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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fā)表于《文獻》2022年第2期，第178-191頁。引用請以原刊為準。感謝《文獻》編輯部授權發(fā)布?。?/p> 關鍵詞:《經(jīng)典釋文》 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古籍保護 趙萬里 周叔弢 作者/ 國家圖書館 林世田、趙洪雅 唐陸德明所撰《經(jīng)典釋文》是經(jīng)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但歷來傳刻較少。宋本《經(jīng)典釋文》見諸流傳者僅有兩部，一部為錢謙益絳云樓所藏，后慘遭火厄;另一部為宮廷舊藏宋元兩朝遞修本，共三十卷，原裝四函二十四冊(初刻于南宋孝宗朝以后)，現(xiàn)藏國家圖書館。除宋刻本外，《經(jīng)典釋文》刻本今僅有清代徐乾學《通志堂經(jīng)解》本和盧文弨抱經(jīng)堂本存世，而這兩種刻本均源于明末葉林宗對絳云樓本的影抄本，三者均有不少訛誤。因此，國家圖書館藏《經(jīng)典釋文》是今唯一所存宋刻全本，彌足珍貴。
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三十卷 （圖片源自：中華再造善本數(shù)據(jù)庫） 關于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的流散經(jīng)過，學界已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王菡從藏園題跋入手，研究了傅增湘對《經(jīng)典釋文》的?？奔捌渑c北京琉璃廠書肆的往來[1]。劉薔整體研究清宮“天祿琳瑯”藏書存世狀況，并述及北平接管時期沈陽故宮藏書撥運北平的史事[2]。柳向春根據(jù)趙萬里信函，對《經(jīng)典釋文》首函前五冊的購藏經(jīng)過有細致發(fā)覆[3]。這些研究從不同側(cè)面揭示了《經(jīng)典釋文》不同時期的流散經(jīng)過，但對《經(jīng)典釋文》的調(diào)撥，特別是北平和平接管時期的史實關注較少。當時主要負責人的日記、政府公函、機構檔案等，為我們細致展現(xiàn)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政府、學者、收藏家對珍貴古籍的鼎力護持。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兼采時人日記、信札及文書檔案等，連綴增補，以求復原《經(jīng)典釋文》聚散全貌。  一、《經(jīng)典釋文》流散經(jīng)過  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原為清內(nèi)府天祿琳瑯舊藏，一直深藏秘府。1922年，該書曾以“賞賜”的方式被偷運出宮，并短暫見于市肆。據(jù)《賞溥杰書畫目》記載，1922年8月24日，賞溥杰“宋板《經(jīng)典釋文》，一部四套”[4]。當年11月，傅增湘即在北京琉璃廠親見其中的兩冊，據(jù)《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記載:“余在文德堂睹首冊及《周禮音義》上卷，計二冊。”[5]可知此書流出皇宮不久就進入書肆流通。傅氏還寫有一篇跋文:  昨于廠市文德堂見宋刊兩卷，言是內(nèi)府付出裝訂者，亟往一觀。行款與通志堂本同而每行字數(shù)時參差，則自別為一本矣。卷首尾御璽數(shù)方，有“天祿琳瑯”“天祿繼鑒”“文淵閣印”……字體方整，猶是南渡初風范。因愛不忍去手。商允假歸一讀，取此刻對勘，改正殆數(shù)百字，即宋版顯然誤者，亦畢錄不遺。原本蝕損及刓敝不可辨者，加朱點于本字旁。屏除百事，端力為之，一日夜而畢。聞全書今存濤貝勒邸中，異日當求窺全豹，俾此書得竟全功?；蛟S印行世間，流布萬本，亦藝林之一快也。壬戌十一月初一日，傅增湘記于藏園長春室。[6] 據(jù)柳向春推測，當時或因溥儀大婚，急需籌措經(jīng)費，故而變賣珍本。