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與龍山之間：公元前3千紀前半葉中原社會的變革

月亮是什么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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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前考古史上，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是兩個重要的“坐標”。1921年安特生發(fā)掘仰韶村遺址，將以彩陶為特征的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認為是中國遠古文化的代表，后引發(fā)了“仰韶文化西來說”及其質疑。1928年，吳金鼎在山東歷城龍山鎮(zhèn)城子崖遺址發(fā)現了以黑陶為特征的龍山文化，后由“史語所”進行了科學發(fā)掘。作為最早發(fā)現和命名，而且特征截然不同的兩支考古學文化，彼此關系如何？這在相當長時間里是學者們亟待想了解的問題。1931年，梁思永發(fā)掘安陽后崗，發(fā)現了“三疊層”的確切年代證據，但在“夷夏東西”的觀念下，學者們多認為后崗的“三疊層”是仰韶自西向東，龍山自東向西發(fā)展，在河南相遇的結果［1］。中原地區(qū)存在“混合文化”的觀點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廟底溝遺址的發(fā)掘，明確了“廟底溝二期”文化不是混合文化而是仰韶到龍山的“過渡期”文化，這一“懸案”才最終解決［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考古工作的全面開展和研究資料的廣泛積累，學界有關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研究都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的分期方案，被學界普遍認可。嚴文明先生提出龍山時代的概念解決了各地龍山文化命名混亂的問題［3］。自此之后，得益于仰韶、龍山兩個重要時空坐標的確認，以此為參照的各地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迅速建立，史前社會發(fā)展狀況的研究也取得了諸多重要的認識。由上可見，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持續(xù)關注，是中國史前考古，尤其是黃河流域史前考古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

　　研究表明，以半坡和廟底溝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大體上代表了平等的氏族社會，仰韶晚期以后至龍山時代則進入“邦國林立”的復雜社會。然而，從仰韶社會如何“過渡”到龍山時代，“過渡期”的中原地區(qū)又發(fā)生了哪些重要的變化呢？這依然是一個“傳統(tǒng)”的問題。仰韶到龍山的轉變，大致發(fā)生在公元前3千紀的前半葉前后（廟底溝晚期至龍山早期，絕對年代為距今5000年—4500年左右）。同一個時段內處于中原周邊的紅山、良渚、大汶口、石家河文化均發(fā)展出高度發(fā)達的早期文明，呈現出“滿天星斗”的態(tài)勢。相反，中原地區(qū)則表現得相對沉寂。因此，如何理解這500年時段內中原社會的發(fā)展狀況，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我們深入了解中原地區(qū)早期文明化進程不可回避的問題。以下，我們將這一“過渡期”分為三個時段做進一步的討論。（圖一）

　　一　廟底溝晚期

　　所謂廟底溝晚期，即廟底溝文化（或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晚期階段，絕對年代大致為距今5300年—4900年。從靈寶西坡墓地［4］和高陵楊官寨墓地［5］的測年數據來看，普遍可以晚至距今4900年前后，這個年代比過去的估計明顯要晚一些。從目前考古資料來看，廟底溝晚期社會悄然發(fā)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并對中原社會的變革產生影響。

　　首先表現在特征變化敏感的陶器上。整體來講，典型廟底溝文化的陶器，尤其是彩陶的裝飾風格在相當大的時空范圍內較為一致，主要是以黑彩、紅衣黑彩或白衣黑彩為特征的花瓣紋、回旋勾連紋、魚鳥紋等施于彩陶盆、缽一類的“盛器”之上。當然，不同地區(qū)存在一些區(qū)域性的特征，比如豫中、豫西南地區(qū)的白衣陶相對較多，丹江上游和漢水流域流行彩陶器座和雙唇口平底瓶，豫東地區(qū)常見彩陶高柄豆等。這些特征體現了各地廟底溝文化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關系，如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江淮地區(qū)的侯家寨文化。

　　至廟底溝晚期階段，周邊地區(qū)對中原的影響明顯加強。其中一個顯著特色是鄭洛地區(qū)白衣黑紅彩的“三彩”（或稱為“復彩”）陶器大量增加，尤其在環(huán)嵩山地區(qū)的鄭州西山、尚崗楊、伊川土門、嵩縣橋北、宜陽蘇羊等遺址十分明顯［6］。白衣黑紅彩陶器是彩陶中比較特殊的一類，通常以白陶衣打底，先以紅色或黑色圓點布局，再以黑彩為補色勾勒出主體紋樣。（圖二）這類廟底溝風格的“三彩”陶器最早見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劉林期），延續(xù)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花廳期）。鄒縣野店、兗州王因［7］、邳縣劉林、大墩子［8］等大汶口遺址或墓地中常見，何德亮［9］、欒豐實［10］、吳汝祚、牟永抗［11］等先生均對此做過系統(tǒng)的研究。這類“三彩”陶器無論器形還是紋樣都屬典型的廟底溝風格，表現為受到廟底溝影響的再創(chuàng)造。在長江中游鄂西北一帶的大溪文化遺址，如枝江關廟山［12］、巫山大溪，南陽盆地至隨棗走廊一帶的仰韶文化遺址，如棗陽雕龍碑［13］等也可見到此類典型的廟底溝風格“三彩”器，年代亦大致相當或略晚。可見，“三彩”彩陶最早受廟底溝影響出現并流行在長江中游至江淮—海岱地區(qū)，中原地區(qū)此類“三彩”陶器在廟底溝晚期階段的突然增加，應當與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反向影響有關。但與大汶口文化相比，中原廟底溝晚期的“三彩”陶器中紅彩的使用相對較少，基本以圓點和平行細線作為輔助紋樣出現，主體紋樣仍然保持以黑彩的廟底溝特色。（圖三）可見，廟底溝晚期彩陶的變化體現了大汶口文化對中原地區(qū)的影響加強。

