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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東北民族的源流，首先要明了“民族”的定義及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對于這個問題，我國學術界曾進行過較為熱烈的討論。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A].）基本上是科學的，盡管它是就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形成的民族來說的，仍可作為我們研究前資本主義階段民族的理論依據(jù)。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民族是個歷史范疇，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人們在長期生產(chǎn)、生活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作為民族的特征或要素，也有其發(fā)育、形成、發(fā)展的過程。因此，有人把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時限上溯到原始社會氏族繁榮時期，有人上溯到部落聯(lián)盟階段，有人則認為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才形成民族。于是，有人將民族分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現(xiàn)代民族；有人將民族分為廣義民族與狹義民族，前者泛指各個歷史階段（包括原始社會）的民族共同體，后者系指階級社會以來的民族共同體；有人則將民族共同體的發(fā)展分成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諸階段，等等。諸說立論的觀點雖有不同，但認為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也是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fā)展的過程卻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既然社會組織和社會生產(chǎn)是由低級形態(tài)向高級形態(tài)逐漸發(fā)展的，那么民族共同體的不斷發(fā)展，民族特征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水平和完備性，也就毋庸置疑了。

在這里，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用民族定義去認識或衡量古代文獻記載的東北民族。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已開始從不同方面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征。例如：孔子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就是說的發(fā)式和服飾不同；《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子說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就是說的兩族在經(jīng)濟生活、習俗、語言等方面的區(qū)別?？梢哉f，那時民族內(nèi)含的一些要素成為人們區(qū)別不同民族的標志。在先秦典籍中，對東北民族記載較集中的要算《逸周書》了，其中《王會解》就載有稷慎、穢人、發(fā)人、俞人、青丘、周頭、高夷、不屠何、山戎、東胡等。這些稱謂的出現(xiàn)，當表明各族體先已存在。他們分別向周朝進貢各具特色的貢物?？梢韵胍?，當時華夏人士對他們來自何處，說什么語言，穿戴什么服飾，留什么發(fā)式，喜歡什么飲食等等是了解的，只不過史冊沒有記載下來而已。所以，治史者往往以不同的考古文化類型來區(qū)別或印證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秦漢以后，中原王朝加強了對東北地區(qū)的經(jīng)營，各族間的交往益頻，相互了解加深?！妒酚洝肥紴橹苓吷贁?shù)民族立傳，著重記述了各族的地理位置、語言、經(jīng)濟生活、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度龂尽烦蓵扔凇逗鬂h書》，比較全面地為東北少數(shù)民族立傳，以挹婁為例，載曰：“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有五谷、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其俗好養(yǎng)豬，食其肉，衣其皮……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這里，也從地理位置、語言、經(jīng)濟生活、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方面較清楚地記述了其民族特征。后世史家大都繼承了《史記》、《三國志》以來的傳統(tǒng)。

總的來看，歷代史家對東北各族的記述，并不是他們個人憑空想像出來的。《三國志·東夷傳》在其序言中寫道：“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大小區(qū)別，各有名號，可得詳記”。也就是說，他們的記述來自對諸族的觀察了解。然而，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對東北民族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不僅記述簡略，而且失實之處難免。特別是歷代史家所記的東北諸族，其中大多數(shù)尚處于原始社會，他們是否屬于民族？是什么類型的民族？至今學界還沒有定論。