柳氏考證，文德堂東家為天津藏書家李盛鐸(木齋，1859-1934)[7]，則當時變賣此部《經(jīng)典釋文》的經(jīng)手人或即李盛鐸。然而，或許因?qū)m中經(jīng)費有著，或因估價過低，此書最終未能成交。此外，傅氏所見《周禮音義》上卷為《經(jīng)典釋文》第二函之首冊(卷八)，則1922年售賣于文德堂者當分別為首函首冊及第二函首冊。 此后二十馀年，此部《經(jīng)典釋文》杳然無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溥儀等人匆忙逃離長春，此后4個月長春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其貯藏于偽皇宮小白樓內(nèi)的皇室藏書遭到哄搶。此部《經(jīng)典釋文》亦散為三批:第一批為首函前五冊(卷一至六)，1946年長春尚古齋古玩字畫店趙姓書賈將其售予北京琉璃廠蜚英閣書店主人裴子英，裴氏隨即轉(zhuǎn)交同業(yè)藻玉堂王子霖代售，后經(jīng)趙萬里苦心搜購，歸于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館”，為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第二批為首函末冊(卷七)，1948年周叔弢以二兩黃金購得。第三批為剩馀三函十八冊(卷八至三十)，抗戰(zhàn)勝利后被國民政府東北文物管理處接收，先歸沈陽博物院(以下簡稱“沈博”)，后于1948年10月運至北平?，F(xiàn)以時間先后，詳述其流散經(jīng)過: 1946年1月，國民政府接收大員、時任東北行轅經(jīng)濟委員會主任的張嘉璈(1889-1979)命人以馬車將偽宮內(nèi)書籍運至長春市政府存放，同時選出鈐有天祿琳瑯藏書印璽的善本書13箱92部1449冊，暫存中央銀行?？上г诖酥?，包括《經(jīng)典釋文》首函六冊在內(nèi)的一部分宋元善本已流失宮外。 溥儀出逃后不足一年，《經(jīng)典釋文》首函便已出現(xiàn)在平、津市肆上求售。1946年5月，周叔弢致信趙萬里(斐云，1905-1980)，“談訪求《經(jīng)典釋文》及故宮散佚之書等事”[8]。信中稱:“聞《經(jīng)典釋文》首函已有人向蔣館長求售，此書萬不可失，真人間瑰寶也?！盵9]“蔣館長”即時任南京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1898-1990)，可知1946年5月前，書賈曾擬將《經(jīng)典釋文》首函售予中央圖書館，但交易未成，而周叔弢、趙萬里等人已對此有所耳聞。周叔弢在信中又稱:“再者，故宮殘佚之書，當局不知是何主張?暹意極罕秘者，無論或完或缺，皆應以重值收回。其它無足輕重者，聽其流通可也。書估出關收買，尤宜鼓勵之。不知尊意以為然否?”[10]可知此書甫一散出，周叔弢、趙萬里等先賢即已達成共識，認為“無論或完或缺，皆應以重值收回”。這也與此后兩人苦心求訪、力求合璧的實際行動一以貫之。 此后不久，張嘉璈將長春偽滿皇宮的藏書分裝13大木箱，由時任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東北區(qū)主任金毓黻(1887-1962)接收，先空運到沈陽，準備再轉(zhuǎn)運南京?！爱敃r臧啟豐、金毓黻、張作相等向張嘉璈提出此書(引者按，指這一批書)應歸圖書館接收”[11]。據(jù)金毓黻《靜晤室日記》記載，1946年8月15日，“蔣蔚堂、李濟之兩先生來自南京”。16日，“午后陪同蔣、李二公閱圖書、博物兩館。竟日奔馳，殊感疲勞”。17日，“董副參謀長彥平字佩青邀詣中央銀行點收宋、元、明善本書十三箱，立時運送博物館。點收時有蔣蔚堂、李濟之兩君在側(cè)”。18日，“午前在博物館開箱點書，此皆長春偽宮所藏，十九為希世之寶，計共宋、元、明本書九十二種、一千四百四十九冊，不為不多。內(nèi)宋版占十分之六七，元版占十分之二三，明版不及十分之一。此為張嘉璈先生自偽宮搜出運至沈垣者”[12]。由金毓黻日記可知，1946年8月中旬長春偽宮藏書暫運中央銀行后，蔣復璁和李濟特從南京到沈陽觀看這批藏書，并對此批藏書的版本年代作出初步鑒定?！督?jīng)典釋文》除首函之外的三函十八冊即在這批藏書之中。 而首函前五冊自長春偽滿皇宮流出后，流落至長春尚古齋古玩字畫店趙姓書賈處售賣[13]，后被北平琉璃廠蜚英閣書店主人裴子英購回北平，又轉(zhuǎn)予同業(yè)藻玉堂王子霖代為出售。