　　除了彩陶之外，廟底溝晚期在墓葬方面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盡管廟底溝彩陶體現出大時空格局上的一致性，但中原各地廟底溝墓葬的葬俗卻差異很大。關中地區(qū)以高陵楊官寨廟底溝大型墓地為代表，是最具特色的典型廟底溝墓地，發(fā)掘清理的墓葬超過200座，以偏洞室墓為主，也有不少豎穴土坑墓。墓葬均為單人葬，不見葬具，隨葬品少且沒有固定組合，以單件的陶盆、缽、尖底瓶和陶環(huán)為主。丹江—漢水上游地區(qū)以鄧州八里崗［14］、淅川下王崗［15］為代表，廟底溝墓葬多為單人豎穴土坑墓，但相對有較豐富的隨葬品，以陶鼎、罐、缽、碗、器座、倉及石骨器為組合特征。盡管各地廟底溝墓葬的葬俗不同，但共性是廟底溝社會內部并不強調社會成員的個人身份，更沒有形成固定的喪葬禮制。這種情況在廟底溝晚期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

　　首先是大型貴族墓葬的出現和表達個人身份隨葬品的增加。靈寶西坡廟底溝晚期墓地新出現的大中型墓葬，有二層臺和棺槨結構，從釜灶組合的隨葬品來看，具有明顯的廟底溝特色，但同時隨葬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彩繪大口缸。一些墓葬中還發(fā)現隨葬較多的玉石鉞（主要是蛇紋石）和象牙骨雕器［16］。同樣的情況可見于孟津妯娌［17］、伊川伊闕城［18］的仰韶中晚期墓地，大型和中型墓葬有棺槨，隨葬玉器、象牙箍。位于南陽盆地的八里崗廟底溝晚期墓葬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較有特色的是大型多人合葬墓隨葬大量豬下頜骨［19］。近年來西峽老墳崗遺址發(fā)掘了一批具有紅山文化特征的積石墓，墓葬中多隨葬質地精美的玉石鉞［20］。發(fā)掘者將其認定為廟底溝早期，但從雙唇口平底瓶、杯形口平底瓶、夾砂紅陶小罐，以及積石墓M10出土了兩件大汶口特色的紅陶大口缸的特征看，其年代應為廟底溝中晚期。除此之外，關中地區(qū)的楊官寨墓地也能看到這一階段大汶口文化喪葬禮制的滲透，其中M64、M187隨葬大汶口文化特色的彩陶壺，M302隨葬一件石鉞［21］。

　　關于中原地區(qū)隨葬大口缸和玉石鉞的情況，有研究者提出源自于長江下游的馬家浜—崧澤文化系統(tǒng)的觀點［22］。從考古發(fā)現來看，玉石鉞和大口缸作為“禮器”最早見于長江下游并無疑問。中原地區(qū)仰韶系統(tǒng)的墓葬中最早出現玉石鉞的證據來自豫東虞城馬莊遺址第五層［23］，在廟底溝的基礎上帶有鮮明的侯家寨二期文化特色，明顯受到江淮地區(qū)北陰陽營、薛家崗文化的影響。以靈寶西坡墓地為代表的廟底溝晚期（絕對年代已進入到崧澤晚期和良渚早期）玉石鉞和大口缸是否直接源自“大崧澤”文化系統(tǒng)，目前尚無明確的證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時期，以鉞為代表的一套“禮制”擴大到整個江淮地區(qū)、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以及北至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的整合作用不容忽視，而且對中原地區(qū)的滲透和影響主要是通過淮河至漢水一線的文化通道來實現。

　　豫中地區(qū)流行廟底溝文化的“伊川缸”，有研究者據此稱之為仰韶文化的“閻村類型”［24］。從目前所見的有特色的彩繪“伊川缸”來看，大致年代也應該是在廟底溝晚期階段。汝州洪山廟出土的大型伊川缸合葬墓M1，其中一件缸體表面的回旋勾連紋十分草率，具有廟底溝晚期特征。其他多件缸體表面的彩繪紋樣有模仿的雙聯玉璧、勾云形玉等紅山文化因素和象牙梳形紋等大汶口文化因素［25］。實際上，這類因素也能見于近年來山東滕州崗上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征集品，表明紅山文化晚期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的密切交流。有趣的是，近年來發(fā)掘的遼寧朝陽半拉山紅山墓葬M12出土的玉石鉞及獸面形鉞端飾同樣可見于豫西的蘇羊遺址，半拉山M12的最新測年數據為距今5000年前后，相當于中原廟底溝晚期［26］。臨汝閻村出土的“鸛魚石斧圖”所展現的形象也是以鉞作為個體權力的象征［27］?？梢姡世L伊川缸表現出在廟底溝晚期階段與大汶口等東方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圖四）

