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年-120年）

對于普魯塔克而言，希臘的“教育”（παιδε?α）是人類最有價值的財富。教育是人物性格的關(guān)鍵，并形成那些塑造個人的品質(zhì)（《論道德德性》452d）。無怪乎普魯塔克在其倫理著作中探討如何獲得教育（《論詩人的勇敢》，《論勇敢》，《論德性的進步》）。通常他也對實踐上的好處感興趣。哲學(xué)這一更高的教育與當(dāng)權(quán)者緊密關(guān)聯(lián)（《哲人尤其應(yīng)當(dāng)與當(dāng)權(quán)者交談》，《致一位無知的統(tǒng)治者》）。盡管哲學(xué)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具有明顯的差別（參《伯利克勒斯傳》16.7），二者似乎也有許多相同之處（《老年人是否應(yīng)當(dāng)擔(dān)任公職》796d，《對政治家的諫言》798b）。

教育自然會吸引傳記作家普魯塔克。我在別處提出：在《對比列傳》中，普魯塔克充分意識到，不同于希臘，羅馬在他所涉及的那段時期里并不總是擁有教育，而且普魯塔克更樂于將教育作為評判羅馬人而非希臘人品質(zhì)的手段。例如，在科里奧蘭納斯（Coriolanus）那里，早期羅馬在教育上的匱乏被用來標(biāo)志這位英雄性格中較壞的一面；同樣，普魯塔克將馬略（Marius）情緒上的反復(fù)無常植根于他對希臘教育的蔑視，而他本可以充分接受這種教育；對盧庫勒斯（Lucullus）缺點的弱化也自然源于普魯塔克選擇將其呈現(xiàn)為希臘文化的狂熱擁護者。

普魯塔克《對比列傳》書影，1727年版

一位相當(dāng)早期的羅馬人努馬（Numa）似乎打破了這種模式。他被呈現(xiàn)為某種典范：按照柏拉圖的構(gòu)想，“神圣的命運”將哲人的思想與王者的權(quán)力和德性結(jié)合在一起，以便守護國家的和平（20.8-12）。當(dāng)然，努馬只能成為柏拉圖之言的證明（20.8），他的學(xué)識來自他與畢達哥拉斯的交情（普魯塔克顯然極為相信這一點，見8，22.5），也源于他所屬的半神話的（semi-mythological）立法者群體能得到神的建議（4.11，參《論蘇格拉底的精靈》593d）。努馬的這幅圖像包含著理想王者的一些元素：理想王者旨在“通過德性（?ρετ?）使自己似神”（《致一位無知的統(tǒng)治者》780e）。盡管努馬被視為是現(xiàn)實中的柏拉圖式理想的政治家的典范（正如呂庫古的立法是理想國的實現(xiàn)，《呂庫古傳》31.1-3），他本質(zhì)上也只是某種政治家的理想而抽象的模式。很難使努馬變得更加真實，因為普魯塔克在《忒修斯傳》第一節(jié)中適當(dāng)?shù)刂赋?，并不存在關(guān)于努馬或者其他早期英雄的可靠信息（并非偶然的是，《努馬傳》和《羅慕路斯傳》一樣，包含著關(guān)于古物和語言材料不同尋常的冗長敘述）。

當(dāng)普魯塔克陳述努馬制度的價值時，他發(fā)現(xiàn)，在努馬時期的羅馬，不存在任何體系，也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希臘式教育（《呂庫古與努馬的對比》4.12）。努馬并未打破其他羅馬人傳記中所呈現(xiàn)的希臘文化在羅馬的發(fā)展模式。努馬的重要性在于，表明一位羅馬人可以像希臘人那樣毫不困難地成為理想的統(tǒng)治者。作為理想統(tǒng)治者的典范，努馬反映了某種重要的關(guān)切。無論過去或現(xiàn)在，無論希臘或羅馬，普魯塔克都在現(xiàn)實的政治家身上尋找理想的統(tǒng)治者。理想的統(tǒng)治者旨在通過德性接近神（參上文），歸根結(jié)底，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理想的統(tǒng)治者（《論道德德性》 444c-d，《論神的懲罰的延遲》550d-e）。有望與智慧結(jié)合起來的德性將帶來真正的權(quán)力（參《論詩人的勇敢》 24c-d，《狄翁傳》1.3）。

本文的三位主角西塞羅、小卡圖和布魯圖斯傳統(tǒng)上被認為擁有崇高的理想。此外，他們都由于與哲學(xué)和希臘哲人密切關(guān)聯(lián)而與眾不同?？紤]到這一點，也考慮到普魯塔克對他筆下的羅馬英雄受到的教育的普遍關(guān)心，從教育的角度來考察他們的弱點和優(yōu)點并不奇怪。

