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籠城”抉擇——淪陷八年中的北平人北京日報 | 2022年07月26日 . 本報記者 孫文曄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 這座古老的城市,遭遇過火燒圓明園的屈辱,庚子國難的洗劫,這回又落到外國侵略者手里。然而,與前幾次不同,日軍不像英法聯(lián)軍短期劫掠,而是做好了長期占領(lǐng)的打算。最終,北平淪陷歷時8年零17天。 淪陷期間,在這人鬼雜居的北平城里,每個中國人,特別是那些重民族氣節(jié)的知識精英們,日日都面臨著“去”或“留”、“拒”或“降”的抉擇。在生死考驗面前保持風骨,北平人終于靠同心渡劫。 北平淪陷,日軍由正陽門進入。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協(xié)和醫(yī)學院新生在實驗室正常工作。安特生攝 淪陷日 1937年7月28日,日軍6萬余人完成集結(jié),朝駐守在北平的軍隊發(fā)起攻擊。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相繼戰(zhàn)死,南苑丟失。 在城里,人們只聽到槍炮聲,誰勝誰負并沒有可靠消息。下午1時,廣播里傳來捷報,我方已收復廊坊、豐臺。人們在狂喜中奔走相告,“沒有一個警察能安于其位,四周簇擁著說笑的群眾”,報紙上更把哪個將領(lǐng)如何指揮,日本司令因失敗自殺等細節(jié),說得有鼻子有眼。黃昏時,炮聲逼近城根,人們?nèi)猿两凇皠倮钡南矏傊?,拉洋車的車夫?qū)τ浾哒f:“這就是我們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p> 晚上,警察挨家挨戶通知,叫塞嚴門窗,還得準備些土,拌上尿和蔥,用來防備夜里敵人飛機放毒氣。至此,人們才慌了。 29日清晨,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過了難熬的一夜,槍炮聲徹夜未停。 一些膽子比較大的,趕到城墻下,想看看戰(zhàn)況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緊閉的城門此刻洞開,四周一片靜悄悄,不見中國守軍一兵一卒。 借住在西單牌樓左近的朱自清,一早出去買報,本該繁華的西長安街上,“空空的,靜靜的,胡同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著不少閑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著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間站著一個警察,也沉著臉不說話”。 惶惑的北平人被各種謠言包圍著:樂觀的謠言,認為29軍打了大勝仗,事變馬上就會結(jié)束;高度恐慌的謠言,說日本人會進來屠城。《申報》記載,“一些小市民為著謠言迷惑起來,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亂跑,沒有目的沿著馬路的兩旁奔馳”。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友人還說,我們現(xiàn)在像從天頂上摔下來了,可是別灰心!瞧昨兒個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勝利的消息,那么熱烈的接受勝利的消息,可見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勝利終究是咱們的! 朱自清相信,朋友的話句句都不錯! 淪陷,就這樣在大喜大悲中拉開了帷幕。 朱自清及其友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具備超過常人的視野和分析能力,盧溝橋事變后,由于戰(zhàn)和不明,他們還抱著和平解決的希望,即便到了29日,他們?nèi)晕匆庾R到全面抗戰(zhàn)已經(jīng)爆發(fā)。 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不信29軍會棄守北平,他拄著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軍營一探究竟。營房里,早已沒有一個官兵的影子。 在清華,潘光旦是大家公認的硬漢。他年少時就遭遇了截肢,憑著堅強的意志完成學業(yè),并順利地拿到了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畢業(yè)文憑。他的弟子、社會學家費孝通說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 可是,這一天,潘光旦在軍營里失聲痛哭?;匦:螅斯獾┯鲆娨煌裘赖暮糜蚜簩嵡?,兩人相對無語,唯有默默流淚。 歲數(shù)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庚子國難,他們一聲長嘆,機械性地關(guān)門閉戶,習慣性地躲避兵禍。許多普通市民都認為,日本人拿夠了,搶足了,自會撤兵。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北平城還是北平城。 然而,噩夢從“易幟”開始,一天比一天更壞。 為了尋求庇護,淪陷當天,燕京大學第一次升起美國國旗。燕大校友在多年后感嘆道:“星條旗??!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使你頓增光彩?!?/p> “當燦爛的美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笔穼W家鄧之誠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門口懸掛著日本旗,或在門前畫個紅圈以示“順民”,不由發(fā)出了“怒其不爭”的感嘆。 