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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目錄，其中有收藏于國家博物館的魯迅送給毛主席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第九十五本）。這本畫冊的背后有一段傳奇故事。 
一、 魯迅為紀念柔石并聲援柯勒惠支而自費編印了《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1931年2月7日夜，柔石（1902年9月28日——1931年2月7日）等24位共產(chǎn)黨員在龍華監(jiān)獄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魯迅得到柔石的死訊后非常悲痛，和時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的馮雪峰一起冒著風險編印了《前哨·紀念戰(zhàn)死者專號》（4月25日出版）。魯迅不僅撰寫了題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的悼念文章，而且撰寫了《柔石小傳》。魯迅在悼念文章中指出：“我們現(xiàn)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zhàn)死者，也就是牢記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月30日，丁玲隨同馮雪峰為籌備“左聯(lián)”的機關刊物《北斗》雜志拜訪魯迅，魯迅提供了德國版畫家柯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的木刻作品《犧牲》（刻畫了一個母親悲哀地閉上眼睛，雙手交出自己孩子的情景）和墨西哥畫家理惠拉（Diego Rivera,通譯：里維拉，1886——1957）的壁畫《貧人之夜》等美術作品作為《北斗》雜志的插圖。9月20日出版的《北斗》雜志創(chuàng)刊號在扉頁刊登了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犧牲》，并刊登了魯迅撰寫的《凱綏·珂勒惠支木刻〈犧牲〉說明》，這也是國內報刊首次介紹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魯迅后來在1936年4月7日撰寫的《寫于深夜里》一文中特地說明了在《北斗》雜志刊登柯勒惠支木刻作品《犧牲》的原因：柔石犧牲后，“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后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為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群。”1933年2月7日至8日是柔石等“左聯(lián)”五烈士逝世二周年的紀念日，魯迅特地在這兩天撰寫了《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表達對柔石等“左聯(lián)”五烈士逝世的懷念：“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在“左聯(lián)”五烈士中，魯迅只和柔石比較熟悉，并在這篇文章中評價柔石是“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因此，這篇文章在《現(xiàn)代》雜志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1日出版）發(fā)表時，不僅刊登了柔石的一張照片和一幅手稿，而且也同時刊登了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犧牲》。很顯然，魯迅感到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犧牲》能表達出他對柔石的紀念之情。從魯迅日記可以看出，魯迅在1930年7月15日收到了在德國留學的徐詩荃寄來的柯勒惠支的版畫集，由此對柯勒惠支的作品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請徐詩荃繼續(xù)搜集柯勒惠支的版畫，而且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共產(chǎn)國際駐上海的情報人員）的關系直接購買柯勒惠支簽名的版畫作品原拓本。1935年9月，魯迅決定將自己搜集的柯勒惠支版畫作品編輯成《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魯迅不僅為這本版畫集的出版投入了較多的金錢，而且也為這本版畫集的出版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從魯迅日記可以看出，魯迅不僅花費大量的經(jīng)費從德國購買柯勒惠支的版畫的原拓本，而且決定將這些原拓本寄送到北平的故宮印刷廠用柯羅版的形式按照拓本的原大尺寸印刷，從而確保印本能最大程度體現(xiàn)原作的藝術特色。魯迅收到印刷好的版畫散張之后，又抱病親自整理排序、添加襯紙、設計封面、書寫廣告，然后委托友人吳郎西幫助找印刷廠裝訂成冊，以假托的“三閑書屋”的名義出版。魯迅在1936年7月23日收到了吳郎西送來的103本裝訂好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并在7月27日簽名將一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贈送給來訪的老友許壽裳（季巿）：“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經(jīng)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巿一冊，以為記念耳?！?