西塞羅的教育無疑受到了仔細審查，他未能吸收教育被視為他個人危機和公共危機的原因。西塞羅并沒有因為聲稱自己信奉柏拉圖的教誨而被原諒，因為在普魯塔克看來，他沒有從柏拉圖的教誨中收獲任何益處。小卡圖是行動德性（active virtue）的更好典范，他對希臘教育的吸收主要來自廊下派學(xué)說。普魯塔克當(dāng)然完全不贊同廊下派，他批評廊下派的這一主要傾向：從不實踐他們所倡導(dǎo)的東西。在《小卡圖傳》中，普魯塔克暗示，效仿廊下派正是小卡圖的錯誤，而他的優(yōu)點大多來自品行高尚之人的自然德性。布魯圖斯和小卡圖一樣信奉廊下派，但傳記極大淡化了他的這一偏好。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富有崇高的道德和政治原則的英雄，而這些高尚的原則源于學(xué)園派。

普魯塔克在《布魯圖斯傳》中的做法略為不同于《西塞羅傳》和《小卡圖傳》：布魯圖斯與柏拉圖主義的關(guān)聯(lián)明顯映射了與之對照的英雄狄翁（Dion）和柏拉圖的直接來往；而在《西塞羅傳》和《小卡圖傳》中，我們所關(guān)心的主題并未如此明顯地呈現(xiàn)在與之對照的希臘人中。然而，《布魯圖斯傳》中柏拉圖學(xué)說的地位并未被過度彰顯，布魯圖斯本人實際與努馬這樣的理想政治家擁有相似之處；西塞羅和小卡圖具備屬人的缺點，布魯圖斯與之不同，他和努馬一樣被呈現(xiàn)為某種道德抽象物，只有對于他，普魯塔克通過指出他人的錯誤而赦免了他的重要錯誤。

普魯塔克顯然有理由在《西塞羅傳》中關(guān)注教育，這一主題很早就被提及。普魯塔克說：“完成幼年時代的學(xué)習(xí)后，西塞羅便去聽學(xué)園派哲人斐洛（Philon the Academic）的講學(xué)?！保ā段魅_傳》3.1）當(dāng)時是在羅馬（約公元前88年），斐洛時為新學(xué)園派的懷疑論者領(lǐng)袖，他在米賽瑞達底戰(zhàn)爭（Mithridatic wars）時期遷居羅馬（參西塞羅的《學(xué)園派》）。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約前30年–40年)

在辛納（Cinna）和蘇拉（Sulla）的內(nèi)戰(zhàn)時期，西塞羅從政治中抽身而出，與“希臘的愛言辭者們（φιλ?λογοι）”交游（3.3），正如他后來在凱撒時期所做的一樣（40.1及以下）。在公元前80年為羅西烏斯（Roscius）辯護后，西塞羅來到雅典，問學(xué)于阿斯卡隆的安提奧庫斯（Antiochus of Ascalon），盡管他并不贊同此人的學(xué)說（4.1-3）。由于蘇拉大勢已去，安提奧庫斯“強烈建議他參與公共事務(wù)”（4.4）。在回羅馬的途中，西塞羅接受了更多的希臘教育，包括跟波西多尼烏斯（Posidonius）學(xué)習(xí)哲學(xué)，跟羅德島的（Rhodes）阿波羅尼烏斯·摩隆（Appollonius Molon）學(xué)習(xí)修辭術(shù)（4.5）。普魯塔克告訴我們，由于阿波羅尼烏斯不懂拉丁語，西塞羅用希臘語在他面前發(fā)表演說：

這一點似乎始終貫穿整個傳記（參《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3：西塞羅植根于希臘文化，“博學(xué)的”［πολυμαθ??］）。他傾向于柏拉圖的學(xué)說（參《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3：“受到學(xué)園派學(xué)說的教育”）。他可以很自然地對希臘著名作家發(fā)表評論（24.5-6）。在生命的最后，他被描寫為在圖斯庫盧姆（Tusculum）用拉丁語翻譯希臘哲學(xué)（40.1-3），并計劃“結(jié)合許多希臘材料，寫一部關(guān)于他的祖國的綜合性史書”（41.1）。在尤維納爾（Juvenal）時代寫作的普魯塔克，顯然意識到了對希臘學(xué)問的敵意。他告訴我們，當(dāng)西塞羅返回羅馬時（公元前77年），由于不愿意擔(dān)任公職，他被稱為“希臘人（γραικ??）和學(xué)者（σχολαστι??）”，這是“羅馬的平民階層最現(xiàn)成、最常用的侮辱人的稱呼”（5.2）。但在38.4，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在這個段落中，普魯塔克提供了西塞羅在龐培軍營中的一些戲謔之言：