1946年8、9月間，趙萬里得知消息后，當即借款200萬元，為平館收購此書。其在9月9日致徐鴻寶(1881-1971)信中敘述此事甚詳: 此次沈陽接受賞溥杰各書共九十二種(書目可向慰堂兄索閱)(十九系殘帙)，中有宋版《經(jīng)典釋文》，僅存三函十八冊，較原目四函廿四冊尚缺六冊。近聞人言，估人赴東北者攜歸字畫(聞有宋畫數(shù)卷，已寄滬。里亦有所調(diào)查，容后再告)、書籍，但秘不示人，百計追尋，始得見《經(jīng)典釋文》五冊，系原書一至六卷……乃不動聲色，與之理論。初索五百萬，再后落至二百。但回顧平館，不名一文……乃連夜求援于傅公孟真，渠亦稱奇不置，由里手寫借據(jù)，向北大借得現(xiàn)款，馳往交割，抱書歸館，為之大快!里所以作此緊急措置者，因恐平津有力者得知后，估人大索高價，吾輩更無法問津也(某君已先知有此書，追索甚急。遲一步恐連書也看不到)。[14] 趙萬里在當時平館“不名一文”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求助時任北平圖書史料管理處主任并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1896-1950)[15]，緊急向北大借款200萬元，購回此書，其為平館購書之心至誠至切，可見一斑[16]。信中所指追索甚急的“平津有力者”“某君”，當即指1946年5月告知此書流散消息的周叔弢。當年10月，周叔弢再度致信趙萬里云:“《經(jīng)典釋文》節(jié)前有人擬攜求售，中途為王子霖取去，卒歸北平館，可賀之至!不知諧價若干?當時亦索一百四十萬元也?！盵17]可知之前書賈已向周叔弢求售，當時要價140萬元。然交易未妥之際，即為北平書賈藻玉堂王子霖收去，轉(zhuǎn)手以200萬元價格售予平館。
趙萬里先生 1948年春，遼沈戰(zhàn)役爆發(fā)，國民政府有關人員擬將沈博所藏珍品運平保管。4月24日，教育部長朱家驊電令以金毓黻為東北文物暫時遷運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設法搶運現(xiàn)存東北的文獻、古物。10月1日，金毓黻“將沈陽博物院藏珍貴圖書及古物可供展覽之用者亦約二噸一并運平”[18]。這二噸圖書和古物中，就包括《經(jīng)典釋文》三函十八冊。至此，除首函第六冊仍不見蹤影外，《經(jīng)典釋文》之其馀部分皆已齊聚北平。
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卷七 （圖片源自：中華再造善本數(shù)據(jù)庫） 就在沈博文物古籍運抵北平的當月(1948年10月)，《經(jīng)典釋文》首函第六冊(卷七)突然現(xiàn)身北平琉璃廠書肆，并標以黃金二兩之高價。此冊卷末鐫?？惫巽暶_廿八行之多，對考辨源流及版本判別大有裨益，或許正是出于這種原因，此冊得以與首函其馀五冊分開售賣并單獨定價，且售價遠較他冊為高。1949年2月26日北平圖書館致文管會公函載: 前年日寇投降，溥儀出走，長春偽宮藏書因而散出，為商人輦運來平者甚多，此宋刻《經(jīng)典釋文》殘本，亦赫然陳列于市肆中，本館遂得收購是書之前六卷，共五冊，頗引為幸事，而當時沈陽博物院籌備處在沈接收長春偽宮殘存各書，亦檢得是書之卷八至卷末十八冊，合之本館所購五冊，共二十三冊。尚缺卷第七，彼時尚無人知其下落。 去年(1948)十月此第七卷《經(jīng)典釋文》一冊，忽于本市琉璃廠書肆中發(fā)現(xiàn)，審查版本印記，均與本館及沈陽博物院籌備處所藏者相合，確是一部無疑，索價黃金二兩，彼時因館款支絀，未能照購，遂為天津名藏書家周叔弢先生以相當黃金二兩之偽金圓券購買，并聲明隨時愿照原價讓歸本館。而沈陽博物院金主任毓黻現(xiàn)在再三表示，愿以彼處所藏十八冊移歸本館，俾成合璧，以垂永久。[19] 據(jù)傳，當時書估曾揚言絕不將《經(jīng)典釋文》首函第六冊賣予平館。故而平館雖得知消息，卻因售價過高而無力購回，終為留心于此書的周叔弢聞訊高價購得。至此，《經(jīng)典釋文》全部四函二十四冊雖分散三處，但終于“浮出水面”，下落清晰。  