書齋中的鄧之誠有所不知,平津兩地已為此發(fā)生諸多慘?。河械囊驗椴粧烊掌?,家破人亡;有的因為旗子不合樣式而遭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日旗,戶內(nèi)闔家痛哭。報人羅隆基覺得時局嚴酷至此,“易幟”與愛國無關(guān),無須苛責。 人們料到日本兵進城后,將對抗日分子進行屠殺,知識分子恐慌起來,停止救亡工作,燒去了抗戰(zhàn)的宣言、傳單、名冊、書籍。抗日的學生離開了學校,潛入民宅,隨時準備逃亡。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軍撤出后的第十天,日軍浩浩蕩蕩地進城了。女詩人葉嘉瑩當年13歲,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憶道:“日本進城是從前門進來的,是堂而皇之就進來了……在長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軍車、吉普車,飛快地跑過去,他們在車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領(lǐng)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聽’?!?/p> 北平人成了亡國奴。從此,上街必須躲避橫沖直撞的日軍車,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輪下冤鬼。在茶館酒肆,一時失言,就會馬上被日偽漢奸安上個“反日分子”的頭銜。即使在家,也過不得安生日子,隨時可能有憲兵闖入,進行盤查。 開學第一天不講課也不上課。因為學校還來不及印新課本,但是舊課本記著甲午戰(zhàn)爭,記著日本人的侵略,這是不可以的。葉嘉瑩記得,老師要求學生把課本掀開,把某頁到某頁撕掉,把某頁涂掉。 張北海是29軍軍官后裔,他在小說《俠隱》中寫北平淪陷前的幾天:“大清早兒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 張北海曾談到這種描寫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紀,北京人就經(jīng)歷了八國聯(lián)軍,慈禧逃到五臺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zhàn)。'九一八’之后,東北涌進來無數(shù)學生難民,日本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wěn)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p> 在小說結(jié)尾,張北海借美國記者羅便丞之口,與戰(zhàn)火中的北平告別:“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傳統(tǒng),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一切一切,從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p> 1937年7月30日成立漢奸政府北京地方維持會。 安特生攝 “去”與“留” “祁老太爺什么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四世同堂》開篇第一句,老舍就拋出懸疑:老太爺?shù)陌耸髩劬烤褂袥]有慶賀成功? 對于身處“上帝視角”的讀者來說,這個疑問毫無懸念,小說從第26頁就進入了正題——“天很熱,而全國人民的心都涼了,北平淪陷”。 讀者自然知道,1937年日寇來了,占領(lǐng)北平長達8年,但對身陷其中的老百姓來說,仗要打多久?甚至中國能不能勝?都還是未知數(shù)。 北平淪陷時,老舍雖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喪親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親,正值75歲高齡,經(jīng)歷過庚子國難,每每講起這場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齡時,聽說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腦梗。老人不忍看家國被蹂躪,干脆打翻藥碗,寧可絕食而亡。 面對國殤,像老舍岳母這樣剛烈的老人并不罕見。陳寅恪85歲的老父親陳三立(晚清“同光體”詩派領(lǐng)袖)也是在日寇進城后,“見大局如此,憂憤不食而死”。給父親料理完后事,視網(wǎng)膜脫落亟待手術(shù)的陳寅恪,以瞎掉一只眼為代價,果斷離開了北平。 平津淪陷的消息傳到青島,老舍所在的齊魯大學,師生紛紛南遷。正在創(chuàng)作的老舍,一個字也寫不下去,“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制'太平歌詞’了”。 為了不成為俘虜,守住讀書人的氣節(jié),老舍想要南下抗日,但次女剛出生十幾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報國,妻兒老小怎么辦? 胡絜青深明大義,一個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漢,后來又輾轉(zhuǎn)重慶,成了舍家抗日的楷模。 胡絜青則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回到淪陷中的北平娘家,從此隱姓埋名,以教書為業(yè),為老人盡孝。