西塞羅在此使用了普魯塔克在5.2所指責(zé)的侮辱性語詞。普魯塔克反感西塞羅的打趣（5.6，25.1，27.1，《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4），并且通常都要求開玩笑時適當(dāng)?shù)皿w（見《會飲閑談》II. 1，631c-634f）。西塞羅由于忽視了“適當(dāng)”（τò πρ?πον）（《西塞羅傳》25.1，《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4）獲得了“壞脾氣”（κακο?θεια）的名聲（5.6，《對政治家的諫言》803c；參《論諂媚者和朋友》［de adul. et amico］67f-68c，《會飲閑談》631c）。

意大利羅馬司法宮前的西塞羅雕像

普魯塔克似乎將西塞羅對尖刻評論（無論戲謔還是侮辱）的偏好與愛榮譽聯(lián)系在一起（25.1）。西塞羅也擁有某種對名聲持久而有害的渴求（6.5，參5.1）。這種雄心壯志和對名聲的渴望有時引出了普魯塔克關(guān)于不充分的教育的評論。對于羅馬英雄們尤其如此（參《科里奧蘭納斯傳》15.4，《馬略傳》2.3-5，《大卡圖傳》23.1，24.1）。基于這一點，盡管《西塞羅傳》中沒有明確的評論，我們?nèi)匀豢梢圆聹y，普魯塔克或許認為西塞羅的刻薄、不得體和情緒上的反復(fù)無常與某種真正深入的學(xué)習(xí)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普魯塔克強調(diào)羅馬風(fēng)俗、歷史、公民的善辯和學(xué)識，他卻幾乎不稱任何羅馬人為“哲人”（哲人不同于對哲學(xué)感興趣或?qū)W習(xí)哲學(xué)之人）。小卡圖無疑是個例外（見下文）。對我們而言，如果非要在羅馬英雄中找一個“哲人”的話，只有西塞羅擔(dān)得起這個稱號。然而，普魯塔克只將他稱為“演說家”（rhetor）（參《西塞羅傳》27.1，39.7，《德摩斯梯尼傳》3.4，《凱撒傳》31.1，59.6，《小卡圖傳》32.8）。普魯塔克很少描述西塞羅作為一個哲人的行動，僅在40.2和《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3中提及這一點。他顯然知道西塞羅《盧庫勒斯》（Lucullus）中的基本觀點（見《盧克勒斯傳》42.3-4）；但是，鑒于他本人對這部作品的了解過于含糊不清（他完全不知道《晚期學(xué)園派》），可以說他幾乎不可能熟知西塞羅的其他哲學(xué)作品。

《西塞羅傳》三分之二的內(nèi)容都在正面處理西塞羅的教育問題。我們已經(jīng)得知，西塞羅將演說術(shù)視為獲取政治權(quán)力的工具（?ργανον，4.4）。在32.6，我們讀到：

普魯塔克看起來并不相信西塞羅的話，因為在他記錄這段話的上下文中，他說西塞羅的教育不足以使其忍受流放（32.5）——這意味著教育的嚴(yán)重失敗，因為一個人正是在不幸中才顯示出其真正價值（參《優(yōu)門尼斯傳》9.2，《阿吉西勞斯傳》29，2，《論亞歷山大大帝的幸運或德性》II.337c）。普魯塔克繼而暗示，比起嚴(yán)肅的政治事務(wù)，西塞羅更為關(guān)心那些與政治有關(guān)的激情，尤其是名聲（32.7）。作為一名交談?wù)叩某晒κ顾麨槊曀东@：

西塞羅對榮譽的熱愛表明了他作為政治家和哲人的失敗。西塞羅的修辭術(shù)凸顯了他在公共生活上的失敗，因為他的修辭術(shù)粗俗又不得體、更糟糕的是愛慕虛榮。作為一個工具，它被錯誤使用了。普魯塔克的西塞羅缺乏真正的教育，因此他不能有效地節(jié)制他的演說，出于同樣的原因，他本人也沒能達致真正穩(wěn)定的性格。32.5-7對西塞羅流放時期的行為的評論為他余下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定下了基調(diào)（參37.2對于選擇龐培還是凱撒“感到痛苦”；41.1對與特倫提婭[Terentia]離婚“受苦……自愿地”[π?θεσιν……α?θα?ρετα]；41.8雖有哲人們的慰藉卻仍對圖莉婭[Tullia]之死表現(xiàn)出過分的悲痛；45.1對安東尼[Antony]的憎惡和由于渴求榮譽而支持屋大維；45.6屋大維利用了他對權(quán)力的熱愛）。