　　墓葬中使用木質棺槨，隨葬精致陶器（酒器）、豬下頜、獐牙、象牙骨雕器，以玉石鉞作為個體權力象征，流行大口缸等等，均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大汶口文化中這種突出個體身份的喪葬禮儀觀念與傳統(tǒng)的仰韶文化截然不同。顯然在廟底溝晚期階段東方的禮制觀念開始滲透到中原社會。

　　中原地區(qū)廟底溝晚期階段的墓葬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大型多人合葬墓再度出現，以鄧州八里崗M13、M14和汝州洪山廟M1大型甕棺合葬墓為代表。仰韶文化中的大型成人合葬墓曾集中出現在半坡類型晚期階段，在關中、豫西和丹江—漢水流域流行，如華縣元君廟［28］、華陰橫陣［29］、靈寶曉塢［30］、淅川下王崗［31］、鄖縣大寺［32］等。半坡晚期的這些多人合葬墓伴隨著半坡文化在晚期階段向東方的擴張而擴散，即半坡晚期社會發(fā)生轉變的時段。因此，廟底溝晚期階段再度出現大型多人合葬墓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發(fā)掘者曾采用多學科的方法對八里崗M13進行綜合研究，指出墓葬隨葬人骨的年代相差近200年，且缺乏固定的母系血緣關系，推測是一種氏族級別的集體埋葬行為，目的是在廟底溝晚期的社會面臨分崩離析之時，為凝聚社群力量而開展的一種葬儀活動［33］。洪山廟大型合葬墓的發(fā)掘者認為，洪山廟大型多人甕棺合葬墓體現了“技術變革、思想變遷和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男性地位上升，社會發(fā)展進入到父系階段［34］。如果將八里崗仰韶聚落與西坡和楊官寨進行比對，或許這種大型多人合葬墓的出現只是廟底溝晚期階段的區(qū)域性因素，但也有可能是中小型聚落與大型聚落有所不同，在面臨社會轉型時，不得不采取的一種“復古”式的對抗策略。

　　綜上分析，廟底溝晚期階段，中原社會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大汶口文化為主體的東方文化對中原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彩陶和喪葬禮制方面。大汶口文化將以個體權力（distributive power）為特征（厚葬和以鉞為權力象征）的社會復雜化模式引入到中原，從而推動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化，也啟動了中原社會的復雜化進程。但是需要特別一提的是，中原廟底溝晚期的這些變化基本上是本地廟底溝遺存的延續(xù)，并沒有出現大量“開疆辟土”式的新興聚落，因此也可以說是廟底溝社會由盛而衰的階段，新的因素正在孕育的過程之中。

　　最后，我們談談廟底溝晚期的絕對年代問題。目前考古學的精確絕對年代主要依賴于加速器（AMS）碳十四測年（AMS方法能夠有效利用短年生樣品，減少大體量樣品的混合和污染問題）。除此之外，要得到精確的年代數據（盡量小的概率區(qū)間），樹輪曲線的形狀也很重要。圖五是距今5400年—4200年之間的樹輪校正曲線（IntCal20），可以看到在本文涉及到的仰韶至龍山之間的時段內，樹輪曲線波動頻繁：在距今5000年—4800年之間曲線陡直，校正后的年代概率區(qū)間小，效果好（1σ的范圍小于50年）；而距今5300年—5000年之間曲線平緩且波動，校正后的年代概率區(qū)間大，效果差（1σ的范圍大于200年）?？梢?，利用這一段樹輪曲線校正仰韶至龍山變化的關鍵時間節(jié)點的年代，在不同位置上的精度差異很大，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目前，能夠用來精確估計廟底溝晚期年代的數據主要來自西坡、八里崗、南交口、西山和馬莊第⑤層墓葬等?？紤]到晚期單位可能混入早期遺物的情況以及墓地發(fā)展的連續(xù)性等問題，我們借鑒了國際上常用的核密度估計函數（Kernel Density Estimates，KDE［35］）對同一遺址的同一類數據進行概率求和，并據此觀察數據分布的峰值，估測絕對年代。

　　如圖六所示，南交口、馬莊第⑤層墓葬屬于典型廟底溝中期，西山二期晚段為廟底溝晚期，年代概率區(qū)間主要位于距今5300年—5000年之間，由于樹輪校正曲線低平，導致廟底溝中期年代下限的概率分布范圍過寬，無法得到準確定位。馬莊遺址第⑤層墓葬在距今5600年—5500年之間出現峰值，代表了廟底溝中期的年代上限至少可早至距今5600年。西坡墓葬和八里崗M13均從廟底溝中期延續(xù)至晚期，同樣是距今5300年—5000年一段不清楚，但均在距今4900年前后出現峰值。西坡墓地當延續(xù)一段時間，有研究者認為晚期的幾座小墓可進入仰韶晚期。八里崗M13為多人合葬墓，最晚的年代為距今4900年前后，且較集中。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廟底溝晚期的年代上限較為模糊，當在距今5300年—5000年之間；年代下限為距今4900年前后。