她后來回憶說:“這種選擇對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絕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臉面在日寇統(tǒng)治下做事呢?但為了撫養(yǎng)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p> 一晃五年,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才帶著三個孩子,偷越日軍封鎖線,一路走了50多天,與丈夫團聚。1943年末,在重慶北碚的“多鼠齋”,為了滿足朋友們的關(guān)切和好奇,胡絜青不厭其煩地講述著北平過去幾年發(fā)生的一切: 端陽節(jié)買不到紅棗粽子,空中聽不到鴿哨聲,難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饅頭……國破家亡中的日常,令人不勝唏噓。 胡絜青講,老舍就在一旁靜靜地聽。兩三個月過去,朋友們的好奇心淡了,但老舍仍仔細追問。原來,他動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念頭。 小說從1944年夏動筆,至1949年完成,用洋洋百萬字描寫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爺一家和一眾胡同住戶們的淪陷生活。小說里,幾乎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被打碎了。最后,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抱著重孫女的小尸體,走向一望無際的埋葬之地。 “抗戰(zhàn)第一,國家至上?!笔抢仙嵩诳箲?zhàn)時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風雨》中寫道,“我只有一支筆。這支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但對胡絜青來說,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淪陷八年,“去”或“留”拷問著每個北平家庭。 作家沈從文起初有意與北平城共存亡:“我個人意思絕不與此大城離開,因百二十萬市民與此城同存亡,個人生命殊太小也?!焙髞硭拥浇逃棵茈姡汶S北大、清華一些相熟教師撤離北平,同行的有楊振聲、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等,是較早的一批。 滯留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在寫給沈從文的信中感嘆道:“入晚夜靜,槍聲時有所聞,城內(nèi)尚安,奇怪的是西長安街的兩大戲院卻常常是滿座?!?/p> 梁實秋聽說自己上了日軍的“黑名單”,寫下遺囑,死別妻兒。臨走前,他流著眼淚對大女兒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彼睦镏?,往后孩子們連燒餅也吃不上,餓得直喊。與妻子程季淑一別六年,他得到一個結(jié)論:“在喪亂之時,如果情況許可,夫妻兒女要守在一起,千萬不可分離。”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東亞共榮協(xié)會”的請柬時,便知道安穩(wěn)日子到頭了。次日凌晨,他們叫醒了兩個孩子,攙扶著裹小腳兒的母親,匆匆離開了東總布胡同三號。梁從誡后來說,“我的父母也許沒有料到,這一走就是九年。此時他們都年輕、健康、漂亮,回來時卻都成了蒼老、衰弱的病人”。 音韻學家羅常培本想在北平閉門做學問,但最終還是跟著最后一撥北大留守學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霽野、鄭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認為,留在北平,要經(jīng)受更大的道德考驗;去大后方,路上雖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輕松的。 除了“殉國”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數(shù)人的宿命,他們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無奈。 董毅是輔仁大學國文系學生,他在日記里羨慕那些南遷的同學:“當物質(zhì)條件越來越壞”,“思想言論受挾制”,忍受生活與敵人的雙重煎熬時,“走”的意念時時刻刻都醞釀在心頭。但家道中落,“處在此種時局之下,萬一有點什么事情,家里連個大一點的男人都沒有,何況現(xiàn)在無處找錢”,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長、著名史學家陳垣也想走,但他又覺得自己是個讀書人,一天也離不開書,拋下書庫出走,就不能做學問了,劃不來;同時又相信中國是個大國,歷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思來想去,陳垣沒走。 對達官顯貴、知識精英來說,“走”面臨著親情考驗、經(jīng)濟考驗,“留”則要經(jīng)受道德考驗。而對大多數(shù)百姓來說,北平已是交通中斷、信息隔絕的“籠城”,他們無力出逃,只能偷生。 戶籍資料顯示,七七事變發(fā)生后兩個月,北平市民總的戶數(shù)、人口數(shù)變動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學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兩萬人,占學生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1937年到1941年,包含日本移民在內(nèi),北平人口增長38萬多,還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漲。 