二、《經(jīng)典釋文》的調(diào)撥與合璧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軍管會”)的領導下，經(jīng)多方努力，復使散存三處的《經(jīng)典釋文》合為完帙:1949年4月，沈博先將所藏三函十八冊撥交平館;平館隨即又將原藏首函五冊與沈博移交的三函十八冊，共二十三冊一并歸還故宮博物院;1949年6月，周叔弢亦慨然將其所藏首函最后一冊捐贈國家，與故宮所藏二十三冊合璧歸一?，F(xiàn)以時間先后，詳述此段調(diào)撥過程: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zhàn)役結(jié)束，解放軍對平津形成包圍之勢。北平作為未來新中國首都的首選，力爭和平解放，而保護、接管文物收藏單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4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開始組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1949年1月1日，北平市軍管會正式成立，由葉劍英任主任委員。其下設文化接管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管會”)，由時任華北大學[20]黨委書記兼教務長的錢俊瑞任文管會主任[21]。文管會下設秘書室和四個部[22]，其中文物部由尹達、王冶秋分別擔任正、副部長，負責接管故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北平圖書館、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四個單位以及沈博和國史館兩個駐北平辦事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兩天后，即2月2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北平圖書館代理館長王重民等即已得知軍管會的接管安排，據(jù)《馬衡日記》載:“二月二日(星期三)。先陰后晴。履兒(馬彥祥)十一時入城，來電話報告旋即來院，謂接收本院者為尹達、王冶秋。接收者共四處:一為本院，二為北平圖書館，三為歷史博物館，四為文物整理委員會。有三亦來報告已與尹達晤談，日內(nèi)當來接洽。”[23]一周后，即2月9日，平館收到北平聯(lián)合辦事處(秘字第274號)函，“派錢俊瑞、陳微明赴北平圖書館聯(lián)絡商討交接事宜”[24]。2月13日，尹達、王冶秋、馬彥祥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112號令，宣布軍管會自當日起正式接管北平圖書館。至1949年3月上旬，文物部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完成了六家單位的接管，其接管方針均為領導留任，職工一律原職原薪。 2月13日接管平館后，王冶秋與代理館長王重民等人議論起《經(jīng)典釋文》的流存狀況，一致認為應及早將存留在沈博的三函十八冊與周叔弢收藏的首函第六冊設法收歸一處，使其復為完璧，認為這對收藏、對外開放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25]。為此，平館在邊接管邊整理的方針下，于2月26日致函文管會，提出收購周叔弢所藏第六冊并調(diào)撥沈博三函十八冊的建議: 茲查是書既系天壤孤本，且為語文聲韻學者必讀之書，今幸無恙，而分存三處，日久終恐有殘毀之虞。若及時合藏一處，俾其散而復聚，既可永垂不朽，亦復為書林佳話。茲擬懇貴會撥給相當黃金二兩之人民券，俾能先行收購周叔弢先生所存之一冊，然后再與沈陽博物院商洽移讓辦法，至為感幸。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辦理見復為荷。[26] 請示文管會后，王重民又以私人名義致信金毓黻，請求其將《經(jīng)典釋文》三函十八冊以交換的方式移讓平館，金毓黻收信后當即來電允諾同意交換。2月28日，王重民又致信王冶秋匯報此事，并請其收到金毓黻公函后速予批準，以便將沈博所藏部分留在北平: 冶秋先生: 購買宋刻《經(jīng)典釋文》一冊事，自向貴會請示后，即用私人名義致沈陽博物院院長金毓黻先生一信。