《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可以說是魯迅編輯出版的版畫集中印刷最為精美的版畫集了，魯迅之所以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自費出版《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是為了紀念柔石逝世五周年并聲援正處于納粹暴政統(tǒng)治之下的柯勒惠支。雖然柔石旁聽過魯迅在北京大學的講課，但是兩人的交往開始于1928年9月。當時柔石在同學王方仁、崔真吾（這兩位也是魯迅在廈門大學執(zhí)教時指導過的學生文學社團“泱泱社”的成員）的帶領下拜訪魯迅，后來這三位青年與魯迅、許廣平共同組建了朝華社，并出版《朝華》周刊。在魯迅的指導下，朝華社在1921年1月到4月陸續(xù)編輯出版了“藝苑朝華”叢刊來介紹外國的版畫作品，包括《近代木刻選集》（1，2）和《蕗谷虹兒畫選》、《比亞茲萊畫選》。魯迅為這四本畫冊撰寫了序言，其中魯迅在1929年1月20日撰寫的《〈近代木刻選集〉（1）小引》中指出木刻雖然起源于中國，但是中國木刻性質上屬于復制木刻。中國木刻在傳到歐洲之后，歐洲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從復制木刻轉變?yōu)椤皠?chuàng)作木刻”。魯迅希望通過輸入歐洲的“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來提倡“木刻的回國”，在中國形成“創(chuàng)作木刻”的潮流?？梢哉f，中國三十年代逐漸興起的新興木刻運動即“創(chuàng)作木刻”就是開始于魯迅在這篇序言中發(fā)出的倡議。但是因為受到不良商人的欺騙，這四本畫冊的紙張和印刷質量都較差，因此導致朝華社因經(jīng)營不善而停辦。后來柔石把已經(jīng)編好的《新俄畫選》交給光華書局在1930年5月出版，不過這本畫冊的印刷質量也不太好。柔石為這幾次印刷畫冊都失敗的事情而悶悶不樂。1931年1月17日，柔石在參加黨組織的一個會議時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并在2月7日夜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但是他訂購的一批歐洲版畫作品，包括柯勒惠支的版畫作品還沒有寄到中國。魯迅為了完成柔石的遺愿，繼續(xù)搜集柯勒惠支的版畫作品，并在1935年9月開始編印《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并決定用最精美的宣紙和最好的印刷方式柯羅版來出版這本畫冊，以此來紀念并告慰亡友柔石。 魯迅不僅欣賞柯勒惠支的版畫作品，而且高度評價柯勒惠支對中國“左聯(lián)”文藝運動的支持，他在1936年1月28日撰寫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一文中指出：而且她（柯勒惠支）不但為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對于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于她那樣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六個青年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lián)名提出抗議的時候,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現(xiàn)在,用中國法計算作者的年齡,她已屆七十歲了,這一本書的出版,雖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為她作一個小小的記念的罷。 后來，魯迅又在1936年4月7日撰寫的《寫于深夜里》（《夜鶯》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5月出版）一文中用“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的小標題介紹柯勒惠支及其版畫作品。魯迅不僅指出了出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對于中國青年藝術學徒和廣大讀者的參考價值，而且也點明了出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是為了紀念柔石逝世五周年，同時也是以紀念柯勒惠支七十誕辰的方式來聲援柯勒惠支：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xiàn)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xiàn)在也只能守著沉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xiàn)了。是的,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在1933年1月30日開始執(zhí)政，柯勒惠支在德國遭到了希特勒納粹政權的迫害，不僅喪失了各種榮譽頭銜和工作職位，而且也無法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美術作品，只能以沉默來應對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魯迅了解柯勒惠支的處境，認為“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所以通過在中國出版柯勒惠支的版畫選集的方式來聲援、支持遠在德國的柯勒惠支。為了推動柯勒惠支版畫作品在中國的傳播，魯迅不僅多次向木刻青年介紹柯勒惠支的版畫作品，而且在《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的版權頁上注明“有人翻印，功德無量”。在魯迅的推動下，李樺、江豐等一批進步的木刻青年受到柯勒惠支的現(xiàn)實主義與表現(xiàn)主義相結合的藝術創(chuàng)作風格的影響，創(chuàng)作出一批在中國現(xiàn)代版畫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