為什么在今人印象中,離開的反而居多呢?這恐怕和留在北平的羞恥感有關(guān)。戰(zhàn)后,那些離開北平的,往往對自己舍家救國的經(jīng)歷,不斷述說,而那些走不了的蕓蕓眾生,卻因為羞恥感保持沉默。如今,人們往往通過《四世同堂》等文學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歲月。 1937年,北京守軍手舉大刀誓師。 安特生攝 何以自處 對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學人,剛剛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勉勵道:“鄙意以為諸兄定能在此時埋頭著述,完成年來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閑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p>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難”,閉門著述是需要一定客觀條件的,至少要有個安全的庇護所,還要有相對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當時的北平,哪還擺得下一張書桌? 北大、清華,作為中國最高學府,有著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榮光,在遭難時,也首當其沖。 七七事變時,正值假期,各校校長在廬山共商國是,北大、清華群龍無首。淪陷后,校長們由廬山轉(zhuǎn)南京,奔走呼號,呼吁為中華保住文脈。 八月中旬,教育部發(fā)出撤退令,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口頭傳達:接到秘密通知后,設(shè)法出城,盡快逃離淪于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zhuǎn)趕赴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三所國立院校于9月10日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繼續(xù)開課。 由于民國政府資金短缺,除天津南開私立大學之外,整個華北地區(qū),包括燕京、輔仁在內(nèi)的著名私立大學、非國立學校、私立文化科研機構(gòu),一概棄之不顧。就連梁思成、林徽因服務的中國營造學社,胡先骕主導的靜生生物調(diào)查所,也屬于“棄之不顧”之列,只能自謀生路。 這可說是一次無組織、無秩序的悲壯流亡,人們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貴的圖書、標本或存銀行,或存在燕京大學、協(xié)和醫(yī)院,就連50毫克鐳,都是趙忠堯抱著咸菜壇子帶到昆明的,其他校產(chǎn)哪還顧得上。 8月25日,日本憲兵搜查了北大辦公室,并以發(fā)現(xiàn)抗日宣傳品為由,不斷騷擾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掛在第二院門口?!氨逼綔S陷后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jié)束了!” 此后八年,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沙灘紅樓,成為日軍憲兵隊隊部,樓內(nèi)陸下室也成了憲兵隊本部“留置場”(拘留所),許多愛國志士被關(guān)押在這里,遭受非人迫害。 《蔣夢麟自傳》中記述:“我碰到一位老學生,在他設(shè)法逃出北平到達大后方以前,曾經(jīng)被捕坐了兩年牢。據(jù)他說,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日本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zhàn)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國歷史最久的學府變?yōu)槿龅┙y(tǒng)治的地獄了?!?/p> 毫無疑問,這是沙灘大院百年歷史上的至暗時期。據(jù)統(tǒng)計,北京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教材大量被毀,僅此一項就損失60萬銀圓。 1938年9月12日,清華校管委也被逐出校園。1939年春,校內(nèi)各系館大多被日軍改為傷病員住房,圖書館被改作醫(yī)院治療室、手術(shù)室,體育館被改為馬廄,新南院竟然成了日軍隨軍妓館,氣象臺成了豢養(yǎng)軍馬、軍犬的場所。 日軍還曾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行“軍犬大賽”,以軍犬撕咬中國人為樂,數(shù)十個中國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禮堂前的廣場上。留下來的兩個工友,被逼一再輸血,最后死于非命。 北大、清華慘遭涂炭,北平不受日本人侵擾的,只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學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兩座“孤島”。 因為燕大為美國財產(chǎn),日軍有所顧忌,暫時沒有占領(lǐng)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報考燕大,燕大則盡量多招生,以培養(yǎng)更多愛國青年。 