在《布魯圖斯傳》中，普魯塔克似乎避免追究布魯圖斯由于堅持政治原則而導(dǎo)致的不幸結(jié)果，而他在《小卡圖傳》中沒有這么做。這部分是因為布魯圖斯是學(xué)園派而非廊下派的信徒。在《西塞羅傳》中，普魯塔克卻并未因為西塞羅是一個柏拉圖的信徒而為其辯護。西塞羅的哲學(xué)不能為其政治上的失敗提供任何辯護，因為西塞羅的哲學(xué)并不真正成功，而最后幾節(jié)所描寫的西塞羅最終的政治失敗也同樣是其學(xué)說的失?。ɡ?span>45.1，6），這一點清晰呈現(xiàn)在他并不高貴的死亡中（《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5.1；上文所引用的《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2也說到西塞羅公共生活中的不高貴。

我現(xiàn)在轉(zhuǎn)向另一個與哲學(xué)具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的羅馬人，亦即小卡圖。對于我們而言，小卡圖或許是典型的廊下派羅馬人；對普魯塔克而言，小卡圖是少有的被賦予“哲人”頭銜的羅馬人——無論政治家還是學(xué)者——之一（《老卡圖傳》27.7，《布魯圖斯傳》2.1，《龐培傳》40.2）。然而，在關(guān)于小卡圖本人的傳記中，普魯塔克并未明確地這樣描述他。小卡圖與哲學(xué)和哲人的關(guān)聯(lián)固然重要，但普魯塔克顯然并未對這位哲人-政治家進行圣人式的描繪。

小卡圖（Cato the Younger，約前95年-前46年）

小卡圖的政治生涯與哲學(xu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一開始就清晰呈現(xiàn)。在相對照的福西昂（Phocion）傳記的開頭，普魯塔克引用了西塞羅對小卡圖的評價：他在政治中的表現(xiàn)就像是身處于柏拉圖的“理想國”之中，而非羅慕路斯的污水溝中”（《福西昂傳》3.2）。公元前70年代小卡圖成為阿波羅祭司之后，“他與廊下派哲人泰爾人（Tyre）安蒂佩特（Antipater）成為朋友，而且他自己尤其專注于倫理和政治學(xué)說”（《小卡圖傳》4.2）。成為軍事護民官后（公元前67年左右），小卡圖又引起了另一位廊下派哲人綽號柯迪利奧（Cordylion）的雅典諾多羅斯（Athenodorus）的注意（10.1-3），他將這位哲人帶回羅馬，在那里他們一起度過了很長一段時光（16.1）。小卡圖像哲人那樣穿著（甚至在公元前54年擔(dān)任法務(wù)官時也是如此，44.1）。他赤足出門，不穿長袍（6.6）。他通常步行而不騎馬（5.6-7，9.4）。從6.3、20.2、54.8、57.4、69.1中可以看出，小卡圖對哲學(xué)感興趣，關(guān)心哲人并給予哲人榮耀。從21.7、65.11、67.2中可以看到廊下派對小卡圖的特別影響，在對小卡圖擔(dān)任財務(wù)官時期的敘述中（16-18），可以充分看到廊下派的顯著特點，即崇高的原則與癡迷瑣碎之事的結(jié)合。他在自殺之前也無疑閱讀了柏拉圖的《斐多》（68.2）。

這一形象的來源無疑可以在帕伊圖斯（Thrasea Paetus）和魯福斯（Munatius Rufus）的作品中找到。但普魯塔克對小卡圖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何等程度上是政治家？在何等程度上是哲人？讓我們首先考量哲學(xué)方面。在因同父異母的兄弟凱皮奧（Caepio）之死而導(dǎo)致的個人危機中，小卡圖似乎表現(xiàn)得更為看重感情而非哲人的修養(yǎng)（?μπαθ?στεπον ? φιλοσοφ?τερον，11.3）。普魯塔克敘述了小卡圖的過度悲傷和過分盛大的葬禮，隨后指出有些人指控小卡圖的行為不符合他在別處的樸素（?τυφ?α）（11.4）。面對這些指控者，普魯塔克為小卡圖辯護，認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小卡圖性格中的“頑固和刻板”混合著“溫順和柔情”（τ? ?μερον κα? φιλ?στοργον）（11.4）。