頃接其來電話說一定留與北平圖書館，唯其他古書日內(nèi)要運回沈陽，應先得貴會指示，方能特別留下，稍后再商議交換品(北平圖書館有金石甲骨不少，正可作為交換品)，令重民轉(zhuǎn)告先生，即與該院去一指示，現(xiàn)在想到:此事應由金院長向貴會請求，故下午又致伊一信，請金院長速上一公函，望見該公函后，即速作指示，囑其將《釋文》留下，以便交換為禱! 先生何時有暇，請先期示之，以便早日召開股長以上職員會議。專此。即請 署安 弟王重民友 二月二十八日[27] 王冶秋得知沈博的意向后，即向文管會主任錢俊瑞匯報。錢俊瑞認為此事宜速辦，不可稍停，遂于3月2日以文管會的名義發(fā)函，向北平市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匯報。信函中說:“除向沈陽博物院交涉移讓外，并報請本會核辦。查該書實為海內(nèi)孤本，可否轉(zhuǎn)請?zhí)旖蜍姽軙訂T周氏捐贈其所藏之一冊，或以低廉價格收購，俾使該書散而復聚?！盵28]時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長的葉劍英收到文管會信函后，很快與天津市軍管會聯(lián)系關于收購周叔弢所藏首函第六冊之事。天津市軍管會主任黃克誠、副主任黃敬隨即轉(zhuǎn)請?zhí)旖驁D書館副館長井守文與周叔弢溝通。3月15日上午十一時，井守文拜會周叔弢，探詢弢翁是否能將首函第六冊轉(zhuǎn)讓平館，“據(jù)周君表示伊現(xiàn)在景況只好議售，或可按原價，若過一時，景況好轉(zhuǎn)，亦可捐贈”，且“此書現(xiàn)存北平友人處”。因此，井守文建議:“可轉(zhuǎn)達北平圖書館逕與周君接洽，交書手續(xù)即在北平辦理。”[29] 3月21日，天津市軍管會在致北平市軍管會的信函中將溝通結(jié)果予以通報。北平市軍管會一方面于3月29日致信文管會主任錢俊瑞、副主任陳微明，決定同意購買周氏所藏之首函第六冊，“但款項問題，須逕找華北政府洽商解決”，同時批準將沈博所藏三函十八冊“讓予北平圖書館”[30]。另一方面，文管會亦積極與故宮、沈博協(xié)商遷運事宜?！恶R衡日記》記載:“三月卅一日(星期四)。晴。王冶秋來談，知沈陽博物院移入關內(nèi)文物將悉數(shù)遷回?！盵31]金毓黻在勤于治學的同時，肩負起護送沈博文物返回沈陽的重責，其在3月31日的日記中說:“近數(shù)日內(nèi)整理沈陽文物運回原地，余亦將隨同還沈交代，往返期以十日。往日余奉命將沈陽運平保管，系避免損失。今日平沈兩地均已解放，故以運回原地為當。此為了余責任，故亦不避勞瘁回沈面交。”[32] 此外，金毓黻、王利器、趙萬里諸先生還對《經(jīng)典釋文》的版本和裝幀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金毓黻得知文管會決定將沈博三函十八冊撥歸平館后，在交付之前的有限時間內(nèi)進行了?？?，至3月31日，“前后共?！洞呵铩啡齻?、《周禮》，計凡四種，余未及校。宋本《釋文》不日須交出。但收存者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尚在隨時借校，姑以俟諸異日可耳”[33]。4月4日，王利器將所撰《〈經(jīng)典釋文〉考》一冊贈予金毓黻，該書“考證極詳贍，論證沈陽所藏《經(jīng)典釋文》亦頗詳盡”[34]。1949年7月底，金毓黻在考證元重刻宋淳熙臺州本《顏氏家訓》七卷《考證》一卷時，發(fā)現(xiàn)有黃丕烈跋文，云“書分三冊，卷首及尾皆有'省齋’二字及'共山書院’四字圖書，雖省齋不知誰何，而共山書院則元代也。每冊首尾紙背有一長方鈐記，其文云'國子監(jiān)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皆楷書朱記”，得出宋版《經(jīng)典釋文》與《顏氏家訓》同出一源的結(jié)論: 按前年自長春偽宮流出清內(nèi)府藏宋版《經(jīng)典釋文》共二十四冊，原訂應為十二冊，后改訂一冊分為二冊，每冊之首有省齋及共山書院二印，其首尾紙背亦有長方鈐記，其文及尺寸與黃氏所記同，應知與《顏氏家訓》同出一源。趙君萬里告余云，此書原為蝴蝶裝，故鈐記在紙背上，此說良是。