在燕大,《義勇軍進行曲》常在校園飄蕩,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早就把燕大視為眼中釘?shù)娜哲姡杆俜忾]了燕園,三十多個燕京師生鋃鐺入獄。除了事先逃奔敵后根據(jù)地的數(shù)人外,核心人物無一幸免。正在天津的燕大校長司徒雷登也遭逮捕,燕園成了日軍的傷兵療養(yǎng)院。 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燕大教授們受盡屈辱,大部分人被關(guān)押了七個多月才釋放。另有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林嘉通、侯仁之、陳其田等被分別處徒刑一年至一年半,司徒雷登則入山東集中營三年。 燕大倒下后,北平碩果僅存的高校就只剩下輔仁和中國大學了。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在亞洲所設(shè)的唯一一所大學,由德國圣言會資助,一直在刺刀與槍炮聲中正常招生。 校長陳垣對他的弟子、國文講師啟功說道:“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guān)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只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zhàn)!”由于輔仁是不受日軍控制的大學,華北淪陷區(qū)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輔仁為榮。 1944年3月下旬,日本當局對輔仁進行了大搜捕,慘遭非刑的有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董洗凡、葉德祿等。弟子們怕陳垣受辱,決定接他南下,但此議被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察覺。 雷冕神父苦勸陳垣,你這一走,輔仁將難以為繼,很快就會被日偽當局接收或關(guān)閉,幾千師生頓失依靠,將難以就職和求學。說到最后,雷冕情難自制,放聲大哭。陳垣也被感動得老淚縱橫,終未成行。 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gòu)中,則只有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任校長的中國大學,基本保持獨立,苦苦維持至抗戰(zhàn)結(jié)束。 此消彼長之間,漢奸學校日益增多,漢奸的隊伍越滾越大。陳垣感慨地說:“抗戰(zhàn)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否則跳下去的人將越來越多。”然而抗戰(zhàn)時間之長,遠超陳垣預料。 1947年,陳垣等在北京什剎海。從左至右:啟功、陳垣、劉乃和、柴德賡。 時窮節(jié)乃現(xiàn) 為了達到奴化中國青年、實現(xiàn)思想控制的目的,北平淪陷不久,日偽當局便提出“北大復校”,建立偽北大。 偽北大起初沒有校長,擔任“監(jiān)督”的,是民國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湯爾和。湯爾和患肺癌后,接替他出任偽北大第一任校長的是錢稻孫。 錢稻孫少年留日,對日本的崇拜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別人跟他提起抗日,他連連擺手說:“萬萬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國,還要滅種。”這種自輕自賤的論調(diào),連金岳霖這種謙謙君子都要跳起來揍他。 錢稻孫的一位朋友,害怕將來日本戰(zhàn)敗,想腳踩兩只船,就來征求他的意見,錢竟然回答道:“我就沒有想到有那一天!” 擔任偽北大校長后,錢稻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自己的叔叔錢玄同出山。 北師大遷往西安時,身為師大國文教授的錢玄同因百病纏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雖有留日背景,但終日閉門謝客,侄子請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門去。為了明志,錢玄同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順民”。 1937年9月19日,舊歷中秋。錢玄同日記記載:“'△△’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jié)彩以志慶祝。藉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jié)也?!币浴鳌鱽碇复毡荆且浴安粫呵铩钡碾[晦方式進行抗議。 正如《覺醒年代》所演,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曾是狂飆激進的斗士。為此,在國統(tǒng)區(qū),有些人不滿于他的沉默,覺得他該說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實,在刺刀之下,書生錢玄同能以不做、不說、不寫來表示自己的抗爭,已經(jīng)很難了。 淪陷前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沈兼士,不僅把日偽高官拒之門外,還與輔仁大學的英千里等教授,秘密組織“炎社”(后改為“華北文教協(xié)會”),協(xié)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參加抗日。 