有人認為，對小卡圖表現(xiàn)出的悲傷的批評（認為這種悲傷對于一位哲人而言是不適當(dāng)?shù)模┖蛯@種批評的駁斥（認為這種批評對小卡圖缺乏理解）大多照搬了穆那提烏斯（Munatius）的評論。事實上，這些內(nèi)容完全是普魯塔克本人的觀點。普魯塔克認為個人的危機會帶來情感（τ? π?θη）的過度（《論道德德性》450a）。過度的悲傷正是這樣一種情感，而普魯塔克并不容忍這種情感（《致妻子的慰問信》608c，609b）。唯有依靠“正確的理性”才能抵御這種情感（同上611a；另參《致阿波羅尼烏斯的慰問信》102e，112c）。對小卡圖的批評是普魯塔克本人的觀點。

普魯塔克的典型做法正是從教育的角度考察身處個人危機中的英雄（例見《西塞羅傳》32.5-8，《提摩利昂傳》［Timol.］6）。他也經(jīng)常為英雄的錯誤辯護（他很少簡單否認英雄的錯誤）——例如《格拉古兄弟傳》（Gracchi）40.4（柯內(nèi)莉婭［Cornelia］的缺乏悲傷），《亞歷山大傳》（Alexander）50.1-2，《布魯圖斯傳》46.2-5（見下文）。此處的辯護很大度，但它同樣也是普魯塔克本人的觀點（參《卡米盧斯傳》11.3），因為不同品質(zhì)的結(jié)合（刻板和溫和）是小卡圖和福西昂性格的特點（見下文）。

普魯塔克強調(diào)，小卡圖并不具有學(xué)習(xí)所要求的稟賦（1.6）。然而，這對小卡圖的教育并不重要，也對考察教育對小卡圖性格的影響并不重要，因為大體上小卡圖并不需要與類似愛榮譽（φιλοτιμ?α）這樣的破壞性激情進行抗?fàn)帲ú煌谖魅_）。同樣存疑的是，普魯塔克參考的材料是否認為小卡圖的生平（和政策）受到希臘文化的很大影響（但注意4.2）；小卡圖首先是一位羅馬元老，一位羅馬廊下派。普魯塔克本人選擇將小卡圖的品質(zhì)呈現(xiàn)為天生的而非教育的成果（參《小卡圖傳》2-3中小卡圖少年時代的事）。他和福西昂一樣具有某種“強硬”（hard）和“柔軟”（soft）德性的結(jié)合（《福西昂傳》3.8；參《對政治家的諫言》809d-e），二者傳記中的諸多軼事和格言表明了這一點（參《福西昂傳》10.4-5），而《小卡圖傳》37.10對此做出了解釋。

因此，盡管小卡圖被描繪為對哲學(xué)抱有濃厚興趣，謀求與哲人交流，他的品質(zhì)顯得更多出自天性。盡管普魯塔克絲毫沒有表達天性與哲學(xué)相互競爭的觀點，小卡圖畢竟并不首先是一位哲人。普魯塔克即便詳細描述了小卡圖之死（67-72）——一位真正哲人的天鵝絕唱，卻仍舊批評小卡圖著名的自殺并不必要（72.3：“看起來，小卡圖不會使自己的聲譽受到損害，只會提升凱撒的威望”；參《凱撒傳》54）。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哲人尤其應(yīng)當(dāng)與當(dāng)權(quán)者交談》776f-777a，小卡圖處于伯利克勒斯、狄翁、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這樣的政治家中；在《致一位無知的統(tǒng)治者》781a中，他是和厄帕米農(nóng)達（Epaminondas）一樣的真正政治家，因為他為了確保那些在烏蒂卡（Utica）跟隨他的人的安全而自殺，“教會了我們統(tǒng)治者該為了誰的利益著想和該蔑視什么”。

普魯塔克《道德論集》（第14卷），哈佛大學(xué)出版社1967年版

正是小卡圖與哲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使普魯塔克在三個地方稱呼他為“哲人小卡圖”（《大卡圖傳》27.7，《布魯圖斯傳》2.1，《龐培傳》40.2），不過，這一稱呼并沒有多么重大的實際意義。在《大卡圖傳》和《龐培傳》中，它看起來是別人而非普魯塔克賦予小卡圖的頭銜。在《布魯圖斯傳》中，這個稱呼被用來強化布魯圖斯與哲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在《對比列傳》和《道德論集》（Moralia）諸多提及小卡圖的地方，普魯塔克僅僅稱之為“小卡圖”。顯然，對于普魯塔克而言，小卡圖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可以確定的是，普魯塔克并不希望將他的英雄和這位英雄所選擇的廊下派哲學(xué)過于緊密地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以免引出與職業(yè)的廊下派的對比：在《論廊下派的自相矛盾》1033a-1034b，普魯塔克批評廊下派宣揚卻從不實踐自己的學(xué)說（參1043a-1043b）。小卡圖毋寧是將理論付諸行動的人，因而或許可以成為政治家效仿的典范。

