
用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鄭作新給原本只有拉丁名的鳥兒找到恰當?shù)臐h字。年逾花甲時,他還堅持出野外、做科普,給大朋友、小朋友解釋野鳥腳上的鋁環(huán)是為了環(huán)志。在他的教導下,一批后起之秀漸漸成長。有人說,鄭老的教誨,是全方位的、無微不至的。
鄭老的成功離不開一個信念:不放棄時間。他爭分奪秒,只爭朝夕。有人形容鄭老是座山,他的確像一座山,不為時間的流逝而消減,反而因不斷累積而愈發(fā)深厚,最終成了時間的主人。
鄭作新15歲時考入福建協(xié)和大學生物學專業(yè),1926年畢業(yè)后到密歇根大學深造。密歇根大學博物館里的一件標本,徹底改變了鄭作新的研究生涯。
參觀博物館時,鄭作新在一眾動植物標本中行走,突然看見一只背部金黃、腹部通紅的大鳥,那是金雞(紅腹錦雞)的標本。鄭作新知道,陜西寶雞市附近有座小山包,名為金雞嶺,那里是金雞的故鄉(xiāng)。但他眼前的標本卻標注著拉丁文名稱,寫著瑞典學者林耐于1758年發(fā)現(xiàn)。
金雞是中國的特產(chǎn),為什么要被外國人采集、被外國人命名?鄭作新一邊想,一邊暗下決心。正逢當時母校協(xié)和大學數(shù)次來函,誠邀他回校任教。彼時,鄭作新的胚胎學研究已小有成果,舒適的生活和光明的前景正等著他。但他婉謝了導師挽留,心思早已飛回祖國,飛回他思念的福建鼓山。
1930年,鄭作新到協(xié)和大學生物系任教,主要講授普通生物學、胚胎學等課程。當時我國近代鳥類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要開展的工作非常多,這些基礎的生物學課程,也面臨著原版教材不符合國情的問題。鄭作新從最基本的寫起,于1932年出版《大學生物學實驗教程》。之后,又陸續(xù)出版了《普通生物學》脊椎動物分類學綱要》等教材。平日里,他教課、寫教材;假期時,他和學校生物學會的同仁外出考察、采標本。
1938年,武漢失守,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不久,福州告急,協(xié)和大學遷往武夷山的邵武古城。當時武夷山尚未開發(fā),邵武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但人類的窮鄉(xiāng)僻壤,卻是鳥兒的世外桃源。武夷山躲過了第四紀冰川浩劫,有絕佳的森林植被,可謂“鳥類天堂”。
此后,鄭作新堅持出野外,甚至常常繞邵武全境考察。
早上四點多,太陽剛要升起,正是禽鳥最活躍的時候,鄭作新和學生們翻過起伏的山巒,穿過茂密的叢林,詳細記錄下當?shù)伉B兒的種類、遷徙時間、居留時間、數(shù)量消長情況等。1938年至1941年,這樣的考察一直持續(xù)著。
“我可以說,當年組織師生的觀鳥活動,是我國國內(nèi)第一個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觀鳥小組的活動?!编嵶餍逻@樣寫道。在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期,大家依然堅持考察,不僅反映出對科學的執(zhí)著,也顯示出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而這幾年積累下來的資料,最后被寫成了《三年來邵武野外鳥類觀察報告》,這是我國關于鳥類數(shù)量統(tǒng)計的第一篇實地考察報告。
之后幾十年,鄭作新的職業(yè)生涯里填滿了野外科學考察和標本檢視。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足跡遍及全國,西藏、內(nèi)蒙古、黑龍江、河北、四川、云南、海南……直到古稀之年,鄭作新還在堅持出野外。
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河北,他研究了當?shù)毓麉^(qū)有哪些主要食蟲鳥類;在西藏,他探討高原陸棲脊椎動物的區(qū)系演變;在黑龍江,他推動設立了我國首個鶴類自然保護區(qū)……這些付出讓鄭作新掌握的標本和資料愈加豐富,中國鳥類的資源輪廓、區(qū)系脈絡,在他腦中愈加清晰。
