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濤

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并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還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之初以后。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觀念的強化與認同。

首先,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一般國人都更為明確地感受到了來自帝國主義壓迫的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運,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與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現(xiàn)實威脅,“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也因此被明確提出,這構成為現(xiàn)代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得以確立的重要政治基礎和思想條件之一。

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確揭示了中國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的悲慘處境,并首次公開提出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任務。同年9月中共機關報《向導》的發(fā)刊詞也認定:“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fā)展的惡魔……因此我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wèi)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彪m然此時中共所謂“中華民族”尚未完全包括“蒙回藏”在內,但主張與這些具有共同民族命運和反帝使命的國內民族建立“聯(lián)邦共和國”,卻仍體現(xiàn)了與之進一步融合發(fā)展為一體的愿望。這種把民族分為“壓迫”與“被壓迫”兩類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論,對于中國人的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將“國際帝國主義”確立為整體的敵人,自己的內部就更容易激發(fā)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標。這符合系統(tǒng)論的思想。事實上,反對“帝國主義”任務的明確提出和認定,對于此后中國境內各民族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融合統(tǒng)一,對于中國人整體的現(xiàn)代民族認同,也的確發(fā)揮了積極的推進功能。

與此相一致,五四運動后,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以及五卅運動、收回租界和教育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民族運動的一次次開展,則又在實踐層面有力地強化了中國人整體的大民族共同體意識。如華盛頓會議期間,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相互制約,彼此互惠,中國政府雖據理力爭,挽回了部分國權,但卻未能真正消除帝國主義加諸中國主權的各項限制,反而使中國的山東省由日本獨占變?yōu)閹讉€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還在會議召開期間,深受刺激的在美華僑就紛紛行動起來,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帝國主義列強的無恥行徑,并“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族萬歲,中華萬歲萬歲萬萬歲而后散”。*又如五卅運動爆發(fā)后,也有國人乘機發(fā)出“養(yǎng)成民眾的民族觀念和把愛國作為最高道德的建設”的公開呼吁,一篇以此為題的文章就這樣寫道:“同胞們!五卅運動的代價是什么?是總商會的十三條嗎?不是!是民眾民族觀念的養(yǎng)成、愛國為最高道德的養(yǎng)成的一個機會。我們不要放過了這個機會,我們要就此謀中華民族的解放,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這真是反帝斗爭激發(fā)和強化現(xiàn)代中華民族觀念再生動不過的例子了。

筆者近期查閱《申報》數據庫,發(fā)現(xiàn)五卅運動后,諸如“中華民族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萬歲”“中華民族自由平等萬歲”之類,已經是較為常見的政治口號。如1925年6月河南信陽市民為支持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召開大會,就高呼“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20世紀初年的清末,“帝國主義”概念就曾隨著民族主義思想一起傳入中國?！拔逅摹币院?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理論得到迅速傳播。不僅中共以這一理論武裝自己,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以后發(fā)展為“青年黨”)等也受到這一理論的重大影響,并以之為指導開展各自的“革命斗爭”。*特別是1924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開始之后,打倒“帝國主義”也同樣成為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的共同口號,并與中國人的現(xiàn)代民族意識,包括逐漸成長起來的一體化的“中華民族”觀念,無可分離地聯(lián)系在一起,對后者的發(fā)展產生持續(xù)性的激發(fā)和推動作用。

今天的人們,如果不經意地去查閱一下民國時期有關“帝國主義”及其與中國關系的論著,其數量之多,一定會令其大為吃驚。僅以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為例,各種帝國主義侵華史就已連篇累牘,不斷涌現(xiàn)。1925年出版的就有早期共產黨人高爾松、高爾柏所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上海新文化書社初版,次年由青年政治宣傳會再版),漆樹芬編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孤軍雜志社發(fā)行,次年即改名為《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又名《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由光華書局再版,后多次重版,影響極大),國民黨人汪精衛(wèi)編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趨勢和變遷概論》(又名《國民會議國際問題草案》(北京國際問題研究會編輯發(fā)行,后改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痛史》)等多種。此后陸續(xù)出版的這方面的著作還有:政治學家楊幼炯編寫的《英帝國主義與中國》(1926年),常書林著的《帝國主義與中國》(1927年),于樹德、陳彬龢、王敬和潘宗理分別著的三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前兩本出版于1927年,后一本出版于1929年),唐守常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痛史》(1927年),劉彥和高守一分別著的兩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1927年,1929年),楊先鈞著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1929年),董霖著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1930年),蔣堅忍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30年),等等*。這實在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和史學史上一個非常值得注意、但迄今為止尚遠未得到認真清理和深入研究的歷史現(xiàn)象。