在《小卡圖傳》中，普魯塔克如何塑造作為政治家的小卡圖呢？小卡圖和福西昂身處的政治危機都要求嚴(yán)肅（τ? σεμν?ν）和適度（τ?　?πιεικ??）的艱難結(jié)合（《福西昂傳》2.8；參《尼西阿斯傳》[Nic.]2.4，《科里奧蘭納斯傳》15.4，《伯利克勒斯傳》39.3，《伽爾巴傳》1.3）。兩者都擁有這種品質(zhì)，但小卡圖比福西昂更難以保持這種混合。他習(xí)慣某種老派作風(fēng)，擁有一些不適合于時代的偉大德性（《福西昂傳》3.3）。因此，雖然普魯塔克在兩個地方聲稱小卡圖的德性是真正獲取民心（popularity）的基礎(chǔ)（《小卡圖傳》9.9-10，44.12-14），但顯然民眾更喜愛凱撒這樣的民眾領(lǐng)袖（demagogues）（例如26.1），而小卡圖僅僅使他們感到厭煩（44.4，49.5-6，50.2；參《福西昂傳》3.2）。他對政治理論和政治演說的學(xué)習(xí)（4.3-4）沒有帶給他什么益處（但參看54.8-9，60.1）。

《福西昂傳》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位總體而言成功馴服了民眾（δ?μο?）的有原則的政治家?！缎】▓D傳》遠為復(fù)雜。普魯塔克不但考察了小卡圖本人的品質(zhì)，還審視了小卡圖所處時代的特征，從而揭示出小卡圖是一個不合時代之人（anachronism）。普魯塔克既被他的德性吸引（尤其參9.10），同時也注意到這種德性的缺陷（《福西昂傳》3.1-3）。小卡圖的觀點被認為過于極端。普魯塔克并未因為小卡圖喜愛的廊下派哲學(xué)而直接批評他；但正是廊下派哲學(xué)（對于具有偉大天性的人們而言，這種哲學(xué)極為危險，見《阿吉斯與克利奧米尼斯的對比》23.6）導(dǎo)致了小卡圖實踐上的失敗，因為它不允許做出原則上的任何妥協(xié)，而政治家必須做出妥協(xié)（見《給政治家的諫言》24，817f-818e）。

福西昂（Phocion，約前402年-前317年）

小卡圖在政治上也并不總是不知變通（26.1分發(fā)谷物救濟品， 47.4同意任命龐培為唯一的執(zhí)政官），也并非不通人情（29.4對待梅特盧斯［Metellus］的方式）。他追求“一種對正義很嚴(yán)苛、不因仁慈和偏好而有所動搖的高貴”（τ? καλ?ν）”（4.2），盡管這種高貴有時令他做出高尚之舉（在16-18節(jié)中，在敘述他擔(dān)任財務(wù)官的時期之前先講到了他與雅典諾多羅斯的交往），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卻令他受到誤解（12.3-6），比如因像哲人那樣穿著而“侮辱”了法務(wù)官的官職（44.1），比如在競選執(zhí)政官時理所當(dāng)然地拉票失?。?/span>49.6，50.2，《福西昂傳》3.2）。小卡圖并沒有注意到自己正走向何處。他更像是在發(fā)表預(yù)言而非頒布政策（35.7，42.6，52.3），他的政治才干顯得是某種神靈憑附的德性（26.5）。普魯塔克甚至暗示，小卡圖的高尚原則迫使龐培同凱撒站在一邊，從而加快了內(nèi)戰(zhàn)的爆發(fā)并顛覆了整個國家（30.9-10）。

《小卡圖傳》和《西塞羅傳》相當(dāng)不同。普魯塔克認為他筆下這位英雄的原則真正影響了其政治生活。普魯塔克描繪的畫像并不簡單：一方面，普魯塔克拉開小卡圖與哲學(xué)的距離，將他呈現(xiàn)為具備堅韌的自然德性的政治家；另一方面，普魯塔克從不讓廊下派哲學(xué)過于遠離我們的思考，因為小卡圖的原則為政治現(xiàn)實帶來破壞。這幅畫像顯然與西塞羅在《為穆瑞那辯護》（61-66）中對小卡圖的廊下派哲學(xué)和政治活動的評論形成對比（參《小卡圖傳》21.7，《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的對比》1.5）。但普魯塔克并不是在攻擊小卡圖。相反，他所選擇的方式證實了他對這位在《道德論集》中、在所有羅馬人中除大卡圖（Cato Major）之外最常被引用之人的贊賞。