有的學者認為，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部族是早期民族共同體的不同類型，尚未形成古代民族。而東北地區(qū)的古族，諸如肅慎、東胡、貊、挹婁、勿吉、室韋、靺鞨，乃至尚處于原始社會的烏桓、鮮卑、契丹、女真等，雖然在語言、地域、經(jīng)濟生活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具有本身的特征，但它們各自只包括一些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氏族、部落及部族，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民族。對于這些古族，他們稱之為“族系”。（注：“族系”的內(nèi)涵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同時存在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一是指先后出現(xiàn)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此為前者。）這種看法不能說不存在問題。首先，它是從原始社會不存在民族的觀點出發(fā)的。事實上，自古以來東北各族的社會發(fā)展就很不平衡，大都處于原始社會階段，且不說古代東北各族的情況，就拿近世鄂倫春、鄂溫克、赫哲等族來說，解放前他們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建國初期認定他們皆屬于民族，難道解放前他們就不屬于民族而僅僅是一些氏族、部落嗎？在民族識別中，各民族不分大小，其文化不分高低，社會發(fā)展不分先后的原則，也當適用于古代民族。其次，這種說法還不大符合史實。有些古代族稱，如貊、靺鞨、室韋等，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史籍上他們則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與夫余、高句麗并稱的貊，自然不包括夫余和高句麗，稱不上“族系”；《魏書》所載“失韋（室韋）”，不可與《隋書》所載“室韋”等同，前者大致相當后者的“南室韋”，可以說屬于同一族系，而其他諸部，有的屬于這個族系，有的則不屬于這個族系；隋代靺鞨“凡有七種”，分布地域不太大，可以說屬于同一族系，而唐代的靺鞨“離為數(shù)十部”，分布的地域遼闊，不限于同一族系。

有的學者注重上述諸族內(nèi)部的血緣關系，把他們稱為“種族”，認為在原始社會還未形成古代民族，這些種族又分別包括許多原始民族（部落、部落群）。這里，要指出的是：盡管處于原始社會的各族之血緣關系還相當強烈，但他們具有一定的民族要素，把他們稱為“種族”，很容易與人類學上的“種族”相混，以致造成概念上的混亂。再者，這種“種族”是否屬于民族范疇？如果不屬于民族范疇，它又怎么能包括作為原始民族的部落或部落群。如果把歷史上的肅慎、貊、東胡、挹婁、烏桓、鮮卑、勿吉、室韋、靺鞨、女真等皆視為“種族”，那么東北民族源流豈不成了種族源流了。恩格斯說過：在“小民族內(nèi)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著它們的獨立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100.）小的原始民族是這樣，而大的原始民族當然包括多個具有獨立性的部落或部落聯(lián)盟。從我國歷史實情出發(fā)，文獻記載的“部”，有的是部落，有的則屬于部落聯(lián)盟。某古族各部之間雖然“不相總一”，但只要它們具有共同的民族要素，即相互認同為一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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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東北民族源流，還要弄清民族與種族、語族的關系。民族、種族、語族是不同性質(zhì)、不同形態(tài)的人們共同體。民族屬于社會和歷史范疇，其定義前文已述。種族又稱人種，是指“在體質(zhì)形態(tài)上具有某些共同遺傳特征的人群”，它屬于生物學范疇。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由于地理環(huán)境不同，居處不同區(qū)域的古人類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種族。人類學家將種族劃分為三個大人種，即蒙古人種、歐羅巴人種、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每個大人種各有分支（亞人種），分支下面又包括幾個地區(qū)性的人種類型（種族類型集團）。我國各民族大都屬于蒙古人種。蒙古大人種可分為北方蒙古人種、南方蒙古人種及與澳大利亞人種混雜而產(chǎn)生的波利尼西亞人種。其下又可分成北方蒙古種族類型集團、遠東種族類型集團、北極種族類型集團、南亞種族類型集團及波利尼西亞人種的一支。我國東北各族大都屬于北方蒙古種族類型集團和遠東種族類型集團。（注：干志耿，孫進已.從民族與種族、語族的相互關系看黑龍江各民族的歸屬[J].北方論叢，1983，(5).）語族是由于人們在長期共同勞動和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中形成的具有不同語言的人們共同體，它屬于語言學范疇。人們根據(jù)語音規(guī)律、語法結構與基本詞匯的異同及其親疏關系而劃定不同的語系、語族、語支等。我國東北各族，除漢族屬于漢藏語系漢語族外，大都屬于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族和通古斯?jié)M語族?？梢姡褡?、種族、語族是三個不同的概念，有其不同的內(nèi)涵，因而三者的劃分標準及分類系統(tǒng)各異。但是，三者往往又復合并存，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就東北民族來說，有的學者已將三者的對應關系大致理出了頭緒。諸如滿族，在種族上屬于北方蒙古種族類型集團及遠東種族類型集團，語言則屬于阿爾泰語系通古斯?jié)M語族滿語支；蒙古族，種族屬于北方蒙古種族類型集團，語言則屬于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蒙古語支，等等。（注：干志耿，孫進已.從民族與種族、語族的相互關系看黑龍江各民族的歸屬[J].北方論叢，1983，(5).）