發(fā)表完邵武的調(diào)查成果后,鄭作新馬不停蹄,接下出國考察任務。1945年,鄭作新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重返美國。當時飛機途徑日占區(qū),還要沿伊朗、摩洛哥等地繞行至華盛頓,但他根本顧不得歇息,因為他清楚,要想繼續(xù)開展國內(nèi)的鳥類研究,必須盡快解決手中資料匱乏的問題。
鄭作新在美國東海岸的十余所大學及研究單位里交流學習,同時也到各處博物館查看鳥類標本和文獻,學習研究經(jīng)驗,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戰(zhàn)勝利,世界各國開始了漫長的戰(zhàn)后恢復。
鄭作新原本想去美國各地考察禽鳥,或到英國、德國等地的博物館繼續(xù)交流,但因當時社會混亂、交通不暢等原因,最終都沒成行。他沒有猶豫,加緊籌備回國事宜:“我知道人生是有限的,必須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扎扎實實地開展中國鳥類的研究工作?!?/p>
鴉片戰(zhàn)爭后,有歐美學者發(fā)表過中國鳥類的相關研究。1931年,美國學者祁天錫等人的《中國鳥類目錄試編》收錄了中國鳥類種和亞種1668個。鄭作新回國后,用全部的節(jié)假日來核對這一目錄,找出其中需要修正和刪掉的部分,校準每種鳥的學名。
1947年,即回國次年,鄭作新發(fā)表《中國鳥類名錄》,列出中國鳥類1087種,912亞種,總計1999種和亞種。這是中國人首次系統(tǒng)地研究鳥類的專著,直接把國內(nèi)的鳥類研究帶入新水平。
此時的鄭作新已入中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拒絕了友人送來的赴臺機票,選擇留在大陸。新中國成立后,鄭作新和愛人陳嘉堅先后遷往北京。陳嘉堅到北京后,進入全國婦聯(lián)工作。鄭作新則于1950年進入中國科學院,之后參與中科院動物研究所(下稱動物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館的籌建。
這一時期,鄭作新對全國鳥類的調(diào)研工作逐步展開,產(chǎn)出了一系列標志性成果。1955年至1958年,他完成了《中國鳥類分布名錄》上、下卷的編制,初步確定了全國鳥類的學名和同物異名,搞清了種和亞種的分布。
1959年,鄭作新等人的《中國動物地理區(qū)劃》則改寫了中國境內(nèi)的動物地理區(qū)劃與分界。學術界將全球劃分為6個地理界,分別是古北界、新北界、東洋界、熱帶界、新熱帶界及澳洲界。大部分國家只處在單一地理界內(nèi),而中國恰好跨過了古北和東洋兩大界,這也是我國物種豐富的主要原因。
1876年,英國人華萊士將古北界和東洋界的界限劃分在南嶺,學術界長期循此界定。而鄭作新和許多學者在后續(xù)的實地考察中發(fā)現(xiàn),這種劃分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客觀實際。在《中國動物地理區(qū)劃》一書中,鄭作新和同事分析了鳥、獸中的特有種、優(yōu)勢種和主要經(jīng)濟種,結合土壤、植被及氣候區(qū)劃,最終確定古北界和東洋界的界線應從原來的南嶺變?yōu)榍貛X,向西經(jīng)橫斷山脈北部,至喜馬拉雅山脈。
秦嶺分界的觀點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贊同和認可。此外,鄭作新等人又根據(jù)實地考察資料,將全國動物地理界進一步劃分為7個區(qū)和17個亞區(qū),這種動物區(qū)劃在國際上屬首創(chuàng),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鄭作新還有一項重磅研究也發(fā)表于這一時期。1960年春天,鄭作新在四川峨眉山帶隊考察時,發(fā)現(xiàn)了我國的珍稀動物白鷴。該鳥此前僅在云南、兩廣等地有所記載,在數(shù)百公里外的峨眉山并無記錄。鄭作新敏銳地注意到,峨眉山的雄性白鷴和云南等地的白鷴不太一樣:前者左右兩邊的外側尾羽是純黑色,后者的尾羽則是白色夾雜著黑色細紋。按生物進化論看,白鷴等動物分高級種群和低級亞種,低級亞種會為了適應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一些差異。以往理論認為,某一物種的中心地或起源地更可能發(fā)現(xiàn)亞種,人們根據(jù)亞種的所在地判斷,某地是否為某種的起源地。