《小卡圖傳》必須與《布魯圖斯傳》進行對比，因為兩位英雄都處于相同的政治處境，并都展現(xiàn)了相似的對原則的不妥協(xié)。布魯圖斯“通過哲學(xué)使自己的性情混合了教育（παιδε?α）和言辭（λ?γο?）”，并“被認為對于追求善而言具有最為和諧的調(diào)和”（1.3）。布魯圖斯自然熟知大多數(shù)希臘哲人，尤其了解柏拉圖，并遵循阿斯卡隆的安提奧庫斯和老學(xué)園派的教誨（2.2-3）。事實上，他使安提奧庫斯的兄弟和繼任者阿里斯圖斯（Aristus）成為了他的朋友和密友（συμβιωτ??，2.3）。布魯圖斯和他的朋友們談?wù)撜軐W(xué)（24.1，34.8，37.2-6，40.1，48.2，52.2），而他死時的圖景也具備哲人自殺的傳統(tǒng)要素（52節(jié)中的告別、鼓勵和對原則的重申等等）。

鑒于我們在《西塞羅傳》中看到的內(nèi)容，布魯圖斯的嚴(yán)肅哲學(xué)對話被忽視并不奇怪（當(dāng)然它們或許并不為普魯塔克所知）。相反，普魯塔克表明布魯圖斯與哲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是實踐上的關(guān)聯(lián)（1.3），至少在他學(xué)生時代之后（3.3）。布魯圖斯像卡圖那樣性格刻板（6.8，29.3，《狄翁傳》2.5）?？ㄎ鳛跛乖u他這一點（35.3）；與陰謀者同伙的內(nèi)在對比強烈地烘托了他的正直（9-19，29［比較《狄翁與布魯圖斯的對比》3.11］，35等）。和卡圖更深刻的對照在于，在普魯塔克看來，布魯圖斯通過自己的德性獲得了民心（29.3-4，參《狄翁傳》中17.6-7對狄翁的描寫），盡管《布魯圖斯傳》的重要主題之一事實上是包括布魯圖斯在內(nèi)的陰謀者們?nèi)狈γ癖姷闹С郑▍ⅰ兜椅膛c布魯圖斯的對比》2.3；并參見《狄翁傳》）。然而，不同于卡圖，沒有任何地方暗示布魯圖斯的錯誤源自他的哲學(xué)原則——即便在18.4，布魯圖斯沒有殺掉安東尼被普魯塔克說成是對正義（τ? δ?καιον）的堅守，盡管在我們看來是一個錯誤（參《狄翁傳》47）。

對小卡圖和布魯圖斯的不同處理的原因之一，無疑是二者選擇跟隨的學(xué)派不同。在普魯塔克的描寫中，布魯圖斯顯然和小卡圖同樣具備的廊下派特征被極力淡化。布魯圖斯被塑造成和狄翁一樣的學(xué)園派的忠實信徒——注意普魯塔克雖然在《西塞羅》4.2中饒有興致地評論阿斯卡隆的安提奧庫斯的廊下派傾向，卻在《布魯圖斯傳》中對此保持沉默。布魯圖斯追隨的教誨和他的實際行為之間的矛盾似乎并未引起普魯塔克的擔(dān)心——布魯圖斯畢竟沒有使柏拉圖的教誨蒙羞（不同于西塞羅）?？梢耘c此比較的反?，F(xiàn)象是卡西烏斯的伊壁鳩魯主義。普魯塔克并未將卡西烏斯呈現(xiàn)為一位徹底的伊壁鳩魯主義者（參39.6，40.6，9在腓力比［Philippi］之戰(zhàn)前；《凱撒傳》66.2-3在暗殺行為之前）。但在37節(jié)中，邪惡鬼魂（δα?μων）出現(xiàn)后，普魯塔克卻讓卡西烏斯用那些所謂的真正的伊壁鳩魯學(xué)說（37.2）來安慰布魯圖斯。事實上，卡西烏斯所說的內(nèi)容偏離了伊壁鳩魯?shù)膶W(xué)說，尤其在否認感官-知覺這一點上。普魯塔克對此不動聲色，這無疑源自這樣一種感受：這些情形要求的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這種理性主義者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解釋。普魯塔克對羅馬人的哲人身份缺乏興趣，而卡西烏斯本人背離了伊壁鳩魯?shù)膶W(xué)說，這兩點或許意味著，普魯塔克并未感覺到這一矛盾（更不必說去強調(diào)這種矛盾）。