應當指出，民族、種族、語族三者的對應關系并不那樣簡單，事實上要復雜的多。由于民族的遷徙、雜居、通婚、交往等因素，各民族互相滲透、吸收，乃至同化、融合的現(xiàn)象越來越多，各族的體質(zhì)特征也在逐漸變化，可以說世上沒有什么純種的民族。一般說來，同一種族包括若干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內(nèi)也可能納入出自不同種族、具有不同體質(zhì)特征的成員。同樣，民族語言也存在混雜的現(xiàn)象。按常情，民族共同體應具有共同語言這一特征，即操本民族的語言，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的民族放棄了原有的語言而采用別族的語言，有的民族同時采用兩種語言。例如：滿族在清初入關以來，由于受漢族的強烈影響，大多數(shù)人改說漢語，而漢語與滿語是屬于兩個不同語系的語言，其差別很大。

弄清民族與種族、語族的關系，對我們探索民族源流具有重要的意義。如前所述，種族特征并不是永恒不變的。在社會經(jīng)濟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響下，各種族的體質(zhì)特征也在不斷地變化著。當然，這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過程，各種族類型仍有較大的差異，而各民族內(nèi)部成員的體質(zhì)特征仍大體上是一致的，況且越是古代越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地理障礙使得不同地域的人們彼此隔絕，社會相當封閉。所以，越是早期的民族，其社會結構就越受血緣關系的支配，民族內(nèi)血統(tǒng)較純，其體質(zhì)特征也就越一致。因此，我們在探索民族源流時，往往要借助于人類學提供的有關各族人體特征的數(shù)據(jù)或典型的標本，以考察各族間的親疏遠近。

在相互關系上，語族與民族的關系比種族與民族的關系更為密切。這是因為共同語言在民族諸要素中占居首要地位。首先，語言是維系民族內(nèi)部關系最強有力的紐帶。一般來說，只有在具備共同語言的前提下才會形成民族的內(nèi)聚力—民族的認同感和民族的排他性。其次，在民族諸特征中，語言最具穩(wěn)定性，變化最慢。這是其他民族特征難以比擬的。以共同地域為例，當民族形成后，地域便逐漸失去其重要性，以至許多民族之成員散居各地，仍不失為同一民族。于是，語言的相近性?？捎米髋袛嗝褡逶戳骱兔褡逵H緣關系的主要標志。當前學術界通行的民族分類，就是以語言學上的譜系分類為藍本的。就東北民族分類來說，所稱肅慎系、貊系、東胡系等，其實也是采用民族語言學分類法，按語系語族劃分的。

民族的多源多流是不是普遍現(xiàn)象？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若仔細推敲一下，覺得它還是存在問題的。民族有不同類型，其形成和發(fā)展也有不同的階段。處于原始社會的民族共同體，當屬于原始民族，其族體小，源流也就較單純。這里，試以鄂溫克和鄂倫春兩族為例：