二、 中共地下交通員將魯迅送給毛澤東主席的書送到陜北 1936年4月25日，馮雪峰作為中共中央的特派員從陜北經(jīng)西安抵達上海，不久就建立了從上海經(jīng)中共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再轉到陜北的地下交通線，由此打通了中斷已久的上海地下黨與在陜北的黨中央之間的聯(lián)系。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馮雪峰從上海發(fā)給陜北黨中央的報告，魯迅曾經(jīng)兩次委托馮雪峰代辦火腿等禮品通過中共地下交通線轉送給在陜北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那么，魯迅在1936年7月23日才收到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是如何通過中共地下黨的交通線從上海送到陜北的呢？ 1976年9月14日，時任西安市委書記的王林接受了魯迅研究學者閻慶生等人的訪問，回憶了他在1936年8月把魯迅贈送給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書籍、食物等送到陜北的經(jīng)過。據(jù)王林回憶，他在1936年6月作為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員從天津經(jīng)西安到達陜北向黨中央?yún)R報工作，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之后，看到王林所拿的幾份國統(tǒng)區(qū)出版的報紙，因此提出希望他能幫助買些書送到陜北。王林從陜北返回途徑西安時遇到上海地下黨到西安的交通員徐漢光： 徐談到他通過上海文聯(lián)等關系和魯迅先生有聯(lián)系。我提出買書的事，他說他回到上?？梢韵朕k法。我和他約定買到了書請寄到西安，我當時住在東北軍騎兵軍副軍長黃顯聲將軍的公館，請看門人代我收。同時，我在北平通過西單商場等書鋪關系買了一大批書，其中有《國家與革命》、《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還有《政治經(jīng)濟學》、《社會學大綱》一類書。又從天津和西安搜羅了一些舊小說。徐漢光在上海通過魯迅的關系買的書（其中有很多古書），和魯迅先生送給毛主席的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糖等，裝在一個大網(wǎng)籃里。大約在八月間，由徐漢光親自或托人徑送到了黃公館。后來我在延安碰上徐漢光，他告訴我，這些書都是魯迅先生親自開的書目和選購的。由上海、北平、天津、西安四個地方買的全部書放在一起，共裝了六麻袋，七、八百斤，由我通過東北軍關系乘軍用大卡車，經(jīng)洛川運往延安（當時延安仍由東北軍占領）。第二天，蘇區(qū)派人來，帶來了三個騾子馱書。晚上由延安出發(fā)，到安塞，再到保安，走了兩天多，直接送到毛主席住處?！飨豢吹剿蛠淼臅吲d得很，叫陸定一同志馬上抄書單。哪些他留，哪些讓大家看，讓大家知道他那里留有什么書，毛主席鄭重地告訴在場的同志，一點也不自私。當時，毛主席自己選書，確定哪些自己留下。他拿起這本翻翻，拿起那本也翻翻，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同志們冒著生命危險搞到手的！’魯迅先生送的書，其中有好多本自己的書，有鄒韜奮著的一本書，《大眾生活》雜志一套，《世界知識》二、三十本，還有幾本反動刊物《論語》、《社會新聞》。魯迅的書有《吶喊》、《彷徨》等。還有幾大本木刻集，可以折疊起來。還有不少《隋唐演義》一類的書。魯迅先生送來的書和食物（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糖等）一起放著，裝了一麻袋。毛主席看見魯迅送來的食物，沉思了一陣，大笑起來，風趣地說：'可以大嚼一頓了’?！?（王林《關于魯迅給毛主席買書送食物的回憶》，閻慶生記錄整理。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年刊》，陜西人民出版1979年出版，第78——79頁。） 雖然有一些魯迅研究學者認為王林的上述回憶內容存在多處失真之處，但是王林在上述回憶內容中特別提到了魯迅這次送的書中“還有幾大本木刻集，可以折疊起來?！倍斞妇幱∵^的版畫集中開本較大的只有《梅菲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1931年月2出版）和《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1936年7月出版）這兩種，很顯然，魯迅送給毛澤東的“可以折疊起來”的版畫集很可能是《梅菲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和《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這兩種。