普魯塔克從未暗示布魯圖斯對柏拉圖的教誨有任何偏離。布魯圖斯廊下派的特征完全被忽略。將布魯圖斯呈現(xiàn)為一名柏拉圖主義者最重要的原因（尤其在《狄翁傳》1.2，《布魯圖斯傳》2.2-3）在于和狄翁進行對比，因為非同一般的教育（尤其是柏拉圖的教誨）是《狄翁傳》和《布魯圖斯傳》的共同主題。狄翁與柏拉圖有直接的交往（1.2參4.7，17.1及以下，47.4，52.3及以下）。布魯圖斯與柏拉圖教誨的關(guān)聯(lián)卻更加難以評測。布魯圖斯受到柏拉圖學(xué)說的“培育”（《狄翁傳》1.2）?！芭嘤卑凳局饲皩@種學(xué)說的引入（參《論詩人的勇敢》32e，《皮瑞斯傳》26.21，《阿拉都斯傳》1.5）。但《布魯圖斯傳》1.3并未提及柏拉圖，盡管我們在那里得知：

這些言辭與《科里奧蘭納斯傳》15.4形成對比：

科里奧蘭納斯和布魯圖斯一樣具有某種廊下派式的麻木（1.4，《布魯圖斯傳》14.6，29.3），如果他聽從柏拉圖的教誨，他本可以做得更好（15.4，《阿爾喀比亞德與科里奧蘭納斯的對比》3.3；同時參照1.5和《馬略傳》2.3-4）。然而，除了此處對柏拉圖的提及，沒有任何地方暗示了普魯塔克用“教育”和“言辭”特指柏拉圖的教誨。對于《布魯圖斯》1.3也是如此。進而言之，我們不應(yīng)當(dāng)忘記，當(dāng)普魯塔克在《布魯圖斯傳》2.2-2.3聲稱布魯圖斯“尤為推崇柏拉圖學(xué)派”時，他同時也指出布魯圖斯并不排斥所有的希臘哲人。盡管普魯塔克的確淡化了布魯圖斯的廊下派特征，但他并未夸大其柏拉圖學(xué)派的特征。

除了與狄翁的對比之外，布魯圖斯的柏拉圖主義無疑與普魯塔克對布魯圖斯本人的看法有關(guān)?？赡艿脑蛟谟?，普魯塔克將布魯圖斯視為一位具備崇高的道德行為和理想的哲人-政治家要素的人。對于普魯塔克而言，布魯圖斯無疑是一位崇高的羅馬人。一個很好的例證是他對布魯圖斯在腓力比的第二場戰(zhàn)役之前對士兵的承諾的評論：布魯圖斯允許士兵掠奪忒薩羅尼卡（Thessalonica）和拉刻代蒙（Lacedaemon），

Numa Pompilius Giving the Laws to the Romans

普魯塔克沒有試圖為布魯圖斯的許諾辯解；相反，他指出戰(zhàn)爭對于意大利的后果，這種后果比布魯圖斯所承諾的希臘地區(qū)更為慘烈（參《龐培傳》70.6，《凱撒傳》55.6）。這似乎是唯一一處普魯塔克沒有為一位英雄的污點辯護，而是指出與之無關(guān)的其他人的錯誤的段落（對比《亞歷山大傳》50.1-2，59.7，《凱撒傳》51.4，《伊米留斯·包拉斯傳》30.1，《泰摩利昂傳》33.2）。因此，布魯圖斯或許可以和努馬進行對比，我們已經(jīng)看到，普魯塔克也將努馬與柏拉圖間接地聯(lián)系起來。布魯圖斯當(dāng)然與努馬有別，他只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缺乏神的關(guān)照（參《布魯圖斯傳》47.7，《狄翁與布魯圖斯的對比》2.2）；但普魯塔克將布魯圖斯呈現(xiàn)為試圖建立一個有原則而自由的政府，從而讓布魯圖斯回應(yīng)了一個相似的類型。 

延伸閱讀

  ● 萬永奇 | 普魯塔克與修昔底德對尼基阿斯的敘述

  ● 王煥生 | 漫談西塞羅的《論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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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雙洪｜政制與德性 ——西塞羅的最佳政制和立法問題

  ● 戴曉光 | 盧梭筆下的蘇格拉底與卡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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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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