上述這些著作對此前列強侵奪中國領土,攘奪中國主權、欺壓和剝削中國人之歷史事實,加以排比描述、透視分析和充滿憤慨的揭露譴責,對于中華民族整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之形成與強化,意義實不言而喻。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是時,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神圣訴求,總是和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正當性之聲張,以及在此名義下的民眾動員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意識形成、發(fā)展和得以發(fā)抒的顯著特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帝國主義侵略與現(xiàn)代中華民族自覺兩者間的關系問題,民國時期就已經有學者曾敏銳地觸及過。如稍后的1932年年底和1933年年初,有位孫伯謇先生發(fā)表《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性》一文,就曾嘗試對此問題進行初步的思想揭示。他指出,自從清代中國與西方列強有了國際貿易的經濟關系開始,帝國主義就以各種無恥手段蹂躪中華民族,毒害和壓迫中華民族,但中華民族“在爭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旗幟下,形成民族革命運動”,也就同時開啟了其現(xiàn)代自覺的歷程。所以在他看來,中華民族與英帝國主義“第一次沖突”的鴉片戰(zhàn)爭,就“給了民族自覺的興奮一個激動”;至甲午中日戰(zhàn)爭,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同時民族內部的革命力量也得以聚合發(fā)展,因此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自覺也就在這個時候醒悟過來”。該文還特別強調,“現(xiàn)今的民族,想在國際競爭中得到生存的地位,也只有抵抗與不屈服,是民族現(xiàn)代性的表現(xiàn)”。*應當說,此種認知與聲言,不僅在其闡發(fā)的當時意味深長,對于今人理解“五四”以后現(xiàn)代中華民族觀念得以確立的歷史條件,也不無幫助。

其次,是經過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國家整合和社會整合,盡管袁世凱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十分落后和腐敗,但畢竟還是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從政治、經濟、交通、文化教育,特別社會心理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國內各民族實現(xiàn)一體化的現(xiàn)實發(fā)展基礎。

最后,袁世凱死后,國內出現(xiàn)了令人憂慮的軍閥割據混戰(zhàn)的局面,民初蒙古、西藏一小撮上層分子的分裂活動也還在繼續(xù),不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又提出“民族自決”說,蘇俄也相應提出了“民族解放”說,這幾種因素的復雜作用與交互激蕩,也促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們實現(xiàn)整個國家和民族一體化進程的愿望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這里,還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民族自決”理論所發(fā)生的特殊復雜影響。1919年年底,《東方雜志》上曾發(fā)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國知識界對于“民族自決”說已經保持了既理性認同又高度警覺的清醒態(tài)度。該文指出:“此次歐洲大戰(zhàn)告終以還,'民族自決’、'民族自決’之聲,遍聞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國專制壓迫之下者,則欲乘此以恢復其獨立自由,其屢受他國之凌辱而瀕于危亡者,則欲藉此以抗強御而圖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為務者,亦且外假民族自決扶危撫弱之名,而內以濟其剽竊并吞之欲?！?的確,對于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民族自決”說就像一柄雙刃劍,在激勵各民族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大民族整體意識的同時,也容易被帝國主義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數民族滋長一種“獨立”分裂的情緒。此時,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被有力地倡導并傳播開來,受到此種思潮及其現(xiàn)實政治實踐的復雜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如蔣堅忍在其所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的緒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稱:“中華民族覺醒了!中華民族解放的運動彌漫全中國!民族底自決已成為四萬萬民眾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這個偉大的求生存,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運動,我們深信必得十分圓滿的成功,現(xiàn)時代的中國快降臨了?！?由此可見一斑。

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學者,孫中山明確倡揚“大中華民族”理念,梁啟超再度熱心于對“中華民族”史的研究和闡發(fā),基本都是發(fā)生在五四運動以后。他們的有關言論和著作,在筆者看來,當可視為20世紀20年代初現(xiàn)代中華民族觀念逐漸傳播開來的突出標志和某種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