三、 胡一川保存了《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并在1981年捐給中國革命博物館 1926年11月，胡一川（1910——2000）在廈門集美學校讀書時就聆聽過魯迅的演講。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國立藝術院并在1930年加入“左翼”美術社團“一八藝社”。1930年夏，胡一川受到魯迅的影響開始創(chuàng)作木刻，并成為有記錄可查的國內最早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的人。（按：李允經(jīng)先生在1989發(fā)表的文章中認為當時在德國留學的徐詩荃在1930年7月開始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而胡一川在1930年9月開始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因此徐詩荃是創(chuàng)作中國新興版畫的第一人。但是筆者認為，徐詩荃的確早于胡一川開始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不過徐詩荃在1930年7月寄給魯迅的4幅木刻作品在1989年才被考證出來是他創(chuàng)作的，此外，徐詩荃后來也沒有繼續(xù)從事木刻創(chuàng)作，因此他在中國現(xiàn)代木刻史上沒有產(chǎn)生任何影響。從對于中國現(xiàn)代木刻運動的貢獻的角度來說，胡一川應當被視為從事中國現(xiàn)代木刻創(chuàng)作的第一人。）1991年，胡一川在為紀念魯迅誕辰110 周年暨中國新興木刻運動60周年而撰寫的《懷念》一文中說：我在木刻歷程上的起步, 就是魯迅先生教導的結果。1930年夏, 我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舉辦的暑期文藝講習班,看到魯迅編選、出版的外國木刻畫冊后, 開始認識到,搞木刻創(chuàng)作,工具簡單,便于復制、流傳, 是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我回到當時的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后,就自己學著動手刻起木刻來了。1931年6月11日，胡一川攜帶“一八藝社”成員創(chuàng)作的美術作品來到上海，在魯迅和內山完造的幫助下舉辦展覽。這次展覽展出了胡一川創(chuàng)作的《流離》《饑民》《征輪》等木刻作品，汪占非創(chuàng)作的一幅木刻作品《五死者》（亦名《紀念柔石等》），這也是國內藝術展覽會首次展出木刻作品。魯迅不僅捐款十五元資助“一八藝社”舉辦這次展覽，而且為展覽撰寫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胡一川在展覽現(xiàn)場曾經(jīng)見到已經(jīng)看完展覽正準備離開的魯迅，但是因為太激動沒有能夠向魯迅請教藝術創(chuàng)作問題。6月15日出版的“左聯(lián)”的機關刊物《文藝新聞》刊登了魯迅撰寫的《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配圖是在這次展覽會上展出的胡一川創(chuàng)作的木刻作品《征輪》，這也是國內報刊首次發(fā)表中國木刻家創(chuàng)作的新興木刻作品。胡一川在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在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被捕入獄，1936年出獄后回到廈門擔任《星光日報》的木刻記者。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胡一川從廈門出發(fā)輾轉多地，在9月16日到達延安參加抗戰(zhàn)工作，用木刻作品來宣傳抗戰(zhàn)。魯迅在1930年2月25日撰寫的《〈新俄畫選〉小引》一文中指出:“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 在延安艱苦的環(huán)境下，胡一川牢記魯迅的教誨，充分發(fā)揮出木刻的宣傳作用，不僅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木刻傳單和街頭海報，而且在1938年擔任延安魯藝美術部木刻課教員時在7月24日組建了魯藝木刻研究班培養(yǎng)新生的木刻創(chuàng)作隊伍，又在11月24日率領延安魯藝木刻工作團赴太行山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宣傳抗日。胡一川在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曾經(jīng)多次作報告介紹木刻創(chuàng)作，每次都會特別介紹魯迅對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貢獻。另外，據(jù)胡一川在1979年撰寫的文章《回憶魯迅先生與“一八藝社”》一文中的記載，在他于1937年到達延安不久，時任中央宣傳部干部的朱光將魯迅送給毛澤東的一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交給他保存： 1937年，我到延安不久，在兒童劇團搞木刻，還把作品結合劇團的標語和海報貼到延安街頭。有一天，在中宣部工作的朱光同志拿了一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給我說：“這是魯迅先生寄給毛主席的，放在宣傳部沒人保管，現(xiàn)轉送給你，由你保存吧?！?938年，我因組織魯藝木刻工作團去敵后，就把這本畫冊交給馬達代為保存。1941年，我回到延安后他又還給我。畫集的后面印有這樣一段文字（略）。 其中的“九五”兩字是魯迅先生的親筆。每當我捧讀這本畫集時，總是感到特別親切和感動。我要好好地把這本珍貴的文物保存在身邊以留紀念。（胡一川《回憶魯迅先生與“一八藝社”》，載吳步乃、王觀泉編《“一八藝社”紀念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7頁）不過，查閱胡一川在延安時期所寫的日記，沒有發(fā)現(xiàn)朱光將《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交給胡一川保存的相關內容。