但鄭作新綜合研究了14個白鷴亞種后發(fā)現(xiàn):尾部純黑或有黑斑的白鷴作為低級亞種,均勻分散在四川峨眉、海南島及柬埔寨南部,這些地方都屬于白鷴分布的邊緣。而在白鷴的分布中心云南,大部分鳥的尾羽是白色的。據(jù)此,鄭作新等人提出了“排擠觀點”,即“低等類型的亞種被排擠到該種分布范圍的邊緣地區(qū)”,這與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的優(yōu)勝劣汰相吻合,也是對該觀點的一種補充論證。
鄭作新時任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任中國動物學會和中國鳥類學會的名譽理事長,并兼任博物館、動物園等有關團體的多個社會職務。在海外,他是英、美、德等國鳥類學會的通訊會員,還在國際鶴類研究中心擔任顧問,是世界雉類協(xié)會的會長,第22屆國際鳥類學大會名譽主席……身體不適時,他最關心的不是何時康復,而是住院時能否繼續(xù)工作。
鄭老的勤奮程度有目共睹。他的研究生涯產(chǎn)出專著20部、專業(yè)書籍30多本、論文130多篇,科普文章數(shù)百篇,總計超過千萬字。在動物所工作時,他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在辦公室。人們經(jīng)常能看到他戴著厚厚的眼鏡,抱著老伴準備的暖瓶往所里走。
出野外時,他親力親為,直到走不動路為止。幾十年的野外經(jīng)歷,他常常風餐露宿,去到人跡罕至的深山密林,和危險擦肩而過。50多歲時,鄭作新到安徽黃山考察,因為路太陡,只能蹭著下臺階,褲子磨了好些破洞。下了山,他趕著開會,只能穿著破洞褲去。在云南考察時,他騎馬翻山,山路窄到只能通過一匹馬,他體力不支從馬背摔下,直接導致胸部肋骨受傷。
鄭作新的付出換來頗多收獲。云南考察時雖然受傷,但他和同事發(fā)現(xiàn)了一個畫眉新亞種——斑胸噪鵑大圍山亞種。在那個年代,我國學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發(fā)現(xiàn)的鳥類新亞種有20多個,其中16個都是由鄭作新或由他領頭發(fā)現(xiàn)的。
1965年,鄭作新幾番整理,將幾十來年的成果凝集成30厘米厚的新版《中國鳥類分布名錄》,將國內(nèi)已知鳥類的分類系統(tǒng)、學名訂正、亞種分化、分布和遷徙悉數(shù)整理匯編。這之后,為了適應國際交流需要,鄭作新受出版社邀請,編寫了120萬字的英文版《中國鳥類區(qū)系綱要》,在當時,這是對中國鳥類最完整的記述,可謂中國鳥類研究向前邁進的又一塊基石,為世界鳥類學提供了相當完整的中國鳥類資料。因為書中特別記述了中國鳥類瀕臨滅絕的情況,也成為鳥類自然保護的重要依據(jù),為后續(xù)《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制定提供了參考。
這兩本著作更加奠定了鄭作新在國內(nèi)外的聲譽。
1981年鄭作新再度訪美時,母校密歇根大學為其頒發(fā)榮譽科學獎狀。1989年,美國野生動物學會為其頒發(fā)1988年國際動物資源保護特殊成就獎。剛出院不久的鄭作新因身體不適無法前往美國,美國國家野生動物保護聯(lián)合會決定派當時的主席黑爾來中國為鄭老頒獎。
1988年,鄭作新(右二)獲美國野生動物資源保護聯(lián)合會授予的國際動物資源保護的特殊成就獎 | “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領獎時,鄭作新強調(diào),自己在學術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黨的領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在廣大生物科學工作者的支持協(xié)助下取得的。