鄂溫克族早在清初南遷之前分成三大支：一為居住在貝加爾湖西北勒拿河支流威呂河和維提姆河的使鹿鄂溫克部，包括12個民族，史稱“喀木尼堪”或“索倫別部”；一為貝加爾湖以東赤塔河一帶的使馬鄂溫克部，有15個氏族，史稱“納米雅兒”或“那妹他”；一為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帶的鄂溫克，史稱“索倫部”，是最大的一支，已形成一個較大的部落集團。這三支鄂溫克分處三個不同的地區(qū)，各有名號和各自的社會組織，盡管其語言相同，而經(jīng)濟生活及習俗略異，可以說是三個較小的原始民族，后來皆納入鄂溫克族，也算是“多源多流”嗎？

鄂倫春族主要分布在四個地區(qū)，即呼瑪爾河流域一帶（原庫瑪爾路）有瑪拉依爾（包括吳卡爾庫）和葛瓦依爾（包括古拉依爾、魏拉依爾）兩個氏族；遜克、嘉蔭一帶（原畢拉爾路）有瑪哈依爾、莫拉呼、杜寧肯等氏族；諾敏河流域一帶（原托河路）有柯爾特依爾和白依爾兩個氏族；多布庫爾河、甘河流域一帶（原阿里多普庫爾路）有柯爾特依爾、阿其格查依爾兩個氏族。早先由這四個地區(qū)的不同氏族分別組成的部落，也可看作四個小的原始民族共同體，其源流也屬“多源多流”嗎？

像鄂溫克、鄂倫春這樣的源流情況，在東北古史上廣泛存在。那時原始民族共同體林立，只是因為史籍缺載，我們無從考究；即使見諸史冊的那些尚處于原始社會的古族，我們對他們的內(nèi)部構成也難以述說清楚。不過，應當看到，由于血緣的束縛，地理的阻隔，外族的逼迫，使得這些古族局限在狹小的天地里，與外界的交往較少，其源流也就比較單一了?？梢?，所謂任何民族都是“多源多流”的說法，并不全面、準確。

在探討民族源流時，可將他們的源流分成不同的層次。若從血緣關系方面著眼，且可分成近親與非近親兩個層次；若按語言譜系來分，則可分為語文、語族、語系和不同語系四個層次，即同語支、語族、語系諸族的源流關系和非同語系諸族的源流關系。大體上講，原始民族的源流是在諸近親民族共同體或同一語支各族共同體的范圍內(nèi)進行的，而諸古代民族方漸次地突破近親或同語支、語族、語系的界限，不斷擴大民族源流的范圍。

在民族共同體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到原始社會末期，由于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私有制的出現(xiàn)、階級的產(chǎn)生、個體家庭的形成，地緣關系逐漸取代血緣關系，而后古代民族形成了。當今一些學者所說的民族多源多流，主要是就古代民族來說的。諸如：高句麗的族源，既有當?shù)氐孽龈髯?，又有南徙的夫余人和東徙的漢人等。當高句麗滅亡后，該族有的加入了漢族，有的加入了朝鮮族，有的則加入了渤海或突厥族；渤海的族源，既有粟末、白山等靺鞨人，又有高句麗人和漢人等，而渤海亡后，有的加入漢族，有的流入朝鮮族，留居故地的則加入了女真族。這些民族的興起和壯大，往往伴隨著武力征服，先統(tǒng)一同語支、語族的各族，而后拓展勢力，廣泛地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當他們趨向分流時，則伴隨著內(nèi)部的衰落離析和外族的逼迫或入侵。

在民族源流中，“異源同流”和“同源異流”是多源多流的兩種表現(xiàn)形態(tài)。不過，前者大都發(fā)生在一個民族的興盛時期，而后者大都出現(xiàn)于一個民族的衰亡時期。某些民族的“同源異流”，就是另一些民族的“異源同流”。這兩種形態(tài)的交叉運動，就構成了民族間相互滲透、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關系。