　　鶴壁劉莊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屬于大司空類型。從器物類型的研究來看，大司空類型大致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與廟底溝文化近似，晚期包含了較多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因素。從測年數據來看，劉莊的大司空類型橫跨了距今5500年—4900年之間的范圍，大致相當于廟底溝中晚期。如此表明，廟底溝晚期當與秦王寨文化早期存在年代上的交錯現象，中原各地廟底溝文化結束的時間和仰韶晚期開始的時間不同。

　　二　仰韶晚期

　　仰韶晚期是繼廟底溝之后中原社會快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段。從鄭州西山、岐山雙庵等地的碳十四年代數據看，仰韶晚期大體上從距今5000年延續(xù)至距今4500年前后。仰韶晚期的中原社會發(fā)展呈現出幾個重要的特點。

　　首先是考古學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復雜性。目前，中原地區(qū)由學術界公認，由當地廟底溝類型發(fā)展而來的仰韶晚期遺存有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案板二期文化等等。除此之外，中原地區(qū)還分布著同時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guī)X文化。這一時期的中原，多種文化因素交錯縱橫，呈現為各種勢力“逐鹿中原”的態(tài)勢。整體來講，中原地區(qū)的仰韶晚期可分為四個大片區(qū)。

　　1.東部地區(qū)。包括環(huán)嵩山的鄭洛地區(qū)至太行山東麓，主要是秦王寨文化［36］和大司空類型［37］，屬于彩陶發(fā)達的區(qū)域。秦王寨文化在黃河以南和嵩山北麓最為發(fā)達，以多樣化的鼎、壺、豆、盆和白衣黑彩或“三彩”的睫毛紋、太陽紋、X形紋、S形紋等彩陶為特色，典型遺址有鄭州大河村、西山，滎陽青臺、鞏義雙槐樹、洛陽王灣等。大司空類型位于太行山東麓的冀南豫北一帶，彩陶十分發(fā)達，流行蝶須紋、斜波細線紋、豆莢紋、細腰紋等，典型遺址有安陽大司空、大寒、鮑家堂、磁縣下潘汪、界段營等。

　　2.西部地區(qū)。包括從晉南豫西至關中地區(qū)和涇渭流域，屬于以盆、罐和喇叭口尖底瓶為主的區(qū)域，彩陶不發(fā)達。晉南豫西是西王村三期文化［38］，流行喇叭口的小口尖底瓶，彩陶受秦王寨類型的影響，但數量不多，典型遺址有芮城西王村、古城東關、小趙、豐村，澠池仰韶村、篤忠，靈寶澗口等。過去劃入半坡四期、泉護二期的關中東部諸仰韶晚期遺存，包括臨潼姜寨四期、藍田泄湖、新街等也基本上與西王村三期的文化特征一致。關中西部則以扶風案板二期、寶雞福臨堡、岐山王家咀晚期為代表，流行喇叭口鈍角尖底瓶、寬沿盆、大口深腹罐等，彩陶同樣不多，但一種在彩陶基礎上發(fā)展來的暗刻平行線紋很有特色。渭水上游的仰韶晚期遺存以甘肅秦安大地灣、武山石嶺下遺址為代表，有相當數量的彩陶，包括變體蛙紋、白彩等，過去有研究者曾將其稱為“石嶺下類型”作為廟底溝文化向馬家窯文化的過渡［39］。涇河上游的隴東地區(qū)，仰韶晚期遺存稱為陽坬類型，出現窯洞式房屋，流行橙黃色泥質陶，彩陶也有一定數量，典型遺址有寧縣陽坬、慶陽南佐等。

　　3.西南地區(qū)。包括丹江、漢水上游和洛河中上游地區(qū)，屬于屈家?guī)X文化的分布范圍。在屈家?guī)X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影響即已達丹江和南陽盆地，有研究者將這一類遺存稱為“朱家臺文化”［40］，實際上是混合了本地的廟底溝晚期和屈家?guī)X早期的因素（如曲腹杯等），陶器也開始由紅陶向灰陶轉變。至屈家?guī)X文化晚期階段，丹江至南陽盆地已經完全是屈家?guī)X文化的天下，即屈家?guī)X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41］。值得注意的是，至屈家?guī)X文化晚段，洛河上游的盧氏以及最近發(fā)掘的宜陽蘇羊遺址，也都成為屈家?guī)X文化的分布范圍?？梢娗?guī)X文化已經突破了伏牛山的界限，進入到中原的核心區(qū)。