而胡一川在延安時期的日記中只有在1945年8月21日的日記中有關于《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的記載：“我和S（按：胡一川的妻子黃君珊）已經(jīng)把一些比較笨重的東西送到新市場賣掉了，因為已經(jīng)規(guī)定每人只能帶八斤重的行裝?！乙呀?jīng)把珂羅[勒]惠支畫從文協(xié)那里取回來了，它雖然已經(jīng)破爛不堪了，但我還是喜愛著它?！保?span>胡一川《紅色藝術現(xiàn)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92頁。）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胡一川和已經(jīng)懷孕幾個月的妻子黃君珊接到上級命令，在8月19日離開魯迅藝術學院到中管局招待所集中，準備隨魯藝工作隊途經(jīng)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到東北參加工作。在每人只能攜帶八斤重的行裝的情況下，胡一川在8月21日到延安“文協(xié)”取回《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并在8月24日隨魯藝工作隊出發(fā)。由此不僅可以看出胡一川非常珍惜這本魯迅送給毛澤東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而且也可以證明魯迅的確將新出版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送給在陜北的毛澤東。因為戰(zhàn)爭阻斷了到東北的通道，胡一川按照上級的安排在張家口參加華北聯(lián)大三部（文藝學院）的工作。1949年，胡一川作為軍代表參加了接收天津藝術館的工作，并率領華北聯(lián)大三部（文藝學院）與徐悲鴻領導的北平藝專合并組建了中央美術學院，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黨組書記兼教授。1953年，胡一川受命到武漢籌建中南美術專科學校并擔任校長。1958年，中南美術?？茖W校南遷到廣州并更名為廣州美術學院，胡一川擔任院長兼黨委書記?！拔母铩逼陂g，胡一川也遭到迫害，直到1977年才恢復工作并重新?lián)?/span>廣州美術學院院長。幸運的是，雖然經(jīng)歷過戰(zhàn)火的洗禮以及“文革”的沖擊，胡一川輾轉多地仍然完好地保存著這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并在1981年10月21日在廣州的家中將這本魯迅送給毛澤東的《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以及毛澤東簽名發(fā)給胡一川的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邀請函，胡一川等木刻家在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的木刻作品等共20件物品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這19件物品都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其中有多件物品后來被確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進而在2021年3月27日被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列入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目錄，成為國家重要的紅色文化遺產(chǎn)。處于納粹暴政統(tǒng)治下的德國版畫家柯勒惠支的版畫經(jīng)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幫助從德國寄給中國文學家魯迅，由此在中國上海出版了《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這充分體現(xiàn)了“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而這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在出版之后又經(jīng)歷了從上海到陜北，從陜北到張家口、天津、北京、武漢、廣州、北京的曲折旅程：1936年7月，這本《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在上海出版時，不僅寄托了魯迅對柔石的紀念之情，也表達了魯迅聲援德國版畫家柯勒惠支的友情；1936年8月，這本版畫集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的交通員從上海送到陜北時，體現(xiàn)了魯迅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的尊敬；1937年底，這本版畫集轉交到剛到延安不久的木刻家胡一川的手中，體現(xiàn)了中央領導人對青年木刻家的關懷；1945年8月，青年木刻家胡一川攜帶這本版畫集從延安奔赴東北，體現(xiàn)出青年木刻家對魯迅的尊敬和熱愛；1981年10月，這本版畫集被胡一川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體現(xiàn)出以胡一川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對祖國的熱愛對魯迅的崇敬。這就是這本革命文物《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背后的傳奇故事。原刊中華讀書報，202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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