當然，在民族的多源多流中，必有其主源主流，它決定這個民族的族屬，是什么民族？是屬于哪個民族系統(tǒng)的民族？早年金毓黻先生曾把東北民族歸納為漢族、肅慎族、扶余族和東胡族四個系統(tǒng)（《東北通史·總論》），而當今有些學者則在金光生開創(chuàng)的基礎上，仍將東北民族劃分為四大族系，即：華夏—漢族；肅慎系統(tǒng)—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族及赫哲、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錫伯等；貊系統(tǒng)一貊、沃沮、夫余、高句麗、朝鮮族；東胡系統(tǒng)—東胡、烏桓、鮮卑、柔然、室韋、契丹、奚、蒙古等。大體上講，這樣劃分基本上反映了各族間的親疏關系，也反映了一些民族間的主源主流關系，對我們研究東北民族史還是有幫助的。

應當指出，上述四大族系的劃分并不全面，尚不能反映東北各族的全貌。前面曾說過，現(xiàn)在通行的民族分類是以語言學上的譜系分類為藍本的。歷史上的東北民族，除上面提到的四大族系之外，還應當有個古亞細亞族系，他們主要分布在黑龍江下游及鄂霍次克海岸一帶，以漁獵為生，語言屬于古亞細亞語系。據(jù)有的學者推論，上古時，古亞細亞語系諸族的分布區(qū)域比現(xiàn)代要廣闊的多。其次，四大族系內(nèi)的民族歸類有些不確切。例如室韋，唐代室韋諸部的分布范圍較廣，其族屬相當復雜，一般認為它混雜著古蒙古語族（東胡系統(tǒng)）和古通古斯語族（肅慎系統(tǒng)）中的一些民族。簡單地把他們都劃歸東胡系統(tǒng)，有些失之片面。同樣，唐代的靺鞨也較復雜，其主要部分屬于肅慎系統(tǒng)，另外則包括一些非肅慎系統(tǒng)的部落。還應看到，各族系所屬諸古代民族的源流并不是單線聯(lián)系，他們已打破了語族、語系的界限，無論來源或流向皆是多方位的。也就是說，各語族、各族系間已形成了交叉而復雜的源流關系，例如烏桓、鮮卑，其主要來源各為東胡的一支，而他們的主流則先后歸入了漢族。所以說四大族系的劃法很難全面反映東北民族的源流關系。

在探索東北民族的起源中，也存在一個本地說與外來說的問題。所謂“本地說”，即起源于本地區(qū)；所謂“外來說”，主要是南來說，即許多東北民族是從中原等地遷來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考古發(fā)現(xiàn)所取得的重大收獲說起。

東北地區(qū)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在新中國誕生前，幾乎還是空白點。建國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已先后發(fā)現(xiàn)了一批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主要有營口金牛山、本溪廟后山、海城小孤山、瓦房店古龍山、東溝前陽、喀左鴿子洞、錦縣沈家臺、建平南地溝、榆樹周家油坊、安圖明月溝、前郭爾羅斯查干泡、奈曼旗螞蟻河、哈爾濱閆家崗、五常學田、齊齊哈爾大興屯、龍江缸窯、呼瑪十八站、漠河老溝河、饒河小南山、扎賚諾爾蘑菇山、鄂倫春旗嘎仙洞等。（注：孫進已，馮永謙.東北歷史地理：第一卷[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已發(fā)現(xiàn)的古人類化石就有“金牛山人”、“廟后山人”、“鴿子洞人”、“安圖人”、“榆樹人”、“哈爾濱人”等。這些古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存，最古的距今約二三十萬年，較近的也有一萬多年，包括了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三期。從現(xiàn)有的資料看，東北南部地區(qū)已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較多，早、中、晚三期皆有，而中部和北部地區(qū)，目前只發(fā)現(xiàn)晚期遺存。盡管這樣，上述考古發(fā)現(xiàn)已證明舊石器時代的遠古人類已在東北大地活動生息。