鄭老雖然1998年已經(jīng)離開了我們,但是他對中國乃至國際鳥類學的影響綿延不絕。他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光美之后出版了《中國鳥類分類與分布名錄》,每隔幾年堅持更新。他的研究生、動物所的雷富民2022年被推選為國際鳥類學家聯(lián)盟的主席。以鄭光美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在前人積累的碩果之上,繼續(xù)將鳥類學科不斷發(fā)展壯大。
縱觀鄭作新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難看出他實事求是、嚴謹辯證的學術態(tài)度。除了大量查閱資料、花時間做研究,他還很善于向人請教。
常年在野外考察,鄭作新和當?shù)氐墨C戶保持著很好的關系,他非常熟悉獵人的工作習慣,會請他們當助手,向他們請教某種鳥在某地方言中的名稱、平時棲息在怎樣的地方。前文提到的峨眉山白鷴,最初就是因為鄭作新在獵人家發(fā)現(xiàn)標本異樣,才有了日后的研究成果。
1991年,鄭老還將自己親筆簽名的獲獎書籍寄往家鄉(xiāng)福州,送給他當年的助手、福州的世代獵戶唐瑞干,對他多年前幫助采集鳥類標本表示感謝。
獵人以打獵為生,鄭作新并不反對,他反對的是以吃生猛珍禽為時尚、亂捕濫殺,只顧自己,不顧及社會和他人。他強調(diào),中國鳥類要走“保護、保育、保全”的“三保”道路,鳥類是組成自然環(huán)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維持生態(tài)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應對農(nóng)林益鳥和瀕危種類予以大力保護。而對一些有產(chǎn)業(yè)價值的鳥類,應適當保育,以便后續(xù)合理合法的利用。而對不同鳥類棲息的森林濕地,也要加以保全,只有保護各種各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鳥兒等各種野生動物才能“安居樂業(yè)”。
在《中國經(jīng)濟動物志·鳥類》中,鄭作新還特別寫道:鳥害防除是復雜的,在鳥害嚴重的地區(qū),對于益害關系還未明確的種類,更應慎重,切忌亂捕殺,否則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1995年我國將麻雀和老鼠、蒼蠅、蚊子一同列為“四害”,鄭作新為了查清問題,和同事在河北、北京等地采集了八百余只麻雀標本。為期一年的調(diào)查后,鄭作新等人確認:麻雀主要以昆蟲和蟲卵為食,秋收季節(jié)時在農(nóng)作物區(qū)構成危害,而在林區(qū)、城市和其他季節(jié),不造成危害。因此,應當防除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本身。
因為給麻雀平反的堅定態(tài)度,鄭作新的這一事跡被編入1988年的《思想品德》課本,課本這樣寫道:“他不顧個人得失,大膽地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和看法公開發(fā)表”“他認為探索真理、堅持真理和宣傳真理是一個科學家的神圣責任?!?/p>
鄭作新伏案工作 | “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鄭作新為鳥類研究貢獻了畢生心血,后人評價他為“我國現(xiàn)代鳥類學當之無愧的奠基人”“中國鳥類學界的驕傲?!?/p>
鄭作新在耄耋之年時因病住院,但他依然答應了出版社關于科普讀物寫作的邀約,平日里一邊寫、一邊口述,請兒子兒媳整理,最終記錄下一個個精彩的故事。在談到他的個人選擇時,鄭作新這樣寫道:“我選擇了回國之途,選擇了鳥類學,對此抉擇,我終生無怨無悔?!?/p>
(特別鳴謝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