沈兼士的女兒曾著文回憶先父被特務監(jiān)視的情況: 這些日本特務,有的剃光頭,穿長袍,考入學校時用的是中國人的姓名,每人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只是后來才漸漸被人知道他們是日本人。畢業(yè)時,國文系畢業(yè)生宴請全系教師。這幾個日本學生魚貫地向教師們逐一敬酒,惟獨不敬先父。先父回家說:“敵我分明,好得很。這也算是我們教書的一項成績吧,至少教會他們先別敵我再論師生嘛!” 北大教授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zhuǎn)徙內(nèi)陸,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馮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產(chǎn),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敵,日寇數(shù)派周去請馬裕藻出山,都吃了閉門羹。由于周作人屢來,最后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p> 馬裕藻的學生張中行說,老師堅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每次去看他,他見面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么好消息嗎?”1945年4月,馬裕藻含恨辭世,最后時刻還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統(tǒng)元年測繪的《俄蒙交界圖》被日本人盯上了。日軍上門,《俄蒙交界圖》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氣憤至極,英年早逝。 日偽遍訪知名人士,為“東亞共榮”充場面。而知名人士則各出奇招,拒絕合作,如京劇界的程硯秋、齊如山,藝術(shù)界的齊白石、李苦禪等。 雖然躲開了日本人,但誰也躲不過經(jīng)濟這只無形的大手,北平經(jīng)濟的崩潰,將每一個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為了維持生計,當初“為書而留”的陳垣,不得不忍痛變賣自己珍藏的幾部大書。輔仁教授為糊口,則往往是在“曉市”賣掉自己心愛的圖書,換得糧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面。 輔仁大學的校長、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脫離于高校、無以謀生者,如北大教授繆金源,則全家每日只喝一頓粥,到了夫婦餓死的境地。 被視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恐怖與貧困的雙重壓力下,大門緊閉,就是他們最后的尊嚴。 遇刺后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彈孔。 “當盡其一技之長” 還有一些人,表面上委曲求全,卻采取了更積極的抵抗方式。“在炕頭上坐了八年”的戲劇家齊如山,曾滿懷欽佩地記載了一個藝人智斗日軍的故事: 日軍占領(lǐng)北平后,面粉價格飛漲,幾個月內(nèi)就從每袋二元漲到幾十元。天橋有兩個說相聲的在演出時提到此事。甲說:再過一年就好了。乙說:再過一年還不得漲到幾百元一袋?甲說:再過一年老百姓都餓死了,一元一袋也沒人買了。 日本人聽了大怒,把這兩位抓了進去。他們被放出來以后,還是拿面粉逗哏。甲說:以后面粉就便宜了,兩毛錢一袋。乙問為什么這么便宜,甲說: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日本人聽了還是不高興,不過沒再抓他們。 這兩個說相聲的,是常寶堃和趙佩茹。日本投降后,齊如山去拜訪他們,稱贊說:“你們真有種,別人不敢說的話,你們偏敢說!” 兩位相聲藝人擺手說:“這算得什么有種!快活快活嘴就是了,這是最沒出息的辦法。再者說了,我們這么說,大家也愛聽,來聽的人多了,就可以多掙幾個錢,這是飯碗的問題,談不上'有種’二字?!?/p> “快活快活嘴”的,除了這二位,還有“故事爺爺”孫敬修。他在電臺講故事時,編了一首《滅蠅歌》自彈自唱:“留神蒼蠅是仇敵,它是大仇敵。快設(shè)法,除去它!”日本人聽出了弦外之音,孫敬修受到嚴厲警告。 這讓他一度不愿意再去電臺,還是一名年輕的電臺工作人員王棟岑勸他,與其讓日本人辦的《兒童時間》節(jié)目充斥著反動歌聲,還不如由一個受中國孩子喜愛的中國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教歌謠,起碼可以把這段時間給占領(lǐng)了呀!孫敬修一聽有道理,就改名“柳稚心”,一直在電臺講到日本投降。后來,他才知道王棟岑是一名地下共產(chǎn)黨員。 一位當年的匯文學生說:“當時偽漢奸組織'新民會’編印了一本教科書,教此課的老師叫大家把課本放在課桌上,講的卻是唐詩、宋詞。一次教官突至,老師從容地邊擦黑板,邊令大家默寫岳飛的《滿江紅》。音樂老師也不教課本上的日偽歌,卻低聲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來,老師立即彈起了風琴,高歌日本人民厭戰(zhàn)歌曲《荒城之月》?!?/p> 國破山河在,普通人該干點什么?營造學社會員朱偰在所著《北京宮闕圖說自序》中說,“夫士不能執(zhí)干戈而捍衛(wèi)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存故都文獻于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p> “當盡其一技之長”或許是對抗亂世的良方之一。