　　4.東南地區(qū)。包括淮河上游水系的潁河中下游、沙潁河、北汝河流域，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圍。周口煙草公司發(fā)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隨葬的陶背壺、彩陶壺、高柄杯、豆和石鉞等均為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隨葬品的典型組合，拔牙和枕骨人工變形等習俗也是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常見現象，從斜線網格紋彩陶、背壺的形態(tài)等特征看屬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晚段，年代大致上與秦王寨文化相當［42］。此外，近年來在沙潁河流域的漯河地區(qū)發(fā)掘的郾城土城王遺址，也反映出這一階段的遺存仍然延續(xù)了廟底溝時期與江淮諸文化的密切聯系。從整體的文化特征看，凹槽錛狀足、獸首形器鈕、刻紋獐牙和鹿角靴形器等，更接近于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的“富莊類型”［43］?？傊筱肟谖幕谥衅谕矶螌χ性挠绊懸巡辉倬窒抻跐撘颇臐B透，而是直接擴張，占領豫東、豫東南的淮河中上游的諸水系。

　　以上四大片區(qū)共同構成了仰韶晚期中原地區(qū)的大文化格局。其中，東部地區(qū)的創(chuàng)造力最強，以廟底溝為基礎大量吸收大汶口和屈家?guī)X文化因素發(fā)展起來的秦王寨文化獨具特色且盛極一時，開啟了中原地區(qū)以早期城址為特征的社會復雜化模式。西部地區(qū)的基礎最為雄厚，在廟底溝遺存核心區(qū)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以規(guī)模宏大的聚落、建筑和器物為特征。從周邊考古學文化的影響來看，屈家?guī)X文化的影響力一度超過了大汶口文化。在屈家?guī)X文化的核心分布區(qū)——江漢平原，一系列的建城運動將屈家?guī)X社會發(fā)展推向了高潮。與此同時，屈家?guī)X文化的北進不僅完全占領了南陽盆地、漢水、丹江，而且越過伏牛山至黃河流域。乃至晉南豫西的西王村三期文化遺址中仍能感受到大量屈家?guī)X文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可見，屈家?guī)X文化在仰韶文化晚期階段是一種直線北進的強勢姿態(tài)。與此同時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在豫東南淮河水系上游得以立足，過去有研究者將潁水上游的這個階段稱為仰韶晚期的“谷水河”類型［44］，兼具秦王寨和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從近年來土城王等遺址的工作看，應該將其歸屬于淮系大汶口文化的范疇。

　　仰韶晚期開始，中原社會的復雜化進程加速，并突出表現在東西兩區(qū)。東區(qū)主要是秦王寨文化分布的嵩山北麓和東麓地區(qū)，又稱為“河洛地區(qū)”。這里仰韶晚期的聚落對土地資源的開發(fā)表現出了與廟底溝文化不同的模式，一批“開疆辟土”式的仰韶晚期新興聚落，如孟津小潘溝［45］、偃師二里頭［46］等開始出現，并有明顯向低海拔的河谷和泛濫平原地區(qū)轉移的趨勢。以此為基礎，河洛地區(qū)發(fā)展出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和若干早期“城市”。

　　“城市化”是中原仰韶晚期社會復雜化的突出表現，新出現的早期“城市”實際上也是區(qū)域性的中心聚落，包括鞏義雙槐樹、鄭州西山、滎陽青臺、汪溝等等。這些早期“城市”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如有雙重或三重環(huán)壕，有的還有夯土城墻，從而顯示為長期的人口聚集地點?！俺鞘小敝羞€普遍可見大型公共建筑，如雙槐樹聚落中多進院落的“宮殿式”建筑，建筑的外圍還發(fā)現有大型院墻，院內有巷道和廣場［47］。在木骨泥墻式的連排居住房屋的基礎上發(fā)展出大型院落式的高等級建筑，這不是本地仰韶文化的傳統(tǒng)，應該學習自同一時期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從西山城址［48］的圓形結構特征來看，與澧陽平原的城頭山［49］有一脈相承之處，只是版筑夯土技術可追溯至本地更早的廟底溝文化。上述一系列特征都表明河洛地區(qū)由一系列的早期“城市”所連接的網絡結構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結構關系，人口向優(yōu)勢資源集中，形成城市節(jié)點，城市的功能增加，在協調和組織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社會關系網絡的樞紐和中心。中原地區(qū)這種類似于“城邦國家”（city-state）式的區(qū)域社會復雜化模式延續(xù)到了龍山時代。

　　仰韶晚期的中原西區(qū)大致包括了晉陜高原的東南邊緣至隴東一線。這里的仰韶晚期聚落海拔較高，且仍然以開發(fā)黃土臺塬為基礎，與當地廟底溝文化的聯系更加緊密。與廟底溝文化相比，仰韶晚期聚落的數量明顯減少，大有收縮之勢，但同時又不乏仰韶晚期的大型甚至是超大型聚落。比如，從關中東部向西一線分布的藍田新街、鳳翔水溝、慶陽南佐、秦安大地灣等等。根據報道，這些中心聚落面積超過百萬甚至數百萬平方米，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中心聚落普遍發(fā)現規(guī)模宏大的建筑遺跡，以大地灣仰韶晚期的大型房屋F901為代表，占地面積超過400平方米，建筑結構復雜，有主室、后室和廊柱結構，左右對稱，地面為“三合土”構造，堅硬考究［50］。同樣的“大房子”在慶陽南佐、鳳翔水溝遺址都有發(fā)現，表明大房子普遍是中心聚落重要功能的一部分。大地灣F901還出土一套“量器”，說明糧食的再分配很可能是大房子的重要功能之一，以農業(yè)為基礎的生產和再分配是這里社會復雜化的重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區(qū)仰韶晚期大型聚落出土的陶器中常常有一批個體甚大的器物，均非普通日用陶器，如彩陶盆、陶鼓、陶缸、彩陶壺、器座等，這種制作并不精美但明顯超出單個家戶消費規(guī)模的大型器物或許反映了中心聚落中某些重要的集體行為，集體權力（collective power）的增長是當地社會復雜化的重要內容，這同樣延續(xù)了本地廟底溝文化的傳統(tǒng)。

