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無疑可以認為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成功與杰出的偵探小說家。從她創(chuàng)作的偵探小說的數(shù)量與質量來看，我們都有理由說，她的創(chuàng)作站上了世界偵探——推理文學的頂峰。

偵探——推理文學著重刻畫的是案件的精心布局，環(huán)環(huán)相扣，與偵探者的抽絲剝繭，順藤摸瓜，以及兇手得逞后由忘乎所以造成的疏漏與破綻，最后被偵破、落網(wǎng)。這類文學作品更多講究的是故事的邏輯嚴密性，以及情節(jié)的緊張度，并沒有太多對藝術技法的要求。作者深知讀者的需求是在案件的推進和偵破過程中享受糾纏與釋放的愉悅，而忽略掉對作品的藝術水準的苛求。故而作者必然弱化作品的感染力，減少對嚴肅文學的追求。讀者需要的是故事，當然不會在意其是否針砭時弊，是否含蓄雋永。克里斯蒂的作品無疑也遵循了這一規(guī)律。但是細究起來，她的小說又開創(chuàng)了另一片天地，別具特色，因之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獨樹一幟，占據(jù)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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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小說很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兇殺案往往都發(fā)生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亦即多是“密室謀殺案”。密室謀殺案就將嫌疑人限定在密室內的幾個人，這幾個人與受害者的關系親疏不一，有的是親戚，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主仆，有的是醫(yī)患關系。這種人際關系的多樣性就決定了案情的多樣性，因此讀者便不會因為案情的重復而厭倦。但有一個固定套路就是從事偵破的，無論是波洛、馬普爾小姐，還是巴特爾警監(jiān)，他們都往往身處案發(fā)現(xiàn)場，他們總能擺脫嫌疑，即是說，每個案件中總有一個置身事外的清白者——有時是兩個，如波洛的好友黑斯廷斯上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由他（他們）來牽頭展開偵破工作——總不能指望一個自身難得清白的人來查證他人吧？因此，這個偵破者就充當了案情的穿針引線的全知型的人物。尤其是出場次數(shù)最多的赫爾克里·波洛，作者把他塑造為一個神一樣的智者，而但凡有他參與的案件，都波瀾迭起，精彩紛呈，而且案件的緊張程度往往最高，兇手往往一再下手——作者意在借此在故事中挑戰(zhàn)波洛的能力，也由此展現(xiàn)波洛作為一個全知型偵探的高水平。相較于此，另一個偵破者馬普爾小姐就要疏離得多，因為她僅是一個家庭婦女，因為機緣巧合身在現(xiàn)場，而她運用于偵破的手段多限于推理，而并不參與情節(jié)的推動——諸如設局、聯(lián)絡等具體行動。因此與波洛的案情迥異的是馬普爾小姐的案情往往節(jié)奏緩慢，氣氛相對沉悶，吸引力偏弱——這也許真是克里斯蒂創(chuàng)作的手法多變的表現(xiàn)吧。

克里斯蒂小說雖然各有千秋，但不得不提到的是《無人生還》（又名《孤島奇案》）這部小說，它幾乎可以說創(chuàng)造了密室謀殺案的極致，即第一，案件發(fā)生地位于海上孤島，被人為切斷與外界的任何聯(lián)系，這是一個絕對封閉空間，沒有外來者，密室內的人也無法逃脫，這一環(huán)境無疑加劇了故事的緊張感；第二，故事設置的伏筆——線索，即十個小黑人，對應島內十個人，隨著島內十個人逐一離奇死去，小黑人也一個個減少，這無疑增加了故事的神秘與恐怖性，其吸引力也逐漸加強。當最后十個人都死去的時候，故事的發(fā)展和緊張感達到了頂峰——這是克里斯蒂其他小說所未有的，因為故事中沒有生還者，也就是說沒有清白的旁觀和偵破者，這打破了偵破小說必須有人來解說案情的套路。當然，作者最后還是解開了謎底——偵探推理小說的最終套路是案情須“有解”，疑點須有答案。作者讓法官留下一封信，用這種“遺書”的方式來解說故事。作為最后的裁決者，作為整個案情的布局者，兇手也就是本案的解說者，這完全與克里斯蒂其他小說的規(guī)律相悖，也等于完全沒有守偵探推理小說的章法。但這一點也正是作者用心獨到之處，也是本書吸引人的所在，它也隱晦表達了基督教的原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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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心布局故事之外，克里斯蒂不少小說看似不經(jīng)意的閑筆，卻能夠傳達其興味所在，有的也能作為一種史料來看待。比如不少故事中會在室內裝飾或人際交往中用到中國元素，這流露出作者對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的鐘愛或曰熟稔。在亞歐大陸的兩端，作者把中國元素天女散花似的撒到故事的環(huán)境中，這一面增加了小說環(huán)境描寫的豐富性，一面也寄托了作者對中國傳統(tǒng)的溫情——作者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受欺凌掠奪、處境艱難的時代，作者在小說中蜻蜓點水式地提及中國，其態(tài)度無疑不是獵奇式的，而是一種寶惜式的，這在那個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中應該說是難得的。

《高爾夫球場的疑云》中“總數(shù)一共達二十萬法郎”，“那十足有四千鎊”；《云中命案》“大概八九百萬法郎，我來算算，匯率是多少，要十幾萬英鎊”。這兩段可以作為本書寫作時英法貨幣匯率的資料。單此一例就可以認為，克里斯蒂小說也能為歷史研究的某些專題提供材料。清時史學大師錢大昕說“誰謂小說無裨于正史哉”（《十駕齋養(yǎng)新錄》），他說的“小說”具體指洪邁《容齋隨筆》，與今天的“小說”概念有別，但他強調了“稗官野史”、“小說家言”有益于補足正史的材料，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今天我們只要用心閱讀，同樣可以在克里斯蒂小說這樣的通俗文學中發(fā)現(xiàn)可以利用的史學材料。

阿加莎·克里斯蒂可謂是著作等身的小說家，她的偵探推理小說的特色和內涵，當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道盡。但有理由認為，即便是以一種消遣的心理來閱讀她的小說，在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和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以及密不透風的推理中，都能有所收獲。一個成功的作家，不一定要怎樣炫奇，也不必迎合所有讀者的口味，只要他的作品能令讀者有收獲，閱讀產(chǎn)生愉悅，并因之流傳久遠，那么他就成功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當然可以認為是成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