東北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成績斐然。人類社會發(fā)展到新石器時代，人們普遍制造陶器，使用磨制石器，有了原始農(nóng)業(yè)和家畜飼養(yǎng)，社會生產(chǎn)較迅速地發(fā)展起來，人口大幅度增加，母系氏族社會達到了高度繁榮并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此時期，眾多的氏族部落廣泛地分布于東北各地，因而東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極為豐富，遍布四面八方。這里，我們只列舉一下各地頗有代表性由文化類型，諸如東北西南部地區(qū)的興隆窪文化、查海文化和紅山文化，遼南地區(qū)的小珠山文化，遼河中游的新樂文化，遼東地區(qū)的后窪文化，西喇木河以北地區(qū)的富河文化，呼倫貝爾地區(qū)的銅缽好賚文化，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三江平原地區(qū)的新開流文化，牡丹江流域的鶯歌嶺下層文化，吉林—長春地區(qū)以左家山遺址和元寶溝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類型，延邊地區(qū)以金谷早期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類型，等等。這些新石器文化類型，已是一種區(qū)域性文化，其分布各自都不是一個小地方，而是一個面積相當大的地區(qū)。其內(nèi)涵，相互間雖有一定的共性，但更加顯示出各自的特征。從民族學的角度看，創(chuàng)造各種文化的主人，不僅僅是個別的氏族部落，而是若干個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團，他們分據(jù)各自的地域，已初步有了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文化習俗以及原始的宗教信仰等，語言上也形成了不同屬系?？梢哉f，創(chuàng)造這些文化的人們已屬于不同的民族共同體，這就表明原始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一般說來，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與舊石器時代諸文化遺存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我們現(xiàn)在較難弄清楚了；但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與后來的金石并用時代及青銅時代各文化類型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則有可能弄清楚。在這方面，一些研究者已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如有學者認為：屬于青銅時代的西團山文化，“是在繼承當?shù)匦率鲿r代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又吸收毗鄰地區(qū)較早的幾種青銅文化的諸多因素，并經(jīng)過因地制宜地改造后而形成的”。（注：董學增.西團山文化研究[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357.）這里所說的“當?shù)匦率鲿r代文化”，主要是指以農(nóng)安左家山遺址和元寶溝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類型，其存在年代，上限距今約6000年，下限約4000年。也就是說，早在距今6000年～4000年期間，西團山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先人們已在當?shù)鼗顒恿恕?/p>

東北地區(qū)的青銅時代，約當中原地區(qū)夏、商、周時期，較之新石器時代又有了明顯的進步，社會生產(chǎn)力提高了，經(jīng)濟發(fā)展了，分布于各地的氏族部落較前密集，一些民族共同體有所壯大了，他們與中原地區(qū)的聯(lián)系也加強了。于是，我國古代史冊便有了東北諸族的記事。這些記載雖然零星簡略，但卻粗略地指明了他們分布的方位及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不同，東北各地各族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不平衡的狀態(tài)，南部地區(qū)發(fā)展較快，幾乎與中原同步，而北部地區(qū)發(fā)展較慢，其新石器時代有的延續(xù)到秦漢，乃至魏晉時期。不過，此時古代文獻的記載相當明確了，可以直接與一些考古文化相印證。

綜上所述，東北地區(qū)既有豐富的考古文化類型，又有前后連貫的文獻記載，這就是我們研究東北民族史的基本依據(jù)。根據(jù)考古資料所提供的信息，再參征文獻記載，人們認為古代東北諸少數(shù)民族的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諸文化類型，就是較晚形成的民族，也主要來源于東北地區(qū)原有的族體。當然，自古以來我國境內(nèi)各民族的遷徙流動時而有之，各族間的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更是日益加強。作為中華主體民族的漢族，一方面接受四方匯聚而來的少數(shù)民族，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同時又陸續(xù)地成批地進入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為之輸送新鮮血液。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是有條件的，因時因族而異。在探討古今東北少數(shù)民族的起源時，要分清主次，首先要著眼于本地區(qū)與本民族存在固有聯(lián)系的族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