2017年,故宮出版了一本名為《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的巨作,書中713張測繪圖,竟是一幫學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完成的。 原來,官員出身的建筑學家朱啟鈐閉門在家,仍一心想著繼續(xù)營造學社的工作。在他的授意下,天津工商學院的張镈教授以假名投標,與林是鎮(zhèn)主政的偽都市計劃局簽約,承攬了“北平市中軸線建筑測繪”項目。這樣一來,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該項目的測繪人員,大多都是天津、北京的建筑學應屆畢業(yè)生。四年間,他們一邊過著低眉順眼的生活,一邊死盯著古建筑上的各種細節(jié),一路畫到日軍投降。 一批尚無一技之長的中學生,僅憑著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鋤奸的槍口,對準了當時的北平學界領(lǐng)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偽召集的座談會,已有他要出山、擔任偽北大校長的傳言。 “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最初由天津私立中學的富家子弟組成。后來,這支隊伍中的很多成員在1938年考入燕京大學。1938年12月底,“抗團”派南開學生李如鵬、新學學生趙爾仁到北平,與燕大學生范旭共同完成刺殺周作人的任務。 1939年元旦,李如鵬、趙爾仁到西城取槍,提供手槍的是“抗團”成員鄭統(tǒng)萬。作為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tǒng)萬一直依靠家族聲勢作掩護為“抗團”提供幫助。 李如鵬、趙爾仁各取一支手槍,由燕大的范旭帶路,直奔西城八道灣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鵬、趙爾仁、范旭三人假冒“天津中日中學學生”,聲稱要拜見周作人,商量赴日留學事宜。周作人雖然甘心做賊,但對好學青年,仍不乏關(guān)愛之心,就命人傳進。 1939年1月1日上午10時20分左右,在“苦住齋”二進院西屋的客廳里,周作人正在和前來賀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教員沈啟無閑聊,看李如鵬、范旭二人進入,欠身招呼。 范旭指著周作人對李如鵬說:“此即周先生。”李如鵬點點頭,二話不說,拔出槍照著周作人就是一槍,周作人應聲倒地。 槍聲一起,沈啟無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呼叫:“我是客人?!崩钊琦i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槍,沈啟無胸部中槍,仰天倒下。 李如鵬、范旭以為得手,便急忙退出。范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發(fā)現(xiàn)李如鵬沒有跟上,趕緊折返,看見李如鵬被周家的兩個仆人按倒在地,掙扎不脫。 范旭手中無槍,自忖難敵周家眾人,急奔向大門,高呼:“九哥快來!”在外放風的趙爾仁聞聲拔槍飛奔而進,對準周家仆人連放兩槍。 周家兩名仆人中彈,松手滾到一邊,李如鵬一躍而起,與范、趙兩人前后呼應,奪門而出。當日,李如鵬、趙爾仁乘車返津,范旭回燕大,仿佛什么都沒發(fā)生過一樣。 數(shù)日之后,報紙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僅受輕傷的消息。原來,射向周作人的子彈打中他衣服上的銅飾扣,周因此逃過一劫。 此案一直未破,軍統(tǒng)說是日本特高課所為,特高課又說是軍統(tǒng)特工干的?!翱箞F”的這次行動,還是解放后由親歷者講述,才逐漸解密的。 周作人遇刺后,惶惶不可終日,不僅拜見日本將軍,還特地拍了張照片,照片上隱約可見長袍上的彈孔。他把這張照片分送給自己的朋友,包括遠在美國的胡適,還有翻譯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后來,他稱這是日本人欲置自己于死地,故自己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敵。這次鋤奸行動,非但沒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偽職的借口。 日軍占領(lǐng)北平后組織北平市民游行,進行奴化宣傳。 因何做賊 槍擊事件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后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1940年又接任偽教育總署督辦。 關(guān)于投敵行為,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錄》等文中一再為自己開脫。他說,戰(zhàn)端初開時朋友們勸他隨眾南下,他不肯走,是“因家庭關(guān)系,實在無法擺脫,我只能苦住下去”。 所謂家累,比周作人小七歲的郭沫若與他情況類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拋妻棄子,回國抗戰(zhàn),還發(fā)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勸周作人,文章寫道:日本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號)的比較多,只要他南下,即使不發(fā)表什么言論,也是對日本軍部一個有力打擊。 