　　中原地區(qū)仰韶晚期絕對年代的高質量測年數據不多，以鄭州西山和岐山雙庵為例（圖七），西山的數據均采集自秦王寨文化中期的單位，峰值集中在距今4900年前后，因此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年代應早于4900年前。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距今5300年—5000年一段的樹輪校正曲線平緩，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年代上限難以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秦王寨文化在豫中地區(qū)的興起較早，已經進入到典型廟底溝文化的晚期階段。雙庵遺址的仰韶晚期遺存峰值有距今4850年和距今4750年兩段，結合楊官寨墓地廟底溝文化最晚的數據可至距今4900年前后看，西部地區(qū)仰韶晚期的年代上限大致應在距今4900年—4800年之間。

　　屈家?guī)X文化進入中原的準確時間也是一個受關注的問題。（圖八）江漢平原地區(qū)是屈家?guī)X文化的核心區(qū)，天門龍嘴［51］的樣品代表了油子嶺文化的年代，從概率密度分布看大致從距今5500年延續(xù)至距今4900年，中間出現多個峰值，表明油子嶺文化穩(wěn)定發(fā)展的時間較長。淅川馬山根遺址為朱家臺類型，年代概率范圍在距今5000年—4800年之間出現兩個峰值，但延續(xù)時間較晚。從這兩組數據看，無論江漢平原的核心區(qū)還是南陽盆地的邊緣區(qū)，油子嶺文化和朱家臺類型結束的時間大致在距今4900年—4800年之間。

　　同樣，我們以澧陽平原的雞叫城和南陽盆地的八里崗來看屈家?guī)X文化的年代。雞叫城的屈家?guī)X文化年代分布較為集中，距今4900年—4600之間出現多個峰值，尤其是距今4800年前后出現第一個峰值，大致代表了屈家?guī)X文化大發(fā)展的第一個階段。八里崗遺址的屈家?guī)X文化也從距今4800年前后發(fā)展起來。由此可見，屈家?guī)X文化是在其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階段，即距今4800年或略早，進入到中原地區(qū)，這已經屬于秦王寨文化的中期階段。

　　石家河文化在中原地區(qū)不僅分布范圍明顯收縮，而且時間跨度也縮短。雞叫城的石家河文化年代集中分布在距今4800年—4400年前后，前段與屈家?guī)X文化重合，不排除所測樣品中有晚期單位混入相當數量的早期遺物的情況。八里崗的石家河文化年代概率分布范圍從距今4500年至4200年，小的峰值出現在距今4400年前后，大致代表了石家河文化在中原延續(xù)的時間。

　　三　龍山早期

　　中原地區(qū)所謂龍山早期即“龍山時代”的早期，是一個較寬泛的概念，實際上在各地的內涵并不一致。本文所述龍山早期特指中原地區(qū)仰韶晚期至龍山晚期之間，大約距今4500年至4300年的時段，大致對應著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晚期、長江下游的良渚晚期和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陶寺早期也屬于這個時段。

　　龍山早期的中原社會再度發(fā)生重大變革，屈家?guī)X文化北擴的強勁勢頭大大減弱，這一時期石家河文化收縮到南陽—駐馬店一線。而大汶口文化晚期則強勢進入中原，整個淮河上游的諸水系都被大汶口文化控制。中原西部地區(qū)則受到廟底溝二期文化南下的影響。廟底溝二期文化還以不同的形式在晉南豫西、關中、隴東等地存在。因此，這一時期中原地區(qū)整體表現為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東西對峙的總態(tài)勢。

　　以往的研究將中原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稱為“潁水類型”［52］，主要源自于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的滲透，代表性遺址包括鹿邑欒臺、鄲城段寨、淮陽平糧臺、夏邑清涼山、商水章華臺、襄城臺王、禹州前后屯等。值得注意的是，與仰韶晚期相比，進入龍山早期階段，大汶口文化西進不僅規(guī)模變大，而且影響更加深刻，主要表現在兩點。第一，日用陶器風格大變。從土城王遺址的陶系統(tǒng)計看，灰黑陶系、泥質和夾砂陶系、籃紋成為主流，一改仰韶晚期的橙褐陶系、夾蚌陶系、彩陶的風格。第二，新開發(fā)的遺址在淮河上游地區(qū)大量出現，如禹州前后屯、瓦店、郾城郝家臺、淮陽平糧臺等都是從龍山早期（大汶口晚期）發(fā)展起來并延續(xù)至龍山晚期而繁榮?？梢?，大汶口晚期對中原的影響具有革命性，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有研究者通過大范圍的比對研究指出，大汶口晚期的擴張影響的范圍涉及到良渚、石家河和中原地區(qū)，自此啟動的中原地區(qū)的“龍山化”過程實則為“大汶口化”過程［53］。