[35] 4月4日，沈博所藏《經(jīng)典釋文》三函十八冊正式移交北平圖書館，加之平館原有的首函前五冊，共有二十三冊。金毓黻日記中亦稱“近以此書歸北平圖書館，以兩方所存可作延津之合，亦一快事”[36]。此時，唯周叔弢所藏第七卷一冊尚未入藏，因此平館再次致函文管會，“擬懇速作決定撥款購買，俾此天壤孤本得以散而復聚”[37]。4月13日，故宮博物院按照文管會的指示，將“清內(nèi)閣宋、元版書籍九十馀種”從沈陽故宮博物院駐平辦事處運回，“在故宮絳雪齋點交，約一日而畢”[38]。故宮接收后，照冊查對，據(jù)故宮檔案，沈陽歸還的原清宮藏書“綜計九十二種，共一千四百八十冊。除《禮記》重號、《經(jīng)典釋文》《愛新覺羅女宗譜》及交回之重復本七種外，由沈陽博物院正式移交八十二種，一千二百四十一冊”[39]。馬衡在日記中也記載:“四月十三日(星期三)。晴。接受佚書八十二種，以七種交還東北文化管理處。下午始畢，尚有宋本《經(jīng)典釋文》一種已提交北平圖書館?！盵40]4月15日，平館遵照文管會與故宮博物院的共同決議，“特將該書三函十八冊連同本館原藏之五冊，共二十三冊，隨函送呈貴會驗收并請轉(zhuǎn)交故宮博物院庋藏為荷”[41]。當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親寫收據(jù)[42]，《經(jīng)典釋文》二十三冊重新回歸故宮。為此，馬衡院長特地致函北平圖書館:“今交還本院，俾天祿琳瑯舊藏復還故宮，本院受此鴻惠，至深感謝!”[43]
周叔弢先生 僅一個多月后，周叔弢于1949年6月，“舉珍藏的海內(nèi)孤本宋版《經(jīng)典釋文》第七卷一冊捐贈國家。此冊與故宮藏品相配，遂成足帙”[44]。周叔弢的義舉受到人民政府的獎勵，時任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45]主任的董必武向周叔弢致謝函并頒發(fā)褒獎狀[46]: 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啟 六月廿五日[47] 在軍管會接管平館、沈博、故宮后僅僅四個多月的時間里，上至軍委高層領導，下至平館、故宮、沈博的具體業(yè)務人員，上下一心，使原本分散于平館、沈博和私人藏書家的四函二十四冊《經(jīng)典釋文》延津劍合，結(jié)束了這部珍貴典籍分散流轉(zhuǎn)于北平、天津、長春、沈陽的坎坷經(jīng)歷。 20世紀中期，故宮博物院報請將院中所藏圖書中，除保留與宮廷歷史及業(yè)務研究相關的書籍，其他重復本及“與業(yè)務無關”的書籍全部外撥給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圖”)[48]。1958年12月，經(jīng)北京市文化局批準，北圖與故宮簽訂關于天祿琳瑯等藏書交接協(xié)議書，將故宮所藏包括《經(jīng)典釋文》在內(nèi)的多種書籍調(diào)撥北圖。據(jù)《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記載，該批書籍包含天祿琳瑯書籍共239號2868冊(另有故宮博物院新購的《續(xù)資治通鑒綱目》一冊)，除古籍和雕版外，“并將熟悉此項書籍的干部4人，隨同書籍一并撥給”[49]。此部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也借此契機重回北圖，至今仍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中，得到妥善的保存保護。 三、由《經(jīng)典釋文》之經(jīng)歷看古籍保護的理念與舉措 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的流散與合璧是特殊歷史時期下古籍命運的縮影，也清晰地顯現(xiàn)出在封建帝制結(jié)束的時代背景下，“藏書樓時代”為“圖書館時代”所取代，在這“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古籍保護理念和具體舉措亦發(fā)生一系列變革。 其一，藏書由私藏向公藏轉(zhuǎn)變，古籍保藏理念發(fā)生根本性變化。前賢論及藏書之聚散，認為藏書者“聚書之結(jié)果，常致淪為散書”。