周作人執(zhí)意留下,并把自己的“苦雨齋”改名為“苦住庵”,好像是與北平民眾同甘共苦。其實,北大南遷以后,周作人的經(jīng)濟來源有兩個,一是給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翻譯希臘神話;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與其他生活無著的教授比,周作人過得不錯。1938年1月26日,國難當頭,他寫了兩首打油詩,仍是喝茶、看報、吃豬頭肉。 在傳言頻出時,張中行曾作為“粉絲”和學生,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信里說“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張沒有明說,心里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理想的破滅。對此,周沒有回信。 周作人與日本人同臺的照片刊登后,由老舍倡議、樓適夷起草、經(jīng)郁達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苦勸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壇蘇武,否則“一念之差,忠邪千載”。 周作人不僅沒做蘇武,“落水”期間,還穿著日偽軍裝檢閱偽新民會青少年團,到南京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晉謁大漢奸頭子汪精衛(wèi)……可謂招搖過市,無所顧忌。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周作人更是忙得不亦樂乎,一個會接著一個會開,宴會吃了一頓又一頓。他在偽中央電臺作廣播演講,題為《日美英戰(zhàn)爭的意義與青年的責任》。說的每一條都很丟臉,每一句話都可以作為罪證。 戰(zhàn)后,他認罪說:“關(guān)于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由日方發(fā)動,經(jīng)過考慮就答應了?!逼鋵?,他所說的“考慮”,不過是:“該職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二千圓為止。” 不可否認,周作人的文章寫得漂亮,至今仍有很多“粉絲”給他“洗地”,說在面臨死亡威脅時,人性是經(jīng)不起考驗的;說他與日本人合作,是受校長之托,保護北大校產(chǎn)。 最離譜的,是把周作人說成中共地下黨員。的確,任督辦期間,他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幫助李星華、李光華姐弟辦“良民證”,協(xié)助他們從北平轉(zhuǎn)移至延安,還曾營救過中共地下黨員高炎,但這只是對朋友盡心而已。 事實上,在刺殺之前,出入八道灣的日本文人就已經(jīng)絡(luò)繹不絕,周作人也從不避嫌。他的日子一向過得講究,什么都要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日本人則用溫水煮青蛙的辦法,讓他無法自拔。 “今后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jié),或就義?!边@是國學大師吳宓在悲憤無望時,給自己假設(shè)的四條出路。周作人在給胡適的信里,也說自己是“為僧”的,在北平只是化緣而已。然而,他一邊拿日本人的錢,一邊用清者自清,“一片冰心在玉壺”的說辭,迷惑世人。 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和上海開始對漢奸大規(guī)模檢舉,緊接著北平也著手清算。周作人以漢奸罪被逮,判處十年徒刑。 魯迅遺孀許廣平在周作人被抓那幾天,曾對葉圣陶說,周做漢奸后的種種表現(xiàn),“皆貪吝卑劣,且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擋箭牌,以為啟明先生(周作人)尚為漢奸,他何責焉”。 作為“落水”文人們的擋箭牌,周作人自始至終不承認自己與敵人合作是對民族犯罪,還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說辭,竭力為自己辯護。他那高明的“文飾”手法,巧妙地征引故典,措辭隱晦曲折,也讓整個事情的真實性和復雜性帶著“謎”一般的色彩。 “大節(jié)有虧,便無足觀。”中國人一貫看重氣節(jié)。生前,周作人為許多人寫過挽聯(lián),死后,無一人作聯(lián)來挽他。次年,在臺灣的梁實秋寫下《憶啟明老人》,這是周作人去世時對他唯一的紀念文字。 致力于淪陷區(qū)研究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一丹認為,“周作人是知道自己會被寫進歷史當中的,他很清楚自己的這些選擇意味著什么?!薄叭绻?939年元旦周作人死在刺客槍下,他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和他的哥哥魯迅相提并論的。但周作人躲過了這一槍,幸免于難,隨后的一系列行為使他被歸入貳臣傳的行列,而且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p> 淪陷八年,有人悲壯離去,有人對侵略者低頭,更多的人艱難生存,同心渡劫。北平光復40年后,女導演林汝作為親歷者,為《四世同堂》寫下一曲蕩氣回腸的主題曲: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 一腔無聲血,萬縷慈母情,為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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