　　廟底溝二期文化也是在這一時期發(fā)展起來，主要分布于中原西部至關中等地。關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屬性問題，學界有過廣泛的爭論。多數研究者認為，以斝為特征的炊器取代釜灶，彩陶的消失，大量橫粗籃紋、附加堆紋的出現，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足見廟底溝二期文化對中原地區(qū)的影響之深刻［54］。學界一般認為廟底溝二期文化源自晉南豫西，至其發(fā)展的后期階段向周邊地區(qū)擴張。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階段向環(huán)嵩山的中原核心區(qū)的擴張，形成了本地以偃師二里頭、鄭州站馬屯早期、告成北溝等為代表的龍山早期遺存［55］；向北擴張，促成了陶寺文化的誕生；向關中西部的發(fā)展，形成了滸西莊類型或案板三期類型；再往西的隴東地區(qū)則是常山下層文化。雖然上述文化或類型之間存在區(qū)域性的差異，但整體來看，仍有諸多的相似之處，可看作一個大的文化圈。

　　從社會復雜化的角度來看，中原諸多龍山早期遺存中，以晉南的陶寺文化最為突出。陶寺作為一處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從這一階段開始發(fā)展起來，不僅出現了人口集中的“城市”和埋葬貴族的大墓，而且近年來的發(fā)掘還揭露了包括大型夯土建筑、池苑、倉儲等集中布局的公共建筑群（宮城）。陶寺大墓的出現一改中原地區(qū)缺乏表征個體身份和權力的仰韶傳統(tǒng)，為中原社會的復雜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以“宴飲”為特征的葬俗、隨葬品組合等來看，陶寺大墓表現出受到東方大汶口文化影響的鮮明特色［56］。大致同一時期興起的貴族墓葬，在芮城清涼寺［57］、臨汾下靳墓地［58］中均有所見，隨葬的多孔石刀可追溯至江淮地區(qū)北陰陽營和薛家崗文化?？梢?，經由淮河諸水系進入中原的東方禮制對中原龍山時代的社會復雜化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陶寺之外，隴東也是這一階段的社會復雜化程度較高的地區(qū)。屬于常山下層文化的鎮(zhèn)原老虎咀遺址不僅規(guī)模宏大，而且發(fā)現有夯土包石的城墻和埋藏于墻體之下的陶排水管道。其中陶排水管道制作精巧、環(huán)環(huán)相套，僅清理發(fā)現的部分就長達20多米，為目前國內發(fā)現之最早。鎮(zhèn)原大塬遺址還出土有隨葬玉石璧、鉞的貴族墓葬，從埋葬習俗來看更接近于大汶口文化而與后來的齊家文化不同。這些重要線索均表明隴東地區(qū)在以慶陽南佐為代表的仰韶晚期的社會高度復雜化的基礎上得以延續(xù)發(fā)展，并呈現出若干新的區(qū)域性中心。黃土高原東部邊緣地區(qū)的一系列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均表明廟底溝二期文化階段的聚落數量增加，單個聚落規(guī)模擴大，反映出人口的增長和集中的現象。

　　總體來講，龍山早期的中原地區(qū)整體表現為東部大汶口文化和西部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對峙局面，且晉陜至隴東的黃土高原邊緣一線的社會復雜化程度更高。至龍山晚期，中原地區(qū)在龍山早期基礎上形成的諸多區(qū)域性復雜社會，如陶寺、瓦店、余莊等再度興盛起來，中原社會進入到一個更加廣泛和多元化的“邦國林立”的時代。

　　有關中原地區(qū)龍山早期的絕對年代，以古城東關、陶寺早期、洛寧西王村和清涼寺墓地的數據為參考。（圖九）研究者將古城東關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代表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完整發(fā)展序列［59］。其中，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的數據較少，概率密度分布從距今4700年延續(xù)至距今4500年，缺乏峰值；廟底溝二期文化中期的年代為距今4600年—4400年，峰值為距今4500年；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為距今4600年—4200年，峰值為距今4500年—4400年之間。洛寧西王村的龍山早期年代從距今4400年至4100年，峰值出現在距今4400年—4300年之間。陶寺早中期的年代從距今4400年至4000年。據此可見，廟底溝二期文化在其核心區(qū)的形成時間較早，上限可至仰韶晚期（西王村三期文化），晚期階段開始向周邊地區(qū)擴張，并形成了中原各地的龍山早期遺存，其年代范圍大致為距今4500年—4300年之間。芮城清涼寺墓地年代大致也從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開始發(fā)展起來，但年代概率密度顯示墓地主要形成和發(fā)展于龍山晚期，即陶寺文化的中晚期階段。

