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會議雖然只開了2天，但它的歷史意義卻重大而深遠。為什么這么說呢？

我們不妨把歷史時針往后撥20年，也就是1949年6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反思國民黨數(shù)百萬大軍失敗的教訓。蔣介石是個軍人，打了一輩子仗，他把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條條對比，總結失敗卻沒有一條是軍事，都是政治。他寫到共產黨有七大優(yōu)點：（一）組織嚴密，（二）紀律嚴厲，（三）精神緊張，（四）手段徹底，（五）軍政公開，（六）辦事調查，（七）主義第一。

這七條呢，恰恰都是古田會議給我們黨和軍隊奠定的基礎理論，也是我們常說的古田會議“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精神內涵。

但是我們今天探究古田會議的來龍去脈，會發(fā)現(xiàn)這一歷史性課題的提出并非一帆風順，紅四軍在古田會議之前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里，召開過8次黨代表大會，都未能形成共識，找到答案，反而是伴隨著朱、毛之爭，軍委、前委之爭。

1928年4月，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后改編為紅四軍。名義上是合編了，但由南昌起義部隊組成的28團和由秋收起義組成的31團事實上并沒有真正融合，原紅四軍前委委員譚振林回憶說：“當時，朱德到31團講話不大受歡迎，毛澤東也輕易不到28團去講話?！?/p>

我們說到井岡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勝利會師的大油畫，其實，朱、毛會師后形成一體化的堅強紅軍力量，那是古田會議以后的事。

另外兩支部隊的特點也不一樣，朱德的南昌起義部隊，士兵大多參加過北伐，軍事性較強，但只在團一級建立黨支部，士兵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以農民礦工為主，軍事性較弱。但經過了“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政治性較強。

根據(jù)當時中央指示，紅四軍的前委要組織軍事委員會，即軍委。這樣紅四軍就有了兩個領導機構，一個是前委，黨的領導機關，毛澤東任書記；另一個是軍委，軍事領導機構，朱德任書記。后來軍委、前委之爭由此開始。

1929年1月，為打破蔣介石對井岡山的第三次“圍剿”，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28團、31團下山，出擊贛南，引開敵人。紅軍剛下山時，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連續(xù)打了四個敗仗。加上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部隊在給養(yǎng)、宿營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有困難，就容易出現(xiàn)爭論。為了方便解決給養(yǎng)、宿營的問題，朱德提出了分兵的建議，主張由他帶28團、毛澤東帶31團各自行動。這就是所謂集權、分權之爭。

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分兵，他認為，越是惡劣的環(huán)境，部隊越要集中，不然就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在羅福嶂前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堅決壓下分兵建議，引發(fā)了大多數(shù)人的不滿。為了減少管理層級，同時也為了斷掉朱德分兵的念頭，毛澤東以前委的名義提出：朱德任書記的軍委暫停辦公，軍委機關改編為政治部，毛澤東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這個決定后來被一些人說成毛澤東是集權，大權獨攬，也為以后更激烈的爭論埋下了“根”。

取消軍委之后，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毛澤東指揮戰(zhàn)斗得心應手，很快殲滅了敵人兩個團。這是紅軍下山后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

這邊仗打勝了，那邊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帶著中央“二月來信”來到了紅四軍。劉安恭是海歸派，喜歡機械搬弄蘇聯(lián)那一套，很看不慣毛澤東做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后，他一邊倒地支持朱德。

毛澤東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作為黨在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正在被架空，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紅四軍給中央的報告，以前都是朱德和毛澤東會簽后呈送的，現(xiàn)在則由朱德和劉安恭兩個人簽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二是紅四軍在龍巖小池召開作戰(zhàn)會議部署三打龍巖竟然不通知毛澤東參加。這讓毛澤東產生了“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

這是紅四軍黨內的問題，我們再看部隊的問題。隨著贛南、閩西根據(jù)地的不斷擴大，廣大農民踴躍參加革命，農民意識也鋪面而來。當時關于朱毛紅軍的報告統(tǒng)計，農民占到了80%，成為主要力量。改造這支隊伍是很難的。

比如嚴重的地方觀念。28團想去贛南，該團贛南人多；31團想回瀏陽，老鄉(xiāng)想回家；湘贛邊界的同志主張在邊界游擊，都不愿意到遠離家鄉(xiāng)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紅軍部隊指揮調動困難。