究其根源，在于古人藏書常以“賞玩”和“獵奇”為主要目的，珍本秘籍一旦歸于“私藏”，便往往束之高閣，不見天日，“及其散也，人間遂不得復見此書”[50]?！督?jīng)典釋文》即是其中一例，其藏于絳云樓者，已毀于370年前之大火;其深藏秘府者，又迭經(jīng)朝代更替、烽煙戰(zhàn)火，險些亡于亂世。其他因自藏其私、護持不力而流散海外者，更不可勝數(shù)，如陸氏皕宋樓等，莫不如是。即便古籍得以散后重聚，也難保完好無損，極易對文脈傳承和古籍保護造成不可逆轉(zhuǎn)的損失。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文物古籍的公私關系被重新定義，如何處置清室藏書成為一時爭論的焦點。1913年，張謇即主張清室古物不應“私于皇室”，應隨“國體變更，勢須開放”，并以此為基礎籌建國家圖書館[51]。1924年清室徹底搬離皇宮后，新修訂的《清室優(yōu)待條例》又進一步規(guī)定:“宮內(nèi)所藏歷史文化物品，均系國寶，只能封存宮內(nèi)，歸收國有，不能歸愛新覺羅一人一姓所有。”[52]這就明確了皇室舊藏“國有”“公藏”的屬性，客觀上推動了私人藏書樓向公共圖書館的轉(zhuǎn)換。自此以后，“化私為公”逐漸成為人所共識，以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為代表的清宮“天祿琳瑯”藏書自偽皇宮小白樓散出后，各方有識之士均視之為“國寶”，以搶救人民公產(chǎn)的態(tài)度大力施救，即便私人藏家亦能不計個人得失慨然捐贈，正是這一時代潮流下“化私為公”理念的反映。 其二，秉持“原生性保護”與“再生性保護”并舉的方針，積極對流散古籍進行采訪回歸和再造回歸。《經(jīng)典釋文》入藏北圖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原生性保護”方法，趙萬里、陳恩惠等先生將其納入善本古籍保護修復整體規(guī)劃，制定修復方案，交付給手藝最好的老師傅修復，使用最好的材料，精工細作，如對斷裂的書口用長條薄皮紙溜口，破損葉面使用與葉面顏色、質(zhì)地、厚度、簾紋相仿的補紙精準修補，并劃欄補字，使用韌性強的藍色內(nèi)閣大庫磁青紙做封皮。修復之后，外觀平整潔凈，莊重典雅。為加強保護，又特制兩個雙層楠木書匣，內(nèi)附樟木夾版，把書裝入匣中，嚴絲合縫，防潮防蛀。這些保護修復措施，體現(xiàn)了當時的修復理念和精湛的修復技藝。
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卷一所見前人修復痕跡 （圖片源自：中華再造善本數(shù)據(jù)庫） 自明末以來，歷代學者對《經(jīng)典釋文》積極開展“再生性保護”，先是明末葉林宗對絳云樓本進行影抄，之后清代徐乾學、盧文弨又分別以葉氏影抄本為底本雕版刊印，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的版本樣貌和內(nèi)容信息，彌補了宋刻本傳世極罕、難得一見的缺憾。但這三種版本均存在不少訛誤，故乾嘉時期的學者大儒仍以不能得見宋本為恨。1949年，金毓黻、王利器、趙萬里諸先生目睹宋本后立即開展版本?？惫ぷ?，盡最大可能恢復《經(jīng)典釋文》原貌。1983年，中華書局以徐乾學《通志堂經(jīng)解》本為底本進行影印;2003年，“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將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以仿真再造形式影印出版，全面保留宋刻本中刻工、避諱字等信息，使學界和公眾不復有乾嘉學人之憾。 此外，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還有大量古籍或散存各地，或流出域外。無論是對某部典籍或叢書的殘帙、零種，還是已經(jīng)散佚的特定舊藏，都應該以整體觀念加以搜集和保護，以期珠還合浦，逐步“合璧”，避免破壞古籍原貌，人為割裂舊有的藏書體系。以“天祿琳瑯”藏書為例，除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外，還有一部分散藏于海內(nèi)外數(shù)十個公私藏家之中，另一部分則至今下落不明，亦不知是否尚存天壤[53]。