　　四　東西兩條“半月弧”對中原的影響

　　綜上所述，仰韶至龍山的過渡實際上就是中原社會的大轉型時期。從轉型的結果來看，多元文化因素不斷涌入中原，不斷被融會貫通，從而推動了中原文明的一體化進程。如果從更大的地理格局來看，中國中東部的東亞季風影響范圍內有兩個重要的氣候—生態(tài)帶：西部沿黃土高原的邊緣，自隴東、關中、晉南豫西至晉中北、陜北和內蒙古東南部一線，屬于東亞夏季風的北部邊緣線；東部一線則沿長江中游澧陽平原、漢水流域、淮河中上游至海岱地區(qū)，大致相當于東西延伸的江淮“梅雨帶”的一線。這兩個大的氣候—生態(tài)帶，對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原地區(qū)恰好位于其中。（圖一〇）

　　黃土高原的邊緣一線受考古學的關注較多，有研究者提出“半月弧”的概念，指出這一地帶在“青銅時代全球化”過程中，對于溝通中原農業(yè)文明和中亞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性，冶銅、小麥、牛羊、馬車等均經由此處的文化再造而進入中原社會［60］。仰韶文化的核心區(qū)（關中至晉南豫西）即分布在廣義的“半月弧”（可稱之為“西半月弧”）地帶。在仰韶向龍山的過渡階段，這里表現出了較強的連續(xù)性，仰韶晚期階段已經形成了若干大型的區(qū)域性中心，超大型的宮殿式建筑和大型器物組合表現出公共權力的突出，至龍山早期階段又在東方文明的刺激下出現了陶寺等新型的區(qū)域性中心。因此，在龍山晚期之前的“西半月弧”地帶主體上還是本土化的發(fā)展模式，同時體現了較多與中原和東方的聯系。進入到龍山時代晚期，這里的發(fā)展才呈現為新的模式，中心聚落向交通更便利的黃土塬梁峁的頂部移動，社會關系網得以強化，大量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進入，進而深刻影響到中原地區(qū)。

　　與黃土高原邊緣一線的“西半月弧”地帶所不同的是，東部漢淮至海岱一線與中原核心區(qū)的交流時間更早，也更加密切。學術界很早就關注到漢水至淮河一線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提出“淮漢文化帶”的概念［61］。這里我們所談到的這一文化帶的交流，空間上比淮漢文化帶的范圍更廣，囊括了海岱地區(qū)，也構成了一條“半月弧”帶，可稱之為“東半月弧”。這里的史前文化交流至少可追溯至賈湖文化時期，賈湖文化的東遷直接促成了海岱地區(qū)北辛文化的產生，以龜甲和石子（綠松石）為工具的占卜行為、陶缽覆面的葬俗等也在這條文化帶上流行。至大汶口文化時期，這一線的交流更加頻繁，木骨泥墻房屋、紅燒土建筑材料、隨葬豬下頜骨、具有宗教禮儀性質的大口缸等均為這一文化帶的特色。大汶口和江淮地區(qū)的玉器也在屈家?guī)X文化時期通過“東半月弧”進入到長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風格玉器同樣可由此聯系到海岱龍山文化。

　　在仰韶至龍山文化的過渡期，“東半月弧”對中原地區(qū)影響深刻。大汶口文化西進中原主要就是經由“東半月弧”東段的淮河上游諸水系，對中原社會的最大貢獻是不斷帶來東方的禮制，其影響直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廟底溝文化晚期的“三彩”彩陶的源頭不僅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漢水流域也十分常見；隨葬玉石鉞的習俗也在“東半月弧”東端率先流行，進而見于長江中游和中原地區(qū)。與此同時，“東半月弧”的西端，即漢水上游—丹江一線還是傳統(tǒng)上聯系陜南地區(qū)的重要通道，下王崗仰韶一期、八里崗仰韶早期的陶器和多人合葬葬俗都明顯受到陜南半坡類型的影響，而在龍山末期的下王崗、大寺等遺址還常見客省莊二期文化的陶盉、花邊罐等因素，與同處“東半月弧”東段的海岱龍山文化、王油坊龍山文化一樣，對中原新砦期和二里頭文化一期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由此可見，整個“東半月弧”地帶對史前中原地區(qū)的影響在不同時期都是同步產生作用的。這種同步性表明，在“東半月弧”地帶，不同區(qū)域的文化圈能夠彼此接納、共存，形成“交互作用圈”，進而對中原地區(qū)產生一致性的影響。中原仰韶晚期的淮濱沙塚墓葬中同時隨葬豬下頜骨、蛋殼陶杯等大汶口文化因素與屈家?guī)X文化陶豆，澠池篤忠遺址同時可見人工顱骨變形、拔牙等大汶口文化習俗和屈家?guī)X文化陶器共存情況。這些現象均表明大汶口文化與屈家?guī)X文化已經在中原地區(qū)形成了“共生關系”，顯然這與它們傳統(tǒng)上共處于“東半月弧”文化帶有關。

　　綜上所述，處于東西兩個“半月弧”地帶之間的中原地區(qū)，在仰韶至龍山的過渡期首先接受來自“東半月弧”的影響，自龍山晚期開始“西半月弧”地區(qū)也開始加強對中原的作用，并一直延續(xù)至青銅時代中后期，二者共同深度參與了中原地區(qū)的早期文明化進程?？傊?，理解這樣一個由公元前3千紀前半葉所啟動的宏大歷史過程，正是仰韶至龍山之間社會變革的重要意義所在。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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