比如組織紀律觀念淡薄。長期的小農經濟很難適應嚴格的組織紀律。浴血奮戰(zhàn)打下汀州城后，見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紛紛脫離隊伍回家割稻，城防無人顧及，在地主豪紳反撲下城池得而復失。這是非常典型的農民隊伍，該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毛澤東描述當時的隊伍說：他們是大燒、大殺、大搶的，他們是大吃、大喝、大賭的，他們是流寇主義的游擊政策。這是當時非常典型的現(xiàn)象。

在這種情況下，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毛澤東打算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解決紅軍建設中的主要問題，但他的正確思想未被多數(shù)人所認識和接受。大會改選了中共紅四軍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繼續(xù)當選，這一職務改由28歲的陳毅擔任。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的政治性很強，而且堅持原則，所以難免會得罪很多人。比如，說毛澤東搞家長制的人常常講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打土豪，把一個豬販子當土豪打，把他的豬全部沒收。因為好多戰(zhàn)士想吃豬肉，毛澤東知道后大發(fā)脾氣，當眾大罵毛澤覃，還揮拳要打他，被大家勸住了。毛澤覃也很要強，他大聲質問毛澤東說：“怎么？你要打人？這是革命的地方，不是毛氏宗祠。”

后來，毛澤東下令把豬還回去，在場等候吃豬肉改善伙食的眾多官兵，眼看肉都快到嘴邊了，卻因毛澤東的阻止化為泡影，所以他們感到非常不滿。事實上，豬販子是做小本生意的，把他當土豪來打是違背黨的政策的。但在當時，這支以農民為主體的隊伍，絕大多數(shù)人的政治覺悟還不夠高。所以他們很難理解毛澤東的做法?？梢韵胂?，毛澤東作為極少數(shù)的先進分子，要改造大多數(shù)人，極其艱苦。

“七大”開完后，毛澤東身心俱疲，離開紅四軍到地方指導工作。陳毅也趕赴上海向中央?yún)R報紅四軍工作，朱德臨時代理前委書記。1929年10月，朱德奉上級命令，率部出擊廣東東江，打了一個大敗仗，傷亡非常慘烈，劉安恭也在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

為什么會打敗仗？其一，領導層思想不統(tǒng)一。沒有了毛澤東所謂的“專斷、一言堂、家長制”，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很快變成了縱隊長“聯(lián)席會議”。各縱隊長為各縱隊的觀點、利益爭來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熱鬧，工作根本無法進行。以至于戰(zhàn)前的紅四軍“八大”無組織狀態(tài)地開了三天，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其二，補充俘虜兵埋下隱患。國民黨投降的一個旅士兵多為兵痞或流氓無產者，組織紀律性非常差。為了擴大紅軍，紅四軍將他們編入隊伍，人頭是上去了，但人員思想政治素質卻下來了，部隊一受挫馬上出現(xiàn)大量逃兵。在血的代價面前，朱德和許多同志認識到，面對各種各樣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加強黨的建設不行，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紅四軍的工作離不開毛澤東。

另一頭，陳毅在上海住了兩個月，和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等討論紅四軍的爭論和方向問題。期間，陳毅認真研讀了毛澤東寫給中央的幾個報告，才發(fā)現(xiàn)毛澤東對政治路線的高瞻遠矚。通過討論、思考和總結，陳毅的思想認識大大提高。

9月28日，中央發(fā)出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信中特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大權集中要在前委，前委通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通過政治部指揮政府工作，以及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的做法，并且明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陳毅回到紅四軍后，和朱德一起請回毛澤東。朱毛消除分歧后，為了全面迅速地統(tǒng)一全軍思想，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召開了古田會議。

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著重糾正8種紅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明確紅軍是一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決議的關鍵核心是通過堅定的確立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這一根本原則，實現(xiàn)少數(shù)先進者對多數(shù)人的改造，保持紅軍思想、組織和作風上的先進。

我們再看，這支隊伍后來歷經五次反圍剿、兩萬五千里長征、八年抗日戰(zhàn)爭、三年解放戰(zhàn)爭、跨過鴨綠江，哪有一絲不愿到遠離家鄉(xiāng)的地方去打仗啊，哪有什么無組織無紀律觀念?。]有了，完全轉變了。古田會議使這支軍隊實現(xiàn)了鳳凰涅槃。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周后，為了回答一些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在古田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會議之前和之后，隊伍還是這支隊伍，人還是這些人，有多少人，有多少槍，沒有多大變化。但是毛澤東有信心了，可以了，有成功基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大膽預言，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p>

萬事萬物皆有由來，我用故事講給您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