對此類散佚古籍的調(diào)查尋訪亦應從整體著眼，聚少成多。與此同時，積極開展國內(nèi)外古籍調(diào)查工作，對海外存藏的流散古籍予以再造回歸，如“海外藏《永樂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項目”，截至2020年，已累計影印出版海外藏《永樂大典》共計13種69冊，涉及海外5個國家13個收藏機構，可視為流散古籍回歸的途徑之一。 其三，鼓勵、吸收、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古籍保護事業(yè)。在宋刻本《經(jīng)典釋文》合璧過程中，北平軍管會、天津軍管會積極動員愛國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捐贈古籍，最終使《經(jīng)典釋文》合為完帙。 20世紀40年代后期，傅增湘先生將所藏宋元刊本、名家抄校本及手校之書1.6萬馀卷悉數(shù)捐贈平館，病重后，又叮囑長子傅忠謨將最著名的“雙鑒”贈予平館，使其身后所遺善本精粹不至分散；他還曾在《雙鑒樓藏書續(xù)記》序中寫道：“物之聚散，速于轉(zhuǎn)輪，舉吾輩耽玩之資，咸昔賢保藏之力，又焉知今日矜為帳秘者，他日寧不委之覆瓿耶……液池新筑，突起岑樓(引者按，指坐落于北海旁的北平圖書館館舍)，瑤函玉笈，富埒嫏嬛，信知私家之守不敵公庫之藏矣!”[54]無論言語還是行動，都表達了對作為“公庫”的平館的極大信任與信心，其愿“化私為公”的心態(tài)，也對其他藏家具有導向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有關部門的引導和呼吁下，社會各界、海內(nèi)外炎黃赤子，也都滿懷愛國之情，慷慨獻寶。如1950年，顧頡剛先生捐贈《永樂大典》3冊；1951年，周叔弢先生捐贈《永樂大典》1冊，次年又捐贈古籍善本715種2672冊，其中宋元善本達400多種，為擴充公藏古籍的品種和數(shù)量做出積極貢獻。他如傅忠謨、柳亞子、郭沫若、梁思成、戴望舒、鄭振鐸等，也相繼助力，使圖書館古籍捐贈事業(yè)進入高峰期。 在當代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參與更是古籍保護必不可少的力量，應積極加以鼓勵、吸收和引導，公私合力，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做出更大貢獻。 其四，以古籍數(shù)字化建設為契機，解決“藏”與“用”之間的矛盾。珍稀善本進入公藏領域之后，開放共享的利用機制得以確立。為解決舊式藏書樓只“藏”不“用”的弊端，國家圖書館除妥善保藏、編目、修復外，以多種方式加強學界和公眾對珍貴典籍的利用。特別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后，積極以數(shù)字化技術保存副本，推動古籍數(shù)字資源的建設和利用。公開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庫如“中華古籍資源庫”已在線發(fā)布古籍資源達10萬部(件)，除宋刻宋元遞修本《經(jīng)典釋文》外，清康熙《通志堂經(jīng)解》本，傅增湘批校題跋本，清段玉裁、顧之逵、臧庸堂、王筠、江沅等批校題跋本《經(jīng)典釋文》及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經(jīng)典釋文?？庇洝返纫嘁灰皇珍浧渲校瑸榘姹狙芯刻峁┝藰O大便利。
清《通志堂經(jīng)解》本《經(jīng)典釋文》，潘錫爵傳錄，何煌、惠棟、段玉裁、孫星衍、臧庸堂、顧廣圻、黃丕烈等校跋 （圖片源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清嘉慶十三年阮氏文選樓《經(jīng)典釋文?？庇洝罚逦谭骄V、陳壽祺校注 （圖片源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注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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